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高大上的古本珍本馆，霍顿图书馆

从正对着韦德纳后门的南门进入哈佛园，右转，东行，上几个台阶，就来到哈佛园东南角这个院落。院落不大，南侧与院墙平行的是拉蒙特图书馆，东侧有一座南北向的小楼，就是这一章要介绍的霍顿图书馆。院落中间是草坪、树木，正中一个围栏，围着地下建筑的天井，下面是另外一个图书馆，普赛（Pusey）。

韦德纳建成之后，哈佛图书馆有了充分的空间，难免会大量购书，导致藏书总量飞速上升，以至于连韦德纳也容不下了。哈佛图书馆产生了分流的想法。与此同时，哈佛自身也在成长、扩大。哈佛图书馆不断地建设新馆，图书按照学科门类，分流到各个分馆中，逐渐形成了今天的哈佛图书馆系统。

1938年，前一年上任的哈佛图书馆主管凯斯·梅特卡夫（Keyes D.Metcalf，1889—1983）基于分流的政策，提出一个想法：为了妥善保存珍善本和手稿，应该建设一个专门的分馆，用专门的设施控制温度和湿度。当时，这些书籍都保存在韦德纳的地下书库和邻近珍善本阅览室（现在的期刊阅览室）的书架上。

每当哈佛遇到财政困难时，就会有哈佛校友出现。这一次出现的是1929年毕业的小亚瑟·霍顿（Arthur A.Houghton Jr.），他贡献了他在康宁玻璃公司（Corning Glass Works）的股票。这是这个图书馆获得的最大一笔捐款。1942年，霍顿图书馆落成开放。哈佛成了全美第一个专门建设了珍善本专馆的大学。

霍顿图书馆是一座经典的新乔治亚风格（neo-Georgian）的建筑，由波士顿的一家建筑公司设计，当时整合了温度控制、空气过滤、安保、书架材料等多项技术。霍顿图书馆获得了建筑设计大奖，成为此后同类图书馆的模范。

霍顿建成后，哈佛的珍善本和手稿有了统一的收藏和管理。甚至位于韦德纳中心的哈里收藏室，也划归到霍顿的体系中。

梅特卡夫在哈佛图书馆主管的位置上坐到1955年，被《美国图书馆》（American Libraries）杂志评为一百名最重要图书馆领导人之一。

“安检”最严格的阅览室

霍顿是整个哈佛安检最严的图书馆。

霍顿的地表结构是对称的。从中间正面进去，是一个门厅。门厅后坐着一位年长的门卫，态度和蔼，很慈祥的样子。门口竖着一个架子，上面摆着印刷雅致、古色古香的明信片。我曾经买过几张，大概是两美元一张，算是比较贵的。

门厅左侧是展览室，右侧是阅览室。除了笔记本电脑和笔记本之外，这个阅览室不允许带进任何私人物品，不能带食物，也不能带水。所以在进门之前，需要先存包。在门厅右侧，有一个自助储存柜，需要投币。我不记得要投的是一个25美分硬币还是一个图书馆的代用币了，取包的时候，关上柜门，硬币还会吐出来。

阅览室有专业馆员管理，读者想要读哪一本书，需要填写卡片，交给馆员，然后，馆员会把书送到座位上。

2013年9月13日，一个星期五，我专程来到霍顿图书馆。我按照程序，存包，取出笔记本，进入阅览室。我也填了一个标签，请馆员帮我取了一本书。但是我忘记了书名。

工作了一会儿，我走出阅览室，闲逛到了对面的展览室，赫然就遇到了星期五咖啡。

免费咖啡与珍本书展中的科学史

霍顿有一项特别的程序设计，每个星期五中午有一两个小时，免费提供咖啡和点心，供读者相互交流。我第一次来霍顿那天，恰好就是个星期五。

交流活动在阅览室对面的展览室里举行。霍顿的展览室修饰古朴，四周有巨大的木制书柜，隔着玻璃，可以看到里面各种年代的珍本、善本。最早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之前。

书柜前面摆着一圈玻璃展台，里面不定期更换参展的图书，短到几天，长到几个月。我正好赶上了一个长达一学期的展览，从2013年9月10日到12月13日。这个展览的主题是“Building on Strengths，Broadening Horizons：Recent Additions to the Collections of Houghton Library，II”，翻译起来有点儿困难，因为在中文语境下，有浮夸与膨胀之嫌：“在实力的基础上，扩展地平线：霍顿图书馆新近藏品展，第二期”。

这一期展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科学著作。在美国大学中，科学与人文没有明晰的界限，科学常常作为人文的一部分而出现。就建制化设置而言，哈佛最核心、最重要的学术分支叫作Faculty of Art and Science，可以翻译成艺术与科学学院。文、史、哲，数、理、化，人类学、社会学、科学史，天文学、生物学、地理学……都在其中。在哈佛收藏的珍善本中，有大量今天被划分在自然科学名下的著作。

咖啡、点心就放在展台中间一个专用的手推车上。霍顿的读者不多，每到这时，他们就从阅览室中走过来，一边喝咖啡，一边聊天。我刚开始有些不好意思，他们有些人貌似是阅览室的常客，彼此相熟。而我甚至都不是来霍顿查阅文献的。

一位绅士走过来，与我打招呼，问我的专业方向，为什么来霍顿。我自我介绍说，我是科学史系的访问学者。对方马上问我，是做哪一个学科，哪一个时期的科学史。这是欧美学者经常提出的问题。欧美的历史学者常常是从一个非常具体的领域、非常小的时段作为入口，开始学术道路。甚至大多数人终身都是某个确定领域、确定时期的专家。而中国学者则习惯于宏大叙事。他也自我介绍了他的研究领域，讲他来霍顿查阅哪方面的资料。

后来我说，我是富布莱特学者，来做垃圾研究。这引起了他的兴趣，我于是深入解释，为什么垃圾问题是一个哲学问题，是一个需要人文学者关注的问题。

富布莱特在美国学者心中，有很高的地位。富布莱特奖学金意在促进交流，它资助全世界的学者来美国访问，也资助美国学者前往全世界其他国家访问。富布莱特学者是终身性的，一次获得富布莱特资助，终身为富布莱特学者。遇到其他富布莱特学者，大家也会有种亲近感，其亲近程度有时要超过同一个大学毕业的校友。在美国各地，都有各种或官方或民间的富布莱特组织。我在哈佛访问期间经常参加这类机构组织的活动，结识全世界来美国的富布莱特学者，也结识美国的富布莱特学者。在哈佛访问期间，我专程前往休斯顿，拜访休斯顿大学的环境史专家马丁·梅洛西（Martin Melosi）教授，第一位以垃圾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人文学者，彼此得知对方是富布莱特学者，我们如同对上了暗号。

犹如韦德纳纪念室一样，霍顿的展览室也让人油然而生崇敬之心。虽然这一次访问，我没有机会专门利用霍顿的珍本、善本，甚至我几乎没有再去过壁垒森严的霍顿阅览室。不过，我后来常去霍顿旁边的拉蒙特，我常常记着星期五中午霍顿的咖啡和茶点，如果时间巧，我就从拉蒙特走过来，到霍顿的展览室喝一杯咖啡，与霍顿阅览室的学者聊聊天。

我在美国还学会了“问”。我少年时略有自闭，不愿意主动与人接触，宁可自己拿着地图多转几圈，哪怕走一些冤枉路，也不愿意问。但是在美国，不会问，是非常不礼貌的。比如照相，很多人毫无禁忌，不分场合，拿起相机就按，拿起手机就拍，就像在餐馆大声喧哗一样，也是一件有损形象的行为。在这个环境熏陶之下，我很快就学会了问。比如，展览室里可否拍照，需要先问一下。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把这个书展拍了一个遍。

下面就介绍一下图书馆里的图书，尤其是与科学史相关的图书。

图2-7中这个以骷髅作封面的小册子让我颇感兴趣。

欧洲人并不忌讳骷髅，墓地常常建在城市中心，与住宅相邻。哈佛广场的教堂边儿上就有一个小墓地，隔着金属篱笆，在人行道上可见里面的墓碑，毫不避讳。普通家庭中也有以骷髅作为装饰的，万圣节的时候更是有很多孩子扮成骷髅的样子。

根据标签的说明，这是天主教堂举行悼亡弥撒的程序册，如同音乐会的节目单，每位来宾取一份，用来了解整个活动的程序。封面和封底都采用了相关主题的版画。版画的作者已经不可考据，唯一知道的是，这个小册子是1770年在意大利卢卡印制的，印制者的名字留了下来。标签中还说，这具骷髅非同寻常，因为他的姿势来自科学史上一部重要著作的插图。这部著作就是安德里亚斯·维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1514—1564）于1543年在瑞士巴塞尔出版的《人体的结构》（ De humani corporis fabrica ）。维萨留斯被认为是现代解剖学的创始人，他修正了盖伦的很多观点，开创了现场解剖的教学方法，在当时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人体的结构》成为经典，不仅因为其内容的学术性，更由于书中配有大量准确、细腻、精美的版画插图。这个小册子形象地表现了科学与宗教的某种关系。

标签上说，这是霍顿所收藏的四个同类小册子中的一个，都来自18世纪的意大利，也都装饰着类似图案。这与菲利普·霍弗（Philip Hofer，1898—1984）的收藏趣味有关，他收藏了很多描绘“死亡之舞”（The Dance of Death）的插图。霍弗是哈佛1921年毕业生，1967年又获哈佛古典文学博士。霍弗是一位藏书家，在哈佛图书馆工作多年，曾任福格艺术博物馆（Fogg Art Museum）的秘书。1938年，他创建了印刷与图像艺术收藏部，收集印刷品、照片、插图、手稿等，后来成为霍顿的一个重要部门。霍弗去世后，哈佛设立了菲利普·霍弗图书及艺术品收藏奖，奖励那些有藏书爱好的学生，奖金从500美元到3000美元不等。

不过，标签上还说，这个小册子使用了奥斯古德·胡克基金，于2009年从纽约的马尔塔扬·兰善本书店（Martayan Lan Rare Book）购买的。奥斯古德·胡克（Osgood Hooker）是哈佛1921年毕业生，他建立了这个基金，专门捐给霍弗创立的印刷与图像艺术收藏部。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逐渐深入了解哈佛的过去。在哈佛的成长史上，不断会冒出来一个校友，又一个校友。在哈佛的各个角落，大到一座楼，小到一个椅子，不经意间就会见到一位校友的名字。

展品标签的下面，还非常细心地标上了该展品在哈佛图书馆的索引号。就是说，馆藏的每一部珍品，读者都是可以借阅的。至少可以在霍顿阅览室里，拿在手上，感受两百多年前的纸张、油墨与历史。我按图索骥，发现此本处于可借状态。

这是一部无可置疑的科学著作，作者威廉·惠斯登（William Whiston，1667—1732）是英国神学家、历史学家、数学家。维基百科William Whiston词条上说，他是牛顿思想的主要传播者，并在1702年继承了牛顿的剑桥大学卢卡斯教授职位。不过，由于宗教分歧，他在1710年失去了这个位置。惠斯登最著名的社会活动是推动英国国会通过了《经度法案》（ Longitude Act ，1714年），重奖那些能够发现简明实用的测量船只所在经度方法的人。他的重要学术贡献是翻译了犹太历史学家弗莱维乌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37—100）的二十卷大部头希腊文著作《犹太历史》（ Antiquities of the Jews ）。和牛顿一样，惠斯登也是阿里乌斯教派（Arianism）的信奉者。他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展厅中的这部著作《地球新论：从起源到万物圆成》（ A New Theory of the Earth，from Its Original to the Consummation of All Things ）。

与《地球新论》一同展出的是约翰·凯尔（John Keill，1671—1721）的《真实天文学导论》（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rue Astronomy） ，1760年伦敦出版。约翰·凯尔也是牛顿思想的宣传者。

展品标签同时介绍了这两本书，第一句话就说：这一组两本书代表了图书馆收藏图书的一项趣味——收集哈佛学生使用过的书。标签中写道：这部《地球新论》是1696年在伦敦出版的，曾先后被五位哈佛学生在1702—1713年间用作教材，并列举了他们的名字：1702年毕业的埃比尼泽·芒福特（Ebenezer Mountfort）、1703年毕业的约瑟夫·希勒（Joseph Hiller）、1708年毕业的约翰·格雷（John Gore）和1713年毕业的爱德华·霍利约克（Edward Holyoke）。然后，隆重介绍了第五位：“1761年，正在读本科的18岁大学生塞缪尔·威廉姆斯（Samuel Williams，1743—1817）在这本书上做了笔记和图解，19年后，他就任哈佛数学与自然哲学霍利斯讲座教授（1780—1788）。”

我在写作此书的时候，仔细整理了当年拍摄的图片，并越发觉得，我这个不知何时养成的习惯是多么正确。在拍摄展品时，同时拍摄展品的标签，或者是放在一张照片里，或者是展品和标签先后拍摄，知道谁对应谁。霍顿书展的标签包含着丰富的信息，不仅介绍书，介绍作者，介绍出版商，还介绍展品的来历，从哪儿购买，用了哪一笔钱。我在解读这些标签信息的过程中，也获得了丰富的乐趣。

标签上说，《地球新论》是2010年12月从麻省剑桥的一家名为詹姆斯和德文·格雷（James & Devon Gray）的书店买来的，由支持不列颠文明研究的路易斯·J.阿佩尔基金资助。《真实天文学导论》是2008年7月从麻省南安普顿的古董店文物科学家（Antiquarian Scientist）购买的，由赫蒙·邓拉普·史密斯遗产基金（简称赫蒙基金）资助。

网络时代，检索方便，把标签上的名词敲入搜索引擎，瞬间就得到一串结果。詹姆斯和德文·格雷是一家古董书店，专门搜集1700年以前印刷的英文、拉丁文、希腊文、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德文著作，尤其强于16—17世纪的英文文献。这家书店的总部应该在麻省的普林斯顿，不过在剑桥有一家办公室，一看地址，赫然就在哈佛园东南角外的一个小巷箭街（arrow st.）里。这条街很短，街的一端与弓街（bow st.）丁字交叉，弓街、箭街，街如其名。在弓街衔接的路口处，是圣保罗教区教堂（St.Paul Parish Church）。我在拉蒙特图书馆三楼工作时，常常望着这家教堂的高塔。

路易斯·J.阿佩尔（Louis J.Appell Jr.）是哈佛1947年毕业生，一位著名的商人、慈善家。哈佛图书馆官网上说，这项基金设立于1986年，意在资助有关不列颠文学、艺术、文化和历史领域的图书收藏。 他出生于1924年，逝于2016年。也就是说，我在哈佛访问，拍下这张照片时，他还活着。而在我写这本书，要介绍他的时候，他刚刚去世。

Antiquarian Scientist可以意译为“文物科学家”或“古董科学家”，是一家专门营销科学仪器和科学书籍的古董店，于1976年创建。在美国的都市、城镇乃至乡间，有大量古董店，或者叫二手店，仿佛是一个个博物馆，能看到各种老物件。小到首饰、明信片、书籍，大到雕塑、家具。有些是日常用品，有些的确是古董。我曾在距离伊萨卡一两个小时车程的一家古董店，买了一架20世纪40年代德国生产的显微镜。

赫蒙·邓拉普·史密斯（Hermon Dunlap Smith，1900—1983）也是一位哈佛学生，1921年毕业。他是一位慈善家、企业家，曾做过芝加哥历史学会纽伯利图书馆总裁，热爱地图收藏。根据他的遗愿，家人向霍顿图书馆捐赠了赫蒙·邓拉普·史密斯遗产基金，用于收购珍善本书籍和地图。

上图是1691年出版的乔凡尼·卡西尼（Giovanni Domenico Cassini，1625—1712）法文著作《木星星球的新发现》中的一页。卡西尼是意大利人，后移居法国，是数学家、天文学、工程师。标签上说：卡西尼作为天文学家的伟大发现来自对土星和木星的观察，他与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共享发现木星大红斑的荣誉。1997年，美国航天局发射了卡西尼号土星探测器，2004年进入土星轨道。

这本书是2010年从伦敦的一家旧书店安德鲁·亨特善本书店（Andrew Hunter Rare Books）购买，同样是由赫蒙基金资助的。

图2-12是1637年出版的伊斯梅尔·玻利奥（Ismael Boulliau，1605—1694）的拉丁文著作《论光的本性》（ De Natura Lucis ）。标签中说：“玻利奥是书信共和国（Republic of Letters）的核心人物，这是一个活跃在17世纪，旨在促进与传播科学发现的组织，他们依靠书信联络。玻利奥与马兰·梅森（Marin Mersenne，1588—1648）、皮埃尔·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和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1629—1695）等人保持着很好的友谊。这是玻利奥的第一部著作，他支持开普勒的光学理论，反对伽桑狄。”

逛图书馆，看展览，常常会遇到一些意外的知识。这个“Republic of Letters”我未曾耳闻，自然要查证一下。根据英文维基百科，它如同一个自由松散的社团，成员靠通信联络，所以我觉得应该译为“书信共和国”。书信是启蒙时代思想家和知识分子相互交流的主要渠道。当时学术共同体远远不像今天这样成熟，也没有完善的期刊发表制度。书信就成为考据原创者的重要依据。然而，我意外发现，在有道词典上，这个词组被译为“文坛”或“文学界”，从具体名词变成了泛称；网络上有翻译成“文学共和国”或“文人共和国”，却无“书信共和国”的译法，让我困惑。鉴于“letter”的多义，译成“文字”大概可以，但“文学”和“文人”从何而来？很久以后，我忽然意识到，它的原始名称应该不是英文，而一旦找到它的拉丁文名称 Respublica literaria ，则“文学”与“文人”都可以成立，甚至“人文”也是可以的。

标签下面还说：“此书是2012年6月从纽约一家古旧书店购买，使用了贝亚德·利文斯顿·基尔戈和凯特·格雷·基尔戈基金（Bayard Livingston Kilgour and Kate Gray Kilgour Fund）。”

为了写作本书，我不得不查证文献，核实资料，我终于发现，类似的图书馆购买基金不是一个两个，也不是几十个、几百个，而是有几千个。我是不可能在这本小册子里逐一介绍每一位捐助者和每一个基金的。

这项事业的开启者是英国商人、慈善家托马斯·霍利斯（Thomas Hollis，1659—1731）。1774年，哈佛用他遗赠的500英镑遗产建立了第一个图书购买基金。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里，有数千位慷慨出资之士，支持哈佛图书馆购买五花八门的珍稀图书，并从书籍扩展到平面印刷品、书信、手稿，乃至照片、电影及电子产品。

霍利斯是加尔文派新教徒，哈佛的大金主。他生前就在哈佛设立了两个讲座教授席位。1721年，设立神学霍利斯讲席教授（Hollis Chair of Divinity）席位，年薪80英镑；1726年，设立数学与自然哲学霍利斯讲席教授（Hollis Chair of Mathematics and Natural Philosophy）席位，年薪也是80英镑。前面提到的塞缪尔·威廉姆斯（Samuel Williams）就是这个教授席位的第三任。

霍利斯是著名的慈善家，麻省的霍利斯顿镇（Holliston）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并非巧合的是，现在哈佛图书馆的电子检索系统，也是霍利斯的名字，HOLLIS（Harvard On-Line Library Information System）。

这次书展中还有塞万提斯（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1547—1616）的一部《模范小说集》（ Novelas ejemplares ），170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法语新译本。标签中说，这部小而精的塞万提斯著作的法语译本来自大藏书家（也是臭名昭著的浪子）苏比兹亲王（Charles de Rohan，prince of Soubise，1715—1787）的图书馆。2010年购自巴黎卡米耶·苏尔热（La Librairie Camille Sourget）书店，由凯勒基金（Keller Fund）资助。在扉页的书名上，出版商特意强调，这本书的作者就是《堂吉诃德》的作者。

在了解哈佛历史的过程中，不断遇到大大小小的捐赠人，让我产生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哈佛是一个大家庭，它属于所有哈佛人。哈佛毕业生终生都对哈佛有归属感，其中很多人在晚年把遗产拿出来一部分，捐给哈佛作各种建设基金。有些人家财万贯，可以捐一座楼；但更多的则是普通人，捐一个小小的基金。涓涓细流汇聚起来，有了今天的哈佛。

这在国外很多大学都是常见的现象。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这是一个长话题。

中国人讲究青史留名，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捐赠者也的确做到了哈佛留名。哈里的名字高高悬在哈佛园的上空，奥斯古德等人的名字留在霍顿馆藏图书的藏书票中。不过，仅仅这样想，未免过于功利，以俗人之心，度基督徒之腹了。

怀揣功利心去想，这个名字能有多大呢，即使是大名鼎鼎的霍顿图书馆，多少哈佛学生天天从门前经过，又有多少人知道这个名字是谁呢？我如果不是为了写这本书，也未必会花时间去了解霍顿的身世。更何况，有些人的名字，只是座椅上的一个标签。

哈佛与哈佛学生之间的爱是相互的。学生在就读期间，首先是得到了哈佛的爱与尊重，在这里亲近真理与真诚，感觉到正义、公平和尊严，就会发自内心地尊重与热爱。

反过来，哈佛对来自哈佛毕业生和社会贤达的所有捐赠，都给予真诚的尊重。就图书收藏而言，我用你捐的一个基金买了一本书，就会认真地在这本书里贴一张这个基金的藏书票，甚至在举办书展的时候，也不忘了在标签里标注上，这本书是用这笔基金购买的。

在这里，我看到了虔诚与真诚、尊重与尊严。

插曲：耶鲁的珍本手稿馆

在一个介绍哈佛图书馆和博物馆书里介绍耶鲁的图书馆，并不恰当。不过，耶鲁的这个珍善本馆实在是太有特色了，忍不住要放几张图。霍顿的建成树立了一个榜样，很快有其他大学跟进，建设专馆。

耶鲁大学这个馆的全称叫伯内克珍本与手稿图书馆（Beinecke Rare Book & Manuscript Library），1963年建成。

2014年，我曾两度来到这个图书馆。第一次是春天，我驾车前往纽约，路过耶鲁，顺便拜访了一位朋友张秋蓓（Amy Zhang），她专门带我来过伯内克图书馆。张秋蓓是加拿大华裔，学位论文也是关于垃圾的，几年前来中国西南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我们共同的“垃圾”朋友毛达介绍我们认识。盘算起来，我可能是国内第一个关注垃圾问题的人文学者。从时间上，要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关注“生物圈二号”。2000年我在丽江做田野调查时，特意询问每个村子的垃圾现状、处理方式以及传统文化中的应对。蒋劲松称我是“垃圾教授”“垃圾哲学家”，我欣然接受。按照这个命名方式，毛达应该是国内第一个“垃圾博士”，他师从中国环境史的开拓者之一的梅雪芹教授，学位论文研究美国垃圾的海洋处理。十几年前，国内关注垃圾问题的人文学者寥寥可数，一有新成员，都会相互介绍一番。

第二次来伯内克是夏天，我带着父母在东海岸自驾游，从华盛顿特区回来，特意安排经过耶鲁，就是为了带老父亲参观这个图书馆。

我对于书籍有一种信仰一般的热爱，与我的父母有直接的关系。我是在东北农村长大的，祖上都是农民。小时候在村子里，除了课本，找一张纸都难，更不用说书了。父母在城里生活艰难，所以把我送到乡下，在自然的状态下，是不容易接触到书的。父母在城里借住在亲戚家里，屋里小得转不过身来，我难得回城，与父母短住。我的童年记忆留存很少，其中有一项印象深刻：家里有书柜。记忆里，夜里醒来，总能见到父亲还在台灯下读书，写作。灯光昏黄，很温暖。我后来回想起来，会把我对书的特殊情感与这个童年记忆联系起来。

我与书还有一层渊源。我上小学、初中时，母亲在书店工作。当时的小学教室紧张，我们都是上半天学，甚至有时候三班倒，所以我有大量的空闲时间，大量的自由时间。其中很多时候，我是在书店的柜台里度过的。我差不多把当时四平市新华书店里的书都翻遍了。我熟悉书店的布局，每次有新书到来，我总能先看到。有时被书吸引，就会蹲在柜台里一直看下去。我读书专注，常常对面有人喊都听不见。有时在柜台后面坐在小板凳上，大人在外面看不见我，我在里面听不见大人在找我，闹过很多笑话。

因为看的都是书店的书，我还有一个绝技：一本书读完，不折不画，不留一丝痕迹，与新书无二。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我上大学，终于下了决心，开始在自己的书上写字、画线。第一次写画的时候，还下了很大的决心，仿佛破了一个戒，举行了一个仪式。

父亲对于书的热爱，一直持续到他生命最后。在美国期间，我把参观各地各大学的图书馆作为给他安排的旅游项目。 8eSrRpNYxzkl+CmAIKsZNfERyGfDSsphO1YOzs2ug8SDTyw04mRONDjA8Je3km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