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對中國近代史有所瞭解的人，袁昶這個名字都不會太陌生。袁昶（1846—1900），原名振蟾，字爽秋，一字重黎，號漸西村人、芳郭鈍叟，浙江桐廬人。同治六年（1867）舉人，光緒二年（1876）中恩科進士。九年春，考取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十五年，以資勞轉總理衙門總辦章京，是年冬記名御史。十八年冬，奉旨分巡安徽徽寧池太廣道，於次年履任。二十四年，升任陝西按察使，未行，又授江寧布政使。八月入都陛見，調授直隸布政使。旋以三品京堂内用，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二十五年，補授光禄寺卿，又改太常寺卿。庚子年（1900）義和團起，袁昶力陳“拳民不可恃，外釁不可啓”，主張剿滅拳民、維持和局，爲當政者所忌，下獄論死。同年十二月，光緒帝下詔平反，開復原官。宣統元年（1909）予謚“忠節”。此其一生大要。

由於立場的不同，對於拳民的動機、行爲和清廷的態度及舉措，史學界存在着不同的認識，直到今天，仍無法給出一個完全客觀公正的論斷。正如下詔處死這些大臣的朝廷，後來同樣下詔對他們予以平反昭雪；唾棄他們裏通外國的民衆，後來又以高規格的祭祀活動來進行追念。當然，做這些事的不一定是出自同一群人的自由意志，但戲劇性的翻轉本身就意味着任何一種方向的理解都有其存在的理由。在解釋複雜歷史問題的時候，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

然而，考慮到當時的形勢，義和團在使館區的戰鬥行爲正進行得如火如荼，清廷也隨即降下明詔對列强宣戰。八國聯軍向北京的挺進過程，使京畿地區完全陷入了混亂的戰争狀態。拳民的奮勇在手握權柄的人看來是“民心可用”，因此給予了一定的支持，以至於某些政府官員及部分軍隊也參與到其中，同時更有個别野心家甚至企圖利用拳民的力量來達成某種政治願望。從這個複雜的聯合體及其行爲來看，顯然低估了貿然與列强開戰可能帶來的災難性後果。在中外關係急劇惡化之際，對從事外交工作的官員而言則是面臨着極大的考驗。所以，儘管當時的總理衙門有多達十幾位的堂官，但其中絶大多數是毫無外交經驗，並且闇於國際形勢的守舊官僚，如啓秀竟然問出“俄想不過中國兩邊省地，究竟在我國東南方，抑在西南方”之類的蠢話，其他人大概也並不比他高明多少。而長期與外國打交道，同時又保持着理性的只剩下袁昶、許景澄、徐用儀、聯元等一小部分人。因此，在政府的主戰思想占有明顯優勢的時候，能够反復陳説利害，指出目前政策失當、舉措乖謬，是需要很大勇氣的——這樣做無疑是站到了當權派的對立面，與明哲保身的官場哲學不符。唯其如此，獨拄危局，孤忠可憫，敢於犯顔直諫的舉動才顯得尤爲可貴。

斯人已逝，風範長存，在感喟其人其事之餘，整理其遺著，使之化身千萬，永垂後世，方爲表彰先覺者最有效的手段。於是我在二〇一五年整理出版《許景澄集》後，二〇一六年又投入了袁昶著述的整理工作。五年來，北上南下各大圖書館，窮盡力氣搜輯文獻，或拍照，或複印，累計所積幾有兩萬幀之多。寓目資料既富，對袁昶的生平與思想有了更清晰的認識，遂有爲其編撰年譜的念頭。於是一邊搜羅資料、整理録入，一邊辨析考訂，加以編年，兩項工作同時開展。隨着《袁昶全集》整理的順利推進，《年譜》不知不覺也就做成了。因此，《袁昶年譜》也可以説是《袁昶全集》的副産品。

有關袁昶年譜的撰寫，此前秦翰才先生、董佳貝女士、包琪女士都做過類似的工作，本譜已經是第四種。學術研究不可掩人之善，上述諸位先生的工作無疑對本譜的編撰各具參考意義，而本譜既“遍參諸方”，當然也要力求做到後出轉精，方不負學術演進之規律。因此，在利用了袁昶日記手稿本的基礎上，又從袁昶及其師友的著述中搜輯相關史料，並參閲了報刊所載，博物館、拍賣行及私人藏品，在文獻占有方面盡量求全求備。所幸現在無論是電子檢索，還是紙本文獻的影印，都有了極大的發展，許多原本秘藏於各地的資料都得以問世，爲本譜的編寫着實帶來了方便。

此外，這項工作能够順利進行，同樣離不開師友的關心和支持。首先應該感謝三位導師黄霖教授、葛劍雄教授、杜澤遜教授，他們是我學術之路的領航者，爲研究的開展所給予的教誨是我取得任何進步的重要前提。北京大學張劍教授對本譜的編寫提供了大量的支持，包括給出建議、贈送資料、聯絡出版等，這種對後進的熱心提携，令人銘感於心。中華書局俞國林先生、白愛虎先生對本書的核校提出了專業的意見，並爲順利出版提供了大力的支持；浙江古籍出版社的路偉兄極力幫助尋訪袁昶後人及各地館藏文獻；湖南大學吴欽根兄從他負責整理的譚獻日記手稿本中輯出大量有關袁昶的資料供我使用；國家圖書館張燕嬰女士、上海圖書館刁青雲先生爲查閲、複製館藏文獻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以及我所在的單位山東大學文學院，同事諸公不僅對書稿提出了中肯的意見和建議，且在經費緊張的情況下仍予以出版資助。對此，均致以誠摯的感謝！

限於各種條件，尤其是作者本人學識的淺陋，本譜的編寫難免存在紕繆，敬請海内外方家海涵，並給予批評指正！

朱家英
二〇二〇年初冬識於濟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