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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扩情是黄埔第一期学生，与共产党人林彪、陈赓、徐向前、蒋先云和许继慎是同学。当时被称为“黄埔三杰”的蒋先云、陈赓、贺衷寒和他源渊深厚。在蒋介石当会长的黄埔同学会中，蒋先云和曾扩情都是筹备委员，在蒋先云的提议下，曾扩情担任了黄埔同学会的秘书。在蒋介石组建复兴社时，贺衷寒和曾扩情都是筹备人，蒋介石钦定的13名骨干中两人名列其中，这就是被称为“十三太保”的来历。曾扩情因其年长而被称为“大太保”，在国民党系统中，胡宗南、戴笠都称曾扩情为“扩大哥”。在当代史上，在事关中国前途的历史大事件中，都能看到曾扩情的身影：北伐时期，他参加过东征；何应钦和日本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时，他是国民党驻北平政训处处长；西安事变时，他是西北军委会政治部主任；抗战时，他是第八战区政治处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他任四川军委会政治部主任。后作为战犯被关在功德林，1959年被特赦。担任辽宁省政协文史专员。1983年11月3日，在本溪女儿曾心如家去世，时年90岁。
出生于1894年的曾扩情，原名曾朝笏，四川威远人。1924年时，正在北京朝阳学院法律系读书，经他的老师李大钊写信向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介绍，和同学胡宗南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1924年4月28日，黄埔第一期入学考试的榜单公布出来，在500多名学员中，共产党员蒋先云第一名，无党无派的曾扩情考第二名，两人都分在了黄埔一期的第一队。后来赫赫有名的共和国的大将陈赓，被分在了第三队。这500多名学员中，后来有300多人成为了国共两党的将帅人物。
经共产党人李大钊的介绍，投奔同是共产党人的周恩来，曾扩情和共产党人的关系自是热乎。蒋先云、陈赓和贺衷寒都是共产党员，曾扩情和他们都处得挺好，特别是和蒋先云尤为要好。他们在一起筹备组建了青年军人委员会。一段时间内，曾扩情还成为政治部的干事，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工作。周恩来对他十分关怀，给他不少的教育和帮助，他也视周恩来为自己的恩师。在北伐战争中，曾扩情任连党代表，直接在周恩来领导下东征。攻打惠州时，英勇负伤。因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从连党代表升为团党代表，后升任二十师政治部主任。
二十师政治部主任原来是共产党员包惠僧。“中山舰事件”后包被迫解职，曾扩情得以从第三团党代表的职位升迁二十师政治部主任。可不到半月，该师副师长林振雄向蒋介石告发，说曾扩情有包庇共产党的事情，并具体指出：包惠僧时任用的秘书丁默邨是共产党员，曾扩情仍继续任用。曾扩情因此被撤销政治部主任一职。其实，丁默邨过去虽然是共产党员，但早已公开脱离，“中山舰事件”后又坚决表示与共产党划清界限。曾扩情为说明事由即向蒋介石写了一份相当长的报告。同时，这份报告也向蒋介石表明了拥蒋的政治态度，曾扩情由此走向了与恩师周恩来相反的道路，由左倾阵营倒向了蒋介石怀抱。
曾扩情的这一右转有诸多原因。第一，从思想渊源看，曾扩情既不是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也不是国民党的忠实信徒。他报考黄埔，为的是个人的生存和个人的前途，在那时，除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中的共产党中坚分子和孙文主义学会中的坚定右派分子外，许多黄埔生在入学的时候，政治上还是模棱两可或者说是幼稚的。30多岁的曾扩情比起20岁出头的黄埔同学们来说更多了一份现实感，他揆度当时的情势，选择了对自己前途最为保险的“大树”蒋介石。
第二，是生计上的事。曾扩情在黄埔期间，发生了一件人生的重大转折。离黄埔军校不远的地方，一个四川人开了一家四川饭馆，常去饭馆的曾扩情和老板混得很熟。热心的老板为曾扩情保了一桩媒，女方姓陈，名慧珍，是个小学教员，人长得美，个头比曾扩情高。其父是个秀才，会书画，会相面。经一番见面，其父看中了曾扩情，一是说曾扩情有才，二是说曾扩情耳垂大，有官相。成家后的曾扩情再也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王老五”了。他得养家，得为租房付租金，得花钱买油盐柴米，得为即将诞生的孩子负责，甚而还要照顾岳父家。这时，二十师政治部主任一职就不是一个革命理想，而是一份养家糊口的津贴。做一个革命的“愤青”远不如做一个能养家糊口的丈夫重要。曾扩情在日后写的《黄埔同学会始末》中对此有个剖析：“我被撤职后，生活立即发生恐慌，急想另派工作，即向蒋介石写了一份相当长的报告。”这是一份带有辩白和效忠的报告，具有坚定信仰的蒋介石，为了他的信仰正需要千百万效忠于他的人，三天后立即就为曾扩情安排了新的工作。
蒋介石为曾扩情安排的工作是军校政治部秘书，还没到任，又得到蒋介石的手令，改派为黄埔同学会筹备员。利用组织为自己服务，是蒋介石一生惯用的手法。在黄埔军校，蒋先是支持同学们组建了一个青年军人委员会，不想这个组织成了共产党积极活动的阵地。后来一些反共分子为对抗青年军人委员会又成立了一个孙文主义学会。两个组织之间摩擦不断，蒋介石借机把两个组织都撤销，另组建一个由他任会长的黄埔同学会。由蒋先云、曾扩情等人筹备组建后，经蒋先云提议，蒋介石同意，曾扩情成为该同学会的秘书。这个同学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群众组织，而是具有如现在的组织部或人事处职责般的组织。黄埔同学的考察、任命和提升都由这个同学会负责，权力是很大的。作为会长的蒋介石哪有时间来管这些事务，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曾扩情代表蒋介石管理着黄埔同学会这个家。蒋介石也是全力支持曾扩情的。
有一次，军校同学中的共产党员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责备同学会对于队上长官虐待学生以及贪污等事监督不力甚而坐视不理，曾扩情以为是当时的政治部主任熊雄有计划地策动，遂报告给远在江西指挥北伐战事的蒋介石。蒋颇为震怒，向其侍从室秘书蒋先云说：“反对曾扩情就等于反对我。北伐尚未成功，共产党的黄埔学生就如此蛮不讲理，我还能干总司令吗？离了我的领导，看你们共产党的同学还会有什么出息？”还有一件事也可看出蒋介石对曾扩情的信任：1928年8月蒋介石被迫下野，在他把所有的军队和有关的军事机构统统交由何应钦接领后，独把黄埔同学会交由朱绍良指导，并又派已不是秘书的曾扩情重任秘书。
蒋介石除了对曾扩情信任外，还很关爱。有段时间，曾扩情在沙市任十三师党代表时，蒋介石察觉该师有被唐生智吞并的征兆，立即让人通知曾扩情即刻离开。
曾扩情也是鞍前马后为蒋介石输诚献智。他以黄埔同学会秘书的身份招徕了不少曾是共产党员的黄埔同学或是曾反对过蒋介石的黄埔同学，为蒋介石所用。为了争取在安徽红军中当军长的黄埔一期同学许继慎回到蒋介石的麾下，曾扩情曾给许继慎写过一封短信。开首写的是“继慎兄无恙”，接着说：蒋介石之怀念（许继慎），有如父兄之怀念子弟一样；望幡然改图，回到南京，定将受到最为优厚的待遇。这信送达许继慎后，许继慎马上交给了徐向前等人。这信后来成为红军嘲弄的证据登载在当时的《红军周报》上。报上将“继慎兄无恙”翻译成白话：继慎哥哥好么？加以极为尖锐的讽刺。可令曾扩情没想到的是，因为他的这封信，许继慎被当成肃反对象惨遭杀害，许继慎的妻子也同时被害。
曾扩情在竭尽所能拉拢黄埔同学为蒋介石所用的同时，还在各地地方军阀中大肆宣传蒋介石“不仅是全国军人的唯一领袖，而且已成为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唯一领袖；只有在他的领导下，才有军人的出路，才有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在宣传的同时，还分化瓦解各地方军阀，1929年蒋桂大战时，就是曾扩情成功策动四川军阀刘湘派部队出川援蒋，蒋才得以大败桂系军阀。
曾扩情成了蒋介石的红人，仕途得意。1928年后，职务不断升迁，先是升任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接着升任军队党务视察特派员。然后是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北平所有军队的最高党务长官），西北“剿共”总司令部政训处处长，第八战区及陆军大学政治部主任，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兼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副主任，国民党第五、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将。成了蒋介石的爱将、一方大员的曾扩情，在1949年12月24日成都解放前夕，胡宗南派飞机在太平寺机场等他，并派人给他送去15两黄金。在这命运的转折关头，曾扩情却出人意料地作出留在大陆的选择。
如果说1927年的那次命运选择，是为了个人的发展前途和养家糊口的生存需要，这一次的命运选择则是对蒋介石政治信誉的失望和师生情感的失望。曾扩情的女儿曾心如（武汉大学毕业。四川解放后，东北招聘团到成都招聘人才时，和丈夫唐君铸一起来到了本溪）回忆说：“10岁之前很少见到父亲。长大懂事后，记得父亲在家人面前常说的一句话：伴君如伴虎。”这话不是对历史的搬弄，而是曾扩情的人生遭际。
“西安事变”时，曾扩情正在“西北剿总”任政训处处长。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找到曾扩情，把自己发动这场事变的初衷和盘托出，希望曾扩情出来做个广播讲话，把事变的原委告诉世人。曾扩情对张学良寄予同情和理解，也从个人角度出发，遂发表了一通澄清事变原委的讲话。蒋介石则不理喻曾扩情的一番爱国之心，反而说他的讲话是为共产党张目，不知廉耻。曾扩情回南京一下飞机，戴笠正带人等着他。戴笠说：“扩大哥，对不起了，上边要你反省反省。”后来要不是好朋友胡宗南和十几个人联名写信向蒋介石求情，恐怕早被蒋介石给杀了。联想到1935年在北平军分会当政训处处长时，何应钦与日本梅津美治郎司令官签订了丧权辱国《何梅协定》时，正在北平宣传抗日主张的曾扩情大为不满，责问何应钦。何说，要不是蒋介石授意，他哪敢签字。按照《何梅协定》的有关条款：曾扩情和于学忠、蒋孝先等人被罢免；宪兵第三团撤去；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被解散；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被取缔。日本浪人还不断骚扰曾扩情在中南海的住处，曾扩情被迫悄悄离开了北平。从此，自诩为挽救国家民族唯一领袖的蒋介石的政治信誉在曾扩情的心中打了折扣。出于上述原因，在成都解放前夕，他选择了向解放军投诚的道路。
曾扩情的女婿唐君铸（今年已87岁）那时在重庆资源委员会工作。成都解放前夕，唐君铸从重庆回家，到了成都，自然要去看望住在胡宗南设在成都办事处的岳父曾扩情。已55岁的曾扩情借口要看女儿，第二天和女婿、儿子一起到了金堂，并向家人说了不愿到台湾的打算。儿女们问他：“你不怕共产党吗？”他说：“我没杀过一个共产党，我怕什么？”接着就把已让一个共产党朋友吴念存写信给刘伯承，表达了投诚之意的事和盘托出。在金堂没两天，胡宗南托人找到他，要他回成都，事急了好一起飞往台湾。胡宗南是曾扩情一生的老朋友了，1924年，两人联袂从北京到广州报考黄埔。西安事变，胡宗南联系不少人联名写信向蒋介石求情，才使曾扩情免遭杀头之祸。在国民党内，胡宗南既名列蒋介石八大金刚之列，又和曾扩情同是复兴社“十三太保”之属，公情私谊，自非寻常。这份情谊使得胡宗南在即将失去大陆最后一块托庇之地的大难时，仍不忘“扩大哥”，让人告诉曾扩情，在太平寺机场有飞机等他。
为了躲避胡宗南的寻找，曾扩情又秘密潜往广汉。犹豫不定之中，吴念存拍胸脯保证曾扩情绝无问题，曾扩情便留了下来未去台湾。
1959年12月14日下午3时，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国庆十周年前夕第一批获得特赦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他们是曾扩情、杜聿明、王耀武、宋希濂、杨伯涛、郑庭笈、邱行湘、周振强、陈长捷、卢浚泉等人，除陈长捷、卢浚泉二人外，其他八人是清一色的黄埔学生。当他们刚刚走进客厅大门，周恩来站起身迎了上去，走到他们面前，一边打量着他35年前的学生，一边依次握手。走到一位身材矮胖、头发花白者面前，周恩来叫了一声“曾扩情”。曾扩情泪流满面，想不到别离34年，恩师还没忘了自己的名字，还能记住自己的面容。他抬起头来，半晌才说出一句话：“周先生，我曾经跟您走过一段革命的路，后来我走错了路，成为一个罪恶深重的战犯，对不起你！”
周恩来爽朗地笑一笑，说：“这不能全怪你们，我这个当老师的也有责任。”停一下又对曾扩情说：“我在黄埔军校时，年龄还不到30岁，有很多学生年龄比我大，我还很有压力呢。”曾扩情回答说：“我那时已30岁开外了，我这个学生比老师还大呢。”
事隔30多年，又得与恩师周恩来聚首，悔恨和羞愧同时袭上曾扩情的心头。他觉得命运转了一个圈后又回到了原点。但让他没想到的是，30年前，是恩师李大钊、周恩来的关系，他才得以从黄埔开始一个崭新的人生。30年后，又是周恩来的庇荫，在“文革”十年中，他被接到北京保护起来，一点没受到冲击，而得以活到90岁的高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