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初本不愿意用“孔家思想史”这种名目,亦不愿意用“孔家哲学史”那种名目。在我与陈百年先生通信之时所用之题目是“孔学史”,要是我们根据实质来说,“孔家思想史”之名词实在不当。因为我们现在观察东方与西方之学问,由比较之结果,其中似有一种区别。以其发展之道路不同,学术之命名觉得须有所分别。欧洲在希腊时,一般人的眼光都向外看,于是对于宇宙万物,发生种种问题,所以他们在古代能发明天文数学等种种科学,都是看外面的世界,持静观的态度,用五官去研究以求解决此种问题。换言之,就是他们喜欢寻讨 对面的问题,具体的问题 ,此种态度至文艺复兴时稍变。然而虽有“经验论”及以后之“认识论”来推翻前说,要亦不过运用理智发展前此问题至于精微而已。中国却不如是,印度亦当然非是(因问题不同)。中国古昔也有研究具体问题的,但未发展。
若就其发展者来说,则完全不同。西洋认识论发展之时,恰值宋明理学发皇之时,看去似若走一条路,相同的发展,其实乃两种相反的方向;各沿着自己的路在走。假若中国循此前进,决不会……并且永远不会走到认识论发展的道路上。中国的问题不是向外看,是注意在 “生活的本身” ,讲的 是变化 , 是生活 。要是用西洋的方法来讲,当然不适宜。 盖凡从理智出来的东西,皆固定不变者也。
以上一段话,不过是说明用“孔家思想史”及“孔家哲学史”种种名词之不当,并且容易使人误会——孔家生活也不外许多理论或想出关于生活之种种道理。实则不是如此一回事。从孔子起以到宋、明,在那一条路极有受用的,如程明道、王阳明等决不是想出许多道理来告诉人,他们传给人的只是他们的生活。如谓生活为思想、为哲学,自然非是。所谓思想或哲学者,不过是他的副产物。故我以为用《孔学史》为较当,盖生活即学问之,我们不能离开生活而空谈学问。但是在教室里讲学,说来说去还是道理,还是思想。以生活非具体的物可示人也,故仍用此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