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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蒋介石众多的盟兄弟中，有一位会党领袖，就是被人称做“浙东好汉”的王金发。辛亥革命时，他二人一起参加了光复浙江的战斗，其后王金发出任绍兴军政府都督，并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1916年被袁世凯杀害。
王金发，谱名敬贤，又名季高，字逸，因其头发色黄，故乳名金发。浙江嵊县人，1883年4月3日生于一个大户人家。幼时好习武，5岁时开始练习射击，8岁时能百发百中。17岁时考中秀才，第二年又补上廪生。当时，蔡元培任嵊县剡山、二戴书院山长，王金发受其影响和鼓励，于1903年去日本，进士官联队见习。在东京结识了陈其美，在大阪国际博览会上，认识了来日本考察的徐锡麟，后来徐锡麟介绍他参加了光复会。
1904年，王金发购买了一批武器回国。并在家乡秘密组织“乌带党”，人人系一条黑色腰带，抗捐抗税，一时威震嵊县。后与竺绍康领导的“平洋党”联系，成为“平洋党”的一个别支。同年，王金发、竺绍康、谢飞麟、胡士俊等人，又在嵊县公开成立“大同学社”，其宗旨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是嵊县知识分子最早的革命组织。
1905年冬，王金发和徐锡麟、陈伯平、范爱农、马宗汉等人再去日本，王金发入大森体育学校，学习军事，并结识了章太炎、陶成章、鲁迅等人。一年后毕业回国，在绍兴大通学堂任体操教员。是年冬，他携徐锡麟的密札去上海见秋瑾，请她去大通学堂主持，从此王金发就成了秋瑾的一个得力助手。
秋瑾到绍兴后，在她的旧居“和畅堂”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组织光复军，规定军级为十六级，以“黄河源溯浙江潮，为我中原汉族豪；莫使满胡留片甲，轩辕神胄是天骄”七绝诗为表，从“黄”字到“使”字，共十六字，每字代表一级。把各地的会党编为八个军，用“光复汉族，大振国权”八个字为八军记号。推选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王金发、竺绍康、张恭等为分统。
会议最后确定的起义计划是：由金华首先发难，处州响应，诱杭州的清军出来，然后率绍兴起义军乘虚攻打杭州，联系城内军、学界同志发动内应。如攻不下杭州，再回师南下，从金华、处州出江西，打通安庆，与徐锡麟会师，再图大事。起义日期定为7月6日。
为了准备起义，王金发回家乡筹款，其母徐珍梅也深明大义，对儿子的事业表示支持，拿出多年的积蓄和陪嫁的首饰，这件事使革命党人深受感动。
1907年3月，徐锡麟、秋瑾、王金发、竺绍康、张伯岐、吕公望等人，再次在杭州白云庵集会，正式通过了起义计划，决定先在安徽起义，得手后浙江再发难响应。徐锡麟到安庆后，知起义计划被巡抚恩铭获悉，只好于7月8日仓促起义，虽然将恩铭击毙，徐锡麟也被捕牺牲。王金发得知后，立即与秋瑾商议，主张马上起义，秋瑾则认为各路兵马没有准备好，还是按计划在7月19日起义。
7月12日，杭州派出大批清兵前来围攻大通学堂，秋瑾得到消息后，立即动员大家离校转移，把枪支、弹药隐藏起来。13日上午，在清兵即将到来前，王金发化装成一个老渔翁，赶到大通学堂，掩护秋瑾转移，秋瑾决心留下来，命令王金发跳水逃生。7月15日，秋瑾牺牲在绍兴古轩亭口，清政府悬赏2000元捉拿王金发、竺绍康等人。
王金发遭通缉后，化名夏孓黎，率部隐匿在大山之中，打富济贫，锄强扶弱，等待革命时机的到来。
蒋介石最早是在竺绍康处知道王金发的。蒋介石13岁时在其外祖父家的葛竹村读书，当时该村属嵊县，老师是姚宗元，与竺绍康友善。一次，竺绍康骑一匹高头大马来会姚师，蒋介石戏弄其马，结果被马咬伤，从此竺绍康认识了蒋介石这个顽皮少年。1906年，蒋介石去日本留学，和竺绍康过从甚密，蒋自己说竺是他当时最好的朋友，后二人结为盟兄弟。蒋从竺的口中得知王金发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后陈其美也向他多次讲过王金发。
对秋瑾的牺牲，王金发等人隐匿深山，孙中山极为关注，他曾对陈其美说：“秋侠虽已捐躯，火种依然存在，毋忘我浙东受难的同志。”1908年，陈其美回国，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这时蒋介石已入日本振武学校学习，暑假期间也回到上海，陈其美就命他去大山之中寻找王金发的下落，并叮嘱他：“一经找到，要想方设法把王金发营救到上海。”
蒋介石回家后，骑上一匹白马，首先来到嵊县东龙岗王家，王家已被清兵焚毁，看到的是一片瓦砾。蒋介石骑马走遍广利、崇仁一带，向乡人打听王金发的下落，乡人或惊恐回避，或摇头叹息。好不容易，蒋介石打听到王金发有个族弟叫王敬悌，住在地下庵村。蒋介石找到王敬悌后，王敬悌却出奇的冷淡，反复盘问他：“你是谁？找王金发干什么？”蒋介石不是帮会中人，不懂得暗号、暗语，虽再三解释，王敬悌仍怀疑他是清政府派来的密探，一口咬定：“王金发早已去了日本。”蒋介石万般无奈，只好回上海向陈其美复命。这时他的假期将到，蒋介石急忙回了日本。
1908年10月，陈其美派杨侠卿找到了王金发，把他接来上海，并介绍他正式加入了同盟会。为了进行革命活动，他们在马霍路381号（今黄陂北路）德福里1号开设了一家天保客栈，作为革命的秘密联络机关。是年冬，浙江革命党人准备在天保客栈举行“两浙各府属代表会议”，杭、嘉、湖、宁、台、温、金、处等地的代表先后来到了上海。
这时，同盟会内部出现了一个叛徒，此人名叫刘光汉，原名刘师培，字申叔，1907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担任过《民报》编辑，办过《天义报》，在革命宣传中颇有点名气。时在上海担任《警钟日报》主笔。最早是他的妻舅汪公权被两江总督端方收买，后又收买了其妻何震，汪、何二人也把刘光汉拉下水，以月薪银300两的代价，充当了端方的高级顾问。刘光汉和端方密谋，假意邀请各代表到“天蟾舞台”看戏，暗中布置大量密探，妄图将党人一网打尽。
是日，王金发和竺绍康最先来到剧场，发现情况不正常，被人盯住。他们准备退场，却被人拦住，借口有要人看戏，不许随便走动。王金发说：“从者来报，家有要事，望请方便。”并送上一个金烟嘴，但仍不放行。后王、竺二人设法从厕所窗口逃出，密探发现后到处搜查，引起一片混乱，其他人也乘机逃离剧场，使刘光汉的计划落了空。第二天，敌人搜查了天保客栈，将金华地区会党领袖张恭捕去，押往南京。
陈其美、王金发很快查明，是汪公权、刘光汉告的密，于是决定派王金发将叛徒除掉，由回上海度假的蒋介石担任他的助手。因刘氏夫妇东躲西藏，一时很难得手，蒋介石的假期将满，只好回了日本。后王金发查明刘氏夫妇隐藏在一旅店中，立即携枪闯入，刘氏夫妇跪地乞命，王金发提出两个条件：一，立即离开上海，再不做伤害革命的事；二，用你们的生命保全张恭。刘光汉满口答应，第二天就离开上海，并设法保全了张恭的性命。另一个叛徒汪公权，依仗端方的势力，仍然为非作歹，后被王金发击毙在繁华的南京路上。
辛亥革命爆发后，陈其美立即召王金发来上海，请他回嵊县召集旧部，组织敢死队，赶赴杭州。当即有张伯岐、马逢伯、王根棠、马老忠、马金换、马灿老、袁风尧等60余人，应募前来。另从奉化召来沈姓渔民120多人，齐往杭州。
同时，陈其美也致电在日本的蒋介石，命他立即回国。蒋介石于10月31日回到上海。没有回家，就被派往杭州，出任敢死队长。11月4日，蒋介石、张伯岐、尹维俊等率部分敢死队员由凤山门进城，攻打抚台衙门；王金发率部分敢死队员由艮山门进城，攻打军械局。王金发取胜后，马上前来支援蒋介石，二人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浙江光复后，汤寿潜被推举为浙江都督，王金发和蒋介石都表示坚决反对。陈其美写信给二人，进行劝说，认为汤出任都督是最合适的人选，二人即回上海质问陈其美。由上海都督府收掌科长应梦卿引他二人去见陈，见面后，王金发说：“汤是反对我们革命的，为什么要推他出来当都督？”蒋介石接着说：“你们怕死，我来死给你们看。”说着，从身上拔出手枪，装作要自杀的样子。应梦卿急忙把手枪夺下交给了黄郛，黄郛说：“都是自家兄弟，有事好商量。”陈其美解释说：“我们还有许多大事要做，我们马上要北伐，光复全国，都要到中央去做事，何必计较地方上一个都督呢？”然后拉他们去一品香吃大菜，再去清河坊堂子里打麻将。并答应蒋介石留下来担任沪军第二师副师长兼第五团团长，王金发回浙江任建设部长。蒋介石不再说话，王金发不愿当部长，回浙江后，担任了绍兴军政府都督。
王金发就任绍兴都督后，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采取了许多切实的措施，大胆进行了改革，使古老的绍兴，民气为之一振，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王金发是胜利者，难免有得意忘形之处。如给他妻兄徐梅森一笔钱，叫他回乡救济穷人，徐却给自己盖了一座大宅院，结果王金发背上了罪名。再如王金发自己带了5000元公款，回家救济了穷乡亲。加之军政府内鱼龙混杂，有些投机者乘机大肆搜刮，也引起了人民的不满。鲁迅曾著文对他进行过批评。
1911年底，孙中山回到上海，王金发专程到上海见孙，表示一定在绍兴练兵筹饷，进行北伐，“直捣黄龙”。孙中山表扬他说：“王金发了不起，可算是浙东的英杰。”并任命他为北伐国民军副总司令。
1912年3月，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王金发也被免去绍兴都督职。袁世凯请他去北京，出任“上将衔总统府顾问”，被王拒绝，宁愿留在上海当“寓公”。他在上海法租界买了一座外国人的公馆，改名为“逸园”，蒋介石成了这里的常客，可能就在这时二人结拜为盟兄弟。一次，革命党人在逸园开会，由姚勇忱之弟姚定忱在门外望风，蒋介石姗姗来迟，姚定忱故意吓他，说里面正在抓赌，蒋介石一听，拔腿就跑，一副狼狈相，一时间，在逸园中传为笑话。
8月，袁世凯邀请孙中山前往北京，陈其美深恐发生意外，命姚勇忱随同北上，打听消息。命王金发回绍兴作好军事准备，一旦有事，就在浙东马上发难。后孙中山无事，陈其美曾派蒋介石去绍兴通知王金发，暂停发动。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派人在上海车站枪杀了宋教仁，此事震惊了全国，革命党人无不义愤填膺，王金发更是忍无可忍，立即和胡士俊、陈志庚、张伯岐等人一齐出动，很快在五马路六野旅店中抓住了凶手武士英，并查出其指使者是共进会会长应桂馨，又在应桂馨处查出大批信函、文件，证明此案实为袁世凯指使，通过国务总理赵秉钧、国务秘书洪述祖与应桂馨联系。这样，就使宋案真相大白于天下。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立刻回到上海，研究对策。有人主张武装讨袁，有人主张法律解决。王金发赞成武装讨袁，和谢飞麟一起组织了浙江讨袁军，发布了讨袁通电，王金发担任浙江驻沪讨袁军总司令。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也遭到通缉，他就在租界内隐匿起来，蒋介石则去了日本。
对王金发被通缉的境况，王母极为不安，她通过一位伍××与陆军部联系，请求免于通缉。当时段祺瑞任陆军总长，1915年1月11日陆军部发来批示：“据禀已悉，尔子王逸既未附合乱党，已准免缉，嘱其安分读书，养才待用可也。”但要王金发“赴京谢释”。王金发听从了谢飞麟的韬晦之计，决定与姚勇忱一起赴京，想在段祺瑞陆军部的庇护下，另作他图。入京后，请客送礼，花费了数万大洋，终于拜见了段祺瑞，段对他来京十分高兴，表示：希望今后多多联系。不料此事被袁世凯得知，立即下令捉王，并指责段祺瑞“谋私利而不顾国家大局”。段为了开脱自己，再不露面。最后，陆军部向王金发提出：要他“限期拿获韩恢、詹大悲、蒋介石、夏之麒、夏尔屿、陆惠生、姚勇忱等人以自赎”。王金发大哭一场，立即返回了上海。
王金发入京“谢释”是一大失误，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第一，对革命党人来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是第一个“入京免缉”的人，政治上的影响是很坏的。第二，对王金发本人来说，从此背上了“投诚”的黑锅。被不明真相的党人视为异己，“或直接寄书痛斥，或间接投函恐吓”。他虽百般解释，然后果已成，悔之晚矣。他本想求得片刻的安宁，却招来更大的苦恼。此后，王金发生活更加反常，“终日以醇酒妇人自遣，与在沪党人亦很少见面”。
在此期间，蒋介石曾奉孙中山之命，回上海组织武装讨袁，因事机不密遭到追捕，蒋介石被迫躲到张静江的一处秘密住所避难。一天，蒋介石外出归来，被特务跟踪，特务立即回去叫人。恰好张静江不在家，蒋闲坐无聊，便去别的友人处小坐，回来时，发现张家已被军警包围，他机警地走脱，逃回了奉化老家。此事本与王金发无关，他却认为是王金发告的密，出卖了他，并把此事写入毛思诚所编《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一书之中，有些蒋的传记中也坚持此说。其实，王金发极重江湖义气，谁也没有出卖，姚勇忱就一直和他住在一起。再说，蒋介石当时只是一个小角色，王金发真的要卖友求荣，第一个也轮不到他。
王金发在上海报国无门，革命无路，求谅不许，显志无能，唯有苦闷、懊丧、愤慨、悔恨。终日伏于一室，学习书法和雕刻，留有“志士多苦心”、“无可奈何”等闲章，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迹。后好友俞丹屏劝他去杭州，并谓“赴杭决无意外”。王金发也认为浙江都督朱瑞同他一起参加过光复浙江的战斗，而且他在战场上还救过朱瑞的命，于是在1916年5月3日回到了杭州。
王金发到杭州后，朱瑞表面上以礼相待，暗中却向总统府统率办事处密报：“王金发挟妓来杭，意图叵测。”当时杀害秋瑾的元凶章介眉在统率办事处任秘书，王金发曾抓他游街示众，见到朱瑞的密报后，立即批复“查看”二字。不久，朱瑞宣称截获一封上海党人给王金发的密信，内容是说起义计划，并询问王金发到杭州后对浙江的布置。朱瑞又向统率办事处作了汇报，章介眉万分高兴，竟矫袁世凯之命，密电朱瑞：“相机除之”。朱瑞假装请王金发和姚勇忱吃饭，在宴席上拿出袁世凯的电报，并假作慈悲地说：“总统电令，小弟实在无能为力了！”当即将王、姚二人逮捕入狱。
关于上海党人给王金发的密信，有几种说法：有人说是陈其美写的；有人说是上海帮会中人平日与王有嫌隙者所为；有人说根本没有这封信，是朱瑞假造的；也有人说信是蒋介石写的，因为蒋在上海时，曾多次向王金发借钱，王不厌其烦，有时就叫管事陈志庚与他应付，因而引起蒋介石的不满，故加以陷害。
6月2日，王金发在狱中被害，终年33岁。6月15日，北洋政府发布了第1115号《政府公报》，宣布了王金发所谓的“罪状”。王金发死后，杭州各界在西湖边的昭庆寺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将其安葬在西湖滨的卧龙桥畔。蔡元培为墓题词：“生死付常，湖山无恙，智勇俱困，天地不仁。”褚辅成撰写了墓志铭：“君竟如是以死，死而不死，责在后死。”对王金发的死，孙中山也深为痛惜，曾感叹说：“天地不仁，歼我良士”。柳亚子专门写了一首“献诗”如下：
功罪何当付盖棺，
纷纭谣诼总无端；
秦人倘识苻生枉，
蜀老能为葛相宽。
败寇成王谁定论，
恩牛怨李此旁观；
荒坟鬼哭鸺鹠叫，
一卷丛残带泪看。
为了纪念王金发，谢飞麟写了一本《王季高君行述》，陈去病写了一本《莽男儿》。1985年，在浙江嵊县专门召开了《王金发学术讨论会暨殉难七十周年纪念会》，来缅怀这位辛亥革命时期的英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