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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宏老师的随笔集《权力的边界》即将出版，邀我为她写序，让我诚惶诚恐。诚实地感到惶恐，恐怕自己名不副实。这并非自谦，赵老师一直是我心中的学者典范，我自认为在学术上不可能达到赵教授的成就。作为法学殿堂的门童，我对能在大殿中稳行的真学人总是心生仰慕。当然我亦深感荣幸，因为这是对我的鼓励、支持与奖赏。
赵老师是我的同学、同事，也是我学术写作的老师，对我个人而言，她最重要的标签是我的好友。孔子说：益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赵老师就是这样的朋友。1999年，我们相识于法大研究生院，那时还没有大范围扩招，虽然是不同班级，但研究生同级的同学大多彼此相识。赵老师是行政法与宪法专业，编入一班。我是刑法学专业，属于三班。班级的排序似乎也寓意着刑法的谦抑与补充。刑法只是最后法，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轻易使用，如果其他部门法可以解决矛盾，就没有必要动用刑法。我们都住在三号宿舍楼，赵老师住三楼，我住一楼。宿舍楼是建校之初的苏式建筑，现在已经成为保护文物，不再允许拆建。那时还没有校训，三号楼前面有一个宣传栏，写着一行宣传语，我一直认为那就是校训——人民送我学法律，我学法律为人民。每当我陷入职业的虚无，在精致的利己主义漩涡中无力自拔，我就时常想起这段话。学校门口经常有从全国各地跑来的群众，向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寻求法律上的帮助。那时我才意识到，公平和正义从来都是民众心中最深的渴望，法治的理想要从书本走向现实，路漫漫何其修远。
赵老师是西北人，她的生活经历让她“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她推荐我看《隐入尘烟》这部电影。在这部真实到令人压抑的电影中，我能体会赵老师时常愤怒的原因。对于某些法治失序的乱象，正直的赵老师总是“孰不可忍”，用她的愤怒写就了一篇又一篇的文章。相信读者在本书中可以看到这种正直的愤怒。不知道是否只有人类存在记忆，只要人不是刻意选择去漠视与美化记忆，那么记忆带给正直之人的只能是对命运的感恩与对使命的坚守。
2002年，我们又一次成为同学，这一次是北大博士班的同班同学。赵老师很快就展露出她的学术才能，这与天赋有关，当然也离不开后天的努力与命运的加持。2003年赵老师去德国图宾根大学学习交流，成为荷尔德林、黑格尔和谢林的校友，我也随后步赵老师后尘，前往图宾根大学旁边的一个小城学习德语。当时的资助方是黑塞基金会，他们让我学好德语，然后进一步资助我去图宾根大学学习。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当飞机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的时候，我突然想起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的开篇。后来我才知道，赵老师是村上春树最忠实的粉丝。多年以后她纠正我说，《挪威的森林》开始时的降落地是汉堡机场，不是法兰克福。赵老师从来都有学术的严谨。
有同学去机场接我，我们抵达图宾根大学时，已是深夜，赵老师居然做好了饺子来招待我们。情商颇低的我说作为南方人我其实不怎么吃饺子，赵老师只是笑了笑，轻松化解了尴尬。那天，我觉得饺子还是蛮好吃的，人需要不断走出地域的偏见。一般而言，友直和友谅难以兼容，正直的人往往眼中容不得沙子，严于律己者往往也严于律他。但是，在赵老师身上，我学到了包容。年纪越大，越能体会宽容是一种极大的美德。真正对命运感恩的人才能生出真实的宽容。
印象中我和赵老师同时学习德语，但是现在赵老师已经能够娴熟地运用德语，听说读写俱佳，而我除了还记得Wie geht's（最近怎么样）以外，其他的都彻底kaputt（完蛋）。我之所以选择学习德语，主要是觉得英语太难学，准备换一条赛道，结果发现德语更难，所以后来放弃了去德国进一步交流学习的计划。现在我时常会购买黑塞的书籍，主要是出于还债的心理，毕竟他们基金会资助了一个寂寞。在德国交流期间，我去了很多城市游山玩水，但赵老师很少和我们一起出行。我们玩耍的时候，她在刻苦学习德语，在图书馆认真查阅将来可用的文献。我深刻地认识到，人类一切的成就都离不开后天艰辛的努力，博闻强记的前提是勤奋。
2005年，我们回到法大任教，成了同事。赵老师发表了很多学术成果，而这都离不开她在学生时代的努力与付出。后来，我们一起组织读书会，希望能够在书籍中安放自己的灵魂，执着于学者的本分，能够拥有抵御世俗的力量。在这样一个小小的群体中，我们不再孤独。
赵老师时常督促我进行学术写作，一如我时常劝她进行普法写作。有一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看透了学术界的浮华不堪，决定以消极抵抗的方法拒绝一切学术写作，也不再参与任何学术会议。但是赵老师告诉我，看得太重与看得太淡其实都是看不开的一种体现，一如自负与自卑同为自恋的两翼，愤世嫉俗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求而不得的自欺而已。在朋友的帮助下，我慢慢走出了学术虚无的犬儒心态，开始认真地从事学术写作。几乎每一篇学术文章的写作都会首先听取赵老师的建议，并让见多识广的她帮我推荐一些文章和书籍，文章写完之后也会请赵老师帮我修改指正，并提供大量更多最新的德文文献。
因为长期研究德国公法的缘故，赵老师有真学者的严谨，非常注重对法律条文体系、逻辑和字句的分析，相信阅读本书的读者会有这种体会。有人说“理性主义者在探讨有关自然运行的知识时发现了自由，而存在主义者则在情感的放纵中找到了自由”，如果说赵老师是第一类人，那我可能属于第二类人。赵老师也让我慢慢纠正了对法教义学的偏见。很长一段时间，我更关注应然（should be）的法，而并不注重实然（to be）的法，毕竟实然之法充满了缺陷。但是，赵老师提醒我人类是有限的，实然的法必然存在不足，如果没有对实然法的尊重，现存的一切法秩序都可能荡然无存。理想中的法当然是美好的，但人性的幽暗又如何能够支持绝对完美的理想之法呢？我才意识到法律的理想性和现实性始终存在张力，物质的现象世界是变化的，但是理念世界是不变的。问题在于，法律解决的只是现象世界的乱象。我们并不拥有洞穴以外的知识，无论我们是在走出洞穴，还是重回洞穴，都必须接受洞穴中并不完美的现实。在本书中，赵老师一以贯之其法教义学的立场，每一篇文章都是在尊重现行的法的基础上对个案进行解读。你会发现，很多时候，通过合理的解释技巧，实然之法完全可以达到相对理想的效果。当然，对于法教义学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自我的法治理想。这就是为什么法学家考夫曼警诫人们：纯粹技术性的法学不过是一个性工作者，可以为任何人服务，也可以被任何人利用。每个受到良好训练的法学家基本上都能证明任何其想要的结果，可以将任何行为解释为犯罪，反而是那些并非法学家的正派人士不屑于使用这一技能。
赵老师是少有的理想主义者，她心中有属于自己的一片森林。作为一个严谨的公法学者，赵老师也是文学和艺术的爱好者。难怪经院主义哲学家阿奎那会说：凡是在理智中的，无不先在感性之中。真正的理想赋予我们勇气与激情，我从来觉得，对于法律人而言，直觉与经验高于技巧与逻辑，当然逻辑和技巧也有其意义。法学家卢埃林说：“对法律人而言，只有理想而没有技术，那可能是愚蠢的；只有技术而没有理想，那可能是罪恶的。”
正直的人会选择理想主义，但理想主义者不一定正直。行为之善与结果之善从来都存在一定的张力。如果忽视行为本身的良善，结果导向的理想主义者往往会选择未达目的不择手段，从而导致人格的分裂，异化为理想的反面。法治从来都拒绝乌托邦式的结果诱惑，手段正义是结果正义的前提，在本书中，几乎每一个案件的分析都遵循着以行为善追逐结果善的法治理想。
行政法和刑法同属于公法，它主要调整的是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同于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私法。基于国家和个人地位的天然不平等，所以公法的基本要义是在维护秩序的同时，又要对国家这种秩序的维护力量进行必要的约束，防止国家演变为毫无节制的利维坦。因此对个体权利的尊重，对国家权力的限制是公法学者看待问题的基本视角。在本书的几乎每篇文章中，大家都可以看到这种分析视角。对于不少重大的热点案件，赵老师都有勇气发出自己清醒的专业意见，千夫诺诺，不如一士谔谔，这种看似孤独的意见捍卫了她所从事专业的学术尊严。
《投名状》的庞青云说自己一生如履薄冰，但不知能否走到对岸。人生总是充满着无数的变数，纯粹的现实主义者无论多么战战兢兢，无论如何机关算尽，都无法克服淘汰出局的恐惧；但对于真正的理想主义者而言，世俗上的成功与失败终究只是一种幻象。只要理想依然高悬于空，铭记于心，那么也就“没有最终的成功，也没有致命的失败，最可贵的是继续前进的勇气”。从古至今，读书人都有三种道路，第一是慕强，“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读书的目的在于服务权贵，自然也可以根据权贵的喜好来调整立场。《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三见秦孝公，向秦孝公讲述了三种治国理论，分别是尧舜帝道，周礼之王道，还有立竿见影的霸道。假设当年孝公选择了王道，估计商鞅也会是一个杰出的儒学专家。第二是表演，作为剧场的明星，接受群众的点赞，一如启蒙时代的卢梭等人。因此，他们也必须根据群众的需要来调整观点，否则昨天为你点赞的人可能今天就会向你砸出第一块石头。第三则是牛虻，双向不讨喜，在群众狂热之时，让他们保持冷静，在权力高歌猛进之时，让他们记住刹车，一如雅典的苏格拉底。命运会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三条道路进行选择。
终其一生，我们所思所学都只是为了走出洞穴。如果命运恩佑，让你爬出洞穴，看到旭日东升，你就可以吹灭手中那人造的微弱烛光。但是你无需扔掉蜡烛，因为有一天你还要重下洞穴，唤醒那些仍在洞穴中执着于幻象的民众。
李白诗曰：“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然而，浮云终究无法长久遮蔽太阳，心中永不凋零的理想国也可驱逐一切愁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