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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程后，我心里仍有疑虑，便琢磨起这趟差事。没有斯特里克兰德夫人在眼前哭哭啼啼，我更能冷静地思考这件事。她的行为有些自相矛盾，我颇为不解。她很难过，但为了激起我的同情，她的痛苦有表演的成分。她的哭明显是事先打算好的，她甚至给自己准备了足够的手帕；我钦佩她的深谋远虑，但现在想来，那或许也使她的眼泪不那么打动人了。我无法判断她想要丈夫回来是因为爱他还是因为害怕家丑外扬，惹人议论；我怀疑她的伤心不光因为爱情受到了折辱，也掺杂了虚荣心受挫的成分，这是年轻的我鄙夷的。这种怀疑让我心烦。那时的我还不知道人性有多复杂，我不知道真诚之中可以有多少矫揉造作的成分，高尚的人心中有多少卑劣的角落，而堕落的人也有好的一面。
但我此行也有冒险刺激的地方，巴黎将近，我的情绪亢奋了起来。如果说这是一场戏，那么我也在其中扮演了一个角色——一个身负重托、要去将偏离正轨的丈夫带回宽容大度的妻子身边的朋友。我对这个角色感到满意。我决定第二天晚上再去见斯特里克兰德，我本能地觉得有必要选好时机。在午餐之前谈感情是不太可能奏效的。虽然那时候我自己满心满脑的都是爱情，但是不到下午茶之后，我是无法想象美满婚姻的。
我在自己住的酒店打听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的酒店。它叫比利时酒店。但让我惊讶的是，门童竟从未听说那家酒店。听斯特里克兰德夫人的意思，那应该是里沃利大道
后面一家豪华大酒店。我们在地址簿里找，唯一一个叫那个名字的酒店在梅因街
。那一片可一点也不时尚，甚至谈不上体面。我摇了摇头。
“我确定不是那一家。”我说。
门童耸了耸肩，巴黎没有别的酒店叫那个名字了。一个想法掠过我的脑际：或许斯特里克兰德到底还是隐瞒了自己的地址。他给合伙人的那个我知道的地址或许是为了耍他，让气急败坏的股票经纪人傻乎乎地跑来巴黎，却只找到穷街陋巷一家声名狼藉的旅馆，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会觉得他能有这样的幽默感。不过，我想我最好还是去看看。第二天，大约下午六点钟，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去梅因街，但在街角就提前下车了。我想步行过去，先探看一番周边的情况。街面上都是一些满足穷人需要的小店，走到中段的时候，我在左手边看到了比利时酒店。我自己住的酒店已经够寒酸了，但和这个旅馆比，它简直可以说是豪华了。那是一座破败的高楼，应该多年没有粉刷过了，它那破破烂烂的样子让旁边的房子都显得干净整洁了。楼里脏兮兮的窗户都紧闭着。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带着那位让他将名誉和责任通通抛诸脑后的未知名美人过纸醉金迷的罪恶生活的地方绝不会是这里。我怒火中烧，觉得自己被愚弄了，我差点掉头就走了。不过，为了能对斯特里克兰德夫人有所交代，我还是走了进去。
旅馆的门在一家商店的旁边，开着的，走进去就能看见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前台在二楼。我顺着狭窄的楼梯上了楼，在楼梯口便看到一个看似箱子的小间，用玻璃围着，里面摆着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外面还放着一张长凳，估计值夜班的门房就是在上面将就过夜的。附近没有人，但一个电铃下面写着“服务员”。我按了铃，随即出来了一个服务员。是个贼眉鼠眼的年轻人，一副不乐意的神情。他穿着一件大褂，趿拉着一双毛毡拖鞋。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询问带了一种漫不经心的语气。
“斯特里克兰德先生住不住在这里？”我问。
“32号房，七楼。”
我惊讶得一时不知如何应答。
“他在吗？”
侍者朝里间一块木板上看了一眼。
“他的钥匙没留在这里。你自己上去看看吧。”
我觉得不妨再多问一个问题。
“他的女伴也在吗？”
“他就一个人。”
我上楼的时候，侍者一直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楼梯间里又闷又暗，散发着一股难闻的霉味。走到五楼的时候，一个穿着睡衣、顶着一头乱蓬蓬的头发的女人打开门，默默地看着我走过去。终于到了七楼，我敲响了写着“32”的门。里面传来一个声音，门打开了一点，查尔斯·斯特里克兰德站在我面前。他没出声，显然已经不记得我了。
我告诉他我的名字，尽量做出轻松随意的样子。
“你不记得我了。过去的那个七月份我有幸和你一起用过晚餐。”
“进来吧。”他欢快地说道，“很高兴见到你。坐吧。”
我走了进去。那是一个很小的房间，挤挤挨挨地摆着几样法国人所谓的路易斯·菲利普风格
的家具：一张大木床，上面乱糟糟堆着一床红色羽绒被；一个大衣柜；一张圆桌；一个很小的洗脸台；还有两张包着红色棱纹平布的坐垫椅。一切都又脏又破，丝毫没有麦克安德鲁上校描述的不加节制的奢侈的迹象。斯特里克兰德将一张椅子上的衣服扔到地上，我坐了上去。
“你找我有什么事呢？”他问。
在那小小的房间里，他看上去比我记忆中更高大了。他穿着一件旧的诺福克夹克
，看上去已经有几天没刮胡子了。上次见他时，他衣着整齐，神情局促不安；现在，他衣衫不整，神情却颇为自在。我不知道对我准备要说的话，他会作何反应。
“我是代表你的妻子来的。”
“我正打算在晚饭前出去喝一杯。你最好也一起来。你喜欢苦艾酒吗？”
“能喝一点。”
“那就走吧。”
他戴上一顶圆顶硬礼帽，那帽子看上去很久没刷过灰了。
“我们或许能一起吃晚饭。你还欠我一顿晚餐，是不是？”
“当然。你一个人吗？”
我非常满意自己能这样不着痕迹地问到这个问题。
“哦，是的，事实上，我已经三天没有和人说过话了。我法语不是很好。”
走在他前面下楼的时候，我很想知道茶餐厅里的那个小女人怎么了。他们已经吵架了？或者他的热情已经过去了？如果说他真的如迹象表明的那样，过去一年都在谋划这次不顾一切的行动，那这一切也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我们一路走到克里希大道，在一家大咖啡馆摆在店外的餐桌旁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