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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1937年8月出狱的陈独秀万念俱灰，不久即偕同他的妻子潘兰珍去了重庆，然后再到江津。为何陈独秀要选择江津度过晚年呢？这是因为陈独秀的挚友江津人邓仲纯相邀的缘故。邓仲纯乃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重孙，曾同陈一道留学日本，回国后又在一起搞革命。邓仲纯在江津城黄荆街开设丁延年医院，陈独秀多病，为方便看病，也许是他愿意到江津的原因之一。不久，他又在邓的帮助下移居江津重镇白沙。陈独秀在白沙居住两个多月，曾应白沙聚奎中学校长邀请，给全校师生讲演。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陈独秀中等偏高个子，面目清癯，但目光炯炯有神。他身着蓝布长衫，外套马褂，脚蹬布鞋；讲话慢条斯理带着浓重的安徽口音，他的讲演从匡衡凿壁偷光开始，劝青年要珍惜光阴，刻苦学习，以便将来报效国家。他还讲到，虽然日本军队侵占了中国大片土地，但只要全国人民团结对外，是一定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讲演结束后，场内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可是师生们并不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白沙还接见了专程来访的胡宗南和戴笠。胡、戴二人是国民党政府要员，为何突然想起了落魄的陈独秀呢？原来张国焘投降国民党并未对延安造成预期的“严重打击”，蒋介石为此十分失望，遂采纳张国焘的建议，派遣党国名人访问陈独秀，希望陈独秀这个落魄的共产党祖师爷为他们的反共推波助澜，便让胡宗南与戴笠带着贵州茅台等礼物和1938年3月由陶希圣、周佛海等“社会名流”在《大公报》上为陈发表的“辩护启示”剪辑到白沙拜访陈独秀，希望“辩护启示”能激起陈独秀对延安的怨恨，从而大骂延安。可是陈独秀看了他们的报纸剪辑后，虽然对众多“名流”为他辩护有些感动，还称赞了蒋介石的抗日主张，但最后却说；“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可见陈独秀虽然对延安怀有一些看法，虽然穷途潦倒，却不肯充当蒋介石的反共工具。
陈独秀与潘兰珍在白沙住了两个多月后，应邓仲纯之邀，又回到江津，住在西郊的施家大院，由于陈独秀发现那里的孩子多，很吵闹，对邓提出，邓又安排他迁往离江津约十公里的鹤山坪石墙院。石墙院因围墙全是石块构筑而得名。它的主人叫杨鲁承，乃前清进士。杨鲁承十分敬重陈独秀的学问和人品，将陈当上宾看待。
陈独秀十分喜欢空气清新、环境幽雅的石墙院，平常除了读书写作，就在潘兰珍陪同下在乡间小路上漫步。由于杨鲁承十分欣赏陈独秀的文笔，他请陈独秀为他的家族编撰了几十万字的杨氏族谱。编撰族谱对陈独秀这样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是小菜一碟，但他还是全力以赴地工作，直到1942年5月27日病逝前不久才编撰完毕。当杨氏宗族的人手捧那部沉甸甸的出自一代名人手笔的族谱时，一种自豪感便油然而生。
陈独秀病故前还有一段插曲，那就是当陈独秀的真实身份终于被人知道后，有人竟以为他当过共产党大头目，又当过大学教授，书房的珍藏一定不少，对他起了盗心。可是小偷偷出一只大箱子时，却发现里面只有一些“破书”，小偷一气之下，将书付之一炬。可是陈独秀对那些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当他看到那一堆纸灰时，真是痛心疾首。由于过于悲伤之故，加速了陈的死亡。陈独秀病故后，潘兰珍料理了他的后事，才离开丁石墙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