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1937年8月出狱的陈独秀万念俱灰,不久即偕同他的妻子潘兰珍去了重庆,然后再到江津。为何陈独秀要选择江津度过晚年呢?这是因为陈独秀的挚友江津人邓仲纯相邀的缘故。邓仲纯乃清代著名书法家邓石如的重孙,曾同陈一道留学日本,回国后又在一起搞革命。邓仲纯在江津城黄荆街开设丁延年医院,陈独秀多病,为方便看病,也许是他愿意到江津的原因之一。不久,他又在邓的帮助下移居江津重镇白沙。陈独秀在白沙居住两个多月,曾应白沙聚奎中学校长邀请,给全校师生讲演。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陈独秀中等偏高个子,面目清癯,但目光炯炯有神。他身着蓝布长衫,外套马褂,脚蹬布鞋;讲话慢条斯理带着浓重的安徽口音,他的讲演从匡衡凿壁偷光开始,劝青年要珍惜光阴,刻苦学习,以便将来报效国家。他还讲到,虽然日本军队侵占了中国大片土地,但只要全国人民团结对外,是一定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讲演结束后,场内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可是师生们并不知道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在白沙还接见了专程来访的胡宗南和戴笠。胡、戴二人是国民党政府要员,为何突然想起了落魄的陈独秀呢?原来张国焘投降国民党并未对延安造成预期的“严重打击”,蒋介石为此十分失望,遂采纳张国焘的建议,派遣党国名人访问陈独秀,希望陈独秀这个落魄的共产党祖师爷为他们的反共推波助澜,便让胡宗南与戴笠带着贵州茅台等礼物和1938年3月由陶希圣、周佛海等“社会名流”在《大公报》上为陈发表的“辩护启示”剪辑到白沙拜访陈独秀,希望“辩护启示”能激起陈独秀对延安的怨恨,从而大骂延安。可是陈独秀看了他们的报纸剪辑后,虽然对众多“名流”为他辩护有些感动,还称赞了蒋介石的抗日主张,但最后却说;“本人孤陋寡闻,雅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君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可见陈独秀虽然对延安怀有一些看法,虽然穷途潦倒,却不肯充当蒋介石的反共工具。
陈独秀与潘兰珍在白沙住了两个多月后,应邓仲纯之邀,又回到江津,住在西郊的施家大院,由于陈独秀发现那里的孩子多,很吵闹,对邓提出,邓又安排他迁往离江津约十公里的鹤山坪石墙院。石墙院因围墙全是石块构筑而得名。它的主人叫杨鲁承,乃前清进士。杨鲁承十分敬重陈独秀的学问和人品,将陈当上宾看待。
陈独秀十分喜欢空气清新、环境幽雅的石墙院,平常除了读书写作,就在潘兰珍陪同下在乡间小路上漫步。由于杨鲁承十分欣赏陈独秀的文笔,他请陈独秀为他的家族编撰了几十万字的杨氏族谱。编撰族谱对陈独秀这样一个学贯中西的大学者是小菜一碟,但他还是全力以赴地工作,直到1942年5月27日病逝前不久才编撰完毕。当杨氏宗族的人手捧那部沉甸甸的出自一代名人手笔的族谱时,一种自豪感便油然而生。
陈独秀病故前还有一段插曲,那就是当陈独秀的真实身份终于被人知道后,有人竟以为他当过共产党大头目,又当过大学教授,书房的珍藏一定不少,对他起了盗心。可是小偷偷出一只大箱子时,却发现里面只有一些“破书”,小偷一气之下,将书付之一炬。可是陈独秀对那些书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当他看到那一堆纸灰时,真是痛心疾首。由于过于悲伤之故,加速了陈的死亡。陈独秀病故后,潘兰珍料理了他的后事,才离开丁石墙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