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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先父梁漱溟先生第一天去北大校长室报到，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北大文学长陈独秀先生都在座。双方彼此寒暄后，先父开门见山便问：“你们对孔子是什么态度？”这一问大约颇出于蔡元培校长意料之外，蔡先生略微思忖了片刻才答道：“我们也不完全反对孔子。”先父随即说：“我不但不反对，我此番来北大，更不做旁的事情，就是要替释迦和孔子说个明白。”
1921年，先父在出版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时，不无沉痛地写道：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是谈到孔子便羞涩得不能出口，以至于“孔子的道理成了不敢见人的东西”。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由哪个出头？——这正是迫得先父他自己来亲自做孔家生活的缘故。
1923年下半年至1924年上半年，先父在北大哲学系正式讲授“儒家思想”课程，其内容即《孔家思想史》。关于《孔家思想史》来历及后来油印本始末，请阅编者“跋”。
而今，将《孔家思想史》换作以《孔学绎旨》为书名，也是基于梁漱溟先生的本意：他一直想把他自己对于儒门孔学的阐释和主张写成一书，而《孔学绎旨》，便是他此念头初起时就拟定过的。
由于时间相隔已近百年，在此或许应对著者本人稍作简介。梁漱溟先生对孔子的阐释，并不是受了哪个人的影响，而是由自己对人生的看法而起的。他的人生态度经历了由逐求、厌离到郑重的转变，即由功利到佛家，再到儒家的转变。先父崇信佛家思想从十几岁即开始了，自己以为人生是苦的，对人生持否定态度；一心认准了佛家道路，感到人生是苦。什么是苦？苦就是缺乏。满足的时候总是很少，不满足的时候多。缺乏多，苦多。梁漱溟的父亲——我的祖父梁巨川先生，对梁漱溟信佛出世是不满意的，但并不干涉，这是很难得的。梁漱溟认为他的一生如有什么成就和贡献，应归功于我的祖父（梁巨川先生）对他的宽放信任。
在极度苦闷中，先父说：一翻开佛经，通篇都是“苦”字，一翻开《论语》，却没有一个苦字，看到的是孔子“乐”的态度。这深深感染了他，从而让他致力于研究孔子，发现并总结出孔子的十四个人生态度。
在北大执教约四年后，先父放弃了出家念头，思想转入儒家。这个儒家是指王阳明门下的泰州学派。先父颇受其影响。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1483—1541），字汝止，号心斋。他出身平民，37岁以前自学成家。以经商为业，然非其志；为学“逢人质义”，“不泥传注”，“信口谈解”。1520年，王艮赴江西南昌往见江西巡抚王守仁，经“反复论难”，“心大服，竟下拜执弟子礼”，从此成为王守仁的学生。王艮思想学术上倡导“百姓日用之道”，注重平民教育、道德教育，崇拜孔子，时时以“出则必为帝者师，处则必为天下万世师”及“格物说”，设计了一个“人人君子，此屋可封”的理想社会。先父讲：我很佩服王心斋，他是个盐工，其门下的也大多是劳工。他是依着思想而实践的人，所以他是社会活动家。我自己也是个做社会运动的人，乡村建设就是社会改造运动。他转向儒家，是因为佛家是出世的宗教，与人世间的需要不相合。其实梁漱溟先生内心仍然持佛家精神，并没有变，变的是他自己的生活（于1921年底结婚了）。他认为自己持的是大乘菩萨的救世精神，这与泰州学派的儒家精神是相通的。孔家是入世的，致力于当前，生死鬼神的事他不管。总之，持佛家精神过儒家生活，是他的心愿，他总觉得做得不够。
对先父自己来说，佛家与儒家这二者是共存的，共同成为生命的组成。他的个人思想既有浓重的佛家意味，也有相当强烈的儒家乐观精神，出世的佛家思想与入世的儒家思想在先父身上圆融无碍。他说孔子是实地做事的，他自己评价自己也是“一生是拼命干的”。
值得注意的是，梁漱溟先生一反前人多偏重于从文字符号和讲道理上解释孔子的常态。“孔子的学问就是他的生活。他一生用力之所在，不在旁处，只在他生活上。”“从孔子起以到宋、明，在那一条路极有受用的，如程明道、王阳明等决不是想出许多道理来告诉人，他们传给人的只是他们的生活。如谓生活为思想、为哲学，自然非是，所谓思想或哲学者，不过是他的副产物。”他自己“创造”了一个称谓“儒门孔学”，却并未采用大家耳熟能详的“孔孟之道”或是“儒家学说”的说法。“儒门孔学”大致是指“先秦时期”孔孟学说及著述。
他把孔子归于生活上和“反躬自省”的“君子求诸己”上。1934年，在孔子诞辰纪念典礼上，先父以《孔子学说之重光》为题演讲，他说：“孔子毕生所研究的，的确不是旁的而明明就是他自己；不得已而为之名，或可叫做‘自己学’。”所谓“‘自己学’——孔子学说的价值，最后必有一天，一定为人类所发现，为人类所公认，重光于世界！”
可以说先父梁漱溟的生活方式是多重文化的混合体验，并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是本着自己思想而实践的。多重文化人格的交融，使他达到了一个不被常人轻易理解而又难以企及的境界。
读者或许疑问前有《梁漱溟先生讲孔孟》（梁漱溟著；李渊庭、阎秉华整理）一书行销多年，为何而今又来“炒冷饭”？
2018年时，我已年届93岁了，自己深感体力、精力衰减明显；我原先承担的先父著作编辑整理的工作亟需有人来接替。于是我便将手头的《孔家思想史》油印本交予长子钦元，未料想却引起了他的喜爱和格外重视。约两周后，钦元就主动向我提出：由他来对油印本的《孔家思想史》加以校勘、编辑、整理，以便出版发行。他的积极主动倒让我想起——先父即明确提出“把晦暗的孔子重新发扬光大，重新透露其真面目”，是“需要两面工夫。一面是心理学的工夫……”
而钦元恰巧已从事了十余年的心理工作，这本书由他来校勘、整理，也算是恰得其人，于是我便将这项校勘、整理的事务交付与他。他在校勘、整理过程中，时时主动与我商讨、交流；嗣后钦元告诉我：在校勘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李阎二位所编印出版的《梁漱溟先生讲孔孟》一书中，所刊载的《孔家思想史》的文本，与油印本《孔家思想史》相较，竟然有800余处错漏；这个情况确实令我深感惊诧，待我仔细看过钦元交给我的一份对照勘误表后，我才感到确实有必要重新校勘《孔家思想史》，并以《孔学绎旨》之名郑重出版此书。讲稿油印版经钦元认真核对，反复勘校，现由中华书局以《孔学绎旨》为名（参见本书编者跋）出版。
今天我们欣喜地看到：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与认同达到一个新高潮，愈来愈多的人们日益喜好中国传统文化，尤其不少年轻人认真研读孔孟。潮流所至，又不免泥沙俱下、良莠混杂：包含着很陈腐、甚至很扭曲人性的传统文化糟粕也随之沉渣泛起。我们究竟如何才能把握和领略孔家思想的真精神？《孔学绎旨》的出版，或许为而今人们学习、掌握孔子的真精神打开了一条颇为不同的路径——儒门孔学是人生的态度，是植根于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的学问。
最后我还想说明一点：先父梁漱溟先生竭其一生致力于“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他曾明确指出：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他强调：中国文化更适宜解决人和精神的问题，它的复兴理所当然。期望《孔学绎旨》的出版能为今天的读者带来一些新鲜味道，把孔子的真精神用之日常，并因此让我们每个人生活顺适、生命嘹亮。
梁培宽
2019年7月5日
2021年2月10日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