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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二人曾是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们同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共同组成了旧中国的四大家族，几乎控制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在四大家族中，蒋氏由于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居于首位，宋、孔二人一是蒋介石的姻亲，一是蒋介石的连襟，与蒋介石有着亲戚关系，可以说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唯独陈氏兄弟二人与蒋无任何亲属关系，但陈果夫、陈立夫却凭借着与蒋介石的另一种特殊关系，靠着自身的经营和对蒋的忠心，几十年来实际掌管了国民党的组织人事大权，以致有“蒋家天下陈家党”之说，并跻身于四大家族之列，这其中的内幕是鲜为人知的。
蒋介石对陈氏兄弟的特殊信任，根源于蒋介石与陈氏兄弟的叔父陈其美的特殊关系。陈其美，字英士，浙江吴兴县人，1878年生，少年时在石门的当铺里学徒。1906年，在中国知识青年留日的高潮中，年已28岁的陈其美离开家乡，东渡日本，求学于日本警监学校。在学习期间，他逐渐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参加了同盟会，并深受孙中山先生的信任。第二年，他在日本东京结识了一位浙江同乡“小老弟”，结下了莫逆之交。连陈其美自己也没有料到，他的这位“小同乡”日后成为了中国的头号人物，对中国历史的进程和陈氏家族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此人就是蒋介石。
在东京期间，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参加了同盟会，又将他引见给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同盟会总部的一间办公室里，蒋介石生平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并对这位民主革命的先驱者产生了敬仰之情。虽然孙中山先生对这位一口宁波官话的青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好感，但这次见面却对蒋介石今后的生活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蒋介石就是以此为契机，参加民主革命，最后赢得了孙中山先生的信任，执掌了黄埔军校校长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大印。从某种程度上说，陈其美是蒋介石政治事业的真正引路人，以至于1924年蒋介石曾亲口对胡汉民、汪精卫说：“以弟之愚拙而有今日者，未始非其诱掖之功也。”
1908年春，陈其美被孙中山先生派回国内，在江浙沪一带进行革命活动，联络青帮人士，秘密反清。1911年7月，陈其美担任了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庶务部长。武昌起义爆发后，陈其美联络沪杭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任沪军都督。正在此时，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上海，被陈其美任命为上海光复军团长。陈其美为了独吞上海光复的胜利果实，不顾革命大局，竟派蒋介石策划了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蒋介石为了报答陈其美的恩泽，派杀手夜入法租界的广慈医院，刺杀了正在养病的陶成章。事后，为逃避追查，陈其美又命蒋介石离沪去日本暂避。
1913年春，蒋介石回到上海，跟随陈其美参加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革命失败后，陈其美与孙中山亡命日本，蒋介石却留在上海。1916年5月，袁世凯派人将陈其美暗杀，蒋介石为失去这位恩师而曾伤心不已，并把对陈其美的怀念和感情，移至陈其美的侄儿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身上。
1919年的上海滩上，在新开张的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大厅里，活跃着一个年轻人的身影。只见他一身长衫，瘦弱的身材，蜡黄的脸庞上一副病容，头上戴的白帽子上，写有54号的号码。面对黑板上变化莫测的股市价目表，他在不停的咳嗽声中，果断地吃进、抛出，一副胜券在握的神情。这就是陈其美的侄子陈果夫。
陈其美兄弟三人，他排行老二，其兄陈其业，字勤士，是清末府学廪生，因不善经营，家道中落，生活全靠陈其美接济。陈其业有四子三女，长子为陈果夫。陈果夫名祖涛，果夫是他的字，1892年生。1911年，陈果夫受其叔父陈其美的影响，在上海参加了同盟会，并赶赴武昌参加了武昌保卫战。在修筑炮兵工事时，因劳累过度而引发肺血管破裂，口吐鲜血不止，后被医生诊断为肺结核。陈果夫与蒋介石就是在这一时期相识的。后来陈果夫曾专文回忆他与蒋介石的初次见面：“有一天，在二叔的病榻前见到蒋先生。二叔替我介绍，说蒋先生是主持杭州方面敢死队的革命工作的……蒋先生威毅稳重的风度，使我第一次所生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对他的敬仰之心，便与日俱进。”蒋、陈两家的历史渊源和个性脾味的相投，遂使蒋介石与陈果夫结为好友。
陈果夫生病后回浙江老家休养了几年，后因陈其美去世，断了生计来源，不得不于1918年5月去上海，在晋安钱庄当了助理信房。他凭借其过人的才智和金融头脑，开始混迹于上海滩的金融交易。他以借来的1000两银子起家，不出一个月，就净赚了600多两。此后，他又瞄准了刚刚兴起的证券市场，准备在这新的天地里大干一场的时候，时在上海的蒋介石找上门来了。
蒋介石自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一直流落在上海，拜黄金荣为师。后几次受孙中山先生之召，先后到北京、广东任职。1918年，他担任了陈炯明的第二支队司令，因不得志，请假回上海。1919年，孙中山先生指示在上海的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等人组织证券物品交易所，用于筹集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和救济革命烈士的遗孤。蒋介石这才想起了颇有金融头脑的陈果夫，派他到日本人在上海开办的“取引所”去参观取经，与虞洽卿等人创办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戴季陶、张静江、蒋介石、陈果夫等人筹集了3000元的资本，以“茂新”为名号，组织了54号经纪人，专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蒋介石提议由陈果夫担任“茂新”的经理，在交易所内买进卖出。
蒋介石、陈果夫等人在交易所内的经纪人活动，历时近两年。经陈果夫回忆，“茂新”号开始开市大亏，经营的第一天就亏本1700元。但陈果夫头脑灵活，随机应变，很快就扭亏为盈。由于交易所的股票上涨很快，每股的价格由30元涨至120元，不到一年的时间，“茂新”号就赚了几十万元。在证券交易所的这段不平常的日子，使得蒋介石与陈果夫的友谊和感情又深了一层。陈果夫和戴季陶、张静江等人，以后都成了蒋介石统治集团的核心分子。“茂新”号所赚的钱，一部分作为革命党人的活动经费，一部分被蒋介石、陈果夫等人在上海挥霍掉了。陈果夫资助其弟陈立夫留学的资金，蒋介石纳姚冶诚为妾以及后来和陈洁如结婚的费用，大多都出自于此。
1920年冬，蒋介石与陈果夫等人又组织了“恒泰”号。“恒泰”号股东共17人，资本总额3.5万元，1000元一股，共35股。其中张静记（张静江）5股，连其兄、侄子四人共13股；蒋纬记（蒋介石）4股；小恒记（戴季陶）2股；陈明记（陈果夫）1股。到1922年初，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营不善，几乎破产，蒋介石从所剩资金中得到4万多元，告别了陈果夫等人去广东。陈果夫也由于肺结核病复发，不得不退出交易所专心养病。陈果夫由于这一段经历和金融才干，使他日后在国民党内获得了“理财专家”的美称，蒋介石也放心地将国民党政府四大银行之一的农民银行交给他掌管。
在国民党内，普遍认为只有两个人敢于在蒋介石面前尽言而无所畏惧，这就是陈诚和陈果夫。据蒋介石的一位侍卫官回忆，有一次陈果夫同蒋介石谈话，蒋介石不知为什么大光其火，不等陈果夫说完，起身就走。陈果夫竟站起跟在蒋介石后面，坚持将话说完。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陈果夫与蒋介石的不一般关系，没有蒋介石的特殊信任，陈果夫是不敢有这个胆子的。而蒋介石这样信任陈果夫，正是跟陈果夫对他忠心耿耿，多次帮他渡过难关分不开的。最能体现这一特殊关系的，莫过于1927年陈果夫组织“中央俱乐部”和在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后帮助他重新上台。
陈果夫自1924年赴广州投靠蒋介石以来，一直在其身边为蒋谋划。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中，陈果夫为蒋介石分忧解难，帮他处理了复杂的党内事务，显露出不凡的才干，深得蒋介石的欣赏，被蒋任命为国民党中央代理组织部长。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胡汉民为主席，蒋介石以总司令的身份实际操纵一切。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党”，明令缉拿鲍罗廷、陈独秀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他派邓泽如、陈果夫主持全国的“清党”工作。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与汪精卫的矛盾再度尖锐起来。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资历、声望都比蒋介石高，两人都以孙中山先生当然接班人自诩，一直明争暗斗。蒋介石在南京自立政府，必然与控制武汉政府的汪精卫产生矛盾，双方口诛笔伐，刀来枪去，你开除我党籍，我撤销你职务，很是热闹了几个月。到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分共”，在“宁可枉杀千人，不使一人漏网”的口号下，制造白色恐怖。这时，蒋、汪二人虽然反共目标一致，但在谁为正统上却相持不下。在上海的以国民党元老谢持、邹鲁等人组成的“西山会议派”也在其间兴风作浪，致使宁、汉形成对峙局面。后在冯玉祥的调解下，宁、沪、汉三方酝酿妥协之时，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乘蒋介石主力都在前线之机，突然发难，陈兵南京，大有“逼宫”之势。在此危急形势下，蒋介石施展手腕，以退为进，于8月13日宣布“下野”，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9月28日，蒋介石和张群等人离开上海东渡日本。
在出国之前，蒋介石对国内的事情作了详细的安排，他留政学系首领黄郛“在沪主持一切”，将一批黄埔军校的学生安置在上海、杭州一带，交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负责，以作为他东山再起的军事本钱。把国民党内的组织、人事干部，集中在上海，交给他最为信任的陈果夫。蒋介石出国后，国民党内的形势骤起变化，汪精卫也被迫辞职。在桂系和“西山会议派”的操纵下，宁、沪、汉合流，在南京成立了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中国国民党之统一”。
在这次激烈的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中，陈果夫没有辜负蒋介石的期望，再一次显示了他的政治才干和对蒋介石的忠诚，为蒋介石的重新上台立下了汗马功劳。
1927年10月底，在秋风瑟瑟的上海滩上，陈果夫和戴季陶、丁惟汾一起将手下的干部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央俱乐部”，英文名Central Club。陈果夫手下这批人马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他在广州当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时纠集的浙江同乡，二是南京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蒋介石是中央党务学校的校长，戴季陶是教育长兼教务主任，丁惟汾是训育主任，陈果夫是总务主任），这两部分人都和陈果夫有着这样那样的关系，其核心人物最后成为CC系的班底。开始时，俱乐部有三四十人，以浙江、江苏、上海等地的国民党党部委员为主，后逐渐扩大，成员增加到100多人。
南京特别委员会的建立，并没有解决国民党内各派系的矛盾，反而引发了各派之间的互不服气，争吵不休。蒋介石针对时局，决定采用联汪抑桂反对“西山会议派”的方针，准备重新上台。11月10日，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立即展开了一系列活动。在蒋介石复职大局已定的情况下，陈果夫孤注一掷，采取了一次行动，加快了蒋介石上台的速度。11月22日，南京政府召开庆祝讨伐唐生智胜利大会，陈果夫趁机把矛头指向了“西山会议派”。由于蒋介石下野后，“西山会议派”从陈果夫手中夺走了国民党的组织人事大权，将陈果夫的势力从组织部里彻底铲除，所以陈果夫对“西山会议派”恨之入骨。大会结束以后，陈果夫鼓动利用一批幼稚的学生上街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西山会议派”、“打倒老朽”的口号。“西山会议派”恼羞成怒，竟下令军警开枪镇压，打死打伤100多人，酿成血案，在国民党内造成震动，并引起舆论的谴责。蒋介石和汪精卫趁此机会打击“西山会议派”，在国民党内一片追究杀人凶手的呼声中，“西山会议派”被迫下台，谢持、邹鲁被停职监视。
1928年1月，蒋介石回南京官复原职，陈果夫率领“中央俱乐部”的人马走马上任，重新回到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次年3月，陈果夫一手操纵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选出了由蒋介石控制的国民党中央，使蒋介石彻底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权。蒋介石也论功行赏，先后推举陈果夫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监察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江苏省政府主席等要职，而陈果夫也以“中央俱乐部”为根基，最终形成了在国民党内的最大派系之一的CC系，控制国民党党务达20多年之久。
1926年秋，在蒋介石的北伐军总司令部里，一个身材颀长、英俊潇洒的年轻人在蒋介石身边十分忙碌，为蒋会见外国人充当英语翻译，果断地处理来往电文，言谈举止中透出一种精明强干的神情。他就是陈果夫之弟、现代中国赫赫有名的陈立夫。
陈立夫名祖燕，立夫是他的字，1900年生。在他青年时期，家道衰落，是其兄陈果夫将他接至上海，用做股票赚的钱供其上完中学，并入天津北洋大学冶金科学习。1923年，陈立夫远涉重洋，留学美国，在匹兹堡大学攻读采矿学。1925年回国，准备在山东中兴煤矿任职。翌年初，蒋介石和陈果夫将他召至广州。和陈果夫一样，蒋介石对陈立夫也并不陌生。早在陈立夫在上海学习期间，蒋介石就认识他了。陈立夫同小他10岁的蒋介石长子蒋经国特别要好，蒋经国每次到陈家，晚上都与陈立夫同床而眠，颇有手足骨肉之情，所以蒋介石也把陈立夫作子侄看待，十分喜欢。这次在广州相会，蒋介石见陈立夫学有所长，谈吐不俗，心中格外赏识，让他担任了机要秘书，以后又负责北伐军司令部的电信工作。
陈氏兄弟二人虽然有其叔父与蒋介石的这层特殊关系，得到蒋介石的关照和重用，但他们在国民党内的发迹，平心而论，却是与他们自身的学识和才干分不开的。陈立夫虽然年轻，但阅历丰富，学识渊博，力事练达，将其职权范围内的工作处理得井井有条，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所以当1928年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成立调查科时，蒋介石立刻想到了陈立夫，任命他担任了调查科的第一任科主任。
提起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这个名称，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但提起“中统”二字，在中国恐怕就没有多少人不知道了。“中统”的全称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国民党的最大特务组织之一，与“军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并驾齐名，曾是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统治的象征。陈立夫任科主任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就是“中统”的前身。从1928年成立调查科到1949年“内政部调查局”在中国大陆灭亡，“中统”存在了21个半年头，不论陈立夫是否兼任“中统”的行政领导职务，“中统”实际上完全听命于陈立夫的指挥，成为陈立夫在国民党内具有独特显赫地位的强有力的支柱，这当然与蒋介石对陈立夫的支持分不开。
陈立夫对“中统”的控制形式，大致有两种情况。一是亲自出马。1928年初至1929年初，陈立夫任调查科的第一任科主任，主持了调查科的机构设立、人事安排，确定了业务活动方针。1929年初，陈立夫被蒋介石升任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和其兄果夫一起进入国民党中枢，参与决策。后来陈立夫又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不是后来的“军统”，而是统管“中统”、“军统”前身的一个机构）局长。二是任用亲信，“中统”的历任负责人都为CC系的骨干分子，像张道藩、徐恩曾、叶秀峰等，都是二陈的老部下、心腹。特别是二陈的表弟徐恩曾，实际主持“中统”达15年之久，完全听命于陈氏兄弟。抗战时期，新CC分子朱家骅企图自树旗帜，与二陈争权。虽然他兼任“中统”的局长，但他实际上只是个空头局长，“中统”的大小事务均由副局长徐恩曾说了算，实际上也就是由陈立夫说了算。
“中统”和“军统”虽同为特务组织，都以反共和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为己任，但“中统”与“军统”所不同的是，“中统”主要在党派、文化、教育等领域活动。据统计，从1928年到1930年中，“中统”即捕获中共高级干部19人、中级干部80人、基层干部及一般党员达15000人。“中统”在收买共产党叛徒方面，与“军统”相比，确实略胜一筹。1931年，“中统”一手经办了顾顺章案、向忠发案；1933年、1934年，“中统”上海区逮捕诱降了中共临时中央常委卢福坦、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盛忠亮、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李竹声等人，使中共地下组织遭到重大破坏。1932年，“中统”特务又一手炮制了所谓的“伍豪启事”事件，以至于几十年后仍被作为“四人帮”诬陷周恩来的借口，由此可见“中统”的反共活动确实有一定的办法，这跟陈立夫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但是，中共情报人员也成功地打入“中统”内部，多次挫败了“中统”的阴谋。像1931年顾顺章叛变时，“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临危不惧，及时将情报送出，保全了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这件事，震动了蒋介石，陈立夫为此也遭到蒋介石的训斥。
不可否认，“中统”20多年来的重大罪恶活动，或多或少都与陈氏兄弟有关，有的还是陈立夫亲自决定的。像1946年2月重庆的“较场口事件”，打伤李公朴、郭沫若、章乃器、施复亮、马寅初等人；6月的南京“下关事件”，打伤马叙伦、雷洁琼、阎宝航等人，都有陈立夫参与谋划。“中统”是国民党法西斯独裁的重要工具，它所犯下的罪行当然首先要由国民党政府蒋介石来承担，但陈立夫作为CC系的首领、“中统”的主要决策人，仍要负必要的历史责任。
由于陈氏兄弟的才干和对蒋介石的忠心，使得蒋介石对陈氏兄弟格外信任，恩宠有加，不断地委以重任。陈果夫自抗战爆发后，先后任国民党中常委、蒋介石侍从室第三处主任、中央财政委员会主席、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中央合作金库理事长等要职。陈立夫也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组织部长、国民党中常委、教育部长、社会部长、立法院副院长等。兄弟二人在国民党内可以说是蒋介石的重臣亲信，有时甚至达到“功高盖主”的地步。1935年陈立夫操纵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选举，他的选票竟比蒋介石还多四票，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快。最后由陈立夫亲自给自己抹去五票才算完事。
几十年来，陈氏兄弟对蒋介石忠贞不贰，采取一切方法维护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统治。陈果夫首倡“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个组织”的口号，提出“任何组织必须定于一尊”。1936年10月，陈果夫向军政部长何应钦建议，发动各界捐款购买飞机，以此庆祝蒋介石的50岁生日。这次“购机祝寿”活动共在全国搜刮到了1200余万元。仅江苏省就“捐献”飞机九架，全国小学生、“童子军”也“捐献”了一架飞机。陈立夫在1933年发表《唯生论》一书，宣扬所谓的“唯生主义”哲学思想，为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制造理论根据。1946年10月，为庆祝蒋介石的60寿辰，陈立夫发动中央政治大学同学会成员捐款1880.3万元法币，在南京洪武路上建造“介寿堂”。陈立夫当时是中央政治大学同学会副会长，他亲笔撰写了“介寿堂筹建始末记”一文，勒石嵌入大礼堂前壁。
蒋介石与陈氏兄弟的这种特殊亲密关系，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也产生了微妙的变化。由于陈果夫身患肺结核和支气管扩张的顽症，且越来越重，在抗战胜利以后，他就不大参加公开的活动。1948年底，在人民解放军的全面进攻面前，陈果夫拖着沉重的病体，于12月6日晚登上“中兴轮”，离开上海去台湾，住进台中市双十路8号。次年，陈立夫也到台湾，定居台北市。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处于内外交困的境地，国民党内追究失败的责任的呼声也颇高，蒋介石从培养蒋经国的原因出发，不得不抛出一些跟随自己多年的亲信为替罪羊，把权力转移给蒋经国和陈诚。在此背景下，陈氏兄弟政治上遭到了蒋介石的冷遇。1950年7月22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案》，8月5日，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以取代过去的中央党部和中央常务委员会，在“中央改造委员会”的16名委员中，有蒋经国、陈诚等人，而长期以来处于国民党中央决策中心的陈氏兄弟二人则引人注目地不在其间。陈氏兄弟掌管22年之久的党务、组织、特工、宣传大权，全部转到蒋经国手中，陈氏兄弟二人的国民党中常委之职，随着“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成立而自动去职，陈果夫的中央财务委员会主任一职也移交给俞鸿钧。在此沉重政治打击下，陈果夫的身体每况愈下，发展到后背炎症流脓，卧床不起，蒋介石乘机要他“安心养病”，就此剥夺了他的一切实权。
陈果夫的晚年境遇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颇为凄凉的。他一生对蒋介石忠心耿耿，立下了无数的汗马功劳，晚年却大权被夺，被人任意指责。他的肺结核病情控制，过去一直依靠从美国进口的稀有药品，宋美龄、蒋纬国曾亲自去美国为他购药。到台湾后，他的特权没有了，经济状况也日益恶化，无力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陈果夫虽身列四大家族，控制农民银行多年，但他个人与国民党要人、达官显贵中饱私囊者相比，积蓄、财产无多。因此，陈果夫只好靠朋友帮忙支付医药费。农民银行看在他是老董事长的面子上，为他提供了一辆小车，作看病之用，但因没有汽油，不能正常行驶。陈果夫为了治病，不得不写信给交通银行，索要他兼职董事的车马费。CC系骨干分子洪兰友将陈果夫的这一困难报告蒋介石后，蒋介石大为吃惊，立即拨银圆5000元作为陈的医药费，并批给一笔特别费，供陈果夫随时支取。
蒋介石虽然需要陈果夫作为他的替罪羊，但念其多年的忠心，对他还是有一定感情的。蒋介石曾两次登门探病，询问陈果夫的身体状况，并建议用西医方法治疗。1951年8月25日，陈果夫因病情恶化，抢救无效，病逝于台北。蒋介石对此颇为悲痛，连续两次前往悼念，亲笔题写“痛失元良”的挽幛，并颁发褒扬命。蒋介石还下令为其出版了《陈果夫先生全集》，收录了陈果夫一生所著的有关教育文化、政治经济、礼俗、生活回忆、医药卫生、杂著等六个方面的文章，近200万字，以表对他的纪念。陈果夫的遗体葬于台北观音山西云寺的山坡上，由于他只有一女，陈立夫就将其长子陈泽安过继给他为嗣。
陈立夫到台湾后，也同其兄一样退出国民党的中枢。为躲避政治旋涡，1950年8月4日，陈立夫偕夫人、子、女，举家离开台湾，前往美国纽约参加“世界道德重整会议”，并在美国定居。陈果夫去世时，他都没有回台湾。1965年3月，陈立夫的政敌陈诚去世，他青年时的挚友蒋经国开始全面接班。翌年，陈立夫从美国回到台湾，担任蒋介石“总统府”的“资政”，重返政坛。在蒋经国执政时期，陈立夫由于同他的特殊关系和国民党元老的身份，在蒋经国决定重大方针政策时，具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蒋经国也对陈立夫有所倚重。值得一提的是，陈立夫的一生虽然积极反共，但也参与主持了几次与中国共产党的谈判。1935年底至1936年，陈立夫奉蒋介石之令，曾与共产党的代表秘密谈判。“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又和中共代表潘汉年在南京接触，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近年来，陈立夫从中华民族的大义出发，坚决反对“台独”，主张台湾与大陆互相交流，最终实现祖国的统一。1988年7月，陈立夫等34人在国民党第十三届中央评议委员会上，提出提案，主张以台湾的财经科技潜力，与大陆之人力资源，合为互惠基础，共同成立“国家实业计划推进委员会”，奠定21世纪为中国人的世纪之经济初基。后又主张国共两党再开谈判，以造福于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也向陈立夫发出邀请，邀请他回大陆和故乡探亲访友。现在，陈立夫已是一个94岁的耄耋之翁，他思乡之情日浓，盼望有生之年能重回家乡，再归故土，我们祝他的这一夙愿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