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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在国民党老巢南京即将解放的前夕，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在南京笆斗山江面大规模地起义了！
这次起义，被毛主席、朱总司令誉为“南京江面上的壮举”，它共有九艘军舰、16条炮艇在林遵将军的率领下，毅然弃暗投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这次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为取得全国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起义进行中，也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有着一段曲折、复杂而艰险的过程……
1946年6月，国共双方停战协议的墨迹未干，蒋介石便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了全面的内战。由于这场战争是反人民的性质，不得人心，因此注定了它必然失败的命运。当人民解放军全面反攻后，济南战役，蒋军十几万部队被歼，王耀武被活捉；辽沈战役，40多万“精兵”完蛋，范汉杰、廖耀湘被俘，郑洞国投降。及至1948年底，蒋军更是全面溃败。蒋介石眼见兵败如山倒，支撑不住失败的局面，便打算凭借长江天险，造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妄图“十年生聚”，再挥戈北上。
当时，我所在的国民党海军第二炮艇队奉命从苏北撤到长江，受第二舰队指挥，担任长江的“江防”。
我在苏北炮艇队已近两年，由于干着祸国殃民的事情，内心矛盾，苦恼、犹豫、徘徊，想逐步摆脱炮艇队，再不干这“志行相悖”的事了。
1948年11月底，我率领炮艇队到达镇江，向第二舰队司令林遵报到。其时林遵的舰队也刚从海上调进长江。他的任务是担任从江阴到安庆的江防。因为来的时间不久，这个“江防”任务如何担任，林遵心里也没有数。
我向林遵报到后，他只说：“好极了，你们炮艇队的任务也就是配合舰队担任从江阴到安庆的江防。你们炮艇虽小，但数量多，机动灵活；军舰虽大，但数量少，两下配合使用，相辅相成，岂不很好。”
我为难地说：“这个任务，线拉得太长，从江阴到安庆近500公里，既无法指挥，也不好照顾，连补给都困难。”我建议说：“其他炮艇队一般都只20条左右的艇只，而我队却有50多条，是不是可以分成两个队？”
当时，恰逢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在常州召开长江两岸师长以上和特种兵团长以上的军事会议，林遵要我和他一起去参加，其他事待会后再议。
常州会议开了两天，头一天由各军、师长报告各自的兵力部署和士气情况，第二天汤恩伯讲话。他无非是先吹了一通牛，说了些激励士气的话。然后叫他的参谋长拉开作战地图的帷幕，显示出长江两岸国民党的兵力配布图；讲解了兵力配备的原则和“江防”的作战方案。
随后汤说：“总统英明，准备战略退却，据守长江，以待转机。……滔滔长江，自古天险，共军是无能渡得过来的。但要固守长江，则江北岸必须保存强有力的‘桥头堡’；桥头堡不但是固守长江所必需，也是为将来战略反攻作准备。各桥头堡不但有雄厚的江南陆军作后盾，而且有强大的空军、海军和要塞的支援，可说是万无一失了。”
结尾时汤恩伯得意扬扬地说：“‘长江天堑，固若金汤。’这一回我们陆、海、空军都用得上了，还有强大的江阴要塞，而共军只有陆军，其能奈我何？……”
这天下午，汤恩伯分别接见了一些人，林遵司令和我也被单独接见。林遵忧心忡忡地说：“海军到了江里，用处是不大的呀！……长江那么长，桥头堡又这么多，我这几条军舰有什么用处啊？”
汤恩伯漫不经心地回答说：“这不要紧，我跟你们海军桂永清司令说说，叫他多派些兵舰给你，不就行了嘛！……”
在我们回归的路上，林遵向我说：“桥头堡有什么屁用？！共军一来，他们就做缩头乌龟，最后一个一个被共军抓活的。我可以给他们起个名字，叫‘乌龟战术’。你看，今年每次战役不都是这样，开头总是耀武扬威的，摊子铺得很大，其实他们色厉内荏，后来就收缩、收缩，缩到乌龟壳里，被活捉，完蛋。”
说完，他哈哈大笑了一声：“长江那么长，只守这些点，管什么用？共军随便什么地方都好渡江的啊！”
我会意地一笑：“‘长江天堑，固若金汤’，只不过是他们自欺欺人的话罢了！”
林遵是海军的名人。当时国民党海军的主力“八舰”（美国在日寇投降前赠给国民党的八艘军舰），就是他到美国去接收并远涉重洋带领回国的；祖国的海疆，东、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也都是他率领舰队从日寇手里接收的。他工作认真，事业心强，是一位具有民主思想的爱国主义者。年龄才40出头，是闽系海军的少壮派将领。但桂永清上台后，采取排闽政策，又妒贤嫉能，对他未予重用。我过去只闻其名而未谋面，这一次相处三四天，知他博学多闻，颇有学者风度；重科学，不虚夸，是个求实的人。正因为他有求实精神，所以我一回到镇江，再次向他提出我队炮艇太多，要分成两个队的主张。
林遵认为我的主张有道理，但他又不能回答这有关建制变动的大问题。这时，正好要根据常州会议部署“江防”任务，林便要我和他一起到南京海军总部去请示解决。我欣然同往。到海军总部请示研究的结果是：
原第二炮艇队分成第一、第三两个机动艇队，每队选20条较好的艇。剩余的艇充实到第五炮艇队。
第一机动艇队队部设在南京，负责马鞍山到镇江的防务。队长由原第二炮艇队队长陈务笃继任。
第三机动艇队队部设在镇江，负责镇江到江阴的防务。队长由原第二炮艇队副队长查良煦升任。
第五炮艇队留一部分艇交湖口巡防处，余艇随队移驻大通，负责安庆到芜湖的防务。队长仍为杜澂琛。
同时，把江防舰队中几艘较好的军舰充实到第二舰队来。第二舰队防线太长，为便于指挥，划分成五个指挥区。即：
第一指挥区。在江阴，由“逸仙”舰舰长宋长志兼任指挥官。
第二指挥区。在镇江，由“营口”舰舰长邱仲明兼任指挥官。
第三指挥区。在南京，由“永绥”舰舰长邵仑兼任指挥官。
第四指挥区。在芜湖，由“安东”舰舰长唐涌根兼任指挥官。
第五指挥区。在安庆，由“江犀”舰舰长张家宝兼任指挥官。
每区有军舰三至五艘，各区除指挥舰外，其他各舰可根据情况调动使用；各炮艇队的炮艇到指挥区辖区时，听指挥官指挥。
第二舰队司令部设在“惠安”舰上。旗舰经常驻地在镇江、南京，根据情况去上下巡弋。
这样，第二舰队就总共有20多艘军舰和近60条炮艇，布防在江阴到安庆前后500公里的江面上。
我回到镇江，立即与查良煦研究分队事宜。12月上旬我率第一机动艇队到南京，将队部设在南京下游五公里的草鞋峡。到海军总部找来训练处的参谋、我的同学张汝槱来队任副队长，并请他主持队务。
由于我的炮艇队已摆脱了一大半，下一步我就想找脱身之计了。
我到海军总部找参谋长周宪章，因为他曾是我的老师，又是他推荐我到苏北炮艇队当副队长，也是他提升我当队长的。现已撤出苏北并分成两个队，就有条件辞退了。我向周要求调离炮艇队，到总部当幕僚。周起初不肯，几经口舌，才同意我调离炮艇队；但不同意到总部，执意要我到“太原”军舰任舰长。
我想舰长这个职务是干海军事业的必由之路，到舰上可以学到一些技术，积累一些实际经验，并主要考虑到一条舰百来个人，比较单纯，好掌握，容易应付时局变化。所以我没过分违拗周的意志，就同意了。
12月30日，“太原”舰开到草鞋峡，原舰长倪锡麟到炮艇队部来找我，要我即日上舰接替他的职务。原来倪已调升江防舰队参谋长，马上要去履新。我把炮艇队长的职务交给张汝槱后，当天就上了“太原”舰。
1949年1月1日，“太原”舰奉命上驶芜湖，属“安东”舰长唐涌根指挥。当时在芜有“安东”、“楚同”、“吉安”、“太原”四舰和几条炮艇。军舰分别配置在芜湖上下游巡弋。指挥方法是：港内统一行动时，用旗号和灯号指挥；区内各舰分别行动时，用报话机指挥，随叫随应。
“太原”号原是一艘美国军舰，为20年代末帝国主义“炮舰时代”建造，专用于侵略别国内河的浅水炮艇。所以吃水小、操纵灵、航速快、炮火强。抗战前此舰活动在南京、汉口一带；日寇侵华后逃到重庆。40年代初交给中国，由闽系海军接收。舰上配有官兵102人，百分之九十是福建人，舰上一切工作生活、规章制度都承袭了20年代老海军的传统。老海军传统有它好的一面，如官兵们廉洁奉公、纪律严明、训练有素、组织性强。突出的是爱舰如家，所以“太原”舰虽已有20年的舰龄，但内外各部都保护得完整如新。当然也有许多不好的制度和旧传统，我作了一些改革。为了改变官兵们“休谈国事，莫论时政”的老习惯，激发他们的爱国思想，我增加了时政教育，取消了不准收听“敌台”的禁令。当时全国形势是：淮海战役全部结束；北平战局开始和平解决；长江以北除少数桥头堡外，已全部解放；蒋介石下野，李宗仁上台，国共正在进行和平谈判。解放区的广播里正在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号召蒋管区的人民和官兵认清形势，迎接真正的和平，建设新国家。
由于经常收听解放区广播，增加时政教育，使官兵们逐渐滋生对共产党的好感和产生厌恶内战，渴望和平，渴望新中国出现的思想。但接二连三的事实是：蒋政权不愿接受“惩治战犯”的和谈条件，而且释放在押的日本战犯；行政院南迁，孙科在广州，国防部邓文仪在上海发表反共言论；蒋介石在幕后还指挥下令轰击江北共军阵地等等。看起来国共北平和谈曾出现的一线和平希望也成为泡影了。
2月底，“重庆”号军舰起义的消息传遍了海军每一个角落。这一消息严重地冲击着蒋、桂当权者，也震撼着每一个海军官兵，特别是“太原”号官兵的心，大家怀着各自的想法，憧憬着可能发生的前景。我庆幸着“重庆”号摆脱了黑暗，获得了新生，但不知他们是怎么与共产党取得联系的？这个问题经常在我脑海里萦回翻腾。我一方面向往着“重庆”舰的前程，一方面不得不执行海军总部和指挥官轰击江北的命令。我矛盾、冲突，苦恼万分。
“重庆”舰起义不久，桂永清坐着“长治”舰从上海溯江而上，视察长江“防务”，并对各区各舰有关人员颁发“勋奖”。实际上是来稳定“军心”。
3月上旬桂到达芜湖，本区四舰被召芜湖集中。
一天晚7时，指挥官、舰长和有关人员被召到“长治”舰会议室。林遵司令早在那里。一会儿，“长治”舰长刘广凯陪着桂永清进来。桂身着海军中将制服，叫人看了很不顺眼（桂永清原是陆军中将，按国民党军制规定，非海军出身的军官不能着正式海军制服）。林遵向他介绍了我们的级职姓名后，桂说了一些“慰问”的官腔话，说明他是奉国防部的命令到长江巡视防务，并向大家颁发勋奖，以“褒奖”防守长江的功绩。随即向我们佩戴勋奖。唐涌根佩的勋章，“楚同”舰长李宝英、“吉安”舰长宋继宏和我佩的“光华”奖章，其他人佩的其他奖章。
授奖毕，桂永清训话说：“蒋总统一贯秉承国父遗教，以‘和平，奋斗，救中国’为宗旨，欲拯民于水火，济生灵于涂炭，一再提出和平主张，甚至不惜自己‘引退’，以示和平诚意。无奈共军却迷信武力，提出种种无理条件，阻挠和平。他们正在加紧准备，想强渡长江天险，妄图以武力征服全中国。北平局部和平，原也是我党和平诚意，想不到上了共军的大当。我们要的是全面的和平，公正的和平。总之，我们要和，共军要战。要战就战吧！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与共军周旋到底。”
桂永清咽了口唾沫，继续往下说：“这次我巡视了长江防务。我们江南配备有100多万部队，江北有坚固的桥头堡，防守严密；还有海军、空军的支援，真是‘坚若磐石’。我们有宽阔的长江，有敌人所没有的海军的坚守。你共军来吧，我将以我强大无敌的海军，掀起长江滚滚的洪水，扑灭共军熊熊的烈火，我们必操胜券，望各位好自为之，效忠党国，莫负厚望，在战争中立功，救国于危难，以实现三民主义，而慰国父在天之灵。”
桂永清喋喋不休了一阵，完毕，刘广凯招待茶果，安排大家坐下“随便聊聊”。没聊一会儿，桂永清拉大了嗓子说：“‘重庆’号不争气，公然叛变投敌，你们大概都晓得了吧！他们不顾党国培养之恩，叛党叛国，甘当共匪，实在为党国所不容。听说他们跑到东北去了，不管他们跑到哪里，总有一天我会把他们抓回来，按军法从事。”
桂永清停了一下，眼珠滴溜溜地向我们环视了一周，问：“假如你们军舰在海上碰到‘重庆’号，你们打算怎么办？”这一突如其来的问话，问得在座一时不知所措，都哑然了，思忖着桂永清为什么要发这个问题。
好久，桂永清等得不耐烦了，又向我们扫了一眼，然后目光盯在唐涌根脸上：“唐舰长，你说说看哪！”
唐涌根尴尬地笑了一下：“我还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顿了一下，又说：“我没有想象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李宝英摇摇自己的头，干脆说：“不晓得怎么办。”
轮到我了，我说：“‘太原’号是一艘浅水炮舰，我总在长江浅水区活动，不会出海碰上‘重庆’号的；‘重庆’号也不可能开到芜湖来，所以‘太原’舰不存在这个问题。”
宋继宏没等点他的名，抢着说：“我‘吉安’的火炮比‘重庆’差得多，航速比‘重庆’差得远。要打，打不过；要跑，跑不过它，要是碰到了它，我只有两个办法：一、老远发现了它，我就溜，开足马力向浅水区溜，向小河港汊里溜，向岛屿背后溜，我给它来个‘捉迷藏战术’，叫它抓不到我。二、要是溜不掉呵！那只有一法——扯白旗投降。”
桂永清听到这，凶狠地嗤了一鼻：“没出息的东西！”
宋舰长有点不服气说：“总司令，我讲的是老实话呀！不然，你看咋办哪？”
“什么老实话，我早知道你们是没办法的，没有用的东西。……我自有我的办法。”桂永清说着眼珠子都瞪得要跳出来：“哼！我一定不让他们有好下场，我一定不准共军有军舰，我一定不让共军有海军！”他咬着牙，两手攥紧拳头，猛力向沙发的扶手上一杀：“他妈的，你们到时看好了！”
会议室陡然寂静下来，谁也没有再吭声。所谓“闲聊”就到此收场，结束了这场打了一肚子窝囊气的“打气”会。
没有多久，柱永清“坚若磐石”的鬼话，就像肥皂泡一样吹破了。芜湖地区江北的桥头堡，一个个被解放军吃掉，有的则赶紧撤逃到江南，躲进新的乌龟壳里，而解放军渡江的准备工作早已就绪，沿江北岸建立了许多炮兵阵地，渡江用的船筏成群地集结在河港汊里。箭好像就在弦上，只等一声令下，就会向江南飞驰过来。芜湖区的各舰也都不像以往在江中游弋自如，随时都会遭到解放军炮火的射击。“楚同”舰已多次中弹，受伤严重；“太原”舰也弹痕累累；因为安庆要求支援，“吉安”舰调到安庆去了；连停在芜湖的“安东”舰也被打穿了好几个洞。所以从4月上旬起，各舰不再单独行动，芜湖三舰集中使用，由唐涌根直接指挥。
唐涌根原患十二指肠溃疡，现在情况紧急，任务频繁，更促使他病情加重。他原也厌烦内战，值此时期他就以病重为借口，离舰就医去了，这时不但“安东”没有舰长，芜湖地区也没有指挥官了。
4月16日，海军总部参谋长周宪章持着桂永清的亲笔信到芜湖，要我搬到“安东”舰兼代芜湖地区指挥官。在这紧张的特殊时刻，要我做唐涌根的“替死鬼”，我实在不愿意。周用桂的“手令”逼我，我仍据理拒绝；后他用师生的情感恳求，我才无可奈何接受了兼代指挥官的职务，但仍未肯搬到“安东”去。
当时我的想法是随时准备“应变”，“太原”舰官兵我已完全掌握，应变比较容易；在这严重的时刻是不能调到一艘生疏的、人员情况完全不了解的舰上去的。从4月16日到4月23日，我兼代指挥官的七天里，没有到芜湖当地驻军去过，对陆军我没有买他们的账；对海军总部则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没有执行他们“阻击渡江共军”的任务。芜湖的各舰艇，他们也基本上赞成我这个办法。
4月20日清早，林遵司令乘“美盛”舰由南京到芜湖（因旗舰“惠安”号机器故障），预备到芜湖后换乘由安庆来接他的“永嘉”舰，然后和“永修”舰一起上驶黑沙洲，执行“阻击在该地大规模渡江的共军”的任务。
当林遵司令在芜湖码头等“永嘉”、“永修”二舰时，我曾到码头去看他，并向他报告芜湖地区的情况。林还不知道我是代指挥官哩。他问：“唐涌根怎么不来？”我告诉他周参谋长到芜湖来的情况后，说，江北桥头堡已被全部吃光，江南沿江守军驻点也都收缩到繁昌和芜湖，准备逃跑。芜湖地区能大批渡江的地方，有十多处，小部可渡之处，无以数计。从15日开始共军就陆续小批渡江了，渡过来的部队站住脚正准备迎接大部队渡江。看起来共军大举渡江马上就会开始。所谓“长江天堑，固若金汤”完全是一句空话。
林遵一方面讥笑国民党陆军“乌龟战术”的必然结果，又骂蒋介石是“嗡养”（福建土话，意思是傻瓜、白痴），打又不能打，和又不敢和，他们的下场只有“跑”。
“看来国民党大势已去。蒋介石早就派陈诚去经营台湾。将来蒋介石会不会跑到台湾去呀？”我故意试探地问林遵。
“差不多！”
“共军一旦大举渡江时，我们怎么办？是退到台湾去吗？”
“大概是这样吧！”
“我们不能……”我本来想说寻机投共的思想，但话到嘴边，又缩回去了。
“我们只有看大局变化，相机行事。我们要有各种准备。一旦时机成熟就……”林的下半截话也咽了下去。
我们都不敢明言各自的心思。因为我们在海军不是一个派系的，彼此存有戒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4月21日，毛主席、朱总司令下达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当晚解放大军在芜湖上、下游全面渡江。在芜湖上面的有：金牛渡、黑沙洲、荻港、旧县、土桥；在芜湖下面的有曹姑洲、裕溪口、东西梁山。芜湖的驻军从四面都收缩到芜湖市，准备向南逃窜。海军总部还在下达无用的命令，要芜湖的舰艇阻击裕溪口、东西梁山渡江的共军。我以“江南陆军全已撤退，无法阻击”而复命。
22日下午，接得海军总部电，令我于当晚率芜湖舰艇到南京集结待命。我当即令在芜的几条炮艇先驶南京；后找李宝英、韩廷枫（“安东”舰副长）、周宝兴商讨撤离方案。决定：一、晚7时离芜下驶，序列次第是“太原”、“安东”、“楚同”，目的地是南京草鞋峡；二、各舰严格灯火管制，不准对任何目标发炮；三、在通过共军渡江地段时，要慢车绕过，不准冲撞渡江的船筏。
7时整，三舰按预定方案下驶。过东西梁山后，我用报话机通知“安东”、“楚同”二舰：“各舰加快速度，到草鞋峡抛锚待命。我要早点到总部报到，先走了。”“太原”舰速较快，晚十时半抵草鞋峡，抛锚在笆斗山下游的炮艇队部附近。我告诉副长：“待‘安东’‘楚同’二舰到达后，令其在上游依次抛锚。我到炮艇队去了。”
我到炮艇队原想看看老朋友、老部下，打听南京情况，并打电话向总部报到。但炮艇队已作好撤离准备，电话已拆除。我只得向他们借了部小汽车，亲自到总部去报到。
我到总部已时过三更。总部大院里一片狼藉，电灯也熄了，黑洞洞的，更显得阴森昏暗。我走进周宪章办公室，他桌上点着两支发黄光的蜡烛，阴惨惨地照着斜吊在墙上的蒋介石挂像；作战地图全扯下，电话已拆，抽屉全抽出来，满地乱纸，周正在紧张地收拾文件。他见我去，忙趋前两步和我握手：“辛苦了，什么时候到的？”显得十分亲热。我告诉他一些芜湖的情况，并说：三舰已安全到达草鞋峡抛锚待命。
他一边收拾文件，一边告诉我：“形势很糟，江阴炮台已易手，原在那里的‘营口’、‘威海’两舰情况不明；国府、国防部早已撤走，总部也全部撤走。你们三舰等林司令到达后向他汇报。林司令从黑沙洲来，估计不久可到宁。整个舰队和南京的舰艇一起由林司令带赴上海。”
周宪章整理好了文件，急急地说：“总司令也还没走，他很焦急，还在等林司令哩！”随后他带我一起去见桂永清。
林遵司令正在桂的办公室里，看样子是刚才到的。大家相见之后，林谈了一些从黑沙洲到南京的沿途情况。当问到安庆情况时，周告诉他已令张家宝率安庆方面舰艇来京集结，估计今日中午前后到宁。
桂永清向林遵说：“我在这里等你的目的，就是要当面告诉你，要你把整个二舰队和在南京集结的所有舰艇，一起带领撤赴上海。”
林遵说：“南京舰艇庞杂，有些还不是二舰队的，这个任务……”
桂永清立即打断林的话说：“我已下令所有各舰和各艇队，统由你指挥，务必于23日晚撤离南京赴沪，不必多虑。”
林遵还是顾虑重重。桂永清见状，马上传令要作战署署长王天池来。王根据桂的指示介绍了在宁各舰艇现状和南京到上海沿江两岸的情况，桂永清装得很严肃地向林遵下令：“将所有舰艇带到上海，保存实力，以待转机。这是党国和总裁委付给你的重任。在这危难的关头，当不畏艰险，为党国效忠。”
林遵一听马上回答：“在南京的各种舰艇如此庞杂，情况悬殊，想全部带到上海，实在力所不能哪。”
“那么，一些性能老旧的，负伤严重的和价值不高的舰艇，我授权你断然处置，根据情况将其毁沉，其余的一定要今晚离京赴沪，不能延误。我将电请空军掩护你们冲过江阴。”桂永清好像作了一些让步。
林遵面带难色，但又推托不掉，他考虑了一下，也很严肃地向桂说：“舰队撤沪，责任重大，我才疏学浅，实难单独担此重任。要恭请总座亲临舰队坐镇才好。”
桂永清没想到林遵会这么“将”他一军。一发愣，又狡狯地用手把眼镜往鼻梁上一推：“总裁有令，要我今晨即飞上海转奉化，共商国事，不宜在舰队耽搁，以免贻误军国大事。”随又佯装笑脸，环顾周、王二人说：“林遵司令，指挥若定，屡建功勋。这一次率舰队东下，定然不负重任，一定马到成功。……待林司令到达上海之时，我们当亲赴码头迎接，摆宴庆功。”
周、王二人赔着笑脸，顺着桂意向林遵奉承捧嘘了一阵，桂接着装得很郑重地说：“只要林司令能把舰队从南京带到上海去，哪怕到上海时只剩下一条舰也属奇功。我当呈请总裁，保升你为中将副总司令，并颁授你青天白日勋章。”
周、王二人赶忙谦恭作揖地说：“林司令劳苦功高，真可算得是屡建奇功。他日荣任副座之时，我等当甘处麾下，效犬马之劳，辅佐在侧，共筹戎机。”
林遵只觉得茫然，转身向周：“既然总座不能来舰队坐镇，则请参座来舰队督阵，参座德高望重，众望所归，定能完此重任了。”
周宪章没想到矛盾转到自己头上，皱了皱眉头，慢慢推辞说：“我已年老力衰，不堪担此重任了。”说着，顺势把脸转向王天池：“看王署长是不是可以陪林司令辛苦一趟？”
林遵也顺乎着说：“那也好嘛！老前辈作战指挥素孚众望，若有署座临阵指挥，也就十分荣幸了。”
王天池原来就是个牛凸大眼，面带奸笑的人。听得这话更是牛眼突出，摇了摇头，抖了抖脸上的横肉：“我也年迈无能，平时也少上舰队，哪谈得上什么临阵指挥。林司令年轻有为，膺此重任，一人足矣。……若说要孚众望么，还是以参座为上啊！”
周推王、王推周，互相推诿。在此中间，桂永清的侍从副官吴家荀多次进进出出，先是替桂收拾衣物，后是催促桂赶快起程。这时吴凑上桂的耳边咬了个耳。桂看看手表，点头会意。林还在继续央请周、王二人：“那么请参座、署座一同上舰。哪怕二老不上驾驶台，也能壮壮我的胆啦！……”周、王又推诿一番。脑满肠肥的桂永清，挺着大肚子坐在那里，眼看对林威逼利诱都没啥用，周、王两人又互相推诿，不能再拖延时间了。
桂永清蓦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用力把眼镜往上一推，眼睛一瞪，厉声说：“危难看忠臣。国家危难之际，你们理应效忠党国，不顾生死，共赴国难。但你们却都贪生怕死，相互推诿，看起来你们都没用……”接着他又骂道：“他妈的，都是些没用的家伙，都是些饭桶！平时吹捧钻营，都想升官发财；到了要上战场，就都贪生怕死，百般逃避，都缩头装乌龟！……”
办公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几个人都凝视着桂的表情。桂把摊在办公桌上的公文包用力一合，按紧套扣，发狠地说：“好吧！我们一起去。看你们哪个王八蛋能推得掉？”
桂永清离开他的“安乐”椅，走出办公桌，把皮包递给吴家荀。吴熟练地替桂披上大氅，周、王二人各自夹着自己的皮包紧紧跟上，林也跟上，我们跟在最后面。
从桂永清的办公室到总部大门，要穿过两进大院，时过四更，静悄悄、黑洞洞，无一人影。桂永清这一行，踏着蒋家王朝覆灭前夕撒满地上的碎文破纸，走向即将封闭的总部大门。大家都在暗地思忖：总司令果真要与林遵一起上舰队了吗？……
（待续）
当淮海战役的帷幕徐徐落下的时候，无比辉煌的战绩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场以摧枯拉朽之势，全歼国民党军五个兵团、一个绥靖区，计22个军56个师，共555，000人！
黄维将军是当年淮海战场上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的司令官，他以亲身经历写下了这篇战场的粗略回忆。它，让我们看到了淮海战场的另一个侧面……
1946年6月底，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遭到解放军的坚决反击，其兵力消耗甚大，形势步步趋于恶化，因而，蒋军不得不由全面进攻，改变为重点进攻；再由重点进攻转变为全面防御。最后，在继续遭受失败的情况下，蒋军被迫放弃全面防御而采取重点防御，企图集中兵力固守战略要点，使解放军“啃不动”，以苟延残喘。
1948年8月，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在南京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决定的措施之一，就是将现有部队加以调整编配，组成若干兵团，以准备即将来临的防御战。
第十二兵团是在以上的决策下编成的。它主要由骨干部队第十八军及第十军、第十四军和第八十五军组成。
兵团组建过程中，由于国民党内派系重重，勾心斗角，致使主官任命和部队归属上几经周折。兵团编成前，各军都还是用整编师的番号。当时整编第十八军（等于兵团的组织）军长胡琏兼任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该军下辖整编第十一师（即第十八军）和整编第三师（即第十军），另外整编第十师（即第十四军）也归胡琏指挥。以上述部队为主体编成十二兵团，理应由胡琏出任司令官。但是，因为整编第十八军在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之下，人事派系矛盾颇为复杂。一方面是第十八军所属部队是华中有力部队之一，白对胡是拉拢的；另一方面白对陈诚势力和他的嫡系第十八军有成见，因而对胡琏也屡有攻击。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十分棘手，不得不另行打算，他叫林蔚向在上海养病的陈诚征询第十二兵团司令官人选的意见。陈诚举我出任。因为早自1932年，一直至1943年，我在陈诚的第十八军系统任过旅长、师长和军长，是陈系的骨干分子。但是，又因何应钦与陈诚之间的矛盾，何应钦向来对我不满；加之白、陈之间的矛盾，他们二人表示反对以我出任。可是，我又得到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支持，因此仍然出任司令官，胡琏任副司令官。
我由新制军官学校校长兼陆军第三训练处处长调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官后，积极组织建制。当时，整编第二十三军军长兼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李良荣和我私交很好，他自告奋勇，愿调为第十二兵团的副司令官，并把他的基本部队整编第二十八师编入第十二兵团。我们二人亲自向蒋介石作了报告，并得命令发表。但几天之后，蒋介石又调李良荣为福建省政府主席，其整编第二十八师被白崇禧紧紧扣住不放。于是，国防部又以整编第八十五师师长吴绍周部（即第八十五军）编入第十二兵团，并由何应钦提出，以吴绍周出任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官兼任该整编师师长，得到了蒋介石的核准。既是如此，白崇禧仍另有打算，把八十五军编入了第三兵团，还把它派到广水、应山方面去了。由于我的力争和国防部的坚持，其间几经周折，白崇禧最终把这个军吐了出来。
第十二兵团司令部于9月下旬在汉口大体组织完成，26日，兵团部移至确山，其所属部队除第八十五军尚未归入兵团建制外，第十八、十、十四三个军均集结于确山、驻马店、遂平之间地区休整，准备行动。
10月初，白崇禧到驻马店召集军长以上人员举行会议。他认为济南失守后，解放军势必南下，但对中原解放军将采取如何行动及其目前主力所在，没有提供可资依据的情报，只是盲目地说要以攻为守，策划以第十二兵团为主力向襄城、鲁山方面进犯解放区，企图把中原解放军吸引在豫西方面，以牵制其东进津浦路与华东解放军会合。
10月中下旬，白崇禧令第十二兵团在第三兵团配合下，由驻马店附近地区出发，向泌阳、唐河、南阳间进行扫荡。但是该方面的解放军都转移了，兵团一无所获，不得已于10月底回师驻马店附近。
兵团刚刚到达驻马店附近，即奉命向徐州进发，并奉严令“不得以任何借口迟延行动”。兵团即于11月8日由驻马店地区出发，遵照指定路线经正阳、新蔡、阜阳、蒙城、宿县向徐州东进。因为部队有战车营、榴弹炮营等重武器和汽车营及大量胶轮大车，且道路不良，沿途又需渡过南汝河、洪河、颍河、西淝河、涡河、北淝河、浍河，以致部队行动迟缓，受到解放军的拦截和追蹑。18日先头部队到达蒙城，和解放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当时，摆在十二兵团面前的是，解放军主力部队已在当面，如我由蒙城正面渡河向宿县进攻，则面对北淝河、浍河的障碍，如解放军据以节节顽强阻击，并从涡阳方面对我左侧威胁，就会使我前进困难，陷于不利。因而当时曾拟利用涡河的掩护，主力转到怀远附近渡河，与铁路正面的友军联系，再向宿县进攻，如此或可出解放军之意外，前进可较为安全。这一意见，曾电国防部请示，未得同意，仍限令照原定计划攻击前进，以击破当面解放军，迅速赶赴徐州。
十二兵团约于21日开始由蒙城附近分渡涡河，向据守北淝河的解放军展开全面攻击。是时，第八十五军刚刚由后方到来。经过激烈战斗，攻占板桥、鸟集，又渡过北淝河，经过竟日激战，国民党军主力渡过浍河，对浍河北岸的解放军阵地继续攻击，而逐渐突入解放军之袋形阵地。
战斗几日，仍胶着在上述之线，未获进展，解放军则不断反攻。在上述情况下，我认为难以击破当面的解放军，即使攻击再有进展，解放军仍然是节节阻击，而我军则处于解放军的袋形阵地之内，态势不利。特别是北淝河和涡河，成为我军背后的障碍和威胁。
此时，兵团后方联络已经全被遮断，如仍坚持战斗，将会被解放军困死。因此，我决心终止战斗，脱离当面的解放军，向铁路线固镇方向转移，以与铁路正面的友军联系，并力由该方面进攻宿县，赶赴徐州。
25日，兵团部队开始撤退，但行动为解放军发觉，尾随猛烈攻击，使各军间出现混乱现象。
当时，国民党军已处于中原野战军的包围压迫之下，如就地防守，势将困毙，仍然只有乘解放军的包围阵地尚未巩固之时，向东转移之一途。我下令部队向东南方向攻击，企图各军交互掩护，以达到向东逃窜的目的。但是在浍河南岸担任掩护的第十四军部队战斗力脆弱，受到解放军的猛攻而溃退，致使该方面的解放军渡过浍河，向南直冲正在攻击前进中的第十军左翼侧，迫使第十军的攻击停顿下来。第八十五军的攻击部队也由于后续部队迟缓，以致被解放军截断联络，该军其余部队的攻击，也因之停顿。这时，国民党军的攻击已告失败，窜逃无望，只得把当时的战线稳定下来，加以调整，就地固守待援。
至此，解放军在双堆集地区对第十二兵团完成了四面包围。
陷入重围后，兵团部设在双堆集的北端——马庄。直到这时，兵团部对于徐州地区的战况一直没有得到国防部及其他上级的指示，无线电通讯也始终没有和刘峙、杜聿明取得联络，只不过推断徐州在大战而已。至于双堆集战场，是秋收后毫无隐蔽的广阔平原，所占据的村落都是土墙茅草盖的小房子，老百姓早已跑光，当地几乎毫无可以利用的物资，不仅无法征集粮食，就连燃料、饮水和骡马饲料，都极为困难。
28日，参谋总长顾祝同乘飞机来到阵地上空，视察了当时的敌我位置和战况，还和我通了电话，嘱我站稳脚，就地固守，并把所占地区加以扩大。顾还说将空投粮弹补给。
我遵照指示，尽一切可能督饬各军固守待援。在开始的几天中，每天都抽调一至三个有力团配以战车和炮兵的火力，向解放军的阵地据点突击。当时的企图是以攻为守，想扩大所占地区和阵地据点，借以振作士气和俘虏解放军人员以取得情报，并抢掠一些可以吃的东西。另外，妄图用这种不断对有限目标的小规模突击和蹂躏办法，给解放军造成损害。但是，已被解放军打得害怕了的军、师长们，宁愿把兵力麇集于狭小地区之内，不敢疏散兵力，扩大阵地。因此，对于一些村庄，有的攻下后又把部队撤回，有的白天攻下，晚上又被解放军反攻夺走，以致形成拉锯战。
这样几天之后，解放军的阵地工事和攻击准备逐渐完成。并开始紧缩包围圈，依次选定国民党军防守脆弱部分，逐点蚕食。
作为蚕食和攻击的对象，先用近迫作业，迫近阵地，并用各种火炮于黄昏时实施攻击。其炮兵火力之集中和猛烈，使国民党军的野战工事基本上被摧毁，人员遭到很大的杀伤，然后在炸药包爆破之下，攻击部队一举发起突进，歼灭守军。由于国民党军士气低落，各级部队长对所属部队指挥困难，未能针对解放军的战法积极采取适当的对策和灵活的战斗。而只是各图自保，互不策应，打不打到自己身上听天由命。如第十四军残部防守杨围子及其邻近的几个小村庄，就是这样。当解放军对杨围子进行蚕食攻击时，军长熊绶春要求兵团部给予增援，我曾指定第十军抽调一个营，归熊绶春指挥。始则该军军长以抽调不出部队多方推脱，继而被迫派出一个营到达杨围子，但并未积极投入战斗，而是在解放军突击时，不战而溃，逃回原处去了。结果熊绶春阵亡。
就这样，解放军对国民党军用依次逐点蚕食攻击的战法，迫使第十二兵团残部仅保有双堆集狭小地区，以至无法挣扎下去。
当时，粮弹俱缺，大量伤员只能收容于地下壕坑；兼之日夜战斗，伤亡枕藉，每当空投补给时，一部分落于解放军驻地，而落于国民党军空投场附近地区者，各军自行抢收，甚至因抢收而互相开枪威吓。其幸由兵站分监部收集到的补给品，分配时则又争多争少，吵闹不休，陷于一片紊乱，维持正常秩序已感万分困难。至于使用这样的部队去战斗，则其狼狈之状不问可知。加之先有廖运周率一一〇师起义，继之黄子华率第二十三师投诚，特别是黄师投诚，使第十二兵团整个阵地体系破裂，残部日益陷于悲观绝望气氛。
到了12月1日，徐州国民党军向永城方面突围时，国防部才第一次给第十二兵团通报徐州国民党军的战况，说是杜聿明大军南下和第十二兵团会师。嗣后，便每隔两三天由飞机空投一份杜聿明方面的敌我位置略图，借以知道杜聿明军的概略位置。国防部曾指示说，李延年兵团由蚌埠方面来援。以上消息，曾一时使十二兵团有了希望。但是，各种希望不过是昙花一现，旋即知道杜聿明大军在永城东北青龙集附近被解放军四面包围于狭小地区，陷于同样命运；而李延年兵团则在蚌埠西北之包集附近，受到解放军的阻击，寸步不前。
还在10月底，第十二兵团尚在唐河附近正奉命由该处开回驻马店时，兵团副司令官胡琏因其父病危和他自己牙病，请假赴汉口。兵团被围后，胡琏立即到南京请求蒋介石派飞机送他回前方。在他离南京之前，蒋介石曾对他说：“要固守下去，死斗必生，已叫联勤总部尽量空投补给，并正在抽调部队救你们，你们好好打下去。”并嘱胡琏好好帮助我安定军心，鼓励士气，坚持战斗。
自从胡琏来到双堆集以后，我和他所计议的就是如何持续固守下去，以免徐州方面受我们的影响而愈为不利。但是，情况一天天恶化，我有一次对胡说：“如果你不回前方，而留在南京联络和催运空投补给，可能作用还大些。”可是胡还自信地说：“被共军四面包围，已是家常便饭。我们现在只要打下去，共军还是一下吞不了我们的。”
当时的空投补给有减无增，为了要撑持下去，就必须催运补给。另外考虑到杜聿明集团被围，蒋介石不能不有新的决策，应该把第十二兵团的实际状况报告蒋介石。我把这些问题和胡琏商讨之后，决定派他到南京去。并嘱他留在南京不要回来。我以为第十二兵团残部大数已定，胡琏留在南京比在双堆集的作用要大些。特别是觉得“千兵易得，一将难求”，要使胡琏留在南京保全下来，为第十二兵团料理善后。可是胡琏到南京过了三四天，又乘飞机回到双堆集来了。胡琏转告蒋介石的指示：“你们可以突围，不要管杜聿明，也不要指望李延年。”蒋并要胡琏立即回双堆集维持部队。我们对于蒋介石以上的指示，感到莫名其妙，以为蒋方寸已乱，已经没有整个部署，而是零碎应付了。
面临这个局势，我们认为，如果只是自行突围，将会不可收拾，至少要空军有利的掩护，否则宁可坚持下去，打一天算一天，以免杜聿明立即跟着垮台。我把上述意见一面电报蒋介石，一面督饬部队继续坚持固守。但是，解放军逐点蚕食攻击，国民党军状况天天恶化。
大约12月10日前，我要求蒋介石派空军用凝固汽油弹大规模轰炸，在规定的时间和区域造成火海，以掩护兵团残部突围。随即收到空投的蒋介石亲笔复信，信中说：“决用空军全力拯救你的突围，可径行同空军总部联络。”同时又空投下关于空军使用毒瓦斯弹和毒气的说明书300多份，其中详细说明甲弹（糜烂性毒瓦斯炸弹）和乙弹（窒息性毒瓦斯炸弹）的性能、使用防护和注意事项，并规定了空地日夜各种联络和地上各种标示办法。又规定把战场地区的日夜气象情况（晴、雨、风向、风速等等）按时报告空军总部。兵团部秘密拟定突围计划，并立即进行各种准备，以待空军确定开始轰炸的时间实施。当时因为这是违背国际公法来屠杀同胞的罪恶计划，没有予以公开，在兵团部只有我、胡琏、正副参谋长和第三处处长以及各军军长知道。至于由各部队准备的，则只是规定其作某项准备而已。与此同时，空军还陆续空投下催泪性瓦斯投掷弹和催泪性迫击炮弹，共约二三十箱。
到了十三、四日，由于解放军继续攻占了双堆集东侧大土堆制高点阵地和双堆集北端野堡阵地，使得国民党军的残有阵地破碎不堪，被压缩到双堆集及其邻近几个村的弹丸之地。此时和解放军错杂对战，受到解放军四面轰击的制压，难以接收空投的补给，在这种情况下，只要解放军一发起全面攻击，国民党军势必立即悉数被歼。我和胡琏认为在双堆集已到了末日，必须立即突围逃命。我一面急电蒋介石和空军总部，要求务必于15日实施计划，一面命令各军秘密作好行动的准备。
15日上午9点多钟，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飞到阵地上空，与我通话。他说：“不能照计划实施。”我回答说：“你不能照计划实施，我只好自己断然处置了。”于是召来第十军军长覃道善和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当面决定目标，分别突围。规定第一集合地为蚌埠之南，第二集合地为滁县。并规定各部队于黄昏后同时开始突围。可是，当突围的命令下达后，各部便争先恐后地逃命，有的提前就开始行动，特别是战车营，在将近黄昏时，因其停车场受到解放军的激烈炮击，以致战车纷纷移动，引起其他部队的误会，各自乱跑，而为解放军立即发觉，层层截击。所谓突围，实际上是全线溃散！
至此，计四个军十个师约十几万人的第十二兵团彻底覆没。至于高级将领，除副司令官胡琏，副军长谷炳奎等人逃跑外，我和军长吴绍周、覃道善、杨伯涛，副军长王岳，师长王元直、尹钟岳、夏建
、潘琦等均被解放军生俘，在人民的宽大下，走上了新生之路。
“轰”“轰”两声巨响，冲天的黑烟把兴奋的欢迎人群带入了惊慌失色之中……
1928年6月4日，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在皇姑屯车覆身亡。
1928年6月3日下午。
一封十分机密而火急的电报，送到了奉天留守、黑龙江督军吴俊陞的手中，被告知张大帅将于当日下午从北京出发，返回沈阳。
下午8时多，庞大的专列在汽笛的长鸣声中徐徐由北京开出，向着东北方向的沈阳急驰。在两节蓝钢车后面，是当年慈禧那拉氏豪华的专用花车，现在已变成北洋政府安定军总司令、海陆军大元帅——奉系军阀头子张作霖的专车。
同行者除了大元帅府人员和卫队外，还有一些要员：靳云鹏、潘复、何丰林、莫德惠……以及张作霖的六姨太太和三公子张学曾。
这位土匪出身，靠日本帝国主义金钱豢养起来的“大帅”，曾经是北洋政府的支柱，这一次，却不是衣锦还乡，而是和蒋介石“北伐军”作战屡遭失败，准备龟缩到他的老巢东三省去。尽管他在车上仍是那股骄横的神气，但还是无法掩饰内心酸、甜、苦、辣的滋味。
这次北返是偷偷摸摸、突然决定的，除了老巢，任何外国使节也没有告诉，当然也就没有热闹的送行场面。这并不是他不想排场，而是闻到了一些不妙的气味。这位以日本帝国主义为后台的走狗，内心矛盾重重，他需要日帝继续为他撑腰，以抵制苏联在北满的势力，同时与其他军阀势力相抗衡；但又不希望东北的所有权益让日本帝国主义夺走，有时还想表现一下自己还有点中国人的“骨气”。这种矛盾心理，终于和主子产生了一些矛盾，甚至发生争执。走狗是最了解主子的脾气的，他不能不有所防范。同车的人更有点惶惶然，许多要员都在想着前不久张作霖同日本公使芳泽谦吉的一场冲突。
那是5月17日晚，张作霖正与几位客人打麻将。日本公使芳泽突然来访，向张提出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等一系列要求，条件是帮助张作霖将蒋介石的“北伐军”阻在黄河以南。
张作霖拒绝了，主子也就生了气。
芳泽怒气冲冲地问张作霖：“你打得过北伐军吗？”
“若打不过，我们可以退到关外。”张作霖答道。
“恐怕未必能回去吧？”芳泽冷笑着。
张作霖听出话中之音，又顶了一句：“关外是我的家，愿意回去就回去，有什么不行呢？”
主子见走狗不听话，便使出惯伎：“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他是你的部下，你应负一切责任。”张作霖听罢，怒火大发，从座位上一下跳起来，把手里的翡翠旱烟袋往地上一摔，磕成两段：“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他妈拉巴子，叫我负责，岂有此理！”说完，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足足三个小时的会谈，终于不欢而散，给主子和走狗之间的关系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然而，这仅仅是他们之间冲突的一幕……
侵略者的胃口是无法满足的，日本帝国主义越来越感到张作霖已经成了他们实现侵占中国东北的绊脚石，侵华日军关东军司令村冈下了决心，策划着一场谋杀张作霖的阴谋……
一个又一个谋杀方案被否定，最后决定在张作霖回关外途中炸车使其身亡。这样既可造成东北混乱，又可以推托责任。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
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交给关东军大佐、参谋河本大作，他首先布置了周密的情报网……
作下参谋被派往北京侦察张作霖的行动。临行前，河本嘱咐道：“要一径去北京，了解张几月几日逃往关外，只要把这些侦察清楚，通知我就行。”
天津、山海关、锦州、新民等车站都派出密探，监视张作霖专车通过的准确时间。
炸车地点作了再三的选择，最后确定在快到奉天（今沈阳）的皇姑屯附近的老道口，那里是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的立体交叉处，桥洞里的两处派工兵安放了数百磅的炸药，在离立交桥数百米处搭起一个小木屋，窗口对着桥洞，既可以膫望，又可以作为装电发火导线的控制室。那几天日军岗哨突然增加，而且不准行人通过。
为了事后可以推卸责任，日军于5月20日故意在老道口附近用刺刀挑死两名无辜的百姓，然后在死者身上放上一张“救国军总司令部公用笺”，上面写着“兹派×××等去东北三省一带工作”的字样，而且在死者旁边放着两枚生了锈的小炸弹，日方对外张扬是“南方派来扰乱东北的两名便衣”。
一切准备停当，只等张作霖专车的到来。
老道口附近的异常现象曾引起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的注意，并密报张作霖防备。但张并不以为然，甚至以齐“好造谣言”，提出“应严予申斥”。
列车在急驰，一路平安无事。车过山海关，周围一切正常，车上的人们终于松了一口气，均脱衣睡觉了。
奉天省要员已经有条不紊地作好了欢迎“大帅”的准备，吴俊陞早已赴皇姑屯专程迎接，准备与张作霖同车到达。
6月4日凌晨1点，服装整齐的学生队60余人，背着长枪，由队长高胜岳亲自率领，整齐地排列在奉天小西门车站的月台上。一会儿，卫队旅军乐队30余人，身着漂亮服装带着乐器也来到车站，排在欢迎队伍的最前列。省长刘尚清、军署参谋长臧式毅和参厅局要员也纷纷莅临，站在欢迎队伍的中间……
站长不断地向刘尚清报告：
“大元帅的列车已到皇姑屯车站……”
“大元帅的列车已由皇姑屯车站开出，稍顷即可到站……”
渐渐地，列车的“隆隆”声越来越近，军乐队拿好了乐器准备吹奏，学生队精神抖擞，严肃立正，大员们舒了一口气，只要再过几分钟，“大帅”就安全到达了。
突然，“轰”“轰”两声巨响，冲天的黑烟把兴奋的欢迎人群带入了惊慌失色之中……
“大元帅乘坐的火车在老道口被炸坏了！”一宪兵快马向刘尚清报告，刘尚清惊呆了。臧式毅毕竟是军人，命令学生队立即荷枪实弹开赴现场，所有的汽车开到老道口候命。欢迎队伍一哄而散……
老道口的现场一片混乱和凄惨。桥洞已被炸毁，张作霖乘坐的包车除了底盘，车厢的木板已经散乱一地，有的在燃烧。包车后面的餐车也在起火，前面的蓝钢车歪扭变形，专程去迎接的吴俊陞已经毙命，张作霖满身血污也已奄奄一息，其他同车要员不少受伤，还有两具烧焦的尸体无法辨认。
张作霖被抬上齐恩铭的汽车急急向帅府驶去，当差官向府中报告后，全家慌成一团，急忙将张抬到小楼之下，杜泽先医官进行紧急抢救，但已无济于事。张作霖也感到自己生命已经垂危，费力地立下遗嘱：“告诉小六子（张学良将军乳名），以国家为重，好好干吧，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叫小六子快回沈阳。”接着连呼几声“我要走了”就断气了。这时是6月4日上午9时左右。
触目惊心的皇姑屯事件爆发后，奉天当局马上判断是日本人的密谋。这时20万奉军尚在关内，为了避免引起社会的混乱，特别是防备关东军借机挑衅，除了刘尚清、臧式毅等人外，对于张作霖之死采取了严守秘密的措施。
每天，厨房照样开张作霖的饭，杜泽先医官天天到元帅府假装换药，并填写医疗日志，开处方；日本方面不断派人来“慰问”，实际来探听张的伤势，但未发现任何破绽。保密工作是成功的，日方终未达到借张作霖之死制造混乱的目的。
6月21日，张学良将军乔装秘密回到沈阳，听从张作霖遗嘱，宣布就任总司令之职，同时发布了张作霖的讣告。
日方做贼心虚，不敢在报上提到“皇姑屯”，新闻中也只是以“某重大事件”寥寥数言报道，并说是南方（指蒋介石）便衣所为。但一条条证据终于使之理屈词穷，最后以河本“个人所为”免职了事，河本也只好哀叹：“这事就算我干的吧！否则牵连过多。”
一场主子杀走狗的悲剧就这样结束了。血的教训使集国恨和家仇于一身的张学良将军终于开始摸索新的道路。
1964年，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为了征集晚清史料，曾委托专人邀集一部分清宫太监开过一次座谈会。那时，在京的清宫太监虽然大多已届耄耋之年，然而人数还颇不少，仅出席座谈会的就有15名之多。岁月无情，经过20年以后，在出席那次座谈会的清宫太监中，除一人现尚健在之外，其余都已先后作古。健在的这一位名字叫孙耀庭，生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今年81岁，现住北京鼓楼西广化寺，解放以后一直担任全市的寺庙管理工作。
太监也叫宦官，在中国古书上，又有寺人、阉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侍、内监等不同名目。据史学家考证，太监大约产生于距今两千五六百年前的春秋时代。当时称太监为侍人，与小臣、仆侍、妾婢、阍人（守门人）一样，都是不从事生产、专供贵族役使的奴仆。不同的是，太监是被阉割了生殖器官的男性。王公贵族役使这种奴仆的好处：一是他们的体力较之女性奴仆强得多，能够承担负荷较重的宫廷劳役；二是可以绝对保证王公贵族为数众多的后妃妻妾的“贞洁”。
在中国古代社会，残害男子的生殖器官的做法原是一种刑罚，名之曰宫刑或腐刑。这种刑罚是所谓“五刑”之中仅次于大辟（死刑）的一种酷刑。宫刑不仅是对人的身心的极大摧残，也是对人的尊严的莫大污辱。中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就曾因李陵投降匈奴的事件触犯武帝，被处宫刑。他在《报任安书》中，痛心疾首地这样写道：“故祸莫
（音、义同‘惨’）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诟莫大于宫刑。”“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
在封建社会里，太监本为内廷奴仆，不能干预政事，但其上层分子由于是皇帝最亲近的奴才，往往伺机窃取权力，有的甚至能起左右政局的作用。例如明代中叶以后，太监的权力不断扩大，拥有出使、监军、镇守、侦察臣民等大权。明熹宗时，魏忠贤被任为司礼秉笔太监，兼掌特务机构东厂。他勾结熹宗的乳母客氏，专断国政，从内阁六部直至四方督抚，都有他的私党。魏自称“九千岁”，追随者更为之建立“生祠”。其权势之显赫可以想见。但即便在太监专权时，真正的掌权者也只是其中极少数上层分子，绝大多数下层太监终究不过是备受欺压凌辱的奴隶！
历代封建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其穷奢极欲的腐朽寄生生活，都曾建立过庞大的太监机构，人数动辄以万数计。仍以明代为例。当时设立的太监机构计有十二监、四司、八局，各专设掌印太监提领，称为二十四衙门；崇祯末年，太监人数多达9万余人。清朝鉴于历代宦官的流弊，早在顺治年间即对宫廷太监机构进行了所谓改革，制定了宫规、宫法。顺治十三年（1656年）改设十三衙门，宫廷太监人数减为9000人，设总管内务府以领其事。从此直到清朝末年，宫廷太监的机构虽无大的变更，而太监人数却是逐渐减少的：乾隆时为2866人，嘉庆时为2638人，光绪时为1989人，宣统退位以后，只有八九百人了。
清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王朝，不少清宫太监有幸活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和全国各族人民一起，摆脱了悲惨的奴隶境地，获得了解放和新生，真正过上了人的生活。至今唯一健在的清宫太监孙耀庭充满感激之情地说：“要不是解放，我早饿死了，活不到今天！”
亲爱的读者，你想知道宫廷太监过去是怎样生活的吗？20年前我们邀集15名清宫太监参加的那次座谈会，留下了他们亲身经历的第一手宝贵资料。以下就请听听他们饱含着血泪的回忆吧！
马德清：我是天津南青县窑子口人。父亲是个卖膏药的，母亲是穷人家的女儿。拿“房无一椽，地无一垄，吃上顿没下顿”这句话来形容我的家，也就够了。那时候，穷人恨有钱的，有时也羡慕有钱的。比如我父亲，他骂地主吃人饭，拉狗屎，可他也厌烦那难以养家活口的卖膏药的营生。怎么办呢？一家数口，总得有条谋生之路呀！
任福田：那年头，河北省的青县、静海、沧州、任邱、河间、南皮、涿县、枣强、交河、大城、霸县、文安、庆云、东光，现在北京郊区的昌平、平谷，还有山东省的乐陵，都是出太监的地方。太监都是劳苦人出身，被生活所迫，指望把孩子送进宫里，有条活路，将来也得些好处。
马德清：当太监真正“出息”了的，一千里难挑一个，可人总是往“亮”处看啊！我有个姑母，她有个远房侄儿叫李玉廷。李玉廷的父亲也是穷人，可是自从李玉廷当上了太监，十几年以后这一家便发了：买了地，拴上了几头大骡子。我父亲常常提到这个李家，下狠心也让我走李玉廷那条路。
孙耀庭：我也讲一讲自己为什么当太监的吧！我出身于静海县的一个贫农家庭。一家六口，父母和四个弟兄，我是老二。我出生时，合家只有七分地，两间土房。父亲为同村一个私塾教师种地，母亲为他家做饭，我在他家免费读了四年书。后来父母没地种了，迫于生计，早想把我送去当太监。不久溥仪皇帝下了“退位诏书”，才堵塞了父母送我当太监这条路。几年后，军阀袁世凯又演了一场称帝的丑剧，虽说没多久就散了场，可封建主义那阴魂总不肯消散，溥仪居然不顾民国禁令，重新在民间征太监，招婢女。我父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辗转托人，把我送进宫里当上太监的。
池焕卿：除了穷苦人被生活所迫送孩子进宫当太监之外，太监的来路还有几条：歹人拐骗别人家的小孩，图得一笔身价，这是一条专门包办施行“阉割”手术的人家，诱骗苦寒人，把当太监的好处说得天花乱坠，鼓励他们把子弟送进宫里去，这是一条；有的人犯了重罪，用“净身”来逃避刑罪，这又是一条。千条万条，被送上这条断子绝孙的绝路上的，大都是贫苦人家的子弟。
马德清：当太监的头一步是“净身”。这件事，我从来不愿意对人讲。——并不是害羞，实在是太痛苦了。从旧社会过来的苦寒人，只要想起最伤心的事儿，心里就像挨针扎一样难受啊！（讲到这里，马德清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记得那是我9岁的那一年，大概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有一天，我父亲哄着我，把我按在铺上，亲自下手给我净身。那可真把我疼坏了，也吓坏了。疼得我不知晕过去多少次。请想一想，那年头，没有麻药，没有什么注射针、止血药那一类东西，硬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按在那儿，把要命的器官从他身上割下去，一根根神经都通着心，疼得心简直要从嘴里跳出来了。
动完这种手术以后，要在尿道上安上一个管子，不然，肉芽儿长死了，撒不出尿来，还得动第二次手术。我后来才听那些懂这种事的人讲，手术之后，不能让伤口很快结疤，要经过一百天，让它偎脓长肉，所以要常常换药。说实在的，所谓药，不过是涂着白蜡、香油、花椒粉什么的棉纸儿。每一次换药，都把人疼得死去活来。那时候，我不懂父亲为什么要这样整治我。母亲是妇道人家，在家里没有说话的份儿，她疼我，可是救不了我。就在我能爬起来，拖着两条腿走路的那些日子里，她就两眼一闭，永远地离开我了。
任福田：那年头，做父亲的亲自下手给儿子净身的，终究是不多见的；大多数人是把子弟送到专门干这种营生的地方去净身。
光绪二十几年前，在北京专门干这种营生的，有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五”和地安门内方砖胡同的“小刀刘”。这两家的家主都是清朝的七品官。他们每年按四季，每一季给宫里的总管内务府送40名太监。净身一类的“手续”，全部由他们两家包办了。他们积有多年的经验，而且有一套设备，比起马德清老先生的父亲，手段倒是利落多了。但是，挨整治的人也是疼得死去活来的，因为这两家也没有什么止痛、止血的灵丹妙药。那动手术的刀子，不过在火上烧一烧就算消毒了。
池焕卿：那年头，就是谋这份苦贱差事，也是不易啊！想把孩子送进宫里当太监的人，首先要到毕家或刘家去“挂挡子”，也就是报名。然后经过一连串审查：看相貌，听言谈，试伶俐劲儿。最后还要摸裆，就是隔着裤子摸生殖器官。他们认为合格以后，才收留呢！十几岁的孩子被送进宫里，充当“童监”和“孩监”。那些聪明、俊秀的孩子常常得到后、妃和贵人的喜爱。他们所得的月份钱和别的俸禄，全都装进了毕、刘两家的腰包。直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这两家包办机构才被取消，改由慎刑司管理这份差事。
赵荣升：我是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进宫的。进宫前，住在慎刑司，先认旗，明确一下身份（八旗制度，是清代满族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入宫以前，大家要演礼，学习怎样跪，怎样磕头，怎样回话。封建时代，人们把皇帝看成天人，金口玉言。如果我们在应对进退上出了岔子，保不住会把脑袋丢掉。
张修德：一天早晨，总管内务府的老爷，把我们领进宫去，从午门旁边一个门走到养心殿，跪在院里，听候挑选。跪了一会儿，慈禧太后来了，手里拿着牌子，按牌子上写的名字仔细端详了我们一阵，叫了几个人的名字。被叫的人抬起头来回话。她挑中的人，留在她或皇帝那儿，剩下的分给别的地方。实在分不出去的，可以分给外府。王府里也用太监。
魏子卿：决定留在宫里以后，首先要认师父。能当师父的都是地位高、年纪大的太监。像总管太监、首领太监一类人，一辈子收的徒弟多得很。徒弟跟师父学规矩礼法，师父就用徒弟作自己的仆役。初进宫的人，师父就是自己的主人。徒弟天不亮就得起来，给师父准备漱口水、洗脸水。钟点到了，要轻轻地走到师父炕边，轻轻地叫醒他，侍候他穿衣服。夜里，师父睡下后，自己才敢休息，而且睡得还要机灵些，师父一呼唤，要立刻应声。太监的品级不一，大小有别，一层制一层，一层压一层，徒弟是最末的一层。
边法长：认过师父，我们学些什么呢？
先说称呼吧。那时候，我们把皇帝称作“万岁爷”，把慈禧称作“老佛爷”，把妃子——比如端康皇太妃、敬懿皇太妃——称作“主子”。至于太监们彼此的称呼，同辈的互称“爷”——张爷、李爷，低一级的把高一级的称作“师父”。
再说“忌圣讳”这件事，在宫里是一件最要紧的事。不单是与皇帝的名字同音的字不能上口，太后、太妃、妃子的名字也一样。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小德张，本来他的名字叫春喜，因为隆裕太后的小名叫喜哥，“喜”字犯了圣讳，小德张只得改名叫“恒太”了。
再说请安，规矩也多得很。在宫里，太监的膝盖是不值钱的，动不动就得下跪，可是你不能一跪了事，跪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向主子回答、请安，跪的双腿安，两条腿先左后右地跪下去，身子要挺直，摘下帽子，放在身右边，袍子不能褶在腿底下。谢恩、谢赏或者万寿节，对主子要三跪九叩。为了表示感激“天恩浩荡”，有时还要把头往地上撞，撞出声音来。这就是俗话说的“磕响头”。还有单腿安，这是用来对上司或者品级低一些的人的。日常侍奉主子的太监，虽然不是见到主子就磕头，可是俗话说的“站有站样，坐有坐样”，这个样儿也要下功夫学习，一点儿也马虎不得。
还有说话的规矩。日常问安要用“吉祥”，饭后问安要用“进得好”，起床后问安要用“歇得好”。回主子或顶头上司的问话，第一，要一入耳就得明白，不能要求再重复一次或者解释，第二，要用“嗻”来表示自己领会了吩咐，不能用“嗯”、“啊”一类字眼。
此外，斟茶、倒水、摆膳、递东西，也都各有各的规矩。稍不留心做错了，轻则狠狠地训斥你一顿，重则巴掌便上了你的脸。挨打不能躲，口里还得说好听的。
戴寿臣：比如给皇帝梳头，就得十分小心，动作要轻巧麻利，还要让皇帝觉着舒服，因为他是“金人”。服侍他穿衣也要周到，什么时候进什么衣服、鞋袜都有讲究，不能弄错了。
王悦澂：我们做太监的也分三六九等，生活上有天上地下之分（按：清代宫廷太监等级森严：在督领侍下，有大总管、二总管、带班首领、御前太监、殿上太监、一般太监和下层打扫处太监之分；在宫殿监中，有总管、首领、掌案、回事和小太监之分；在宫内各处所有首领、大师父、二师父、带班、陈人和徒弟之分）。总管太监和首领太监，比如服侍慈禧的李莲英和服侍隆裕的小德张，生活享受和皇帝、太后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他们一天到晚，除了在主子面前献殷勤，讨主子的欢心，是没有什么正事可做的。可是到了我们下层太监就不一样了，行动处处受限制，同坐牢差不了多少。服侍上边，无时无刻不提心吊胆。顶头太监要你做什么，你就得做什么，不是人做的也得做，一切要看别人的喜怒行事，什么委屈只有压在心里。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吧，就是别把自己当人看。我们一进到宫里，便再难回家了；家里来人探望也有一定的限制，不能常来，见面谈话也有人看着。
刘子杰：封建社会，当皇帝的自认是天下第一人，但是他也有心烦的时候，心烦没有地方发泄，当太监的就倒霉了。我们是真正的奴隶，主人高兴的时候，也许唤我们的小名或外号，让我们学猫叫狗叫；不高兴的时候就蒙头盖脸地打我们。打死了拖出去一扔，没有人管。
孙尚贤：清代末年，女主里寡妇多。当权的慈禧虽说有好多事要做，但是日子过得看起来是怪无聊的，闲下来的时候，心神也像没有着落似的。
刘兴桥：慈禧喜怒无常，心狠手辣，常常因为一点小事情打人、骂人。宫里的太监都知道，有一次她硬逼着一个老太监把自己的粪吃下去，这个老人就因为这件事丧了命！责打太监几乎成了她的家常便饭。每天被打的太监，常常不下百人。而且一个太监犯错，他所在处所的全部太监都要连坐。太监们为了减轻挨打时的痛苦，每人都制有两块长一尺、宽五寸的牛皮，当班时用绳子捆在两个大腿上，还起了个名字叫作“护身佛”。
据许多知情的太监揭露：为了整治太监，封建统治阶级还订了一套办法。按照清代皇室的宫规则例，凡宫殿监等处的太监，在外犯法者，由外部按律治罪；在内犯法者，由内务府治罪。慎刑司设有处罚太监的专用监狱。宫殿监的处分则例，分三等十二条，犯者要受到斥革和罚月银的处分；各处所首领太监的处分则例，分三等十五条，犯者要受到杖责和罚月银的处分。
责打太监的杖刑、板刑都是用五尺长的竹子做的，杖刑为圆五分的实心青竹，板刑为宽五分的青毛竹板。行刑的规则是，先将受刑太监按伏在地，臀部突起；然后一人按头，二人按手，二人按腿，一人掌刑，一人喊数。行刑时，一面打一面喊出数字。受刑太监须一面挨打一面喊：“饶恕奴才吧，下次不敢了！”否则就有顽抗不服训的罪名，加倍重打重罚，一直打到求饶为止。刑毕，受刑太监由刑监二人架到主子面前叩首“谢恩”，才算完结。
此外，凡太监在宫中自缢身亡者，将尸骸抛弃荒野，其亲属还要发往伊犁、黑龙江等边远地区给官兵为奴。对屡次潜逃的太监，永远罚往边疆地区给官兵为奴，遇赦不赦。对越省远飏的太监，一经拿获，虽无其他过犯，都罚永远枷号，终身禁闭。
光绪末年，在慎刑司还设有“气毙”之刑，就是用七层白棉纸沾水后，将受刑的太监的口鼻耳封闭起来，然后再用杖刑责打而死。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慈禧曾用此刑把光绪宫中给维新派通风报信的太监气毙多人；珍妃宫中的三十来个太监，都是用此刑打死的！
张修德：太监在宫里一般都是从小干到老，可是老到熬干了服侍人的气力之后，还得赶出宫去。出宫以后往哪儿去呢？哪儿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归宿所在呢？像大太监李莲英、小德张，或者比他们次一等的太监，是没有这样的问题的。可是我们这些一般当太监的，情形就不同了。头一条，在旧社会，当太监是被人瞧不起的，“老公”是骂人的话。这种情绪当然也就影响到三亲六故，谁愿意跟一个没混出头的太监认亲戚呢？第二条，当太监的，都出身于苦寒人家，你在宫里呆了几十年，你的家也许早就没处找了；有的自幼被人拐卖出来，压根儿就不知道家在哪儿。第三条，我们从小伤了身子，在宫里除了侍候人，什么手艺也没学到，可以说是两手无缚鸡之力，肚里无半点才学，就是没有老残，也是栖身无所、谋生无术啊！这样一来，太监们就只有把超脱尘世的寺庙当做苟延残喘的唯一所在了。
田壁臣：北京有不少寺庙，过去都同太监有关系。北长街万寿兴隆寺就是其中的一个。清代末年，北京兴了个太监养老义会。兴隆寺后院有座石碑，上面就记述着养老义会的事，是乾隆年间立的。从寺庙方面讲，他们也愿意收容几个过去有权势的太监，因为通过这些太监，可以与显要人物接近，对寺庙广结善缘大有好处。况且太监比起出家人来，同显要人物的内眷接触也方便，更让显要人物放心。这里头的发财门道就多了！因此，养老义会与其说是给穷苦太监解决归宿问题，还不如说是给寺庙巴结显贵提供了条件，给有权势的太监出宫后继续发财致富开了方便之门。
孙耀庭：归总一句话，寺庙也好，养老义会也好，对我们下层太监来说，都难以解决养老送终的问题。许多劳苦的老太监，根本拿不出养老义会规定交的那百八十块钱，出宫以后只有各处流浪，最后冻饿而死。运气好的就算进了寺庙，也还是继续受人支使，仰人鼻息；稍弄不好，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撵出来，依旧是找不到一个躲风避风的地方。……
编者附言： 根据调查，在北京城郊，共有明、清时代的太监寺庙26座，如金山宝藏寺、立马关帝庙、恩济庄、岫云观、玄真观、福寿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