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紧接着《东周列国故事新编》。全书的体例跟上一本大体相同，因此，有关编写的一些技术性的问题这儿就不重复谈了。可是有一件事，我还得再提一提，那就是：我写中国历史故事的动机，只是想借着这些历史故事来试验普通话的写作，换句话说，我的动机是从研究语文出发，是以研究语文为主的。为了这个缘故，我想先谈谈有关语文的一些问题。

毛主席早在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就说过“言语必须接近民众”。有不少人以为字应当认，书应当读，就是所谓“读书识字”；说话么，谁都会，儿童在没上学之前早就学会说话了。所以在过去我们只注重文字教学，不注重语言教学，普通话的学习更是近来的事。因为过去不重视语言教学，在学生时代只练习“作文”，没练习“写话”，以致有些人即使成心要写白话，也会不自觉地用了一些不文不白的词句。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里教导我们要下苦功去学习语言。他说：

为什么语言要学，并且要用很大的气力去学呢？因为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第一，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第二，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我们不是硬搬或滥用外国语言，是要吸收外国语言中的好东西，于我们适用的东西。……第三，我们还要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当然我们坚决反对去用已经死了的语汇和典故，这是确定了的，但是好的仍然有用的东西还是应该继承。

关于语言的大众化问题，毛主席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指示我们要向群众学习，要我们在思想感情上和工农兵打成一片。他说：

什么是不懂？语言不懂，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许多文艺工作者由于自己脱离群众、生活空虚，当然也就不熟悉人民的语言，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显得语言无味，而且里面常常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做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而要打成一片，就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

以上所引的毛主席的话是我在写作中作为语文通俗化学习的一个指导思想。我不是笼统地反对文言，也不是要求所有的文章都要通俗，而是从实际出发，要求写给广大群众看的东西、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出版物，最好能用普通话来写，不要滥用文言。这一点我想谁也不会反对。当然，书面上写的语言和嘴里讲的语言，多少总有点区别（例如书面上写的语言可以比较复杂些、精密些），但是必须是同一种的语言，而不是象文言或者半文言那样变成了另一种语言。书面上的语言要尽可能地做到跟嘴里讲的语言一致，必须能够读出来就听得懂，也就是说，能够朗诵。由于过去有不少小说中的白话文并不是今天活的语言，有些人就错误地模仿那种腔调，把白话写成了不文不白的“新文言”。

到了今天，我们更可以明确地说，过去的白话文并不都是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以北京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这儿还可以看出所谓纸上写的语言和嘴里讲的语言相一致，应当理解为和规范化的普通话相一致，而不是提倡方言或者土话。我因为不喜欢故意掉文，倒喜欢用北京口语来写东西，有一个时期，曾经走上了另一个极端，把北京的土话当做普通话来使用，这是不对的。方言和土话可以作为丰富普通话的养料，但是当它还没在别的地区通行以前，不能作为全国共同的语言，即使是北京的土话，也不能称为普通话。因此，在通俗读物的用词上，我们一面反对滥用文言，一面还得反对滥用方言和土话。这本书在用词上虽然改了好多次，可是文言性的词句和北京的土话，由于一时见不到，还不敢说已经完全改去了。

一个地区的方言和土话，别的地区的人一般是听不懂的，就是写出来，也不容易看得懂，所以在全国范围内，这种用方言或者用土话写的文章不能形成一种文体，也不可能成为一种文风。但是半文半白的文章，虽然读起来不一定听得懂，看是可以看得懂的。这种文体跟汉字重形不重音的特点很相适应，所以尽管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在不少知识分子当中，反倒成了一种习惯。例如不写“既然这样”而写成“既如此”，不写“你来的时候”，而写成“你来时”，不写“他就笑着说”，而写成“他便笑道”等等。这种白话文还是只能够用眼睛看，而不能够用耳朵听的，虽然也叫白话，实际上已经变成一种“新文言”了。这种“新文言”用在一般的书报中，我们可以不谈。可是在通俗读物，儿童读物，甚至连环图画的说明当中，我们也经常见到这些词句。这是为什么呐？我相信今天的作家决不会故意把一句简单明了的话写成不三不四的文言，让识字不多的人看不懂。就我过去的写作经验，说句天公地道的话，不是故意的，而是因为过去受了文言和旧式白话的影响，现在要写通俗的话又没下苦功，那种半文半白的文腔一时还没法改变过来。

文言和白话的区别，一般是容易看出来的，可是书面上的所谓白话文和嘴里讲的普通话，因为比较接近，如果不是特别留心的话，是很容易混过去的。例如：

（1）你往何处去？（旧式白话）

（2）你往那里去？（新式白话）

（3）你上哪儿去？（普通话）

又如：

（1）他道：（旧式白话）

（2）他说道；他说：（新式白话）

（3）他说：（普通话）

象这一类以前的所谓白话和今天的普通话不同的用词，我在写作中有意识地记录下来，以便随时对照。这儿摘出最常用的几十个，依照音序排列如下：

我正在写这篇序言的时候，有一位朋友很为难地说：“文字口语化好是好，就是太罗唆点儿。这种文章写得好，读起来顺口，就象说话一样，看也看得懂，听也听得懂。好，我赞成。可有一件，看书的时候就多费时间了。看一个‘时’字总比看‘的时候’三个字省工夫吧。如果读书要用嘴念，要用耳朵听的话，象听广播那样，那么，‘你来时’就不如‘你来的时候’那么清楚明白，这我也承认。可是书，一般总是看的，不是象给小学生那样朗诵的。‘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这是应当的，‘文章里面夹着一些生造出来的和人民的语言相对立的不三不四的词句’，我也反对；但是人民的语言或者说群众的语言，是不是一定就比书面的语言好，我觉得还值得考虑。”

从这段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有关语文教学的基本问题：一、我国的语言和文字虽然有着密切的联系，一向是分头发展的。到了今天，究竟书本上写的语言和嘴里面讲的语言应当是两种不同的语言呐？还是应当尽可能地求得一致？二、文言的词句肯定比白话简短。就拿文言来说，中古文言要比近代文言简短，而上古文言比中古文言和近代文言更简短；拿白话来说，新式白话的音节要比旧式白话的音节多，而现代普通话的音节比新式白话和旧式白话的音节更多。究竟我国语文发展的方向应当向上古文言看齐呐？还是应当认真学习群众的语言？

前面所引的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实际上已经回答了上面的两个问题。至于这本书里有些地方写得太罗唆，有些词儿用得不恰当，有不少“的”字和“了”字还可以省去，“儿化词”还用了不少，这些都是由于我在语文方面学习不够，就是说，“对于人民群众的丰富的生动的语言，缺乏充分的知识”，而不是由于今天人民的语言或者群众的语言不如以前文人的书面语言那么好。

关于本书语文的一些意见，就写到这儿为止。下面还想谈谈有关历史故事跟历史人物的处理问题。上面已经交代我编写中国历史故事的动机是从研究语文出发的。我不想，也没有能力把这本书写成历史教科书。在这本书里，尽量不发议论，不做分析，只是把历史故事组织剪裁，用通俗的语言写出来，让读者看了，能够自己分析批判。但是话又得说回来，这样做，并不等于说我对这些历史故事没有自己的看法。在材料的取舍上，语气的褒贬上，我表示了我自己的态度。

正因为这样，我对书中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处理，不得不更加谨慎。我担心由于我处理得不妥当，会把读者引导到一个不正确的结论上去。有些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处理，是经过反复讨论、研究，把原稿来回修改好多次，才勉强这么写下来的。这些问题主要的有：陈胜、吴广的失败；项羽和刘邦的斗争；汉文帝的与民休息政策；汉武帝的打匈奴和通西域；王莽的谦恭下士和复古改制；汉光武的功过等等。

第一，先说陈胜、吴广领导下的农民起义军的失败，在初稿中只指出四点原因，就是：（1）由于旧六国领主的残余分子，以前的豪强、武人，失意的贵族、政客等等的混入，起义军的队伍可就复杂了。秦政权还没推翻，这些旧六国贵族和野心家就先割据地盘，进行复辟。（2）由于起义军战线拉得太长，人马分散，各地自发的起义军又不能在统一的领导下集中力量。这就给了秦军个别击破的机会。（3）由于起义军中没有能征惯战的将军，也没有善于指挥的军事家，据历史记载，起义军中唯一懂得一点军事的还得数周文。他曾经在项燕军队里做过观察天文的工作，由他打头阵去进攻咸阳。他一死，原来的起义军就没有自己的将军了。（4）由于陈胜手下出了一个败类，这位首先起义的陈王陈胜竟被叛徒庄贾杀害了。我肯定陈胜、吴广的起义，把失败的原因都记在客观条件的帐上，不愿意指出领导人自己的缺点。这是片面的。后来又把历史上记着的陈胜自己蜕化变质的事实也补上去，那就是他做了陈王，住在富丽堂皇的宫里以后，瞧不起那些“破破烂烂的大老粗”，还杀了一些自己的老乡和贫苦时期跟他一起吃过苦的庄稼人。不但从本乡来见陈王的那批亲戚朋友全都走了，连楚营里跟陈王一块儿起义的士兵也走了不少。这样写，对这个历史事件的叙述就比较全面了。

第二，谈谈项羽和刘邦的斗争。小孩子看戏，老问：“这是好人还是坏人？”我写历史故事也是这样，好人坏人心里先有个数。可是项羽和刘邦，谁好，谁坏，赞扬哪个，讽刺哪个，就作了多次的修改，自己还不能满意。一来，因为司马迁的《项羽本纪》实在写得太动人了，跟《高祖本纪》一对比，谁都知道他是在颂扬谁，谴责谁。二来，没受过马列主义教育的人，或者学习不够，虽然也讲究谁是谁非，一般地说，免不了有同情失败者的情绪。尤其是因为项羽确实有让人钦佩的地方，而刘邦总有些象个反复无常、刻薄寡恩的小人。因此，照咱们过去文艺上的描写，一个是英雄好汉大丈夫，一个是连父亲的命都可以不要的流氓无赖。不从人物的发展上去研究，也不从全面考虑问题。肯定是好人，就什么都好，好到底；肯定是坏人，就什么都坏，坏到底。这是最容易犯的毛病。我这样写下去，当然得来回修改，甚至重写。

在农民起义反抗残暴统治的斗争中，项羽确实是个“英雄好汉大丈夫”。他不象那些个只知道混水摸鱼、扩张自己地盘的旧六国贵族，眼看着陈胜、吴广的失败，坐视不救；也不象刘邦那样不敢碰一碰秦军的主力，不去消灭秦统治的有生力量，净想拣便宜，先进关做王。围攻钜鹿的秦军三十多万，兵精粮足，声势浩大，旧贵族的几路救兵谁也不敢出战，连奉命救赵的卿子冠军宋义也不敢进兵。要是项羽也象他们那样让秦灭了赵国，局势可就不堪设想了。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农民起义消灭秦军的主力，推翻秦朝统治的斗争中，项羽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个英雄好汉大丈夫。

灭秦以后，情况不同了。项羽和刘邦各走各的路。贵族出身的项羽，拥兵四十万，号称百万大军，大权在他手里，他开始分封诸侯，把全国分为十八个王国，自己做了封建割据的霸主，把秦始皇已经统一了的局面又退回到四分五裂的战国时代里去了。刘邦和他的一帮人，除了少数是贵族成分以外，大多都是中小地主、小官吏、小生产者、农民和贫民，包括韩信、萧何、陈平、樊哙、周勃、灌婴这些人。他们代表一般人的愿望，不愿意再出现封建割据的混战局面，连张良都反对封六国的后人。项羽分封诸侯，诸侯为了各自扩张地盘，彼此之间必然互相兼并，形成混战的局面，甚至也不服从霸主的指挥。刘邦虽然势力小，他打下的地方大多设置郡县，由自己直接派官吏治理。这就给中央集权打下了基础。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怎么收拾人心，让老百姓有点好处。从废除秦朝苛刻的法令，约法三章起，一连串的措施，如开放秦朝的林园让农民耕种，免除或减轻租税，不让老百姓犒劳军队等等，跟到处乱杀，残暴出了名的项羽一比，老百姓情愿拥护谁，就太明显了。韩信登台拜将的时候，分析汉楚双方实力的情况和转弱为强、转强为弱的一番道理，基本上是正确的。

由于上述的原因，我把原来的篇名“霸王别姬”和“自刎乌江”改成“四面楚歌”和“难见江东父老”，这当中多少含有谴责的味儿。在项羽说了“这是天数，不是我打仗打得不好”这句话以后，我有意识地加了一段：“霸王始终认为只有他一个人力气最大，最能打仗，最能杀人，所以天下的人都应当听他的。到了这会儿，跟着他的只有二十八个人，他还不肯认输，一定要再杀几个人让他们瞧瞧。”

正相反，在《汉高祖登基》一篇里，叙述了裁减军队，安抚百姓，优待官吏等等的措施，还把他的一道诏书记载下来：“以前有不少人因为战争离开了家乡，聚在山林里或者躲在水泽地区，他们连户口都没有。现在天下已定，都该各归各县，恢复自己的田地和住宅。官员对百姓要用文法教训，劝化他们，不准象以前那样随便鞭打、侮辱……”从这些措施来看，汉高祖确实给了老百姓一些好处，老百姓认为汉朝的统治比秦朝好得多，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我企图把这两个集团的代表描写成一个是从上坡走向下坡，一个是从下坡走向上坡，也就是我试试“从人物的发展上去研究”的一知半解的处理。

第三，对汉文帝的看法。汉文帝是汉朝的一个开明君主，这一点我想谁也不会否认。他一上台，就废除了全家连坐法：“一个人犯了法，定了罪，也就是了。为什么把他的父母、妻子也都一同逮来办罪呐？”全家连坐法废除以后，接着就救济各地的鳏、寡、孤、独、穷困的人。即位第二年，又废除了诽谤妖言法。他说：“如果有人咒骂皇帝，官吏就认为大逆不道，说话一不小心，又说他们有意诽谤，那简直是封了人民的嘴。我极不同意这种办法。”就在这一年免去全国田租的一半，即位第十三年以后，完全废除了田租。为了一个小姑娘上书，情愿替他父亲赎罪，汉文帝废除了肉刑。

除此以外，值得赞扬的措施还很多，这儿就不说了。我从内心里喜欢汉文帝，把他当作理想的好皇帝来描写，意思是说，这样的皇帝哪儿找去？当时有人对我说：“皇帝是全国地主阶级的总首领，他只能压迫广大的劳动人民，不可能处处替老百姓着想。你这么美化汉文帝，容易使读者模糊阶级斗争。”我一听，心里起了波动。后来，又赶上反对人性论的学习，思想上比较明确了。我觉得上面那种意见虽然太片面，但是我把汉文帝写得这么好，恐怕是有问题的，就把原稿修改一下，增加了一些材料，特别强调他以前的困难和即位以后自己地位的不巩固这两点。主要是说他原来被送到接近匈奴的边缘地区，这才没遭到吕后的毒手，他是被扔在外边的一个“舍哥儿”（被遗弃的孩子），是吃过苦头的人；又说他从代地到长安只带着五六个随从的人，朝廷上的大臣没有一个是他的心腹，自己没有一个兵，带兵的没有一个是他的将军。这么一个毫无势力、孤苦伶仃的“舍哥儿”，让别人捧上皇位，他的地位是不巩固的。他不得不虚心听从大臣们的意见，不得不想办法减少老百姓的痛苦，对他们多多让步来换取他们的拥护。我是打算说明汉文帝这么好不是因为他良心好，而是由于环境所逼，不得不这样，就这么减少一点对“地主阶级总首领”的赞扬。我这么改了以后，再请几位同志看一看，请他们提意见。讨论下来，还是不行。他们说：“照你这么讲法，汉文帝只是一个适应环境、接受命运支配的人，他自己的努力，主观的能动性在历史上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了。不能这么说吧，个人、领袖、杰出的人物在历史上是能起一定的作用的。汉文帝是个开明的君主，就照实写，环境和时势固然重要，个人的努力也得重视。”

这么着，我再修改一次，修改成现在的样子。这样处理是不是合适，还不敢说，希望读者多提意见。

第四，汉武帝打匈奴和通西域。汉武帝在我国历史上究竟应当得到一个怎么样的评价，我没有这分本领，不敢尝试。我只能把自己怎么处理某些故事的意见说一说。我从小读历史就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汉武帝这个人哪，八个字：“好大喜功，穷兵黩武。”历来有不少评论家不一定用这八个字，可都有这个意思。我从小受的教育多少带着人道主义的。打仗要杀人，杀人总是不好的。后来才知道反对战争不能一概而论。非正义的战争应该反对，正义的战争就该支持。那么，汉武帝打匈奴是正义的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呢？这就得看当时的情况了。匈奴是怎么对待汉朝来着？从汉高祖登基不久，匈奴就一直进攻汉朝的边境，掳掠财物子女。汉朝和他们调和、联络，他们又不守信用。经过汉文帝跟汉景帝两朝的休养生息政策，汉朝的国力强大了，这么着，汉武帝才下定了决心，他要用武力来抵抗匈奴的进攻。再说，匈奴也实在不讲道理，直到他们被卫青、霍去病打败以后，狐鹿姑单于还写了一封信，派使者来见汉武帝，提出种种无理的要求。那信上说：“南方有大汉，北边有强胡。强胡是天之骄子，不愿意为了一些小礼节麻烦自己。现在我干脆对你说个明白：大开关口，让匈奴出入方便；我们还要娶汉人的女子为妻子；你们还得每年给我上等好酒一万石，粟米五千斛，各种绸缎布帛一万匹；还有别的东西照以前的规矩送来。这样，我们就不再到边界上来抢掠了。”瞧单于的横蛮劲儿。

根据历史的记载，匈奴一直在进攻汉朝。汉武帝出兵抵抗是出于自卫，是不应当受到责备的。

汉武帝通西域，最初的动机是要联络同样受到匈奴攻打的部族共同去抵抗匈奴。这个目的可并没达到，汉武帝跟匈奴多年的战争，直到把匈奴赶回漠北，都没有西域人参加。

公元前115年，汉武帝派张骞和他的几个副手为使者，拿着汉朝的使节，带着三百个勇士，每人两匹马，还有牛羊数万头，黄金、钱币、绸缎、布帛等价值几千万的礼物，动身到西域去。显然，张骞他们是去联络邦交，而不是去打仗的。要是去打仗的话，三百人顶什么事呐？数万头牛羊、黄金、钱币、绸缎、布帛都不是武器。正因为通西域的使者不是去杀人，而是去结交、通好，所以汉朝的使者是受到欢迎的。

汉武帝联络西域共同去打匈奴的计划并没实现，可是建立了东西的交通。在很长一个时期内，西域的道儿上每年都有使者来往，多则几百人，少则一百多人，在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上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从汉朝运去的货物经过天山南路的主要是丝织品，人们就把那条道儿称为“丝路”；从天山北路运到东方来的主要是毛皮，所以那条道儿就叫做“毛皮路”。这两条路名就可以证明汉武帝通西域在经济上的意义了。

在汉朝和西域国家的关系中，联络、交好是主要方面，但是大小也打过仗。有时候是汉朝理亏，有时候是西域国家理亏，读者从我对这几次战争的叙述描写里，是不难看出我的态度来的。

第五，王莽的谦恭下士和复古改制。王莽是好人还是坏人？按照以前的说法，谋王篡位的就是坏人，我们今天可不能那么去评定历史人物。曾经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王莽的谦恭下士是出于真心的还是虚伪的？是一开始就虚伪还是到后来才变成虚伪的？”也有人说：“如果王莽是个坏人，不如一开始就揭发他的阴谋，让读者心里有个底。”也有人说：“如果王莽真心要改革土地制度，释放奴婢，那他就是好人，我们不该以成败论人，把他写成坏人。”

我认为一个人不是一成不变的。王莽在他年轻的时候，什么都不如他叔伯兄弟的时候，和他后来做了大官，掌了大权的时候，可能有些不同，也可能他是长线放远鹞，一贯到底，根本没有什么不同。我不想研究这些问题，我想还是根据历史的记载，讲我们的故事吧。

一个统治阶级的野心家，要爬上政治舞台去，总是千方百计地替自己打算，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主要的是要看他掌权以后，他的政策和行动对国家社会的发展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讲些有关这方面的故事，也许比讨论王莽个人的道德品质和谦恭下士的动机更有意义。

王莽做了皇帝，第一件大事就是禁止买卖土地和买卖奴婢。

王莽不从实际出发，改革土地制度或者实行限制民田，象十五年前师丹所建议的那样。他只是一味地要恢复古代的制度，违反历史的发展和人民的要求。他说，古时候一个人有一百亩土地，怎么怎么好，因此要恢复古时候的制度。按照王莽的说法，秦废除公田制应当由富强变为贫弱，怎么变法以后反而富强了呐？王莽并不是把全国的土地分给农民，而是没收一切人的土地，归皇帝一人所有。原来的土地所有者反对王莽，是意料中的事，怎么农民也起来反对呐？可见这种办法对广大的农民也是不利的。这一来，当然破坏了农业生产。难怪三年以后，王莽就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废除“王田”，土地和奴婢又可以自由买卖了。可是各地的乱劲儿已经起来了。以后继续不断地发生灾荒，赤眉、绿林农民大起义，终于推翻了新莽的统治。

再说废除奴婢买卖吧。如果奴婢得到释放，做奴婢的和他们的父兄，广大的劳动人民，应当欢天喜地地拥护王莽，歌颂王莽了。事实并不这样。王莽并不主张废除蓄奴制，他只是把原来私人可以买卖的奴婢改为官家所有的奴婢。奴婢还是奴婢。而且以后王莽把大批反对他的男女农民没收为官奴，奴婢的人数就这么越来越多了。

除了这两件所谓“改革”以外，王莽还拿进行币制改革的名义，搜刮全国人民的财富。在短短的七年里面，币制改了四次，钱越改越小，价越作越大。到了这时候，不但广大的劳苦群众活不下去，就是贵族、豪强、富商、地主也对他不满。王莽还想借着对外战争来缓和国内的危机，就这么跟北边、西边、东边、南边的各部族、各邻邦都打上了。没想到这一来反倒加速和加紧国内农民的大起义。他临死还说：“天理在我这儿，汉兵能把我怎么样？”根据历史的记载，他死守着的不是什么天理，而是六十万斤黄金和无数的珍宝。

资产阶级实用主义学者胡适，因为王莽曾经主张过改革土地制度，就把他说成是“社会主义改革家”。这是有意污蔑社会主义，丑化社会主义，用心是很恶毒的。

第六，汉光武的功过。我写汉光武刘秀的故事所碰到的困难，正跟写汉文帝的故事一样。赞扬他还是谴责他？赞扬多少？谴责多少？这当中的分寸是很难掌握的。我看了些有关汉光武的论文，也曾经跟朋友们谈谈到底他是好人还是坏人。有人说他好，有人说他坏，有人说他好里有坏，坏里有好。我没有很好的研究。综合起来说，我们不应该过分赞扬刘秀。他是个汉室的贵族，又是个大地主、大米商，还是个太学生。天下乌鸦一般黑，这样的人怎么能跟穷苦的农民起义军合得来呐？再看他的行动，表面上跟农民起义军联合作战，推翻新莽的政权，实际上他是利用农民军作为自己夺取政权的工具。他一做了萧王（还没即位），就以统治者自居，镇压和屠杀各地的农民起义军。他的政权是在农民军的血泊中建立起来的。

刘秀所以能够统一中原也有他的优点，主要的有这些个：

（1）昆阳大战决定起义军的胜利。刘秀只有三千人马，守昆阳的绿林将士王常、王凤也才八九千人，两路人马合在一起，也不过一万二三千人。围攻昆阳的敌人有多少呐？四十二万，号称一百万。双方力量差得太远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汉兵居然打了胜仗，消灭新莽的百万大军，这是历史上以少胜多的大战中很突出的一个例子。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刘秀一点不害怕，不退缩，自己带头作战，采用各种方式鼓励起义军的士气，对这次战役的胜利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2）军队的纪律好。起义军初次打胜仗的时候，新市兵、平林兵、南阳兵三路兵马沿路抢夺了不少财物。为了争夺财物，他们差点儿互相打起来。刘秀劝告自己这一边的人把财物都让给别人。那两路人才愿意跟南阳兵再去进攻别的县城。后来更始做了皇帝，将士们在各地掳掠财物，强抢妇女。赤眉一路的人马到后来也跟绿林兵一样，纪律很差。另外十几处的起义军也一样，起先没收官府、豪强的财物，那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以后继续用抢掠财物的手段来维持生活，甚至连一般老百姓也遭到抢劫，这就违反了人民的愿望。刘秀可不同了，他的军队中也有掳掠的行为，但是他用种种办法整顿纪律，争取民心。论这一点，别的军队的领导人就没有这么远大的眼光。

（3）减轻人民的负担。汉光武刘秀平定关中以后，就下诏书，节省公家的开支，田税减为三十分之一。即位以后接连好几次下令让奴隶恢复为平民，或者不准奴隶主虐待奴隶。不止一次地大赦天下，救济贫民。老百姓情愿让他做皇帝，不是没有理由的。

（4）保全功臣。汉光武使用一切办法做到保全功臣。他们当中即使有点小过失，也就宽容过去了。在这一方面，他确实比汉高祖和明太祖都要高明。天下刚刚平定，有意识地不杀戮功臣，对团结统治阶级内部，巩固政权，安定社会秩序，都有不小的作用。

以上这些人物和事情的看法和意见，我自己觉得很不成熟，其他错误的或者不妥当的地方一定不少，希望读者随时指正。

另外有两件事顺便交代一下：（1）本书采用圆括号和方括号两种：圆括号内的文字也是正文，是次要的正文；方括号内的文字是注解或者难字注音，可不是正文。（2）本书古地名的注解一般根据解放前旧版《辞海》，这是因为今天的地名，如某地属某省、某县，或者某地划归某县，某县已经取消等，经常有些变动，所以本书中有时候会出现“不古不今”的地名。这些地名的注解只能作为一个时期的参考，不能当作今天地名的标准，这一点还得请读者谅解。

林汉达
1963年10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