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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史读物《纵横》要创刊了，文史资料出版社的领导希望我写点意见，我写些什么呢？
首先，我回想了一下几年来对文史工作的了解。1959年，周恩来同志亲自提议开创了文史工作，至今已有20余年了。经过20余年的努力，文史资料工作获得了很大进展，已经征集了1亿7000多万字的史料，出版了相当数量的书刊，有《文史资料选辑》，有《革命史资料》、《文化史料》、《工商经济史料丛刊》，也有各类专著，在史学界和社会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中，我选读过一些文史资料，也浏览过全部目录，得到很大启发。我想，这些具有人民政协特点的、珍贵的，以当事人亲历亲闻亲见的第一手资料，不仅现代人欢迎，而且子孙后代也会欢迎，会感谢作者和编者的辛勤劳动。同时，我也想过，及时地拿出一些精选的史料供青年们阅读，供后代人了解今天，意义一定会更大。因此当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决定编辑出版《纵横》这一青年文史读物，用生动具体的史料对青年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时，我感到很好，很重要，也感到很适时。
其次，我想说说，用近现代史料教育青年，是周恩来同志的卓识远见。早在1959年他便说过，“五四”距今才40年，那时的东西青年们已不甚了了，甲午、戊戌的情况更不熟悉。而戊戌以来是中国变动最大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把它记载下来。他以自己为例讲道：一个人的转变也不是偶然的，我如有时间，也愿意写东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他深刻地说，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把历史割断。1965年，周恩来同志在政协常委会上进一步提出：把封建政治揭露出来，对教育青年有好处。他批评了那种把选辑作为消遣物的错误倾向。严肃指出：正面反面史料都要很好分析，不要以为出了选辑就完事。这次讲话中，周恩来同志五次提到收集近现代史料，要起到教育青年的作用，他鲜明地说：“研究文史资料要有个方向，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联想一下，今天党中央号召学习祖国的近现代历史，对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教育，周恩来同志的讲话有着多么深刻的教益。
第三，希望《纵横》成为青年的良师益友。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教育和提高自己，也是为了教育和提高后代的觉悟。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特别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和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百年史”。昨天、今天和明天是分不开的，只有了解昨天，才能更好地知道今天，只有知道昨天和今天，才能更清楚地看到明天。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因此，《纵横》要担负向青年介绍中国近现代历史知识的任务，这既是很光荣的，也是很艰巨的，希望尽力地办好，让青年们爱读，而从中有所收益。
《纵横》就它反映的时限，从戊戌变法到十年内乱之前，长达70年，正是中国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时代，它要反映这个时代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民族、华侨、宗教等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可谓包罗万象。因此，《纵横》既可以向青年揭露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也可以揭露各个不同时期各种反动人物的丑恶面目；既可以赞颂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爱国志士和英烈人物，也可以讴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这个舞台是很广阔的，题材是很丰富的。而其中更为重要的一点，《纵横》以反映当事人第一手的回忆资料为主，这大致是别于社会其他历史读物，而具有自己的特点。青年们会从这些当事人活生生的亲身感受中产生自己的想法，而去作一番自己的分析。有鉴别，有分析，而有所收益，这大概也深蕴着《纵横》二字的深刻含义。
最后，我对办刊的同志提几点希望：要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这是一条基本原则。要坚持周恩来同志对文史工作提出的“存真”、“求实”精神，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同时，一定要创造青年们喜闻乐见的形式，使内容丰富多彩，健康清新；文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义寓于史，这样才能更多地吸引青年，使他们在学习、了解祖国近现代历史的知识中获得真谛，知道中国共产党的光荣伟大，知道社会主义的来之不易，知道共产主义是有着光辉灿烂的前途。这应该是《纵横》创办的目的。
《纵横》是有生命力的，希望同志们努力！
文史资料工作，是敬爱的周恩来同志1959年4月亲自提议开创的。从那时到现在，已经整整经历了24个春秋。
有领导、有组织，而且广泛地发动当代人撰写当代文史资料，是一项重要的创举。这在历史上是难于做到的，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的时代，这项工作才有了广泛开展的基础和条件。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开展文史资料工作有着重要的作用。它可以为历史研究和教学部门提供丰富、具体的史料，以弥补文书档案之不足；可以通过撰写史料，广泛联系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同时也可以使广大群众，包括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了解更多的中国近、现代各方面历史的生动具体情况，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在我国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它更有承前启后，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的重要意义。
1965年3月，周总理在政协常委会上曾经说过：“我们收集文史资料，就是要我们的同辈把遭遇写出来。研究文史资料要有个方向，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周总理高瞻远瞩，深刻地指出了文史资料教育青年的重要性。今天，为了使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文史工作，在青年文史读物《纵横》创刊之际，我们特地摘录几段周总理的有关讲话，介绍给大家。
1959年4月29日，全国政协召开60岁以上政协委员茶会。周总理在会上说：
我们都是过六十岁的人，至少是戊戌年生，戊戌以来是中国变动最大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把它记载下来。在座的都是经历了四个朝代的公民嘛，清朝、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前的历史资料很值得搞，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十年了，如果不快点收集就要滑过去。“五四”距今才四十年，那时的东西青年们已不甚了了，甲午、戊戌的情况更不熟悉。现在首先要反映新情况的材料，但其他方面的材料也需要。新的东西总是从旧根子上来的，过去编府志、县志就有许多好办法，旧的底子总还有值得研究的东西，如收集旧社会的典型事迹就很有价值。近百年来有代表性和反映社会情况的典型人物、家庭和家族的情况就值得看，看看他们如何存在、发展和衰亡，有人说将袁世凯、蒋介石等几个家族写成小说不下于左拉的作品。那些典型人物，所代表的社会死亡了，本也会死亡的，但这些事迹可以记载下来。一个社会总会有它的代表人物，这是必然，至于谁来代表，这是偶然。我国大小凉山有过半奴隶制，但已经进行了改革。西藏是农奴制，再过几年也要改掉的。这些东西不赶快记下来，就会消失的。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要勇于暴露旧的东西，“五四”时代就提倡叛逆精神，一个人的转变也不是偶然的，我如有时间，也愿意写东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反袁世凯我不熟悉，谁要写蒋介石的历史还可以供给一些资料，两次国共合作和他来往不少。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把历史割断。人们都赞扬我国古文化，其中可取之处就是历史记载很多，不仅有正史，也包括了野史，笔记，汉文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好处。对历史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毛主席熟悉历史但不拘泥于历史。我们要把自己所掌握的这部分历史遗产贡献出来。
周总理举例说道：
昨天有两个黄埔的朋友讲起3月20日事变（中山舰事件）、新四军事件，听起来很有味，但我因有事只听一个半小时就告辞了。搞这些事一定要从容一点。有些朋友观点不一定正确，那可以共同研究，但先要把史料记载下来。例如昨天两个朋友讲的3月20日事变就可以补充史料之不足。他们说在事变前一星期蒋介石想走，乍一听不容易理解，这次事变是蒋介石向共产党全面进攻，又怎么想跑走。青年人听了根本不会相信。但根据蒋介石一贯的作风来看这是可能的，他在陈炯明、孙中山手下时都曾拂袖而去过，在黄埔和苏联顾问闹翻了，去了又请回来。当权后，又搞过三次，1927年下野去日本，“一·二八”沪战前躲回奉化，1949年和平谈判时要李宗仁代总统。他常以退为进。
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
青年有活力，接受东西快，反应也快，当然意见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但可以启发我们。同时青年也可以从老年人那里学些知识，不管是哪一行。青年老年应当结合起来。
这次会议之后，根据周总理的提议，全国政协设立了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广泛征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教、工商、民族、宗教、社会、华侨等各方面的资料，同时出版了《文史资料选辑》。
1965年3月，四届政协常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总理在会上又着重谈了文史工作。总理首先强调说：“文史资料的工作方向要对，要存真，要实事求是。”总理再次谈到文史资料对研究历史和教育青年的重要性，并举了他亲自阅读过的一篇文史资料为例。周总理说：
文史资料要搞好，这对以后研究历史有帮助。不要哗众取宠，故作惊人之笔。最近好像好了一点，我看了一篇，就不错。讲的是袁世凯挟制熊希龄解散国民党的经过。熊希龄是袁世凯时代的所谓第一流人才，是内阁总理。他在承德的避暑山庄盗了一些古物，送了给姜桂题，姜是袁世凯的人，向袁世凯密报了，袁世凯就派许世英暗查此事，许向袁作了报告，果有此事。就写了材料呈报袁世凯。有一天袁世凯约熊希龄到总统府，熊刚到，就有外交使节来见袁，这是事先安排好的，袁就先去会外宾，叫熊到他的办公室稍候，熊到袁办公室，空无一人，只见办公桌上放着调查避暑山庄窃宝案的报告，熊一看，面色苍白。袁世凯进来，看见熊的神态，故意表示关怀地问他：你的脸色为什么这么不好看呀！接着就讲国民党怎么不好，我的意见必须立即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的议员资格，你看怎么样？熊当时内心惶恐万分，只好听从袁的摆布，袁马上就把已经准备好的大总统命令取来，熊希龄即签了字。熊一签字，袁世凯就传令在邻室等候的阁员进来，在上面签名副署。这就是袁世凯挟制他的第一流人物，内阁总理熊希龄的经过。这可以教育我们的青年认识中国的封建政治。从《东周列国志》、《春秋》、《左传》看起，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3000多年历史，无不如此。
我们收集文史资料，就是要我们的同辈把遭遇写出来。研究文史资料要有个方向，用历史知识教育启发后代。正面反面都要很好分析，不要以为出了选辑就完事。希望新的委员和办公室的同志有所改革，要对问题进行分析，争论一番，一分为二，对的、不对的，对后代有教育。不要只给老人放在床头，睡不着觉看看，我看许多人看这东西近于消遣，这不利。我总想从里面得到点东西，如熊希龄的事，我看后就记得很清楚，用反面的政治史料提醒我们。文史资料对研究历史，教育青年有好处。总之希望你们革命化。
今天，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全国各条战线都面临一个新形势，在开创一个新局面，文史资料工作也要遵循周总理的指示，加倍努力，认真做好史料的征集、整理、研究、出版，为使文史工作更上一层楼，为实现周总理的遗愿而奋斗。
周恩来总理推荐的一篇文史资料（刊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八辑）：
1913年5月间，我的老友、热河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汪兆彭因公来津，告我：“熊希龄都统求贤若渴，尤其对矿业人才罗致更殷。我已向熊都统推荐过你，熊希望你能速去。”我立即答应，就经由北京改乘骡车驰往热河。
我到热河承德的次晨，就由汪兆彭陪我见熊，晤谈甚欢。熊约我次日下午5时去避暑山庄，在庄内的“万壑松风”参加宴会。届时，熊已先至，对我说：“今日有许多外宾来此游园，约你来担任通译并检查护照。”我遵嘱办理。不久熊即正式委我为热河行政公署实业厅技士兼秘书处秘书。自此我每日处理出入文电书札，日约四百余件，公毕则随熊划船、游憩于避暑山庄内的水榭、观莲所等处，感情日深。熊就有时与我谈往事，有时谈大局，有时也略谈心事。
关于袁世凯与熊希龄的关系，据我所知，袁对熊向极器重。当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袁特荐熊为东三省盐运使。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任临时大总统，由唐绍仪组阁，即以熊任财政总长。唐阁变更，袁又以熊任热河都统。
热河地区，在清初原仅设热河厅，后改承德府，设都统；民初，改特别区，仍设都统。那时热河地区与都统管辖范围，大致说来，除热河道外，还有蒙古喀喇沁、敖汉、翁牛特等旗。区划与治权，并未完全明确。熊一到热河都统任，爱上了这个区域与避暑山庄，就大力革新。在公署组织上，首先将热河都统公署改为热河行政公署，下设秘书处、财政厅、实业厅、教育厅等，一如大行政区。熊自己舍弃都统公署旧址，迁入避暑山庄办公与居住。
避暑山庄，风景幽美，极若西湖，其中大的建筑有：万壑松风，驯鹿坡，勤政殿，戏楼，文津阁，文渊阁，水榭，观莲所，淡泊敬诚，四知书屋，五代五福堂，水晶宫，万树园，芳园洲，烟雨楼，买卖街，六合塔，铜殿，造班处，裱画处，围场，船坞等，都与北京宫殿相仿。熊在山庄居住时，曾派其亲信杨显曾（公署总务科长，熊的同乡）清点庄内的宝物，微闻因此颇涉“瓜田李下”之嫌。1913年7月，袁调熊为国务总理，表面上似乎出于善意，暗地里却有阴谋。
听说熊希龄曾将避暑山庄的古物，例如乾隆喜用的折扇，慷公家之慨，送与姜桂题，作为私人馈赠。姜素忠于袁，暗将所得古物转交，并作密报。熊希龄曾以庄内古物，久经年所，恐有被前任经管人员偷换情事，向袁世凯报请运京，袁并未有所表示。迨熊阁组成，袁即派前司法总长许世英赴热查办避暑山庄失宝案。许世英明查暗访，搜集材料，汇成文书，呈报袁世凯，构成袁世凯挟制熊希龄破坏国会、解散国民党的圈套。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以军警数千人冒充“公民团”包围议会，强迫选举其为正式总统后，即着手筹划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之资格。
11月3日上午，袁世凯约熊希龄至总统府议事。熊方到，即有外国公使来谒袁（时间抵触，当系袁预为设定）。在势，袁须先会外宾，然后再与僚属谈话，即嘱熊暂时退入袁之办公室内稍候。熊入内室，并无一人，只见袁办公桌上放着许世英查报避暑山庄盗宝案卷，显然袁意在于“取瑟而歌，使之闻之”。熊悄悄地略加窥探，知其关系自身，面色立变苍白，神态极为不安。外使走后，袁立传熊到外室谈话，见熊形态，便以极为关怀的口吻对熊说：“秉三，你昨晚别是因公忙没有睡好觉吧？不然，为什么面色这样不好看，精神很显疲惫呢？”熊婉言谢过。袁随即严词厉色地说：“国事不好向前推进，都因国民党凡事故意刁难掣肘，真令人痛心。我国现在是责任内阁制，如不将国民党这个障碍铲除，内阁既不能顺利执行职责，总统的权力也就不能行使了。根据目前形势，我们要把国家治好，非立即解散国民党不可，取消国民党籍的议员资格。我的意见如此，秉三，你看怎样？”熊处此情势之下，内心恐惧万分，迫于袁的威慑，只好听命袁的摆布。袁见熊无异言，即将已准备好的大总统命令摆出，熊即俯首签署。熊签署方毕，袁立即传令已预在邻室等候的阁员们进来，顺序副署齐备。翌日，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的大总统命令即行发表。是日，大批军警出动，勒令所有在京的国民党籍议员及其家属立即离境。当时全城闹得乌烟瘴气，车站及交通路口，都充斥着议员及其家属仓皇离京的景象。
以上事实，是1917年秋熊希龄在他北京寓所中亲口对我说的，言下颇为伤心。
（政协河北省暨天津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供稿 胡蕴辉 整理）
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武装革命的开始，是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在青年文史读物《纵横》创刊之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聂荣臻同志特意将他南昌起义的回忆录提供给年轻一代，希望广大青年能从我国革命斗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激励斗志，为实现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崇高任务而奋斗。
我党“五大”以后，国内政治形势更加紧张。先是冯玉祥倒了过去，他把政工人员都“礼送”出来了。刘伯坚等许多同志，就是这个时候从冯玉祥部队出来的。
6月上旬，汪精卫、冯玉祥等所谓“左派”在郑州开会，进行分赃，搞了郑州协议，冯玉祥占据河南，唐生智回师武汉。这样，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唐生智等就都搞到一起了，将矛头一致对着共产党。我们原计划依靠汪精卫反击蒋介石反共政变的想法破灭了。
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国共分裂已成定局。怎么办？只有举行武装起义，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才是唯一出路。可是，是武装反抗还是妥协退让，党内争论得很激烈，陈独秀就是坚决反对进行武装斗争的。正在这时，中央向我们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了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并要我们抓武装，组织一支5万人的队伍。这对我们决心发动南昌起义，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不料，国际的这个指示，却被国际代表罗易拿去给汪精卫看了，使汪精卫加速了镇压共产党的阴谋步骤。这也促使我们尽快发动南昌起义。
7月初，中央组成了五人临时政治局，排除了陈独秀的错误领导，才发布了7 月13日宣言，并确定了武装斗争的总方针。
举行南昌起义，是中央在武汉开会决定的。我没有参加那次会议。当天晚上，恩来同志在会后到了军委，向在军委工作的几个同志进行了传达。他传达的大意是，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起义。今天，中央会议上作了决定，要在南昌举行起义。恩来同志还说，会议决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他为书记。他传达完后，就指定贺昌、颜昌颐和我组成前敌军委，我为书记。任务是先到九江去，通知我们的同志，叫他们了解中央的意图，作好起义的准备。但什么时候发难，要听中央的命令。
当时我们在九江的部队，有叶挺的二十四师，贺龙的二十军。张发奎二方面军的其他部队，也都在九江一带。这些部队中，有不少共产党员。
我们比恩来同志早走了个把礼拜。叶挺在南昌起义后写的一份报告中提到的7月20日的九江谈话会，我参加了。
汪精卫公开叛变革命前后，由于武汉形势紧张，我们党的许多负责同志先后到达九江。叶挺说的20日的谈话会，实际上是一些中央负责人的碰头会。当时我和叶挺在一起，因为在武汉就决定，到九江时第一个通知叶挺。我们到九江后，就住在叶挺的司令部。
参加20日谈话会的有谭平山、李立三、恽代英、邓中夏等同志，还有一些中央委员和叶挺同志。会上，李立三等同志很急躁，主张立即动手。我说不行，必须等中央命令。他说，既然已经向部队传达了，起义工作已经组织了，下个命令就行了嘛！我说，不这么简单，我们来的任务是作好组织部队起义的准备，准备工作也很重要。但是，有几个中央委员主张马上干，不等中央命令，特别是李立三，说我是奴隶主义，胆子小，等等。我说，临来的时候，恩来同志交代得清清楚楚，必须有中央命令，不能自由行动。李立三还说，你要听中央委员的。我说，都是中央委员，我听哪位中央委员的？中央委员也得听中央的。经过一番争论，会议最后决定，还是等中央的命令。
我们到九江以后，就一个部队一个部队去传达。因为起义计划是非常秘密的，主要是传达给各部队负责同志，有些部队传达得宽些。我们向这些干部介绍了整个形势，说明了任务，指出国共分裂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起义，然后，告诉他们作好一切准备，一接到中央命令，就立即行动。
这期间，我还上了一趟庐山。当时，鲍罗庭在庐山，叫我去向他介绍南昌起义的计划和准备工作进行的情况。我很快地上了山，向他介绍了中央的决定和部队的准备情况。当时，担任翻译的是张太雷同志。鲍罗庭所以找我了解情况，是因为他就要回国了，了解我们党下一步究竟怎么办，回去之后好有所交代。因此，他听过我的介绍后，没有表示什么意见。不久，他就奉调回国了。多年后，恩来同志还问过我，在庐山见到的是鲍罗庭，还是罗明那兹？我说是鲍罗庭。
按照恩来同志给的任务，我还专程去通知了刘少奇同志。在九江，我通过林伯渠同志的弟弟林祖烈，了解到少奇同志的住处（具体地点记不清了），他当时似乎因为患肺病在疗养。我同他见面后，通知他中央决定要在南昌起义，要他有所准备，注意自己的安全。
我从庐山回到九江，继续按原定计划向各部队传达。除叶挺的二十四师外，还有张发奎的其他一些部队，特别是李汉魂的二十五师，我去的次数比较多。
接到我们的通知后，有些部队就陆续向南昌集结了。叶挺的二十四师，贺龙的二十军，还有蔡廷锴的第十师，分头向南昌开进。留在九江一带的还有十二师和二十五师，而二十五师是我们预定参加起义的主力之一。整个准备工作，进行得比较周密。因为我们党从国民革命军成立时期起，不断向军队派遣了大量党的干部，各部分军队中，差不多都有我们党的力量。所以一经传达要起义的指示，大家就很快按党的要求进行准备。我们前敌军委的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完成了预定的任务。
我们向部队传达大体快完的时候，恩来同志到了九江。当时，起义究竟要在哪天举行，还是没有最后确定。恩来临去南昌前交代给我们的任务是，设法把二十五师拉到南昌参加起义，并负责接应以后赶到九江的部队与零星人员，使他们及时赶到南昌。南昌起义开始后，怎么进行联系？当时我们没有电台，利用民用电报又怕不可靠。为解决联络问题，恩来同我约定，南昌一发难，立刻放一列火车到马回岭，火车一到，我们先把辎重装车运走，随后部队开往南昌。
恩来走后，我们决定，由我去马回岭拉二十五师，颜昌颐同志留在九江搞接应工作。也因为这个安排，后来，颜昌颐没有到南昌，直接去了上海。
我在马回岭的两三天里，工作是很紧张的。进一步扩大了关于起义的传达范围，多次进行个别或集体谈话，动员作好起义准备，拟订起义的各项具体计划。
8月1日这天下午，从南昌发来一列火车。我们知道南昌行动了，很高兴。好在事先给同志们打过招呼，作了准备，所以，一旦行动，忙而不乱。我和周士第同志（他当时是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的团长）商量后，决定立刻将辎重装火车运走，部队随后向德安集中。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是张发奎的亲信，该师辖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三个团。七十三团的前身就是叶挺独立团，七十五团是新组成的部队，七十四团团长不是我们的人，我们在这个团的基础比较差，拉他们起义没有把握。
在马回岭，我们先把七十三团拉了出来，叫七十五团跟进。七十五团团长是孙一中，黄埔一期的学生，安徽人，是一位相当不错的同志。但是，因为他们和师部在一起，行动不便，所以，当时确定不带背包、行李、伙食担子，只拿武器弹药，以打野外的名义，把部队拉了出来。七十四团我们只带出了一个侦察连。侦察连的连长是共产党员，琼崖人，名字记不清了，他带侦察连参加了起义。
七十五团还没走完，只走了一半的时候，张发奎就乘火车来了。他知道七十三团是我们的部队，现在七十五团又动起来，就感到紧张了。他站在车门口喊：“你们干什么？要停止行动！”我同他之间只隔着一座铁路桥，张发奎的火车停在桥那边，看得清清楚楚，是他。我分析，张发奎除了想制止七十五团的行动，有没有调七十四团同我们对抗的可能，估计他还不敢。因为十师、二十四师都走了，就剩下十二师和二十五师，二十五师的两个团也被我们拉了出来，他还有什么办法呢！不过，南昌正在行动，不能放他过去。于是，我立刻向跟着我的李排长（名字忘了，也是留法勤工俭学生，曾在苏联学习过）说：“快让他们开车！他不开，就向空中鸣枪。”李排长立即喊着叫他们开车，他们不动，我说：“放！”放了一排枪，张发奎就慌里慌张跳下车跑了。跟他一块跳车的还有李汉魂等几个人。后来，叶剑英同志告诉我，张发奎跳车时，他也在那里。张发奎跑得慌忙，将他的卫队，还有一些东西，都丢在车上了，全部被我们俘获。贺昌同志也在那列车上，车开到德安后，张发奎派了个参谋来，带着他的一封信，要求把他的望远镜还给他。我说，可以。就连他的卫队都放了回去，因为那时我们与张发奎还没有完全决裂。
整个行动是成功的，差不多有组织的部队都拉了出来，二十五师的基本力量我们几乎都掌握了，经略加补充，编为一个完整的建制师，隶属十一军。南征途中，它是起义军的主力之一。
后头，我和周士第分工，他带七十三团，我带七十五团，急速向南昌开进。我们到德安后，火车不通了，便改为步行，连夜赶往南昌。我们抵达南昌城下，正是第二天拂晓，天刚刚亮。
到南昌那天，天气热得很。我买了个大西瓜，一下子就吃了一多半。那时年轻力壮，干劲大，路途的劳累，天气的炎热，一挺就过去了。
在南昌城里，我找到恩来的住地。记得是在一所学校里。我将情况向恩来作了汇报，他说：“行动很成功！我原来没想到这样顺利，把二十五师大部分都拉出来了。”接着，他把南昌起义胜利的情形告诉了我。南昌起义我军消灭敌军四五千人，缴枪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还有另外一些武器装备和物资。
南昌起义胜利了，但胜利之后如何行动？按中央的预定计划，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取得海口，以求得到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在中央这一战略方针之下，就一心想到南下，一心想争取时间快到广东，其他什么事情也都不顾了，这样起义军就匆匆忙忙地离开了南昌。
我到南昌的第二天，即8月3日，有些部队就开始出发了。参加起义的部队没有得到休息，更主要的是没有把部队加以整顿。因为有些部队还不可靠，有些是勉强拉过来的，都应该认真整顿。二十四师就有两个团长不可靠，想换掉他们，也没来得及安排。直到南下途中才采取措施，将这两个人改任副师长，离开他所掌握的部队。其他部队连这样的整顿也没有。
以第十师为例。这支部队原属陈铭枢，后来归张发奎指挥。师长蔡廷锴，是陈铭枢的亲信。当时他对我们党并不真心拥护。部队又是在起义前一两天才赶到南昌的。本来应该加以调整，使我们能确有把握地掌握它，或者至少不能单独作前卫。十师的三十团，团长范荩，北伐中在河南打得很好，部队很有名气，范荩既是一个出名的团长，也是一位很忠诚的共产党员。我在九江曾向他传达过中央关于起义的决定。这个团里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在营、连两级工作。只要我们部署，完全可以把整个团掌握起来。此外，二十九团里面也有我们的一些同志。所以说，对第十师，只要我们有所警惕，适当调整一下干部或调换一些部队，改变部队的组成，在党员中进行周密的布置，也是可以掌握的。可是，起义胜利后，没有及时整顿，也没有调整干部，虽然有人对此提出过意见，叶挺却认为蔡廷锴没有问题，盲目信任他，并认为蔡对打回广东抱热心态度，愿意听从指挥，什么措施也没有采取。出发时，反而让蔡廷锴率第十师作前卫，结果被蔡廷锴钻了空子。该师8月3日出发，4日到进贤就叛逃了，投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去了。这样，一下子搞掉了我们一个师。那个三十团，是多么好的一支部队啊！由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竟被搞掉了。我们从南昌出发时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痛心。
由于我们没有在南昌留下来，还使另外一些赶来参加起义的部队没有赶上我们。像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包括女生队），是我们掌握的，其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原来也是决定参加起义的。他们从武汉出发后，先到了九江，被张发奎缴了械。经叶剑英同志向张发奎建议，把该校改编为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剑英同志亲任该团团长，得到张发奎同意，才把这个部队保留下来了。这个团后来到了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陈毅同志当时是武汉分校的党委书记，他也赶来参加南昌起义，到九江附近，发现形势起了变化，就设法摆脱敌人，同另几位同志奔南昌来找我们。因为我们走得早，到南昌没有赶上，直到南征途中，他才赶上部队。
另外，我们在武汉时，曾组建过第二方面军警卫团，负责警卫国民政府。这个团是从叶挺独立团抽调一些连队组建的，团长卢德铭同志，原是黄埔二期的学生，在叶挺独立团当过连长和营长。这个部队本来也是决定参加南昌起义的，可是，当他们从武汉东下到达黄石时，得知我们离开南昌，九江又被张发奎控制，便转道修水，向南昌方向靠，因为追不上我们，就停在修水，后来参加了毛泽东同志领导的秋收起义。
南昌起义成功后，我军编成了九、十一、二十等三个军，沿用旧的番号，仍叫第二方面军。朱德同志任九军副军长，贺龙同志任二十军军长兼代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叶挺同志为十一军军长和前敌总指挥，并兼二十四师师长，我被任命为十一军党代表。起义军共有十五个团。
8月3日，我军开始南下。
劳师远征，兵家之忌，又值暑天，骄阳似火。部队马不停蹄地在烈日下南进，途中给养饮水等操办得又差，疲惫疫病，造成严重减员，不仅把炮丢了，其他武器弹药也丢了不少。再加上一出南昌就跑了蔡廷锴的一个师，部队的情绪不能不受影响。
南下途中，经临川、宜黄、广昌等地，在向瑞金前进的路上，于壬田市打了一仗。这是我们南下以来的头一仗。先头部队是贺龙同志的二十军，和敌人钱大钧部的两个团遭遇后就是一阵猛打，虽然把敌人打跑了，但自己也损失很大。
壬田战斗后，我军进占瑞金。听说在会昌有钱大钧的一个师，壬田的敌人也退到会昌，我们便又集中力量去攻击会昌。8月30日会昌战斗展开，战斗很激烈，主要参战部队是二十四师和二十五师，二十军也参加了。我和恩来、叶挺、伯承都在一个山头上指挥。经过激烈的战斗，虽然击溃了钱大钧的主力，但我军伤亡1000余人，干部伤亡也很大，陈赓同志就是在这次战斗中负重伤的。
击溃了钱大钧的主力，我们就占领会昌。占领会昌后的一天，我正在午睡，听到外边又打了起来，后来知道是黄绍竑的部队，从洛口开来，和我军遭遇。我们一发现敌人，就组织反击，黄昏的时候，把敌人打退了。经过这几仗，我深感起义军的勇敢精神是不成问题的，但我们这些人都很年轻，都缺乏战役战斗指挥经验，碰到敌人就是硬拼，所以往往一仗下来，把敌人赶跑了，歼敌不多，自己伤亡却很大。
会昌战斗后，我们又集结瑞金。当时，摆在我们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条是经会昌南下，由赣南走寻邬等地到海陆丰，然后到广州，这条路是捷径，距离最短。但我们没有走这条路，主要原因是有上千的伤员，还有许多辎重，运输非常困难，只好又折回瑞金，改道入闽，经汀州、上杭走水道，把伤员和辎重都装上船，沿汀江、韩江而下，没有碰到什么敌人。
9月24日，我军占领潮汕。可是，在向潮汕进军的时候，竟作出分兵的决定。由朱德同志指挥周士第的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牵制敌人。其实，今天看，为守三河坝而留下我们最强的主力师是完全不应该的。在潮汕，又进一步分兵，留下二十军的第三师（师长周逸群同志）守潮汕。这样分散兵力的结果，造成最后向揭阳进军的我军主力，只剩下十一军的二十四师和二十军的一师、二师（这两个师不满员），不足6000人，进到汤坑，与敌薛岳的部队遭遇，战斗非常激烈，相持不下。当我军与敌人在这里激战的时候，黄绍竑率两个师并指挥钱大钧余部，攻我潮州和三河坝。其目的是，攻三河坝在于牵制我军，不使我军南下；夺取潮州则能威胁汕头，切断我各部之间的联络，以分割我们，有利于他对我军各个击破。守潮州的第三师，是一个刚刚组建起来的部队，战斗力差，潮州遂为黄绍竑攻占，三河坝我军陷于孤立。以后，当汤坑我军失利时，三河坝也发生激战。朱德同志率二十五师南撤，打算靠近主力，但中途就听到主力受挫的消息，没有到汕头，就转道饶平，北撤福建武平地区。
汤坑战斗中，我们的部队很勇敢。双方隔着一个不大的山头，反复拉锯，你拿手榴弹打过来，我拿手榴弹打过去；你冲过来，我冲过去；我记得二十四师有个营长叫廖快虎，很勇敢，指挥部队和敌人反复争夺阵地，敌人冲了上来，部队拼光了，他坐在阵地上宁死不退。与阵地同归于尽。就这样，经过激战之后，敌我双方都伤亡很大，我们精疲力尽，只好撤出战斗。我们撤了，敌人慑于我军的勇威，不敢追击我们，也撤了。
撤下来之后怎么办？革命委员会和参谋团没有下撤退命令，也没有指示向哪里走。当初我们本来打算进占汤坑、丰顺，既然连汤坑都没有能占领，就只好改变主意，向潮州撤退。可是，半路上，碰到贺龙同志的一个副官，他说，潮州丢失了，汕头也不能保，革命委员会向海陆丰转移了。我和叶挺商量，向哪里去？叶挺说向海陆丰去不是办法，因为二十四师伤亡太大，二十五师又被隔在三河坝失掉联系，我们向海陆丰，越走离二十五师越远，这样不行。他说，向福建去，那里敌人薄弱，只有张贞的一个师，没有多少战斗力，我们又可以找到二十五师，带上他们一块走。我觉得叶挺的主张是对的，他跟随孙中山的时候，在福建搞过一阵，那里的情况他了解，是个好主意。但是，作为党代表，我不能不进一步考虑。经过再三思索，最后我表示，这样不行，我们没有得到命令，这样一走，不就成了各走各的，单独行动了吗？没有命令擅自行动可不行啊！我们还是找到前委再说吧。
随后，我们就掉头向西，经过揭阳到达流沙，找到了革命委员会和恩来同志。他当时正在发高烧，处于昏迷状态。很多领导同志都在这里。我们到时，他们已经在开会。于是，我们也参加了会议。会上叶挺不主张去海陆丰，他说，海陆丰已经有敌人，同时，我们到那里后，受到从广州和汤坑两个方向来的敌人的夹击，而那里是不大的一块地方，又是背水作战，地形也不利。我认为叶挺的意见对，似乎他已经认识到二十五师被隔绝，二十四师伤亡大，汤坑战斗都没有取胜，再打下去是困难了。可是，我们得知，贺龙同志的二十军已经向海陆丰前进了，大家议论纷纷。
这时，恩来仍在发烧，连稀粥都吃不下了，有时神志不清，还喊冲啊！冲啊！我劝他好好休息。
正在讨论的时候，得到报告说，前边走的二十军的两个师投降了。
这件事，再一次给了我一个深刻的认识：旧军队要改变成新的革命军队，非经过彻底改造不可。否则，一旦有个什么风浪，是经不起的。
得到这个情况后，大家的意见更统一不起来。正在紧张的时候，镇子外边又打响了。
敌人袭来，在流沙附近打响以后，部队很乱。二十四师撤下来的部队，与革委会的人混在一起，各单位插得稀烂，一个成建制部队也找不到，想调挺机关枪也没有办法，有了枪管找不到枪架，真是一片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我和叶挺始终跟着恩来同志。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人，路不熟，又不懂当地话，几个人总共只有一支小手枪，连自卫能力都没有。多亏彭湃同志在这里有工作基础，农民对我们很好，没有发生意外。
我们设法找到杨石魂同志，他是当地党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我们过去就相识。我对他说，你对本地情况熟，可不能离开我们，我们几个连本地话都听不懂，你得想办法把我们护送到香港，沿途的关系你也熟悉。杨石魂同志很好，满口答应下来，此后便同我们一起行动。
我们转移到离流沙不远的一个小村子，晚上，杨石魂同志找来一副担架，把恩来同志抬上，然后转到陆丰的甲子港。在这里，他又找来一条小船，送我们出海。
那条船，实在太小，真是一叶扁舟。我们四个人——恩来、叶挺、我和杨石魂，再加上船工，把小船挤得满满的。我们把恩来安排在舱里躺下，舱里再也挤不下第二个人。我们三人和那位船工只好挤在舱面上。船太小，舱面没多少地方，风浪又大，小船摇晃得厉害，站不稳，甚至也坐不稳。我就用绳子把身体拴到桅杆上，以免被晃到海里去。这段行程相当艰难，在茫茫大海中颠簸搏斗了两天一夜，好不容易才到了香港。
到香港后，杨石魂同志同省委取得了联系，把恩来同志安置下来治病，以后他就走了。
杨石魂走时，我们匆忙中没问清与省委联络的暗号。我和叶挺去省委机关接头，由于不清楚接头的办法，穿着也不像样子，机关的同志不晓得我们是什么人，不与我们接头。我们不敢在街上活动，连饭馆也不敢进，就找了一个小饭摊，买了两碗饭和一点广东腊肠，匆匆忙忙吃完就走。到哪里去呢？没办法，只好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买了衣服、鞋子，换了换，又洗了澡，理过发，这才敢上街活动。
这里有个笑话，我那个时候没有经验，不知道要带些钱，身上分文没有，怎么生活呢！叶挺同志有经验，他身上带着很多钱，腰里缠了许多票子。有一回，他掏出一张一百元的港币买东西，商人一看，说这张票子是假的。叶挺一听生气了，拿过票子，几下就撕碎了。我把他拉到旁边，低声说，老总呵，你怎么这样干呢？人家看你这样不在乎，一百元的大票子随随便便扯了，不怀疑我们吗！他解释说，我扯得有道理，不然，他怀疑我用假票子，找来警察不就更麻烦，我扯了，就没事了。说着，我们就赶快离开了那里。
后来，我俩又重新调换了旅馆，改变了装束，这才开始同组织联络。
叶挺打算在香港安家，不久把家属从上海接到香港。我独身一人，活动很方便。同省委接上关系后，我就调到广东省军委工作。
南昌起义的主力，在汤坑、流沙受了挫折，但是，十一军的两个师，由于党的工作基础强，并没有溃散。二十四师余部在董朗同志率领下，到了海丰，和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开辟和坚持了海陆丰根据地。关于二十五师的情况，在我抵达香港不久，二十五师的杨心余来到香港，他向我汇报起义失败后这个师的情况：他们退到武平时，遭到钱大钧的第十八师追击，我军本来占优势，但师长下令退却，退却行动又计划不周，损失很大。这时部队还有1500多人，1500多支枪。退到信丰，部队疲倦已极。由我们派出追赶部队的赵自选同志又没赶到。周士第等一些师、团干部先后离队（周士第同志不久来到了香港），有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也自动离队。面临这种困难和混乱的情况，朱德同志非常坚定，他把部队改编为四个支队，并对大家说：“如你们不愿继续奋斗者，可以走出，只有十支八支枪，我还是要革命的。”我听了这个情况，对朱德同志深感钦佩，同时，又为他担忧，怕部队失去控制而溃散。我立刻把这些情况，向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并建议军委，要二十五师进入湖南，与当地农民运动汇合，以图发展。后来，这支部队在朱德、陈毅同志率领下，艰苦转战，经过赣南到达湘南，发动了湘南起义，最后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同志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成为井冈山的主力之一。
总起来说，南昌起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标志着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始，从这时起，诞生了中国人民自己的军队。我们的很多干部，也从南昌起义的实践中获得了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及其有益的教训。但是，用今天的眼光回头来看，南昌起义也是有深刻教训的。
首先，南下广东的战略方针就错了。广东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非回去不可呢？没有，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条件。广东人民曾在反帝反军阀的各种斗争中，发挥过伟大作用，但是，从“四一五”以后，广东的工农群众，特别是省港罢工工人组织，受到严重镇压，革命力量遭到重大摧残，作为北伐根据地的广东已经变色了。当时计划以广东为根据地重整旗鼓，再来一次北伐，处于敌强我弱，力量悬殊的总形势下，那是不现实的。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是就战术方面讲的，而战略上错了，就会造成严重的损失，南征失利，就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起义胜利后，如果不快走，是否就有被包围消灭的危险呢？我看不会这样。事实上，形势并没有这么严重，敌人也没有那么厉害。就敌情来说，一个是朱培德的第三军，一个是程潜的第六军，再就是张发奎的剩余部队，总共就这些力量。程潜的第六军，主力没有在南昌附近，在南昌只有其一个团；朱培德的第三军已被我们消灭一部，余部又很分散，要想靠拢来，需要一段时间，就是他集中起来，这支部队战斗力也不强，容易对付。至于张发奎的部队，我党的力量很强，各团都有一些党员和农协会员。这次除参加起义的部队之外，他剩下的部队就不多了，只有十二师和二十五师的七十四团，这两个师中也有我们的不少同志。因此，张发奎的部队也是不难对付的。
为什么一定要南下？当时还强调占领海口，以争取外援，今天看，这种想法缺乏自力更生的精神，也是不对头的。
本来，我们不一定非南下不可，如果在南昌附近，或是在湘、鄂、赣农村地区，把我们的力量展开，面向农民，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就能够推动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当时国民党内部并不统一，新军阀互争雄长，矛盾重重，只要我们善于利用他们的矛盾，是可以不断消灭敌人，各个击破他们的。当然，这只是现在的设想。实际上，当时我们既缺乏土地革命的思想，没有认识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农村工作很薄弱；另方面，起义军的成分很复杂，没有进行革命的改造。也不可能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因此，要这样做事实上是办不到的。
虽然如此，但南昌起义的大方向，即用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只是由于我们党还年轻，我们这些人也年轻，缺乏斗争经验，特别是武装斗争的经验，因而，遭到挫折和损失是很难免的。
徐向前同志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功勋卓著的当今元帅。在战争年代，他统率千军万马，驰骋大江南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丰功伟绩。他韬略在胸，运筹帷幄，亲自指挥的一次歼敌千人以至万人以上的战役战斗就有近百次，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写下了极为灿烂的一页。他具有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在长征路上，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义正词严地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为维护红军的团结和统一作出过重大贡献。
然而，半个世纪以前，徐向前为了探索真理，在黑暗中追求，同恶势力抗争，走过一段坎坷曲折的道路，经历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伟大转变。
徐向前，原名徐象谦，1901年农历九月八日，出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一个农民的家庭。
永安村和彼此为邻的东冶、建安两个村落是徐氏宗族的三个分支。他们的祖辈也称得上是书香门第、武林世家。相传与明朝开国元勋徐达之兄有血缘关系。东冶的徐松坎在明末清初入过翰林，做过巡抚、总督；永安村也出过一个举人、三个秀才，方圆百里之内颇有名气。但时过境迁，到20世纪初，由于满清政府的腐朽，外敌的入侵，使中国人民负担沉重，苦不堪言，徐氏宗族也日益衰败，贫富悬殊。
徐向前的家庭破落得面目皆非，祖传的小宅院落得断壁残墙，二层带客厅的小楼年久失修，在风雨中颓塌欲倒。家里有几亩薄地，因没有劳动力，土地与人伙种。全家人起早贪黑，一年忙到头，也只能糠菜掺拌，勉强糊口度日。
徐向前的父亲徐懋淮，靠着外祖父家的帮助读了几年书，在清末考取了秀才。家境的贫寒使他无力进一步求取功名，遂以教书为业。但在五台山地区连教书的职业也难觅到，只好远离家乡到宁夏、甘肃一带的口外去教私塾。
徐向前稍微懂事的时候，就开始帮助母亲做事。天不亮，他就早早地起了床，到村边的大路上去捡粪。冬天衣不能御寒，手冻得裂了口子，渗出了血。春天，当榆树刚刚长叶，槐树刚刚开花的时节，他就爬上爬下为渡春荒而奔忙。徐向前饱经忧患，常常诅咒这不平的世道。
他的父亲终归是秀才，一心望子成龙，总希望自己的儿子能重振家业，出人头地。于是，咬紧牙关让儿子读书。徐向前上学的那一年，爆发了辛亥革命。但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山西乡村依然如故。除了割掉头上讨厌的辫子之外，年幼的徐向前并不知道辛亥革命是怎么回事。他断断续续地读了几年书，果然不负父望，以其聪明和勤奋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然而，山西地瘠民穷，加上连年干旱，收成每况愈下，父母最后再也无力供他上学，只得将他送到河北省阜平县一家书店，去当店员。
这是一家小店铺，门面很小，后来又兼做杂货生意。书店的掌柜和徐向前的姐夫有点亲戚关系。开始的时候只让他干一些挑水、烧火之类的粗活，以后看他机灵又让他站柜台。闲下来时，徐向前要搓线绳，店里雇的一个磨工不在时，还要帮助推磨子、喂牲口。
苦自然是苦一些，但徐向前却在这里找到了慰藉。书店里存有大量的书籍，有《史记》、《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孙武子兵法》，还有《五虎平西南》、《大五义》、《小五义》、《七侠五义》、《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等等，有时也有几本现代作品。徐向前喜出望外，贪婪地读着。他为古代英雄精湛的武艺而喝彩，他为《荡寇志》丑化农民起义的描写所气愤，他更为民族英雄精忠报国的爱国热情所鼓舞。白天没有空，他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借着如豆的煤油灯光读书，有时通宵达旦。因为耗油太多，他曾挨了店主人不少责骂。
知识给人以启迪，给人以智慧，徐向前从书林中萌生了为国捐躯的雄心壮志，激发了学军习武的浓厚兴趣。1918年底他终于不辞而别，跑到太原投考山西国民师范，接受准军事教育，追寻救国救民的道路。
到了古城太原，徐向前眼界大开。这里自然不是穷乡僻壤的永安乡村，也不是河北阜平小镇，报纸杂志反映着社会各种思潮、各种流派，各种消息也敏感得多，反映得快。徐向前从报纸上第一次知道了“里宁”（即列宁）和“劳农政府”的概念。五四运动波及太原，学生们走上街头，散发传单。徐向前一腔热血，但刚从农村来，让他到街头去演讲，还有些不好意思。
国师毕业后，他先后在太原第四小学、川至中学的河边小学当过几年教员。他常常因不能施展抱负而苦闷。最后因其秉性刚直，顶撞了校长段某而遭辞退。
1924年，正值徐向前彷徨之际，黄埔军校张榜招生。徐向前经人介绍到上海应考，5月到广州复试，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当时规定，开学的第一天就要填表集体加入国民党，凡是入黄埔的学生都要填，也不需要什么审查。
在广州复试期间，徐向前曾三次听过孙中山的讲演。孙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的理论给徐向前留下了难忘的印象。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亲临主持并讲了话。500多名学生一律着苏式黄卡其布军服，整齐严肃，精神焕发，军容极盛。
黄埔军校时期，徐向前受到了正规的军事训练。学程规定一个月入伍教育，六个月正式教育，共七个月毕业。课程有典范论，各种条令、条例以及战术、兵器、筑城、地形和交通通信五大教程。每一科目都有苏联顾问讲解示范并进行野外作业。地形学教员还带领学生对黄埔岛进行分割测绘。七个月的学习，为徐向前后来在海陆丰、鄂豫皖、川陕以及以后战争中军事才能的发挥打下了基础。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教官中有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也有国民党的高级要人；学生中有激进的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的右翼分子。苏联援助军校200万元，运来各种军械武器，并派来数十名优秀军事干部做顾问。中国共产党先后派周恩来、恽代英、聂荣臻、萧楚女等同志到军校工作，对黄埔军校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蒋介石因善于投机钻营，伪装革命，被孙中山器重，曾送到苏联学习，此时刚回国，孙中山委任他做了校长。所以，军校一开始就反映了两党不同的意识形态和激烈斗争。
军校建立之初，共产党员李之龙、蒋先云、周逸群等人发起，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经常开展活动，宣讲共产主义，把进步的青年学生团结在组织周围。蒋介石对此大为恐慌，在第一次东征时，指使反动分子贺衷寒、缪斌等人组织了反共、反国共合作、反对三大政策的孙文主义学会。蒋介石也施展各种手段笼络人心。他除了经常训话之外，每周总要“召见”学生。每一批十人左右，问一些家住哪里，干过什么工作之类简单的问题，徐向前也曾被“召见”过。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激烈斗争中，徐向前坚决同蒋先云等站在一起，成为青年军人联合会的骨干。
1924年9月，孙中山到韶关设立大本营，誓师北伐。徐向前所在的黄埔一队作为孙中山的卫队同往韶关。在那里，他见到了苏联顾问鲍罗庭，以及他的夫人和孩子，见到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宋庆龄。
当年11月底，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徐向前留校在第三期入伍生队第三队当排长。第二年2月率领入伍生队参加了第一次东征，攻打陈炯明。在东征中，他看到学生军中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不怕流血牺牲的英勇献身精神，看到了彭湃同志领导的海陆丰农民支援东征军的革命热情。
徐向前积极拥护共产党人的主张，积极参加革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活动，有的人就问他：“你这样革命，为什么不加入CP？”他回答说：“我不做跨党分子。”此时的徐向前显然还没有完全摆脱旧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还停留在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阶段。
1925年夏，徐向前因不习惯南方生活，和同乡孔照林、赵荣祯、白龙亭等离开黄埔来到了胡景翼的国民第二军。国民第二军当时驻防河南，属冯玉祥系。徐向前先任第六混成旅教导营教官，后任司令部参谋、第二团团副。
“五卅”运动爆发之后，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运动。徐向前常和当地的共产党人罗任一等人一起到安阳中学活动，和六河沟煤矿的工人也有接触，动员大家起来革命。他还参加了安阳各界反帝大同盟组织的群众大会。会议规模很大，开得很热烈，有一些上海来的学生也参加了大会。为了培养革命力量，他还动员、介绍了几十个学生去投考黄埔军校。
1925年底，国民第二军开赴蔚州、南口一带同奉军作战。1926年夏，奉军骑兵出多伦抄南口后路将冯军击败。徐向前和几个同乡脱离国民第二军，辗转回到了山西老家。几个同乡疲于奔波，决意不再外出。徐向前却认为国家正是用人之时，不甘隐居乡野。当时由于阎锡山联直奉以讨冯，徐向前不便久留，一个星期之后，重又踏上征途。
徐向前到北京后，从报纸上得知广东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消息，便急速赶往上海，拟转道广州。到上海后，听说北伐军到了武汉，又急速赶往武汉。
北伐军10月攻下武昌城，武昌成了全国革命的中心。有志青年从四面八方云集武汉。徐向前遇到了许多黄埔同学和山西同乡，经他们介绍，很顺利地到南湖学兵团当了指导员。不久，黄埔军校政治科迁到武汉两湖书院旧址，他又被任命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政治大队第二队队长。
青年们从各地而来，思想也五花八门，有CP，也有三民主义者，还有些别的流派。武汉既呈现着一派高涨的革命形势，也隐藏着国民党的分裂阴谋。中国向何处去？在知识分子中间，在热血方刚的青年们中间激烈地讨论着。徐向前当队长，薪水高一些，又是孑然一身，经济上算是“大户”了。于是在武汉的山西同乡常常“敲”他的竹杠，让他请客聚餐。由于每星期几乎聚会一次，大家戏称为“星期日聚餐”。
说是聚餐，其实并非吃喝玩乐，而是借此研讨革命，谈论主义。经常来聚餐的有贺昌、程子华、樊炳星、杨得魁、李楚白、郭炳、曹祖谦、魏祖胜、伍绳祖等人。当时，贺昌是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程子华刚从北方到武汉，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樊炳星在武汉工人纠察队工作，杨得魁是军校学生。李楚白则是在徐向前之后到武汉的，开始没有事做，徐向前那个队里的司务长是湖南人，说话听不太懂，就换了李楚白。
聚在一起就开展辩论，从辛亥革命谈到三民主义，从《共产党宣言》，谈到《资本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不亦乐乎！星期日聚会对于徐向前等人思想上的转变起了重要的作用。同乡中的共产党员影响带动了一批人，这些人后来绝大部分都成了共产党员，只有少数几个人跟着国民党跑了。
每当聚会时，徐向前总是少言多思，仔细地听大家发言，有时也插几句话，提几个问题。理论不够，他就找一些书来读。他先后阅读了列宁的《二月革命》、《远方来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李季的《通俗资本论》以及一些苏联的小册子，还有瞿秋白、鲁迅的文章。他认识到，三民主义救不了中国，国民党已昏庸腐败，多是一些官僚政客，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共产主义才适合中国的国情。他毅然放弃不做跨党分子的信条，于1927年3月，由樊炳星、杨得魁两同志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樊炳星找徐向前同志谈了话，给他看了党章。至今，徐帅还清楚记得党章中的一句话：“愿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
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徐向前终于找到了共产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最终完成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从此以后，他以崭新的面貌投身到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战的革命洪流中去。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实践了并还在实践着自己的誓言。
1936年11月23日凌晨2时许，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伙同法租界捕房把我从家中逮捕。我到法院以后，知道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与我同时被捕。随后，我们七人被移解到苏州，关押在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我们当时把这次事件叫“七人之狱”。我曾写了一本书叫《七人之狱》，记述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社会上的各界人士称我们为“七君子”，历史上这个事件也就被称做“七君子事件”。
国民党为什么逮捕我们呢？就是因为我们是救国会的领导人，积极倡导抗日救国，批评国民党的投降内战政策。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华步伐，企图独霸全中国。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一再屈膝退让，对内加紧“围剿”红军和镇压工农运动。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救亡运动兴起。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运动，抗日救亡运动出现高潮。此时，我们与上海各界知名人士和民众，建立了妇女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电影界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学生界救国会、工人界救国会等抗日救亡组织。在此基础上，1936年1月28日，成立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与此同时，全国各地也都先后建立了各种救亡团体。是年5月31日到6月1日，全国20多个省市的60多个救亡团体的70多位代表会聚上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我们七人与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等15人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
“全救”发表了成立大会宣言，制定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出版《救亡情报》。我们在宣言和政治纲领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目的在于灭亡中国。“我们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在立刻全国团结一致以全力抗敌。”几年来，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证明，“中华民族有力量反抗一切的侵略，争取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我们呼吁各党各派捐弃前嫌，不咎既往，派代表举行谈判，制定正式的共同抗敌纲领，建立统一的抗敌政权。我们指出，全国不能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的责任，主要在国民党当局。其“以往的错误，是在政治上放弃了民族革命的任务，而只在武力上企图征服全国”；“目前的错误，是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力量作孤注之一掷”。
“全救”成立以后，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7月15日，沈钧儒、陶行知、章乃器、邹韬奋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进一步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们的抗日救国主张，明确表示赞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各党各派，共同抗日救国”的主张，要求国民党“和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我们派出代表与张学良、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宋哲元、傅作义、韩复榘等各地实力派联系，推动他们抗日。我们利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鲁迅先生逝世等日子，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和集会。绥远抗战时，我们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各界全力援助绥远抗敌部队，并组织募捐活动。在上海，1936年9月6日这一天，有300多个宣传队2000多人上街进行募捐。上海日商纱厂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时，我们组织了日商纱厂罢工后援会，支持工人的反日斗争，等等。
正是由于“全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积极倡导和组织抗日救国运动，因此，国民党对我们十分恼恨。最后，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将我们七人逮捕，妄图置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于死地，扑灭抗日救国运动的烈火。
然而事与愿违。
国民党逮捕我们时，打的是秘密逮捕，解往南京，军法关押的如意算盘。但是，“全救”立即发表了《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和全国国人书》，将此事公诸于世。消息公布以后，引起极大的震动，在全国掀起了一个大规模的营救运动。国内外各界人士和救国团体纷纷发表声明、举行集会、或致电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立即无条件释放我们。北平文化界李达、许德珩、齐燕铭等100多知名人士联名致电南京政府，对此事件表示惊异，要求即日完全开释。宋庆龄以“全救”执行委员的名义发表声明，提出抗议，反对此等违法逮捕。孙科、李宗仁、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也致电蒋介石，表示营救。张学良在洛阳当面要求蒋介石释放我们。西安事变发动后，张学良、杨虎城发表的八大主张之一，便是“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旅居国外的华侨和国际知名人士爱因斯坦、杜威、罗素、罗兰也都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迅速恢复我们的自由。
我们被移解到江苏高等法院以后，法院对我们进行了长达四个月的侦查，以确定我们的“罪行”。这期间提审了我们五次。对于司法当局强加给我们的罪状，我们却都给予有力的驳斥。西安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曾准备杀害我们，由于畏于全国人民的压力和国民党内冯玉祥等人的坚决反对，我们才免遭毒手。
1937年4月3日，侦查期满。4月4日，检察官给我们送来《起诉书》，以“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以危害国民为目的而组织团体”的罪名，对我们提起公诉。我们宣传抗日救国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完全是一致的。孙中山曾说：三民主义即爱国主义。如果说我们宣传与卖国投降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倒是事实。
接到《公诉书》以后，我们每人聘请了三位知名律师，组织了一个20多人的大辩护团，这在中国政法史上是空前的；起草了长达两万言的《答辩状》，逐条驳斥了《公诉书》罗织的十大罪状。我们严正指出：“以被告等之爱国行为，而诬为害国；以救亡之呼吁，而指为宣传违反三民主义之主义，实属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摧残法律之尊严，妄断历史之功罪。”我们坚决要求法院判决无罪，以雪冤狱。
与提起公诉相配合，国民党对我们进行诱降。蒋介石从庐山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叶楚伧，通过杜月笙和钱新之出面进行“调停”。说什么只要我们发表声明，并到反省院办理手续，即可免于起诉，获得自由。我们郑重指出：“钧等对本案态度，始终坚守不妨碍救国运动及不侮辱个人人格之原则，为救国无罪而努力，诚以个人受屈事小，国家前途及民族气节事大也。”揭露和拒绝了国民党的诱降阴谋。
1937年6月11日和25日，法院两次开庭对我们进行审判。这两天都是阴雨连绵，间有骤雨。苍天好像也在为我们救国受罪而表示悲愤。那两天，法院内外，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我们感到十分可笑。本来法院宣布是公审。但是，临时又改为停止公开，不许旁听。全国各地及当地前来旁听的人被拒之门外，甚至家属也不许进入法庭。这种做法引起人们的公愤。我们表示抗议：“不许旁听这叫什么公审？必须坚持公审，如不公审，我们即不发言。”法院被迫允许家属和新闻记者旁听。
我们在法庭上大义凛然，理直气壮地宣传抗日救国，义正词严地驳斥对我们的诬蔑，把法庭变成讲台，把司法当局对我们的审判变成我们对司法当局的审判。
审判长问：“你知道抗日救国是共产党的口号吗？”
沈钧儒答：“共产党吃饭，我们也吃饭；难道共产党抗日，我们就不能抗日吗？”
李公朴答：“我很奇怪，现在竟有人以为共产党说过的话，别人都不能说；共产党说抗日，别人就不能说抗日。国难如此危急，共产党既然愿意抗日，我们当然欢迎。”
审判长问：“你知道你被共产党利用吗？”
沈钧儒答：“假使共产党利用我抗日，我甘愿被他们利用；并且不论谁都可以利用我抗日，我都甘愿被他们为抗日而利用。”
章乃器答：“四万万人都要抗日，我相信审判长也主张抗日吧，难道也被共产党利用吗？”
审判长问：“你是不是煽动过日本纱厂罢工工潮？”
章乃器答：“很惭愧！我没有这样大的本领！我要有这样大的本领就好了。”
审判长问：“你为什么要援助罢工？”
王造时答：“因为工人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我们才援助他们。我们不但自己援助，而且希望当局对在日本压迫下的工人也应该加以援助。他们虽是日本工厂的工人，但到底是国家的公民，是我们的同胞。”
审判长问：“西安事变你知道吗？”
章乃器答：“审判长可以凭常识判断，那时我们正被押在看守所里，有什么方法可以知道呢？”
审判长以我们打电报给张学良为依据，胡说我们勾结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
我指出：“我们不但打电报给张学良，同时打电报给国民政府和傅作义，请他们出兵援绥抗日。因为张学良是东北人，他应该去收复失地。”
邹韬奋说：“这个电报的内容明明说希望张学良请命中央出兵援绥抗日，并非叫他举行兵谏。同样性质的电报打给国民政府，为什么不说我们勾结国民政府？”
检察官说：“因为你们给张学良的电报引起西安事变，给国民政府、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的电报未引起事变。”
史良反问：“比方一个刀店，买了刀的人也许去切菜，也许去杀人，检察官的意思，难道杀了人要刀店负责吗？”
我们的律师也都据理为我们辩护，驳斥司法当局对我们的诬蔑，一致要求法庭拿出确凿的罪证来。
审判长和检察官被驳得理屈词穷，无言以对，丑态百出，狼狈不堪。审判没法进行下去。第二审以后，法庭只好宣布暂停审判。审判以我们的胜利，审判者的失败而结束。
国民党对我们提起公诉并开庭审判以后，营救运动更为广泛深入。1937年4月12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对沈、章诸氏起诉宣言》，抗议国民党制造“此爱国有罪的冤狱”。宋庆龄、何香凝等16人发起爱国入狱运动，表示如果爱国有罪，愿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宋庆龄等12人还携带行装前往苏州，要求法院将她们收押，与沈钧儒等同负因奔走救国而发生之责任。爱国入狱运动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反响。上海市签名要求入狱的达万余人。全国各地的救国会、进步团体和各界人士也纷纷举行集会、示威，发表宣言、通电，要求国民党撤回起诉，停止审判，无罪释放。
在我们的坚决斗争和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声援下，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初步形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国民党被迫于1937年7月31日宣布：停止羁押，具保释放。我们在被非法拘押七个多月以后，胜利出狱，重新投入抗日救国运动的洪流中。
我们出狱，在当时还只是停止羁押，交保释放的性质。爱国是否有罪一案，并没有了结。国民党这样做，一方面是遮面子，更重要的是故意留下一个尾巴，待机继续对我们进行迫害。直到国民党政府迁到重庆，蒋介石上了峨眉山后，才由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出面宣布撤回起诉。这是1939年1月26日的事。至此，七人之狱一案才作了司法上的了结。
爱国无罪已由历史作出了结论，爱国无罪获得彻底胜利。
（许九星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