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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生物学家鲁珀特·谢尔德雷克（Rupert Sheldrake）被认为是形态场领域的领军人。他与我的丈夫伯特·海灵格多次会面，交流场域方面的概念。我们的同事西蒙尼·阿罗霍（Simone Arrojuo）代表海灵格学校对他进行了如下采访。
西蒙尼·阿罗霍 ：您是怎么认识伯特·海灵格以及家族系统排列的？
鲁珀特·谢尔德雷克 ：有一些朋友邀请我和我太太参加了一场在伦敦举办的工作坊。他们说这个课程是由一个名叫伯特·海灵格的德国人举办的，他是个很有意思的人。在工作坊里，海灵格进行了几场排列，让我叹为观止。在此之前，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东西。工作坊开始也就过了一个小时左右，我就在想，这就好像是形态场在我眼前上演啊！我真的能够看到家族的场域，看到这一切如何相互作用，又如何改变。我对工作坊的主办方说，我很想见一见伯特·海灵格，我一定要跟他聊一聊我所看到的东西。主办方回答我说，“他也在想一定要跟你见一面，因为他读过你关于形态场的大作”。这次的会面真的让我心潮澎湃。很明显，他的方法和我一直谈论的内容有诸多重叠之处。之后，伯特·海灵格在伦敦期间，我们又见了好几次面。在我所知道的所有治疗体系当中，家族系统排列与我的工作之间的联系是最紧密的。
西蒙尼·阿罗霍 ：伯特·海灵格提到了爱的序位有三个秩序，并将之称作生命的基本法则。爱的序位的第一个秩序就是归属的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归属于他的家族系统，任何人都不可以或者不允许被排除在外。您在自然界中有没有见过与这个法则相关的情形呢？
鲁珀特·谢尔德雷克 ：在动物世界中，很可能存在一条普遍的规则，就是所有的动物都是其中的一分子。当然我们必须考虑到，动物一胎生出来的七只或者八只幼崽中，平均只有两只可以成活。这已经足够保持该动物数量的稳定。在之前的几个世纪中，人类婴儿的死亡率也很高。
此外，在一些文化当中还出现过一些扭曲的普遍现象，比如重男轻女的问题。如今，凭借科技手段我们在孩子出生前很早就能辨认出其性别，因此，在重男轻女的文化中，女胎通常会被堕掉。事到如今，男孩和女孩之间的性别比例存在很大失衡。在印度北部旁遮普邦出生的男孩比女孩多得多——以前，无法通过测试识别受精卵性别的时候，女孩们在出生后立刻会被杀死。古希腊的斯巴达人甚至会在深更半夜将婴儿一个人遗弃在外。强者生，弱者死。这是物竞天择的一种形式。
显然，父母的序位在首也是大自然中一条普遍的法则。我们可以想一下筑巢的鸟——它们生下蛋，孵出小鸟，喂养它们。小鸟长大后离开，去过它们自己的生活，或者留在这个族群中。有几种鸟喜欢团结在一起，保持成群结队。在每一个我们能够想象得出的情形中，父母的地位显然都是处于首位的。小鸟们在等级当中地位比较低。当然，在很多动物社会中，父母的寿命并不是很长。
而人类如今由于寿命大大延长，出现了不同的情形。现在的孩子有很多都要眼睁睁看着他们的父母日渐衰老，看着他们失去记忆，看着他们如同婴儿一样必须穿上纸尿裤，看着他们完全茫然无助。在这种状况下，角色发生了对调。无论孩子们愿意与否，他们都必须照顾父母。
西蒙尼·阿罗霍 ：有的时候，我们在家族系统排列中看到儿子认为他比父亲强大。他就站在家族等级的顶端——家族等级秩序是伯特·海灵格在爱的序位的第二个秩序中定义过的。儿子有时候还会在内在对他的父亲说，“我替你死”；或者他会想，“我的父亲再没什么能给我的了，因为他很弱小。但是我可以给他一些什么”。您是怎么看待这类情况的？
鲁珀特·谢尔德雷克 ：我不认为这里有某个绝对的规则存在。情况与儿子的年龄有很大关系。以战争为例，战争是由年轻的男人们而不是他们的父亲参与的。年轻人自愿赴死，他们用这种方法来保护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家族、他们的国家。如果我们看一下20世纪的欧洲历史就会看到，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有两三千万人失去生命。这些死于战争的人几乎都是年轻的男性，而且他们都是自愿参战的。他们一部分是为了自己的国家而战，一部分是为了家园而战，还有一部分是为了他们的父母而战——他们要保卫自己的父母。在某些情形下，儿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就会比他的父母更强大。而实际上父母也希望儿子来保护自己。因此在军事冲突或者战斗发生时，按照人类社会的传统，重担就会落在年轻的男子身上。
西蒙尼·阿罗霍 ：爱的序位的第三个秩序就是施与受的平衡。自然界中有没有这样的秩序？
鲁珀特·谢尔德雷克 ：整个自然界都以交换为基础。动物以植物为食，大动物以小动物为食；死去的动物会腐烂，进而令土壤肥沃。整个大自然就是一套交换与生命循环的系统。当然，大自然中还存在另外一面——只接受，不付出。蚊子吸我的血时并没有对我付出多少，但是它们从我这里索取，而我不喜欢这样。还有一些疾病，如植物霉菌病，病原体会感染并杀死植物；还有生活在我们的肠道里的寄生虫，它们以我们肠道内的物质为食。我们还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还有一种关系形式是互利共生，也就是两种不同的生物相互作用，相依生存，比如白蚁与鞭毛虫，蜜蜂与花朵。为了进行交换而共生的例子有很多，但这种规则并不是不可回避的。
在人类社会中的成年人之间则是另一番情形。如果我们给某个人送了份礼物，就会期待他有所回馈。这是一种交换系统。人类学家们对不同文化中存在的这一现象进行了研究。有些人会拒绝接受礼物，因为他们想避开回馈的责任。慈善机构负责营销的人员甚至会利用这一点。他们会在请求为机构捐款的信中附上一支小小的圆珠笔。因为他们发现，如果先付出一点儿东西，就会更容易获得一些回馈。其实这体现了人类社会的一条基本法则。人与人之间必须存在一种双向交换的流动。我认为这既是一种理想的行为模式，也是一种正常的行为模式。然而在大自然中，有一些生物会作弊——寄生虫和各种病毒在现实中都存在。
西蒙尼·阿罗霍 ：您对形态场进行了很多研究。家族中有没有形态发生场存在呢？
鲁珀特·谢尔德雷克 ：我所说的是家族形态场，而不是家族形态发生场。“形态发生”更多是指形状或者身体的构建；“形态”也就是指植物或者生物身体的形状，它是一个大概念，与社会场域相关。家族就是一个这样的社会单位。包含在一个更大的单位中的每个人共同组成一个社会场域。所有的社交动物都有自己的社会群体形态场。鸟群、狼群、白蚁群落、蜂巢，等等——所有这些社会群体都有自己的形态场。家族并不是唯一的社会群体。一个足球队也是一个社会群体，而且我认为它也有一个形态场。足球队中的每一个人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大家共同组成了这个队伍，并作为团队一起工作。一个完整的国家具有一个形态场；一个完整的社会团体也具有一个形态场。
形态场也有不同的级别，每个形态场都处于整个自然界的等级秩序内。在大多数社会中，最基础的单位就是家庭，它是最小的形态场。然而家庭被包含在一个更大的社会团体中，数个大社会团体又属于一个更大的地区，而这个地区又处于某个民族、某个国家之中。形态场的每一个等级都有比它更高的等级。每个个体都隶属于多个不同的社会场域，谁都不例外——我属于我的家庭，我每天与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互动；然后我还有侄子、侄女、兄弟、兄弟的妻子等，有一个更大的家族，只是相比我的核心家庭来说，我较少在大家族中与他人互动。
另外我还属于各种社会团体、职业协会等——比如各种科学组织——它们又都有自己的形态场。这些社会性组织中的每一个都有不同的组织法则。如果我加入了一个足球队，那么我必须遵守这个足球队的规定；如果在家里，我会遵守家族场域的规定、期待和习惯；如果我加入了某个组织，我会遵守这个组织的规定。每一种社会场域都会将其规定的义务还有它期待人们能达成的条件、标准及模式等施加于人。人们会对整体场域做出反应。他们只是去感受这个场域是什么，感受它对在场的人们有什么期待。
如果整个鸟群向一个方向转弯，那么每一只鸟都会对整体场域做出相应的反应。它们不用思考，只是简单地做出反应。同样地，我认为我们每个人都会受到自己所处的每一个领域的影响。伯特·海灵格在社会场域方面有一个很大的发现，那就是我们所感受到的良知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什么是正确的或者错误的。在大多数社会性群体中，良知与这个群体的结构有关，而与最高道德层面关于是非对错的重大伦理问题无关。
每个社会性群体都有自己的良知形态。在家族中，我们有义务关心、照料其他的家族成员。如果我们是某个以团伙盗窃为生的家族的成员，那么我们的责任就是照顾其他犯罪的团伙成员，并且尽力实施犯罪——即使这种做法从道德、法律角度来讲并不正确，但对于这个团体而言却是正确的。如果成为某个团体的一员，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因此我们会根据自己所隶属的不同团体而具有不同的良知。而且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会经历的，因为我们是很多不同群体中的一员，而每个群体都有不同的社会性规范和期待。
西蒙尼·阿罗霍 ：形态场是由什么组成的？
鲁珀特·谢尔德雷克 ：这在科学上是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当英国实验物理学家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在19世纪30年代首次提出“电场”和“磁场”的概念时，大家都问，“它们是由什么组成的”。法拉第回答“我不知道”。他说有两种可能性存在。一种是这种场域由空间组成，是空间内的一种模型。他称其为纯空间的改变。另外一种可能性是这种场域由更微小的物质——一种不同寻常、非常轻盈的微小物质——“以太”组成。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于19世纪60年代在他世界闻名的电磁方程中，发展出一套与以太相关的电磁场数学理论。他说有一种被称为以太的东西存在，它是看不见也感受不到的，是无形的。但是场域都是由以太结构构成的。后来，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于1905年宣称，根本没有以太存在；场域只不过是由场域自己构成的。我现在所说的并不是形态场，而是传统的物理学场域。没有人知道这些常见的物理学场域是由什么组成的。
“是什么构成了形态场”的疑问一直存在。场域将能量组织起来——我的身体内承载着能量，每具身体里都承载着能量，一切内在都承载着能量。但是组织能量的形式和方法、能量在手臂、腿中组织起来的形式和方法是不一样的。能量组织的不同是因为手臂和腿具有不同的形态。能量都是由场域组织起来的，而场域本身并不是能量。
建筑物也是如此。设计师的建筑图纸将一栋建筑物的结构设计出来，但是图纸本身并不是能量。图纸本身构建出的是建筑材料应该如何放置才正确，以及建筑工人应该把材料放置在哪里。能量来自搭建建筑物的建筑工人和机械设备，并非来自图纸。
同样，构成我的身体的能量来自我所摄取的食物；能够让植物生长的能量来自太阳。能量所采取的形态来自组织出它的形态场，因此我们能够区分出具有形状、形态、结构模式和组织的不同场域，以及这些场域所组织出来的能量。这一点同样适用于基础物理学。根据量子物理学，电子或质子可以振动，一个电子是电子场内的一种振动活动模式，一个质子是质子场内的一种振动活动模式。同样的能量可能会成为一个电子也可能会成为一个质子，因为原始能量在宇宙大爆炸中全都变成了不同类型的微粒。能量本身是不具有任何形态或者结构的。同样的阳光照射在巴西的土地上，可能会促成千百万植物物种的生长发育。当能量落在这棵树或者那棵树的树叶上时，它仍是同样的能量——但是它会根据自己落在哪片树叶上而具有不同的形态。
是场域提供了形态——有些人喜欢使用“信息”这个词。我个人会避免使用这个术语，因为技术科学理论——信息理论——研究的是用二进制数位传输信息，也就是通过电话或计算机系统传输信息时所用的比特数位。它是一种技术方面的理论，有技术方面的局限性。它是指将信息传送给人类技术产品的技术性传输。
但是我们没必要使用容易让人混淆的“信息”一词。我们只需要记住“信息”这一术语最原始的意义在于赋予某个东西形态。我更喜欢使用“形态”一词，它的含义要宽泛得多，因此不会让我们陷入技术方面的争执。
西蒙尼·阿罗霍 ：一个人在哪种场域里面受到的影响最大？是家族场域吗？
鲁珀特·谢尔德雷克 ：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所有人都无可避免地受到家族场域的影响。在婴儿和幼儿时期，我们必须由其他人来照料；我们无法独立，只能作为一个家庭团体的一分子而生存。对于人类来说，除了长大没有其他道路可以选择。如果没有家庭团体，我们就需要一个替代的环境，比如寄养家庭甚至孤儿院。孤儿院会借助自己的架构来抚养孩子长大成人。我们主要被家族场域所塑造，这体现在我们的习惯以及对他人的情感回应方面。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在上学之前，我们是家族的一员；我们读小学、中学时，一切都以家族场域为基础。在我们建立自己的家庭后，对原生家庭的记忆首先决定了我们在自己新家庭里可能的模样，因为一个人身上有着根深蒂固的习惯。我们继承了养育我们长大的家族的场域，又将父母从前几代人那里继承的模式和习惯加到自己身上。
西蒙尼·阿罗霍 ：形态场是什么？这个概念是如何在历史长河中发展的？
鲁珀特·谢尔德雷克 ：形态场最初的目标并不是人类社会系统或者心理治疗，而是发育生物学。确切地说，俄国在1920年进行了这个主题的研究——主要与蘑菇有关。一位科学家想要弄明白所有散落在土壤中的小小的菌丝体是如何聚集起来形成一个蘑菇的。他当时的看法是肯定有一个场域，它像一幅看不见的设计图一样，促成了蘑菇的形成。他的这个看法就是一种形态发生场的概念。形态发生场（Morphogenetisch）这个词是由“形态”（morpho）和“产生”（genetisch）组成的。也就是说，这个场域和“产生一个形态”有关。
场域的意思是“影响区域”。比如说，一个磁场位于一块磁铁内部，它控制着磁铁，在空间中生成一个形态。那位科学家当时的看法就是，在自然界中有一种新型的场域叫作形态发生场，是它使蘑菇得以形成。这个概念很快拓展到了植物以及动物胚胎的研究中。从20世纪20年代末期起，一直到今天，很多科学家都在使用这一概念。
形态发生场是构建形态、模式和结构的场域，是将有形的物质组织在一起的场域。这与建筑学很相似，如果我们细看建筑物，会发现它是由砖块、水泥、木料和钢材等组成的。如果我们将建筑物摧毁并分解，就可以分析所有这些物质，而它们才是建筑物真正的组成部分。
但是建筑物不仅仅要依靠这些物质，它还取决于建筑设计师的设计图。没有设计图，我们只会得到一大堆摆放得杂乱无章的水泥和砖头等。然而建筑设计是没有重量的。如果把一栋建筑物拆除，所获得的材料总量与未拆除时是一样的。即使我们保留了全部物质，且物质总量一样，也已经没有了建筑物的形态。形态发生场就如同设计师的设计图——它塑造了需要建造的建筑物。
有一些场域是形态发展的基础。这种观点在生物学史上已经存在将近一百年了。比如，在植物中有针对叶子、花瓣、果实、根等的形态发生场。植物的每个部位都有自己的场域类型。而且植物作为整体也有一个场域，它包含了所有部位的场域。也就是说，普遍存在“场中场”。我的身体、我身体的场域里，包含着我的眼睛、我的肝脏、我的心脏、我的肾脏、我的四肢等——这些有着不同组织方式的身体部位——各自的场域。这些场域中又包含了生理组织、细胞与细胞器的场域。这是一个嵌套式的场域等级。
20世纪70年代，我在剑桥从事发育生物学领域研究的时候，就对形态发生场的概念特别感兴趣。但是我发现，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这是一个相当神秘的概念。我们需要这个概念，而它确实存在。但问题是——场域如何运作，又如何代代相传呢？
基因能够让生物体制造出组成我身体的血红蛋白、肌红蛋白、胰岛素和蛋白质等，但是它们不能对蛋白质的顺序进行编码，也不能对我的脸型、手臂形态或者腿的形态进行编码。我的手臂和腿拥有同样的基因、同样的蛋白质，却有着不同的形态。因为它们有着不同的设计图、不同的场域。形态发生场不能通过基因遗传，那么它肯定会以某种方式遗传下去，使得孩子长得大都很像他们的父母。
在这一点上，我提出了形态共振的看法，即自然界存在着一种记忆，它能够将过去的影响携带到当下。每一个物种都有自己的集体记忆，其中首要的就是对形态的集体记忆。每一只猴子都会动用集体形态记忆使自己的身体生长发育；每一只长颈鹿都会动用长颈鹿的场域，使其胚胎得以长成。每一株竹子都会动用竹子的场域，这个场域受到先代竹子形态的影响。
每一个物种都有一个集体记忆形式，它是生物体形态生长发育的基础，能够让生物体以它们所继承的样子发育——更确切地说，以它们所继承的形态发育。
形态发生场的概念原来就有，我对它的补充是“形态共振”这个概念。形态发生场讲的是形态的发展。但是在动物身上，还有另一种类型的场域存在。它通过组织大脑和神经系统的活动来组织行为。它被称作“行为场”。一只幼小的蜘蛛知道如何结网，不仅仅因为它继承了正确的基因，还因为它继承了行为场。我把后者的过程称为形态共振。行为场对后代相似行为模式的影响已经超越了空间和时间，从过去来到当下。一只蜘蛛继承了蜘蛛的本能，这是它从自己的祖先那里继承的习惯性方式。这并不能叫“形态发生场”，而应叫作“行为场”。
我们心理活动运行的类型和方式取决于我所说的心理场。它是我们运用语言、思维和理解力的基础。心理场也受到集体记忆的影响。所有的场域都是形态场。形态场包括与本能相关的行为场域、与组织心理活动相关的心理场，以及与组织动物群体行为相关的社会场。以白蚁为例，数百万的小虫在巨大的领地内建造出具有建筑艺术感的庞大结构。每一只白蚁都没有视觉能力，却能将那一点点烂泥放在正确的位置上，搭建起结构。白蚁是怎么知道要这么做的呢？我认为它们对某个无形的设计图做出了反应，对白蚁群落的形态场做出了反应。并不是说一切都在它们的大脑里，而是它们对场域做出了反应——就像一块铁，在磁场中做出反应，在磁力线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每一只昆虫都会对自己群体的场域做出反应。我们在蚂蚁、蜜蜂、黄蜂等群落中也看到了同样的情景。在鱼群当中也是如此——许多鱼一起游动，彼此之间不会发生碰撞。在鸟群当中也是一样的——一整群鸟在一起飞的时候，可以突然改变方向，却不会撞在一起。它们知道其他鸟的方位，也知道其他鸟会往哪里飞，因为它们都受到群体场域的影响。
对于社会性动物而言也是如此。例如，整个狼群具有一个场域，即使狼群中的成员四散分开，这个场域仍然存在。一只成年狼会留在洞穴中照顾族群的幼崽，而其他成年的狼会外出猎食，然后带着给幼崽的食物回到洞穴中。在加拿大，狼群可能会到距离洞穴几百千米外的地方狩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成年狼和幼崽之间是通过什么保持联结的呢？是什么将它们联结在了一起呢？答案就是整个狼群的群体形态场。这个场域将过去群体的行为模式——以整个群体的记忆这种方式嵌在这个场域内——传承下去。这是整个动物界——尤其是群居的社会性动物的基本行为特征。它适用于很多种类的昆虫、鱼、哺乳动物，也适用于我们人类。关于组织起形态、模式和结构的场域，存在着一种看法——这些场域适用于宇宙中所有自己组织起来的系统，包括分子与晶体、银河系与太阳系，等等。
可以说这是一种关于如何以记忆为基础组织起形态和结构的理论。而记忆通常是无意识的。形态共振的本质就是引发某种无意识的习惯性记忆。因此我断言，所谓的自然法则从更长远的意义上来说就好像是习惯。一切事物之所以会如它们现在这样运作，是因为它们以前就是这样运作的。
传统的科学观点认为，一百多亿年前，在宇宙大爆炸导致宇宙开始形成的那一刻，所有自然法则突然出现了。它们一下子全都出现在那里，就像一部宇宙的《拿破仑法典》。没人能够解释它们都是从哪里来的，或者它们为什么是现在这个样子。
我们没必要非得假设所有的法则都已经完善了。这是一种无法验证的形而上学的假设。相反，我们可以看到，大自然的规律性与习惯都还在发展变化中。情况发生的次数越多，它们越有可能被习以为常；某些频繁反复发生的习惯就会根深蒂固。这一情况不但普遍存在于自然界中，也普遍存在于人类社会中。
西蒙尼·阿罗霍 ：形态场、心灵感应和量子物理学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鲁珀特·谢尔德雷克 ：我认为，将社会性群体中所有的成员维系在一起的是这个群体的形态场。他们通过这个场域彼此联结，每个人都是大于自己的某个东西的一部分。而这个场域，就是将社会性群体成员组织在一起的东西。对于人类来说，身处家族或者其他场域——例如足球队或者其他团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有义务做点儿什么来帮助其他某个成员。群体成员根据彼此的情况做出反应，这就是群体内部的互动。即使将群体的成员分开，这个场域仍然会一直将他们联结在一起。
正如当成年狼去野外猎食而幼狼留在山洞里时，将它们联结在一起的场域并不会因距离而瓦解——这个场域就好像一条看不见的橡皮筋一样会延伸，能够把距离很远的成员系在一起。我认为这就是心灵感应的基础。当一方需要另一方的时候，后者即使在千里之外也总能够有所感应，这就是一种通过形态场产生的联结。
对于人类来说，心灵感应主要发生在情感紧密相连的人之间，比如在母亲与婴儿之间。我曾经进行过关于母婴心灵感应的研究项目。很多哺乳期的母亲们发现，当她们回到工作岗位上的时候，她们的胸部会突然有所感觉，乳汁会溢出。这是孩子哭闹的时候母亲所产生的反应和感觉。乳汁排出反射是一种由催产素，也就是爱的荷尔蒙，调节的生理反应。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大多数母亲都会立刻认为“我的宝宝需要我”——过去的母亲们会干脆直接回家，现在的母亲们会用手机打电话询问。我的研究显示，这并不仅是同步的节奏或者巧合，而是因为存在一种联结，它令母亲感觉到宝宝需要自己。
当今世界中最常见的一种心灵感应形式就是“打电话”。我感觉必须与某个人谈一谈，于是我开始去想这个人，想跟这个人对话，产生了与他对话的意图。我拿起电话，拨打他的电话号码。而对方往往在接到电话之前就能感受到我的意图。在此，意图是第一位的。于是这个人就开始想到我，而当他接通我的电话，听到我说“你好”后，他的回答是，“真有意思，我刚刚还想到你了”。我认为，世界上约有80%的人都碰到过这种现象。心灵感应主要发生在两个关系紧密、同属于一个社会性群体的人之间，例如父母与孩子、兄弟姐妹——特别是双胞胎。最为常见并且可靠的一种“打电话”心灵感应发生在母女之间。女性在这一方面从整体上讲通常比男性更有优势。这种心灵感应在朋友之间以及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也经常能见到。但它基本不会发生在陌生人之间。
所以心灵感应与社会性联结有关。如果我们养动物，它们也会与我们产生一种社会性联结。比如我们养了一条狗，它会将这个家庭视作它的群体，与家庭成员们建立起它的社会性群体，而且会与家庭成员们发展出强烈的感情联结。很多养狗的人都注意到，在自己下班回到家之前，他们的狗就已经开始在门口或者窗前等着他们了，因为它们接收到了主人的意图。这也是心灵感应。
我们对此进行过很多研究，也做过很多实验。比如我们让不同的人离开自己家，去至少八千米以外的地方，并且不让他们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回家。只有当我们给他们的手机发送“现在回家”的短信时，他们才能往家走。他们会乘坐出租车，这样他们的狗就不会听见熟悉的汽车声响。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将狗的行为拍摄下来。我们发现，狗总是在主人刚踏上回家的路时，就会跑到门口或者窗前开始等待。
在物理世界中，与这种情形最相似的现象存在于量子物理学中。作为同一个系统组成部分的两个粒子，比如来自同一个原子的两个光子，它们彼此分离，向着相反的方向行进。由于它们来自同一个系统，所以即使它们相距很远，也保持着联结。如果我们测量一个光子的偏振情况，那么另一个光子会立刻具有相反的偏振。这在量子物理学中被称为“量子纠缠”。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已经得到验证的效应，并被应用于量子信息学与量子密码学的技术当中。
量子纠缠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不会因为距离增加而减弱。无论距离是一厘米、一千米，还是一万米，它的作用都是一模一样的，它的效应并不会因为距离增加而减少。其关键在于联结，在于两个光子都是同一个东西的某个部分，都是一个系统中的组成部分。
心灵感应也是这样。我们可以通过电话在任何距离开展实验。对位于英国、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的人进行的“打电话”心灵感应实验，与对位于伦敦相隔仅两三千米的人进行的实验的效果是一样的。我们与刚刚来到英国的澳大利亚籍和新西兰籍的年轻人进行了远距离心灵感应实验。他们与身处家乡的亲人之间的实验效果是最好的，而他们与在伦敦刚认识的人之间的实验效果则不太理想。这表明，心灵感应的关键在于情感距离，而不是身体上的距离。
西蒙尼·阿罗霍 ：我想跟您谈谈心灵感应跟家族系统排列相关的另一个方面。案主们经常受到还没有解决的创伤的纠缠，而且这些创伤来自家族中之前的几代人。如果这种纠缠在排列的时候呈现出来，案主就会感觉如释重负。您会如何解释这种动态现象呢？
鲁珀特·谢尔德雷克 ：这些家族场域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似乎对过去发生的事件是有记忆的。家族中过去就有某种特定的问题模式，并且其一直延续到现在，这也是家族场域的体现。根据我的观察，其中大多数情况都是之前某一代中有某个人被家族排除在外。这个家族的领域中有一种排斥的模式，导致这种模式的原因可能是家族中的某个人做错了事、被杀害了、杀了人、进了监狱、被送走，或者其他原因——总之，是某种创伤。而后代的某个家族成员接过了这个角色，但他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采取那样的行为。一般来说，个人治疗是无济于事的，因为这个问题并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家族的模式。它是家族领域中的形态共振带来的一种记忆。疗愈的过程还是一个谜。一旦被排除在外的人返回自己原本所属的那一代并被场域纳入，当下的场域就会产生疗愈的效果——谁都不知道它是不是也能对过去起作用，我也不知道。我并不期待形态共振从未来移动到过去，只知道它可以从过去移动到当下。之前感到自己被排除在外的人现在似乎没有这种感觉了，同时整个家族场域都得到了疗愈。
家族系统排列中最有意思的现象之一，就像我所听说的，是某种疗愈会在整个家族内发生。案主做完排列后回到家里，会发现在当天晚上或者接下来的几天内他就会收到家族成员发来的邮件，或者接到他们打来的电话，因为这些家庭成员已经感觉到有些东西发生了改变——尽管他们对案主的排列和排列中所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排列不仅会对案主本人产生效果，还会对其家庭中的其他一位或几位成员产生影响。这种现象让人深深着迷，我很希望排列师们能够更好地将它们记录在案。从法则上来说，家族系统排列可以成为系统性研究。
跟我一起交谈过的大多数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都会讲到这种让人难忘的故事，然而科学是不承认这些故事的，还把它们称作轶事。但是，什么是轶事（anekdote）？如果在希腊语中查找“anekdote”一词，就会找到“an ékdoton”，即“没有发布的”这个词。轶事就是没有公开的故事。整个医学就建立在轶事之上。当医学上的轶事被公开的时候，从定义上来讲，它们就不再是轶事，而变成了案例研究。一些科学家们，包括我在内，认为很多轶事都是数据。如果很多故事都在讲述着同一类型的东西，那么就表示有某种事情在发生。这就是现象的自然史。虽然目前还没有任何实验性研究，但是它是一种对自然史的记录。而且我认为，家族系统排列的自然史看起来也会对没参加排列工作坊的人产生影响；这些家族成员哪怕没有出席也能感受到影响，并且会以不同于自己平常的方式做出反应。有时候，某人会给一个已经有十年没有联系过的人打电话或者发邮件。我认为这就表明了真的有某种与场域动力有关的东西在发生。它并非仅存在于现场观看排列的人的头脑里。
西蒙尼·阿罗霍 ：家族系统排列表明，家族系统中的秘密总有真相大白的时候。在大自然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况呢？如果有的话，您是怎么将这种情况与家族系统排列联系起来的？
鲁珀特·谢尔德雷克 ：其实，大自然中也有秘密。动物们会伪装自己。我们知道，动物们会悄悄地潜伏起来，猛兽有时候很难发现猎物，因为猎物们藏起来或者伪装起来了。但是从形态共振的角度来看，任何相似的事物都会产生共振。即使我们看不见已经发生的某件事，它还是会产生影响。也许我们不知道确切的细节，但是它仍然产生了某个效果。自然界中的一切都会产生一定影响。我们可以在人前保守一些秘密，而动物们可以在其他动物面前隐藏自己的存在——但是这种“隐藏”只对某些人有效。在大自然中，这些动物的存在以及它们的一切所作所为都会对以后产生共振效应。从这方面来说，它们无法一直都不引起影响。而且我认为，一个家族的模式、一场排列，或者家族中过去发生的某件事都可能产生某种影响。
西蒙尼·阿罗霍 ：您是如何看待排列中代表们完全进入他们所代表的家庭成员的角色中的？
鲁珀特·谢尔德雷克 ：代表与他所代表的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结对我来说是家族系统排列中最神秘的部分。我没有想到它进行得那么好。在我加入家族系统排列并成为代表的时候，我发现我说的话、做的事都不符合我自己的言行举止和处事风格。在场域中，代表们会被他们所代表的人物“附身”——绝不是那种灵魂的附身——他们会用这些人物的内在说话，表达出其想法和情绪。
参加排列的代表都是普通人，他们并没有接受过话剧学校的长期培训，也没有接受过媒介的培训。它对于普通人来说简单得让人吃惊。在场域中处理自己家庭议题的人不可思议地被允许将自己的想法、能量和情感渗透到这个场域当中。而代表们也会不可思议地感受到他们在场域中处于什么地位以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让我惊讶的是，这一切都进行得如此之好。我认为这也指明了社会场域运行的普遍法则。
如果你在一个社会场域中担任了一个角色，比如一所学校的校长，那么整个学校有可能具有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你担任了校长的角色，不知为何，你就会自然而然地适应这个角色，而且会以过去的很多任校长的经验为基础，特别是这所学校里的校长。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以某种方式方法让自己适应场域，就连动物也是如此。我有一个庞大的数据库，里面记载了关于家养的猫和狗的故事，因为猫狗也属于家族场域。我知道在排列工作中大家一般会忽视宠物，但是宠物在家族场域中通常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们也是家族的成员。我搜集了很多这方面的故事。
比如说，某人养了一条有特殊习惯的狗，它在吃饭的时候会坐在特定的位置，做出特殊的行为。这条狗死了之后，主人又弄来一条新狗。这条狗会做出与前面那条狗一样的事情。它接替了那条已经不在的、已经死去的狗的角色，填补了家族场域中空出来的位置——就好像咔嗒一下嵌进去了一样。
在我看来，在某个场域中接替某个角色是正常社会行为的一部分。当一个人进入一个社会性群体的时候，他就会接替某一个角色。比如一个足球队的边锋就接替了以前某个同位置球员的角色。这里的接替是非常明确的，因为不同球队成员都有精确定义的角色。除了学校和军队这类对角色进行明确定义的组织和系统外，在其他社会性群体中，这个过程通常是模糊不清的。
在家族中，各个角色也在一定程度上有着明确的定义，其中包括辈分、孩子的排行，等等。伯特·海灵格非常喜欢观察家族中的自然状态。家中有一种自然的秩序存在，每个人都会本能地感受到它。
在排列中，代表们不知为何也都接受了这一整套秩序。这么容易就能接受，很可能是因为我们一辈子都在这样做着，我们多年来一直在隐隐练习着它。我们把自己融入一个社会性群体中，融入很多不同的社会性群体中，而且我们也适应在每个场域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只是对为什么代表能够如此轻松地接受他的角色进行的一种假设和猜测。对我来说，这一点是家族系统排列最令人惊叹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