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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内的派系很多，就蒋介石的嫡系来说，在军事部门有黄埔系，在行政部门有新政学系，在经济金融部门有宋、孔裙带派，等等。C.C.是以蒋介石的嫡系宠信陈果夫、陈文夫为首，掌握着国民党党务大权的一个派系。C.C.名字从何而来？一说，C.C.是“中央俱乐部”英文名称“Central Club”的缩写；一说是代表“二陈”（陈果夫、陈立夫），因为英文拼音 “陈”字“Chen”的第一个字母是“C”。
1927年，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一度被迫下野跑到日本，南京国民党政府被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联合李烈钧等组织的“中央特别委员会”所把持。这时，在广州时期就有勾结的亲蒋分子戴季陶、丁惟汾、陈果夫等一伙，为拥蒋上台、反对南京的中央特别委员会，便建立了中央俱乐部这个组织，以戴、丁、陈为领导人。开始这个组织只有三四十人，以后发展到百数十人。这就是C.C.的由来。
1927年12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袍笏登场，重掌军政大权，并且仍然兼任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这时，戴季陶随蒋介石忙于策划政治阴谋，丁惟汾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北平分会主席的名义北上布置秘密工作，中央俱乐部领导人只留下陈果夫一个，中央俱乐部的其他许多成员也分赴各地，作为组织，中央俱乐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身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陈果夫，握有处理部内事务的一切实权。于是他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为基础，把曾经环聚在自己周围的中央俱乐部的那些人，更紧密地团结起来，继续结成集团性的派系，通过中央组织部和各种手段，伸手全国各地去操纵国民党的组织和活动。1928年2月初，在蒋介石一手把持下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会议上，通过“改组中央党部案”，取消了原中央党部的农民、工人、商民、青年、妇女五个部，另设一个民众训练委员会，陈果夫担任了委员会常委；通过“开除停职中央委员案”，开除并撤销了谭平山、林祖涵、于树德、吴玉章、毛泽东等一大批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的党籍和职务；通过“整理各地党务案”，规定各地党部一律停止活动，由中央派人组织党务指导委员会，对党员进行所谓考察、训练和重新登记。陈果夫抓住这个“整理各地党务”的时机，随着国民党势力的扩展，努力插手伸足，使中央党部的很多部门，很多省市地方党部，均有其亲信钻入并掌握实权。就这样，全国上下一个个国民党组织落入了蒋陈之手。1929年3月，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三届一中全会举行，蒋介石进一步采取包办专横的行径，在406名代表中，他指派了111人，圈定了122人。虽然不少人以拒绝出席大会和中途退场表示抗议，蒋介石仍一意孤行，坚持按他的意图行事。在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彻底地推翻了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正确决议及各项革命政策；在三届一中全会上，又通过了“整饬党纪之通令案”等，并且把当时已在当特务头子的陈果夫的胞弟陈立夫，一下子抬上人们称为幕僚长的中央党部秘书长的高位。这就使二陈进一步窃踞要津，掌握枢要，权势更加显赫了。这时，在整个国民党组织里，以二陈为核心的集团组织，活动范围愈加扩展，操纵的部门更为广泛，“蒋家天下陈家党”，遂为一般人所公认。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把C.C.理解成二陈是不奇怪的。
C.C.是蒋介石的御用工具，结党为蒋是C.C.的宗旨，所以C.C.最初成立时它的基本任务是两条：一是把蒋介石捧上国民党领袖的宝座，对国民党内的其他派系，如汪精卫派、胡汉民派等，极尽诽谤之能事；二是彻底消灭共产党和人民的民主权利，造成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局面。随着形势的发展，后一方面的任务越来越突出，甚至成为唯一的任务了。C.C.为了完成这两项任务，一方面它结合清党等活动，极力摧残革命力量，破坏革命组织，直接间接地插手迫害、杀戮共产党人、革命人士，以及排除异己等罪恶行径，置人民于白色恐怖之中，窃踞各地各级的国民党组织。另一方面，它努力把持司法、文教、宣传系统，千方百计用蒋记国民党思想——实为法西斯思想把人民的头脑给禁锢起来。
在镇压人民方面，他们嫌原来的司法部门强调独立性，不能处处顺从他们的旨意，反动不力，提出“党化司法”的口号，对司法系统进行改造。他们通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要求全国司法人员一律研究“党义”，在司法行政部下设置法官训练所（后改隶司法院），培训自己的法官。他们曾作出规定，进入法官训练所学习的，得一律加入国民党。在C.C.大将洪兰友窃夺法官训练所所长职务后，干脆采取了“党务人员从事司法”的措施，分批抽调国民党各级党部的党务人员到所受训，毕业后派往各地当法官。抗战期间甚至专门办了两期中统特务参加的司法训练班。这些特务们对于有关司法的一套东西多数不愿学，一些人学也学不懂，毕业后却大都被派为“战区检察官”。他们每人身佩手枪一支，专门从事名为“锄奸肃反”，实为逮捕、杀害共产党人和其他革命人士的罪恶勾当。在C.C.进行上述一系列活动的同时，他们通过国民党政府，连续颁布了十多种特种刑事法令，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惩治盗匪暂行条例》等等，作为法官们害人的依据，以“扰乱治安”、“图谋不轨”之类的所谓罪行，判你的死刑、无期徒刑或若干年徒刑。1932年国民党政府公布过一个《政治犯大赦条例》，其中明文规定，“怙恶不悛之共产党人……不在赦免之列。”所有这些，对他们搞“党化司法”的目的说明得再清楚不过。C.C.为了使司法“党化”得有力，先把他们的大将洪陆东安排为司法行政部的政务次长，再让谢冠生干脆当了司法行政部的部长，逐渐地什么反省院院长，监狱长……整个司法系统从上到下的实权实际上操到了C.C.之手。国民党统治时期，无数先烈和无辜平民被杀、遭害，源于“党化司法”者为数确实不少。
在控制人民思想方面，在教育部门他们叫嚷“党化教育”；在文艺方面他们搞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当时在他们控制的国民党地方党部中，组织有党化教育委员会，它的权力至高无上，如：有权审查和取缔各学校中所谓有违反“党义”（实为法西斯主义）言行的教职员；有权命令主管机关撤换和派人接收所谓有违反“党义”行为的学校；有权审查、交换和销毁各学校各书局所谓不合“党义”精神的课本；有权随时到学校宣传所谓“主义”，等等。另外，在他们制定的法规中还规定，学校任用校长及教职员，要尽先任用国民党员为校长、训育主任和其他要职。1929至1930年前后，全国各地都有多所大中学校以各种各样口实被查封，教育家陶行知创办的晓庄师范，也于1930年4月被军警封闭，概源于此。以陈立夫为后台，由潘公展出面的上海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大本营，当时掌握有《前锋月刊》、《东南晚报》、国民通讯社等许多工具。
1930年年底，在蒋介石对其他新军阀的战争刚刚告一段落，他就奔赴南昌召开所谓“围剿”会议，发动了对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的“围剿”。虽然一次比一次用兵多，结果却一次比一次失败得更惨。更严重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激怒了每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全国性的抗日救国运动蓬勃兴起，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学生一批批直接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出兵抗日，国民党反动派虽然派出大批军警制造了当场杀死学生30多人的珍珠桥惨案事件，亦未能制止运动的发展。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下，在“围剿”红军的前线，发生了国民党军队二十六路军起义的事件，国民党内部也进一步发生分化，一些有实力的人物，纷纷攻击蒋介石集团的不抵抗主义。蒋介石为这些事件而大伤脑筋，于1932年元旦，召集他在军队方面负责政训工作的嫡系头目曾扩情、康泽、贺衷寒、邓文仪、刘健群、酆悌、戴笠等，和搞党务的C.C.头目陈果夫、陈立夫、张厉生、张道藩、余敬塘、叶秀峰、徐恩曾等，气急败坏地对他们训斥一番，骂他们无能，不中用，既对付不了共产党，也解除不了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纠缠。骂过之后，又提示他们，分别成立两个秘密的法西斯式的小组织。以后，军队方面几个人发起组织了复兴社。C.C.方面几个人，经过朝夕聚议，派人到德意考察，仿效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党的模式，建起了青天白日团（简称“青白团”）和中国国民党忠实同志会（简称“同志会”）两个组织，明确以前者为核心。不过，二者的章程大同小异，开宗明义第一条就是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终身不渝。政治纲领的主要内容，是“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等等。两个组织，实际上是一套人马，所以为时不久，“青白团”就干脆取消了。两个组织均称蒋介石为最高领袖。领袖之下设干事会，以陈果夫为干事长，陈立夫为副干事长，张厉生、张道藩、余敬塘、叶秀峰、徐恩曾为常务干事。国民党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的C.C.分子均为干事。干事中的一些人，受二陈指使，以特派员名义分区指导一些省市的团、会发展和活动，如张道藩之于沪浙，张厉生之于华北，程天放之于赣，苗培成之于皖等等。有的则分工指导某一方面的活动，如周佛海之于教育，徐恩曾之于调查（即特务），萧铮之于地政等等。团、会在各省市县设干事分会，人选由上级指定所谓忠诚分子担任。
青白团和同志会是极秘密的法西斯组织，是C.C.的核心，参加的都是国民党各级党部委员、干部和党员中对蒋极为忠诚的分子。参加这个组织的手续很特别，仪式中充满封建神秘的色彩，如同秘密的帮会那样：在一个僻静幽暗的房间里，摆着香案，点着红蜡烛，铺着地毯，挂着孙中山和蒋介石的像。在昏暗摇曳的烛光里，阴森可怖的气氛中，监视人严肃地站在蒋介石像下，把团、会章程和入团、会的表格发给入会人，让他当场填写，签名盖章（有的地方还咬破手指按血印）。上交表格以后，发给誓词一份，让宣誓人肃立蒋介石像前，举右手，读誓词，再次表示拥护蒋介石为国民党唯一领袖，一切唯蒋介石之命是从，遵守纪律，严守秘密，违背誓言愿受最严厉的处分。虽然仪式只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监视人照样严肃地致训词。训词的大意不外领袖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抗命者为纪律所不容，会遭到严酷的处分，直至极刑等等。这个组织的名称和内部情况，对外绝密。入会表格当场收交后要逐级呈送，有人说还要备一副册呈蒋介石。入会后有发展组织的义务，有监视一切党员言行向上密报的责任，必要时还要接受特殊任务。组织成员间禁止发生横的关系，个人不得暴露身份。它的人数不多，当时华北只有60人参加。河北省分会干事长陈仿先，为了保证发展成员的所谓质量，还虚设了两个徒有虚名的组织，一个叫敬业学社，一个叫乐群学社。对于准备发展的对象，个别谈话后，先填写参加敬业学社或乐群学社的表格，以后观察半年认为确实合格以后，才正式让他入同志会。
在二陈建立青白团、同志会的第二年，他们又在上海建立了另一个性质完全一样的组织“干社”，以吴醒亚为干事长，潘公展为副干事长。
在最初的中央俱乐部时期，它无所谓下层组织；在陈果夫后来领导的C.C.时期，除去通过组织部系统进行活动外，主要是依靠他周围的亲信骨干分子联系、指导工作；青白团、同志会建立后，他们有了从上到下的组织，掌握严密的纵的系统，使C.C.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各级地方党部里，团、会的常务干事会，实际是国民党执监委员会的核心，重大事件，大都是干事会研究决定后提交执监委去公开通过实施。由于C.C.加强了对各级党部的控制，到1933年，全国各省市直至基层的国民党组织，基本上尽入C.C.之手。从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至第六次代表大会，C.C.的重要分子，都先后当上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
C.C.除了直接掌握国民党党部以外，还逐渐地建立了很多秘密的、半秘密半公开的以及公开的外围组织，全国性的如“中国文化建设协会”，“中国科学化运动协会”，地区性的如平津张厉生领导的“诚社”，浙江罗霞天组织的“五友社”（F.F.），河南陈泮岭、刘不同领导的“三民主义忠实同志会”等等。他们插手大中学校、文教科学机关，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其中一些组织的活动影响特别恶劣。比如，1934年，在蒋介石“寓训练于参观之中”的思想指导下，C.C.拨特别费1万元，组织北平诚社分子和国民党北平市党部掌握的反动学生50人，组成所谓“南下学生考察团”，由诚社领导人胡梦华率领，参观汉阳兵工厂以显示国民党的实力；到江西“剿共”前线听国民党军官是非颠倒、黑白颠倒的欺骗宣传，宣扬蒋介石的赫赫“战果”；还到庐山听蒋介石的“训话”，在军训团接受一段军事训练。在蒋介石进行所谓“戡平闽乱”时，C.C.在上海的外围组织上海工运促进会（代号“力社”）的头头陆京士，联络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的其他御用团体，组织了一个叫做“上海市各界清算支援十九路军爱国捐款委员会”的组织，在报纸上造谣言、发通告，胡说什么抗战有功的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翁照垣辜负了人民的热情厚谊，盗取侵吞爱国捐款，中饱私囊，要求公开审查全部收支账目，冻结各银行所存爱国捐款的余额，以破坏十九路军的声誉，中伤爱国人士，包括经管这笔捐款的人在内。一时间搞得乌烟瘴气。
这个时期，在破坏人民群众抗日爱国运动方面，C.C.干的事情是很多的。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以“一二·九”运动为起点的全国抗日运动新高潮掀起之后，国民党慌了手脚。C.C.为了从根本上窒息学生爱国运动，建议蒋介石在1936年1月份召开了全国各大专院校校长、院长、教授和学生代表参加的所谓“聆训会议”。会议期间，除了蒋介石大放厥词，胡说国民党现在不抵抗是因为有共产党“捣乱”，“攘外必先安内”等等之外，以二陈为首的同志会中央干事会，在南京西门外高家酒店，于会议间隙，也邀集他的与会成员，举行了秘密会议。议题是研究制止学运的办法，向蒋介石献策。最后他们还派代表进见了蒋介石。他们认为，最有效的办法是有一位“自己的有效能的忠于领袖的教育部长”。他们提议对大专院校进行整肃。据说陈立夫以后任教育部长与此次“进见”大有关系。
“聆训会”以后，1936年10月起，以解决毕业学生的就业问题为诱饵，国民党连续在南京举办了两期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毕业生就业训导班，灌输反动的思想理论，对青年学生进行分化瓦解和欺骗，这也是C.C.建议的。当时为了表示对训导班的重视，在训导班上面还设立了一个以蒋介石为会长的徒有虚名的指导委员会。下面，教育长由丁惟汾充任；掌握学生政治思想的训守处则由C.C.分子直接控制，由中央组织部长张厉生兼主任，陈仿先为副主任。为了便于发展同志会的组织，班里专门设立了同志会干事会分会。对决定发展的人，经陈立夫批准后，到南京城北三牌楼紫竹林庙宇大堂举行仪式。
C.C.为了打击进步文化、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在此期间，他们搞什么“出版法”、“图书杂志审查法”，公开查禁进步书刊，派特务、流氓袭击进步文化机关，千方百计把革命人士的口给封起来。他们自己，则大肆宣传法西斯主义、“攘外必先安内”这一套。为此，同志会中央把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编辑、出版的《政治评论》，拿来作为它的机关刊物，通过它，宣传他们的政治纲领。许多地方干事分会，也如法炮制，自己没有报刊的，也用收买、抢夺等办法弄个刊物为自己做工具。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日寇侵入我国内地，国民党政府仓皇西逃武汉。1938年3月在珞珈山召开了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经过C.C.和蒋之其他嫡系的一番活动，使蒋介石当选为国民党的总裁。蒋介石在会上提出，解散国民党内一切小组织，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陈果夫在汉口国民党市党部召集参加临时代表大会的同志会成员，约四五百人，他宣布：当初组织同志会有两个目的，一是“拥戴蒋总裁为国民党唯一领袖”，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使命已经完成；二是“反共”、“安内”，现在抗日军兴，国共又开始合作，这项任务也算告一段落；遵照大会决议，同志会即日宣布解散，有关报刊停止出版，经费停发；现在出席会议的是同志会的骨干，望传达给所属成员。陈讲完后，当场就有些C.C.的死硬分子叫嚷起来。有的叫：“共产党不停止组织活动，我们解散，这岂不是束手待毙！”有的喊：“复兴社、新国民党不解散，我们早早解散，太傻了！”吵吵闹闹，乱过一阵之后，一个个还是怏怏而去。
作为C.C.的核心组织同志会宣布解散了，作为派系集团的C.C.还有没有活动？C.C.是政治思想的结合，是他们相互利益的需要，头目、骨干需要它，蒋介石需要它，几句话，一个决议哪能使它真正解体？从实际情况看，国民党被赶出大陆以前，C.C.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人们照样能够看到为C.C.说话的报刊，并且C.C.分子“仍在领取经费”。
就宣传部门说，国民党的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战前主编是程沧汲，战争期间在重庆，先后由胡健中、陶百川担任，三人都是二陈夹袋中的人物。昆明、成都、桂林都有《中央日报》分馆，主持人也都是C.C.分子。抗战胜利后，潘公展夺得《申报》，自任总经理；又抢得《新闻报》，以程沧汲为社长，詹文浒为总编；成舍我办的《世界日报》，又推陈立夫为董事长；另外，南京C.C.还办有《大刚报》。
教育部门，C.C.的权势本来就够大的，陈立夫当了教育部长后，教育部的官吏，各大专院校的校长、院长，能插入C.C.骨干的尽量把他们安排进去。比如，顾毓琇为政务次长，张道藩为常务次长等。为了加强C.C.的政治思想控制，陈在他的教育部特设了一个大学训育指导委员会，负责向各大学指派训导员，专干迫害教授，管制、毒化学生思想的事。这些任务更是非C.C.莫能充任。当时还以“救济战时失业青年”的名义，陆续设立了30多所国立中等学校，校长照样是派C.C.分子充任。
国民党的党政人事大权，也多为C.C.所掌握。蒋介石的侍从室要设一个第三处，主任要让陈果夫担任，还是为了让C.C.牢靠地掌握党政人事大权。陈果夫担任这个职务后，凭借在蒋身边的方便条件，侦知哪里有了高级干部的缺额，他就立即签报蒋介石指派，从而使很多C.C.骨干得以窃踞要职。1943年，陈果夫建议在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设立高级班，调训国民党党政机关的高级职员。建议获准后，陈果夫和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共同挑选保送受训学员。高级班开办之后，陈经常派亲信前往联系、活动，并派吴铸人为高级班毕业学生通讯处处长，让他根据地区分布，组织高级班毕业学员通讯组和中央训练班毕业学员通讯组，定期集会，汇报通讯。这种通讯组织，其规模之大，布置之周密，为前所未有。1945年底，第三处撤销，通讯组织系统移交给中央组织部，仍在C.C.圈子内。1944年蒋介石准备召开国民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以陈果夫筹备大会经验丰富为由，让朱家骅把组织部长职务交陈果夫。陈果夫利用这个机会，不但保留了组织部原有的同志会分子，还增加了同志会外围组织如：“新中”、“实践”、“大同盟”的许多旧人。总之，党政人事大权C.C.是不准他人染指的。
财政部有个署长叫高秉坊，坚持自办税务干部训练班，陈果夫通过孔祥熙要高把班放到C.C.掌握的中央政治学校去办，高不同意。
经济方面，抗战前C.C.插手不多。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时，让C.C.干将赵棣华兼理过江苏农民银行。同志会解散后，C.C.在经济金融方面的扩展是加速度地发展的。工商业，C.C.过去渗入插手为数很少。在重庆期间，陈果夫的账房陆子冬创办了大中实业公司；王延松出面开了华华百货公司；1940年，陈果夫、萧铮、潘公展、徐恩曾等发起创办了华西建设公司。规模都颇庞大。交通银行原由政学系钱新之主宰，1942年钱新之为了抵制孔祥熙的吞并，联系C.C.从旁给以支持，钱自任董事长，由赵棣华任总经理。赵一经上任，就在中下层铺开了势力；1944年，陈果夫又亲自担任了交通银行的董事长。从此，C.C.在交通银行也有了平分秋色之势。原来为蒋介石筹划“剿共”经费的豫皖鄂赣四省农民银行，改为中国农民银行后，由徐继玄任总经理。1944年，C.C.也正式把它攫为己有，让李叔明出任总经理。1945年，陈果夫亲自担任董事长。陈果夫青年时期协承父业，曾在当铺做掌柜，后来又和蒋介石在上海当过交易所经纪人，搞投机倒把很有一套。所以，中国农民银行当时的业务，颇有一日千里之势。先后由它投资的企业，有中国农业保险公司、中国农业机械公司、农业企业公司、肥料公司、农具公司、中国林木公司、中国农业供销公司等等。1946年，国民党政府批准拨法币100亿为基金，正式成立了中央合作金库，由寿勉成任总经理，实权又落入C.C.之手。此外，中央信托局本为孔宋占有，1947年由吴任沧插足进去，负责接收和处理敌产，他依仗权势浑水摸鱼，以建立党营企业为名，接收大批敌产划归C.C.。抗战胜利后，利用接收的机会，C.C.的大将们，挂着为国民党募取党内经费的招牌，四处伸手，巧取豪夺，这种丑行在全国各大城市是司空见惯的。他们这个时期掠夺的单位，有人计算过，总数不下七八十个，而且手段非常恶劣。比如齐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它于1947年6月组成，筹备主任是曾养甫，后台是C.C.控制的国民党中央党部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是陈立夫）。这个公司辖青岛、济南、济宁三个区，在青岛接收了青岛啤酒厂，太阳胶皮厂，东亚面粉一、二、三厂等；在济南接管一个制粉厂，一个制冰厂；在济宁接管一个面粉厂。实力非常雄厚。齐鲁公司先向四联总处借款付给敌伪产业管理局，以极低的价格把这些厂购来，随后拿出一点产品销出，即将全部贷款偿付。C.C.的干将们，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个成为腰缠巨万的豪富，当然就不奇怪了。
C.C.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从结党为蒋，到树党营私，使它的势力，由党务部门、文教事业，而至政府机关、经济系统等各个方面。简直无处不有它的影子。特别是由于它为蒋介石所宠信，是蒋介石派的中坚，又握有中统这样一个特务组织，可以说它无恶不作，戕害人民，遭到人民的反对；它也依靠权势，处处排挤其他派系，总想夺取其他派系的地盘为己有，也就不能不为国民党其他派系所侧目。结果1948年陈立夫竞选立法院副院长时，这样一个有极大权势的人物，竟然不得不到处向人叩头求援，日夜请客，其孤立程度可见一斑。C.C.为蒋介石搞独裁，搞法西斯，最后走到了垮台的地步，这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