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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中国现代明史学科构建伊始，即有学者着力于对勋臣的研究。作为明史研究拓荒者之一的吴晗先生，就曾较多关注洪武朝功臣的历史，他在《胡惟庸党案考》
一文中特别剖析了明初勋贵的派系构成以及朱元璋晚年大规模屠戮胡惟庸、蓝玉等勋臣的事件。此后，有关“胡蓝党案”的研究成为明史显学，相关论文数量不胜枚举。进入二十一世纪，学术界普遍对朱元璋剪除功臣的过程与原因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类似研究渐渐减少。不可否认，勋贵遭受屠戮确实是明初政坛大案，但不少研究仅谈论人物与事件，不能与具体的国家制度及当时统治方略相结合，不利于促进学界进一步关注勋臣制度在永乐朝以降的演化过程，无益于推动整个明代勋爵研究的发展。
与国内学者长期陷于“洪武大案”的讨论不同，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学者谷光隆《明代の勳臣に關する一考察》
一文通过统计《明史·功臣世表》中所载勋臣履历，对勋臣任职五府、京营、侍卫、地方总兵的铨选机制进行了规律性的分析，可谓勋臣政治制度研究的先行者。然而由于谷光氏没有充分挖掘档案、实录、文集等更为原始的资料，故所论尚不够具体深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内一些学者也开始从个别的制度梳理入手，对明代勋臣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如王剑《铁券、铁榜与明初的贵族政治》
与朱子彦《从铁券制、铁榜文看明初朱元璋和功臣的关系》及《论明代铁券制度与皇权政治》
等文，虽仍以朱元璋打击功臣的历史现象为研究对象，但转而着重讨论与勋爵封袭相关的铁券与铁榜制度。其中《铁券、铁榜与明初的贵族政治》一文引入“贵族政治”这一概念分析洪武朝勋臣的权力状况，不过“贵族政治”的概念定义以及其在中国古代，尤其是在明代的适用性仍待进行深入分析。曹循《明代臣僚封爵制度略论》及《论明代勋臣的培养与任用》
是近年来发表的有关明代勋爵的综合性研究，两文分别对勋封制度与勋臣权力做了初步探析，不过限于两文的字数限制，相关问题的研究空间仍较大。近些年有关“洪武大案”的研究中，李新峰《明初勋贵派系与胡蓝党案》
一文，提出朱元璋按照“与诸将间的亲疏关系”为先后顺序屠戮功臣的观点，为进一步探析洪武朝勋臣权位提供了新的视角。叶群英在《明代外戚研究》
一书中专辟章节讨论外戚与勋臣的关系，对于全面认识勋臣政治权力有所裨益。
由于勋臣群体主要负责军政事务，勋臣与都督府、京营、南京守备、各镇总兵、京军军卫等机构的关系紧密，因而部分学者在研究上述这些机构、职官时也会多少涉及勋爵问题，此类论著数量较多，不便一一列举。笔者将在具体论述中吸收这些已有成果，并与之展开必要的对话，同时转换研究视角，以勋臣制度为中心重新梳理评析明代军政制度。
还有一些学者致力于勋臣与勋臣家族的个案研究。其中代表作有顾诚《靖难之役和耿炳文、沐晟家族——婚姻关系在封建政治中作用之一例》
、李建军《明代云南沐氏家族研究》
、罗晓翔《从刘世延案看明末南京治安管理与司法制度》
、胡吉勋《郭勋刊书考论——家族史演绎刊布与明中叶政治的互动》
、李谷悦《明朝历代诚意伯》
、黄阿明《明代临淮郭氏家族若干史实辨正》
及朱忠文的学位论文《明代开国功臣家族研究》
与论文《论永乐到宣德年间开国功臣家族命运的变化——以巩固新政权合法性为视角的研究》《论武定侯家族的袭爵之争——以族权与皇权关系为视角的研究》
等。另外，邵磊等人的论文及考古报告公布、考订了大批明代南京勋臣家族墓志资料
，对弥补传世文献的缺漏有所帮助。
在政治制度史研究以外，前辈明史大家王毓铨先生早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曾探讨过明代勋戚庄田以及勋臣对国家生产资料、劳动力的占有与侵夺等经济问题
，从而提出了贵族群体对皇权的依附性、共生性关系及家长制皇权统治体系等核心理论，对研究明代皇权体系下的勋臣制度具有高屋建瓴的指导意义。笔者在展开讨论时对王先生的学术遗产多有继承与借鉴。
不难看出，以往学界对明代勋臣的研究仍显零散疏阔，倾向于探究个别事件、个别人物、个别时期和个别制度，尚未形成系统化与理论化的学术评价体系。有鉴于数十年来明代勋爵研究的不足，笔者认为，只有从明代国家体制、机制演进与皇权体系下权力分配的多角度入手，以政治史与制度史相结合的方法，将勋爵封袭制度变迁与勋臣职权调整作为一个整体性的课题进行综合研究，才能准确把握勋臣制度发展的关键环节与特殊形态变化。因此笔者尝试跳出事件与人物研究的狭窄范畴，综合探究勋臣的封爵与任职，逐一探析勋臣各类职衔的任授模式与权力的运作规律，以期全面梳理总结勋臣制度的演化进程，揭示勋臣群体在明代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具体而言，笔者着眼于政治史、政治制度史与军事制度史领域中与勋臣有关的但尚未引起学界重视或尚未解决的问题展开全面而细致的论述。在勋爵封袭与勋臣权位两个研究框架下，本书集中探讨的学术内容包括：一、明代公、侯、伯爵封袭制度的构建、演化与蜕变过程。二、勋臣爵、官及钦差职权的基本任授模式。三、勋臣各类军事职权的流变与分化。四、勋臣在明代国家礼仪制度中的作用。五、勋臣对朝政的影响。六、勋臣与文臣、外戚驸马、内臣及一般武职大臣的职权关系。七、勋臣制度作为中国传统贵族政治模式与明代皇权统治的关系。全书共分十四章，不同章节将有针对性地围绕上述议题展开讨论，以求形成兼顾整体性与专题性的研究体系。本书对勋臣经济状况、家族、婚姻、文化活动等社会经济议题暂不多作涉及。
关于明代勋臣制度的基本特征可提炼为：明代勋臣制度具有复杂而矛盾的特性，造成这种特性的原因仍在于该体制与皇权统治的紧密联系。勋爵封袭与勋臣任用的基本制度与规制在洪武朝初步确立，在永乐朝进一步调整，但在后世又常有变动甚至畸变。如始于洪熙、宣德朝的外戚恩封，“土木之变”后的战时激劝封赏，天顺朝以封爵平衡政局的策略，天顺、成化、弘治各朝专用勋旧外戚管军的倾向，正德朝冒滥封爵的激增，嘉靖朝以后勋爵的停封趋势，南明弘光朝勋臣干扰政局的现象等。以上所举这些制度变化均直接与皇权统治的需要或皇帝自身的境况密不可分。就勋爵封袭制度而言，勋爵封袭一方面是朝廷体现酬赏公议与强化等级威严的军国大典，另一方面又常作为皇帝恩赉而授予近臣。就勋臣权位状况而言，勋臣一方面是与国休戚肩负重大军事与礼法权责的统军大将与贵族世臣，另一方面又是朝廷着重制衡与着重控驭的对象，其权位状况十分尴尬。在国家管理较平稳的时期，勋臣制度有强化皇权统治秩序的重要作用；在政局发生动荡或异变时，皇帝可借助勋臣制度整饬朝纲，平衡局势；在皇权统治趋于瓦解之时，勋臣制度的弊端就会凸显，成为加速王朝覆灭的因素。
如上所论，本书是以政治史以及政治制度史和军事制度史为核心的综合性勋臣研究，基于研究对象的拓展与研究的深化，对比以往的相关研究，本书对史料的收集范围有较大的扩展，现对此略作说明。明代勋臣制度包括各种封任机制、策略以及某些特殊的运作模式，涉及诸多国家行政与军事机构的运行，其中有些制度被记入实录及会典政书，还有一些相沿成例的策略或模式并不详载于典章之中，需要通过了解分析具体的册封与勋臣任用事例才能得以揭示。有鉴于此，本书广泛利用实录、政书、档案、明人文集、明代笔记杂史、明清方志以及出土碑志等多元史料进行研究。需要指出的是，上举各类文献性质不同，史料价值也各有优劣。如《明实录》是官修正史，但洪武、永乐两朝实录中篡改遮蔽史实的情况比较突出。再如官修正德、万历两朝《明会典》虽能大体反映某一时段制度构建的情况，但疏于对制度长期演化细节的记载。又如私著杂史或墓志资料虽常能保留史事细节，但或失于夸张。因此在遇到不同史籍记事相互抵牾时，笔者并不完全依照官私之别就偏信某一方，而是在充分考订辨析相关记载的基础上力图得出相对客观与全面的结论。
就本研究运用史料的情况来说，笔者比较多利用了具有档案文书性质且能够反映制度运行实况的资料，这既包括《中国明朝档案总汇》与《天一阁明代珍本政书丛刊》等大综文书档案资料，也包括黄金《皇明开国功臣录》等主要依据官方文件、诰券文书编写的私修史传，还有散见于明人文集、奏议集中的奏疏与敕谕以及少量传世的勋臣铁券实物等。在各类档案文书中，《明功臣袭封底簿》与《皇明功臣封爵考》两书对勋臣研究尤显重要。现存《明功臣袭封底簿》是明代吏部勘验勋爵承袭时的专用文册，系由吏部验封司在正德、嘉靖两朝三次补录誊编而成。该书逐一记录了嘉靖二十六年（1547）以前每家勋爵始封祖的功次履历、封爵缘由以及后代承袭状况，保留了较多原始记录，但也存在记事较为简略，编纂偶有错乱的弊病。《皇明功臣封爵考》一书由万历初年吏部验封司郎中郑汝璧主持编纂，该书在誊录《明功臣袭封底簿》原有内容的基础上续编了嘉靖后期至万历初年各勋家爵位承袭的情况，并且补入了勋臣世袭诰券文辞以及勋家世系宗图等重要内容，史料价值颇高，其中勋爵世系宗图更可视为官修的勋臣族谱家史，对探析勋臣家族内部状况颇有裨益。
此外，郭氏巩昌侯、武定侯兄弟后裔所辑家族文献《毓庆勋懿集》与土官李氏会宁伯、高阳伯家族文献《西夏李氏世谱》既收录郭、李家族成员的墓志碑传、书信赠序，又留存有大量明廷赐予两家的制敕、诰券文书，是第一手的勋臣史料集成。此两种史料不仅仅对研究郭、李两家历史意义重大，更是反映勋臣制度运行规律的珍贵文献，因此笔者多有参考。总而言之，在研究过程中，笔者尽可能地利用了目前所能见到与勋臣制度有关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