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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的一生中有不少追随者，他们为之出谋划策、出生入死。那么蒋介石究竟用什么办法让这些人为之效劳呢？在其尚未发迹的时候、在其上升发展之时、在其飞黄腾达之际，境况不同，蒋介石所使用的方法亦有变化。
蒋介石最喜与人结拜金兰，他可能是中国现代人物中盟兄弟最多的一人。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而交友之道，又莫过于结拜盟兄弟，这是蒋介石的处世经验。他自己也承认一生中最喜“异姓昆弟之交”。现已查明他的盟兄弟主要有以下诸人。
蒋介石13岁时，去外公家葛竹读书，小小年纪，就和一些同学结成了“葛竹十兄弟”。其中有栖霞坑的王恩溥、剡溪的陈泉卿、江岸的董凤阳、肖王庙的何先德、班溪的章云、石门的毛如水、亭下镇的沈新成、陈世荣等。这十兄弟曾有过一次惊人之举，就是在奉化搞过一次绑票，十兄弟中和蒋介石关系密切的是王恩溥和陈泉卿。
陈泉卿是有名的恶霸地主，人称“剡山王”，也曾留学日本，参加过同盟会，并和蒋介石一起参加过光复浙江的战斗。其子陈式正，曾任国民党师长，抗战胜利后，与人合伙经营长途汽车公司，后逃往台湾。
1905年，蒋介石在奉化城里凤麓学堂读书时，又结拜了一个“凤麓十兄弟”，其中有胡朝臣、周采臣、凌阿道、周知外、周飞来、汪阿蟾、陈毓南、朱孔阳、刘祖汉等。和蒋介石关系密切的是朱孔阳、刘祖汉。
朱孔阳，字守梅，又名鹤年，奉化城里人，北伐时任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军需处长，南京政府成立后，任军需署长，因贪污公款，在家乡大兴土木，被撤职。后任浙江省政府委员、浙江地方银行董事长，病死于浙江金华。
刘祖汉，奉化城里北街人，小蒋介石7岁，参加过东征陈炯明，在福建白沙战斗中，因救护蒋介石左臂被打断。蒋送他去日本进修，后任惠阳县知事、水上警察局局长、监察院委员；随蒋介石去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1987年病死。
在此期间，和蒋介石结拜的还有：
周日宣，字淡游，奉化城里东门村人，凤麓学堂的体育老师，长蒋介石6岁，对蒋多有关照，后去日本入警监学校，与陈其美是同学，经他介绍，蒋介石才结识了陈其美。辛亥革命前回国，是中部同盟会的重要成员。和蒋介石一起参加过二次革命与肇和舰起义。1919年病逝于四川。其侄周天声，曾任蒋介石的侍卫官。
俞镇臣，字作屏，曾任广东淡水县县长，因贪赃枉法，被当地农民打死，其次子俞国华随蒋介石去台湾，曾任行政院院长。
陈杏佳，蒋介石在奉化读书时就住在陈家，二人十分要好，陈的侄女陈志坚还和毛福梅结为异姓姐妹。蒋经国在奉化读书时也住在陈家，陈志坚之弟陈舜耕，任蒋介石侍从秘书多年。
陈积澍，字云汀，蒋介石在箭金学堂读书时，二人结为盟兄弟，后曾任宁波洋广税捐局局长、镇海船货税局局长等职。
何禄山，肖王庙镇何家村人，蒋介石在堂舅孙琴风家与何相识，结为金兰，他和丁志国一起曾救过蒋介石。
杨凡庆，曾任奉化县县长。
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期间结拜的有：
孙星环、孙洞环兄弟，肖王庙人，和蒋介石是竹马之交，孙星环曾代蒋介石考学，后任镇海要塞司令、浙江省政府委员等职。孙洞环曾任陆军医院院长。
杨志春，溪口财神殿人，是蒋的近邻，曾任总司令部军械局局长、军委会总务处长等职。
竺绍康，浙江嵊县人，平阳党领袖，蒋介石在葛竹读书时与他相识，二人又在日本重逢，倍感亲切，结为金兰，蒋介石在一篇《自述事略》中说：“是时之知交，以竺绍康为第一人。”1910年竺绍康病逝，其部下大部为蒋收容。
1912年，蒋介石与陈其美、黄郛结拜，蒋还特制了三把短剑，将他们的结拜誓言刻在上面：“生死与共，安危同仗”，留作纪念。后蒋多得二位盟兄的帮助。
同年，蒋介石再与黄郛、张群结拜。
1915年，在上海讨袁期间，蒋介石与杨虎结拜，杨是安徽宁国人，小蒋2岁，曾任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四一二”政变时，是有名的刽子手，后离蒋而去。
1916年，蒋介石与中华革命党的财政部部长张静江、军务部部长许崇智结拜。
同年，蒋介石去山东讨袁军中任参谋处处长，与参谋巴英、王柏龄二人结拜。王曾任黄埔军校教务部主任，成为蒋介石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主要助手。
同年，又与邵元冲结拜，邵为浙江绍兴人，1914年与蒋介石相识，一同参加过肇和舰起义，又同去山东讨袁军中工作，回到上海后二人结盟。
1922年元旦，蒋介石与吴忠信结拜，吴是安徽合肥人，长蒋介石3岁，1913年在日本与蒋相识，一同参加过肇和舰起义，后蒋任援闽粤军少校作战科主任，吴任上校参谋，后蒋任第二支队司令，吴任第七支队司令。后吴一直是蒋的得力助手，1959年在台湾病逝。
在黄埔军校时期，蒋介石曾和陈策（曾任虎门要塞司令）、欧阳格（曾任中山舰舰长）等人结拜。
1926年北伐时，与李宗仁在长沙结拜。
1928年二次北伐时，与冯玉祥结拜。
1930年与张学良结拜。
还有三个人，蒋介石要与之结拜，却遭到拒绝。
一是汪精卫，1925年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对他毕恭毕敬，总想与他结拜，并主动送去了拜帖，汪也表示同意，但遭到陈璧君的坚决反对，陈对汪说：“你愿做他的阿哥，我还不愿做他的阿嫂呢。”汪历来惧内，此事只好作罢。
二是唐生智，北伐时蒋与唐在长沙相会，蒋提出与唐结拜，唐却说：“结拜也靠不住，从这次湖南大变动中，我摸透了，过去和我拜过把子的人，口里喊哥哥，手里摸家伙。拜把兄弟干起来，比外人还狠一些。”因而遭到拒绝。宁汉对峙时，蒋介石再次提出结拜，并请蒋百里来说，仍被唐拒绝。
三是陈铭枢，1931年，汪精卫、胡汉民、孙科、李宗仁等联合起来反蒋，在广州另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蒋请陈铭枢、蔡元培、张继三人出面调停，粤方要求由陈铭枢出任京沪卫戍总司令。这时，蒋介石提出要和陈铭枢结拜，陈恳切地对他说：“桃园结义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今天搬用这一做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总司令，你现在身为国家主席，是国家元首，又是军队的最高统帅，只需你能开诚心，布公道，政策方针昭示得正确，自然四海归心。一切忠义才智之士不待招而自至。倘若不然，但凭极少数人的恩情结合，将示人心不广，反堵塞了道路。因为现在是民主时代，人人都在看你的所作所为，来决定对你的背向。”一席话，恰似一盆冷水，结拜之事再也不提了。
在蒋介石那里，照片自有妙用，它不仅可以显示自己，还可以用来拉拢部属。
蒋介石最善于使用照片。
1922年6月，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到永丰舰避难。蒋介石听从张静江之谋，从上海奔赴广州，登船护驾，在危难关头，随侍孙中山左右，出谋划策，在炮火硝烟的情况下，蒋介石也没有忘记与孙中山合影留念。这张照片成了他忠实于孙中山的见证，也为后来他争当继承人，捞到了一个政治资本。
到了1926年，蒋介石窃取了国民党的军政大权，更加踌躇满志，极想网罗天下名士，以备他建立大业之用。这时，邵力子奉国民党中央之命，去上海宣传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并与上海各界人士联络。蒋介石请他带去一张亲自签名的照片，转赠给陈布雷，并转达他对这位报界才子的仰慕之情。陈布雷当时是《商报》主笔，才思敏捷，文笔犀利，赞成孙中山的政治主张。蒋介石不仅佩服他的胆识和才气，还特别看重他是浙江同乡，所以着意延揽，陈布雷接到蒋的照片后，既见其人，又领其意，深受感动。1927年2月，又经张静江、戴季陶推荐，前往南昌见蒋。后成为蒋的幕僚长，一直追随蒋20多年，直到1948年自杀才算了结。而两个人交往的开端，竟然是从一张照片开始的。
1933年，蒋介石在庐山创办了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陈诚任副团长，其目的是对军官进行法西斯的军事和政治训练，同时借机收买和分化地方军阀的部下。比如孙桐萱被任命为第一营营长，就是为了对他进行拉拢。
孙桐萱，河北交河人，是韩复榘属下的总指挥兼第十二军军长，山东的第二号人物。蒋介石感到韩不驯服，于是想拉孙排韩。6月5日，训练团第一期毕业，恰逢孙桐萱父亲七十大寿，蒋介石得知后，特送来照片一张、礼金5000元、寿幛一幅，上书“孙伯父大人七十寿辰之喜”，下款“蒋中正”。孙桐萱收到后极为感动，当即向陈诚表示：“委员长对我的深恩厚德，我一生感念不忘。”1938年1月，蒋介石将韩复榘处决之后，所部就由孙桐萱接管。
抗战期间，蒋介石在重庆浮图关成立了中央训练团，仍自兼团长，每期一个月，除讲授抗战形势和国民党的方针政策外，主要是灌输“效忠领袖”的思想。受训期间，蒋介石分批接见学员，每批十多人，谈话十多分钟。结业时每人赠送照片一张，上款写“某某同志惠存”，下款写“蒋中正赠”，并盖有私章。送这张照片，既可给学员造成深受宠幸之感，又能以“天子门生”到处炫耀，来更好地为领袖尽忠效力。
汪精卫在南京建立伪政权后，蒋介石决定派唐生智之弟唐生明去上海，假意投靠汪精卫，利用各种关系，完成以下任务：其一，设法掩护和营救在上海和南京的军统特务；其二，向大小汉奸转达蒋介石的“宽大政策”，动员他们弃暗投明；其三，尽一切力量发展“忠义救国军”，打击新四军。唐生明怕背上“投敌”的罪名，更怕蒋介石将来翻脸不认账，便推托说：要和老母商量一下再定。蒋介石立即表示：可以送给老夫人一张照片，请她放心。这张照片成了唐生明假意投敌的护身符。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把30多万伪军全部收编，以备发动反人民的内战。1946年春，蒋介石偕宋美龄到河南新乡视察，为了让这些曾经投敌的伪军将领给他卖命，特地召见了庞炳勋、孙殿英等20余人，除设宴招待外，还一起照了集体相，随后又让每个人站在他的身旁合影，以示恩宠。
1949年4月，蒋介石由奉化来到上海，5月7日乘“江静轮”逃离上海，“江静轮”的船长名叫徐品富，也是奉化人，又与蒋经国同庚，一路上提心吊胆，小心侍候。5月17日，总算平安抵达舟山。蒋介石对徐极为感激，特与他合影留念，又送他一张24寸的半身照，以示格外器重。
1974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寿辰，他也仿照大陆“文革”的做法，制作了大量的“蒋总统万岁”的徽章，命令公务员佩戴。当天，又用巨型气球向大陆投放了1000万张照片，据统计，当年共向大陆投放了1.8亿张照片，想以此唤起大陆人民对他的怀念，其实，这完全是他的痴心妄想。
照片的作用已经不凡，然而蒋介石用起银弹来，也毫不逊色。
土匪军阀孙殿英曾这样说：“会捞钱，更要会撒钱。会捞钱是二流学问，会撒钱才是一流学问。”又说：“蒋介石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是懂得如何将钱捞到手，二是知道如何把钱撒出去。”
李宗仁也在《回忆录》里说：“蒋先生在中国纵横几十年，他所凭借的武器，不外金钱收买和分化离间的伎俩。”还有人说：别人打仗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蒋介石打仗是“兵马未动，金钱先行”。
请看蒋介石在战争中是如何使用银弹战术的。
1925年，第一次东征陈炯明，攻打易守难攻的惠州城，损失惨重，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蒋介石高呼：凡第一个登上城墙的，每人赏大洋500元，连长赏1000元，认为“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当时有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革命军队是不应讲究金钱的。蒋介石则认为革命当然讲究信仰，但只有信仰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金钱奖励。
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立。汪精卫和冯玉祥举行了郑州会议，蒋介石和冯玉祥举行了徐州会议。这时，冯玉祥的态度对时局影响重大，为了拉拢他与南京合作，一下子送给他200万元军饷，冯玉祥立即给武汉发电，敦促汪精卫驱逐鲍罗廷，实行清党。
1927年底，蒋介石先是和汪精卫密谋，利用第四军在广州发动政变，把李济深赶出广东。政变失败后，蒋介石又反过来送给李济深30万元军费，请他打回广东，结果汪精卫逃亡国外，李济深也元气大伤。
1929年，发生了蒋桂战争，战端未开，蒋介石就利用金钱和官位收买了俞作柏和李明瑞，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武汉，打败了桂系。
在蒋桂战争中，冯玉祥应蒋介石之邀，派韩复榘进兵武胜关，名为援蒋，实则静观战局变化。战争结束后，蒋介石邀请韩复榘到武汉，礼盛宴丰。招待得十分热情，临别时送给他一个精致的楠木盒子，上刻“总理遗教”四字，要他回去仔细阅读。韩并不在意，回去后即交给了副官。副官打开一看，里面有一本《三民主义》，内中却夹着一张200万元的银票，立即交给了韩，韩复榘就这样被蒋收买。同时，蒋介石又给石友三送去50万元军费，石也被蒋收买。
5月，发生了蒋冯战争，冯玉祥刚刚做了军事布置，战争尚未开始，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等人就叛冯投蒋，冯只好宣布下野。蒋介石曾高兴地对他的亲信讲：“我拿40个师，不见得能打胜冯玉祥，现在我用一个木匣子，就胜过40个师的力量。”
1930年，爆发了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的中原大战。蒋介石先派张钫用50万大洋收买了孙殿英，谁料孙殿英耍滑头，收下钱并没有马上表示拥蒋，张钫心中不安，向蒋作了汇报，蒋却说：“只要钱收下就好！”果然，孙殿英还是退出了反蒋阵营。
在中原大战中，张学良是个关键人物，东北军的动向关系着战争的胜败，蒋、冯、阎都派人前来拉拢。蒋介石的代表是吴鼎昌，给他的活动费有几百万元，每次宴请东北军将领，一开就是十几桌，每桌500元大洋，饭后打麻将，他都预备四份钱，每份1万元，玩一次就输几万元。而冯玉祥给代表的活动费只有400元，阎锡山的代表多一点，也只有1000元。结果张学良倒向了蒋介石，9月 18日发表通电，随即派兵入关，冯、阎很快就遭到失败。
1930年，张治中40岁生日，他自己都忘了，蒋介石特地派他的侍卫官送来祝贺诞辰的一封亲笔信、一幅亲自书写的“自强不息”的条幅，外加贺礼6000元。张治中收到后，心中自然十分感激。
1933年，蒋介石和福建人民政府作战，做了大量的军事预算，没想到战争进展顺利，钱没有花那么多，剩余的应该归还国库，蒋介石为拉拢下属，决定将这笔钱作为奖金发下去，一个团长可得5000块大洋。当时一个警察每月的工资才只有9元。
1936年，发生了两广事件，陈济棠举兵反蒋，他手下有几十架飞机，有新的也有旧的，是陈的命根子。蒋介石派人收买了他的空军司令黄光锐，答应每架飞机给20万块大洋，一些将领不同意，认为即使这些飞机是新的，也不值那么多钱，不如打败陈济棠，这些飞机一文钱不要，也都是我们的了。蒋介石却不这样看，并把每架飞机提价到25万元，很多人以为蒋介石疯了。结果黄光锐带着几十架飞机全部投奔过来，陈济棠的部队马上就瓦解了，不用花军费，几十万大军就被蒋改编了。
1949年，淮海战役炮火正浓，杜聿明在徐州前线为蒋卖命，蒋介石从小本子上查到了杜母的生日，立即派蒋经国去上海，送去10万元金圆券的寿礼，并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杜聿明得知后，既吃惊又感动，决心为蒋介石死战，一直战到无一兵一卒，突围时在永新县被俘。
直到蒋介石退居台湾，仍不忘将上海的黄金、白银和外汇运走。正是这些银弹，有力地维持了他在台湾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