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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法是法学院的必修课，但我读大学的时候似乎没学明白。政府是个庞然大物，而行政管理过于繁杂，看着书上列举的各级政府部门、各种规章制度、各类审批许可，就感觉好烦，祈祷最好这些都与我无关。那时候我喜欢研究犯罪和证据，热衷于讨论尸体和现场，一边在食堂吃饭一边聊巨人观，觉得自己酷极了。
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不知道行政法有什么用。看到《权力的边界》这个题目，很容易想到性恶论——自霍布斯以来就深入人心的观点“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因此当然要限制权力。要不然，就是“权力导致腐败”之类的传统判断——如果不把权力放进笼子，它就要出来咬人，这种话听多了也会产生狼来了的厌烦。假如人性是向善的呢？假如行使权力的人动机十分高尚呢？会不会这些西方的观念并不适用于东方呢？对于一个一心为民造福的权力（如果真的存在），那么它的权力范围也要被严格限制吗？
其实答案就在这本书《权力的边界》里。我们不谈主义，只谈问题。老实说，我也是通过这书的讲述，经历了一些事，认识了一些人之后，才理解了行政法的意义。
你肯定听过这个新闻：李先生买了一棵香樟树，种在了自家花园的外面。几年之后，李先生请人对这棵长势喜人的香樟树进行了修剪。但城管部门认定这属于砍伐行为，并对其做出金额高达14.42万元的罚款处罚。城管的判罚是合理的吗？自己花钱买的树，修剪一下也不行吗？
又比如，一位老人推车在街头售卖甘蔗，一群身着黑制服的市容执法员突然围堵住他，抢走了他的甘蔗。对此案的解读，除了市容执法大可不必“大炮打蚊子”之外，还涉及公务外包的问题。这些黑衣人是谁？他们能不能代行政府之职？假如政府将职能不加区分地任意外包，在外包后又不承担监督责任，谁将为此承担代价呢？
涉及女性权利的故事也很多，单身女性能不能冻卵？抢生二孩该不该罚？计划生育里被调剂的孩子去哪里了？为什么被偷换人生的总是那些底层苦苦打拼的女生？这个世界不要的“那些女人”，她们被交换、被拐卖、被虐待的时候，权力在哪里？
关于网暴，还有一个专门的章节，从我们一起刷的网剧《开端》，讲到刘某州之死、粉红色头发女孩，从人性之恶讲到平台责任，还手把手地教你取证、维权、立案。
总之，你翻翻目录，就会想知道细节和答案。这就是身边的行政法，这也是学者普法的意义——我在大学没学明白的那些概念、原则，在多年以后被这些故事里的人和事，激活了。你没学过也没关系，翻到任何一页，都可以了解国家权力的折叠和切面，它就在我们身边，它就是生活。
赵宏老师比我低一级，在中国政法大学读书的七年里年年拿奖学金。据她宿舍的同学说，她是每天准时起床还给室友占图书馆座位的人。我猜她在北大读博期间也是如此。罗翔点头称是：她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学霸回到法大做学术也是一骑绝尘，毫无悬念地早早修炼成了行政法的教授和博导，我看她和博士们站在一起还蛮像个硕士的。赵老师的学术功底扎实，又受到德国法的魔鬼训练，我强烈推荐不会写学术论文的人多读几遍她的文章。这几乎不能叫随笔，而是小型学术论文，结构严谨，还有交响乐的韵律。我不能再夸了，毕竟我不太够格：我是一个放弃了学术追求的同行，而且也不太懂音乐。但是，我听她讲起教义学的道理，似乎和贝多芬的那些曲子有相通之处。
我俩并不是一个专业，甚至在求学生涯里都不是校友。我们的友谊是从读书会开始的，从二十多岁到四十多岁，读书这件事一直没有中断过。我读到一本好书就会第一时间说：我快读完了，你们别买了，下次吃饭我带上。我看书的时候很喜欢批注，所以她再读的时候就知道我在想什么。罗翔老师也有同样的习惯，但他借书的时候很小心，必须先翻一翻自己写了些啥。然而书借多了也防不住这些，我们经常翻到某一页，对着他的某个批注暴露的小心思哈哈大笑。
赵宏在某些方面和村上大叔很像，比如每天跑十公里，每天都写字。大叔每年都有新作品，她也每年都有核心期刊和专著。大叔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也没拿到过任何法学家的称号。大叔说过鸡蛋和墙，她也永远站在鸡蛋这边，你看她的书名就知道。
赵老师不仅自己写稿，还擅长组稿。有人问我，她是不是什么媒体或者杂志的主编？我觉得这问题直击灵魂，赵宏就是不折不扣的主编人才。她会找热点、找作者、做时间管理，更重要的是，她还一声不吭地改稿，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试问哪个杂志不需要这样优秀的主编呢？赵老师很谦虚地说：通俗期刊我还差点，学术期刊我肯定行的。
其实我和赵老师现在所在的俱乐部法大就是个挺自由的地方——用本书的话来说，权力的边界很清晰，权力的行使很克制。管得少，才能有学术自由，才能有宽容的氛围，才能有参差多态。据说大疆公司被采访问到深圳政府为它做了什么？大疆的回答是，什么都没做，没管就是最好的支持。同样，我们现在的俱乐部虽然一直被诟病为“老破小”，但在管多少、怎么管上还是一直秉持着无为而治的精神，也许这和本届俱乐部CEO是行政法出身有关。
回到本书的主题，权力应该管多管少，一直都存在争论。完美生活是需要一个大政府还是一个小政府？对于哲学家、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这就是炒冷饭的话题。但对于身在其中的国民和他们的生活来说，政府管多管少、做好做坏影响可就太大了。即便是本书中的一些议题，比如马某是否要为儿子的死负责、知假买假能不能得到法律支持、高铁掌掴案是不是正当防卫、色情写作是不是言论自由，我和赵老师也没有达成共识。我就认为在儿童的监护权上，你还能指望政府比亲生父母做得更好？职业打假也无可厚非，法律不应刻意回避送上门来的受害人。高铁掌掴案，就不应该和正当防卫这样敏感的词联系在一起，它还没到那个程度。至于色情写作嘛，我秉持斯图尔特大法官的原则——“当我看到我才知晓”。
吵归吵，我们依然是朋友。我还担心过，如果我们所有观点都一致，会不会相看两厌啊？目前看来那不可能发生。我们自己都在变化，年轻时我们读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二十年后已经开始交流《贪婪已死：个人主义之后的政治》。我们也在琢磨另一个问题：公共权力除了守住边界，它还能为身在其中的国民、为人类福祉做点什么呢？有些事情不管，会让一部分人痛苦，管了，又会让另一部分人痛苦。当民众既要求合格的产品质量又不能容忍职业打假人从中牟利，既要求生育自由又不能容忍传统的婚姻家庭受到冲击，当“权利”这个概念被无限延展……，政府权力到底要如何自我调适？这个问题，哈耶克可没有给出答案，但社群主义的想法又让自由主义者心生警惕。哪里才有不负如来不负卿的两全法啊？
大家检阅这些文章时，也一定会有对某些问题的不同观念。有一件事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那就是允许别人对于自己坚信的事情暂时不做判断。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各说各话，但它能确保不会人为地封堵住每一条探索之路。
而这条探索之路，也意味着我们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