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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影片《第三个被谋杀者》中，暗杀杨鼎将军的刺客临死前吐露，这是“十三太保”让干的。我们十分不解，“十三太保”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希望能得到你们的解答。
金 风
金风同志：
简单说，“十三太保”是国民党特务组织军统局的前身复兴社内的一些人物，具体指哪些人，说法不同。为了使您了解得更详细，我们特选摘肖作霖的回忆作为答复。
编 者
外间所传的复兴社“十三太保”，是指最初酝酿和筹组这个组织而其后又始终是中心骨干的一批人，但实际上并不是就只有13人，也不能肯定指出是哪13个人。有人说这13人是刘健群、贺衷寒、潘佑强、桂永清、邓文仪、郑介民、葛武棨、梁干乔、萧赞育、滕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有人说曾扩情、酆悌也在内；还有人说周复也是其中之一。这些都只是一些猜测的传说，但是，“十三太保”总不外乎是这么些人，其中滕杰、贺衷寒、刘健群、酆悌、邓文仪、康泽等曾先后相继任过书记长，刘健群曾任过两次，郑介民也曾代理过一次。邓文仪、滕杰、康泽、周复、梁干乔、桂永清、张辅邦、戴笠等十余人曾先后轮任过总务、组织、训练、宣传、军事、特务等处处长，戴笠则始终固定任特务处长。其中也有些人任过省市分会书记。
复兴社的真正台柱，还是贺衷寒、邓文仪、康泽和戴笠这四个人。关于这四个真正台柱，将在后面分别介绍，现在先交代一下其他一些“太保”。
刘健群因不是黄埔学生，在这个组织中只能算是一个“螟蛉子”。他不可能受到蒋介石的真正信任，也不可能受到黄埔学生的真正信赖，更不可能取得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的各级组织和群众的信仰，其原因就在于他不是黄埔学生。他没有获得过掌握实权实力的职位，不能培植他自己的基本力量，即在他两度任书记长期间，“书记集权制”在他身上也消失了作用，因为没有人真正服从他。他很会说，也很会活动，自以为有一套，也确实不是无能之徒。他也很像煞有介事地跳跳蹦蹦过一场，但这却只能表明他不过是这组织中一个插科打诨的重要丑角，至多也只能算是一个“跳加官”的场面人物而已。
至于酆悌，是黄埔学生中较有才能的特殊人物之一，并颇为蒋介石所信任。但他的个性乖僻，与所有黄埔学生中的其他上层人物都不亲近，因而实际上他也就被孤立起来而在组织领导层受到排挤，不可能起什么作用。其次是曾扩情和萧赞育。这两人都在黄埔学生中颇有资望，但都没有什么特殊才能，在组织中只能起点药引子的作用。萧赞育还有点个性，算是一味生姜，曾扩情则无可无不可，只能算一味甘草。桂永清头脑简单，只知绝对服从，教啥就啥，有奶便是娘，不过是一个指东打东、指西打西的打手。潘佑强和葛武棨是一对活宝，同样乖僻暴戾，骄横自大，只有给蒋介石骂得狗血喷头时，才露出其本来的奴才面目。并且这两人的外貌，也几乎完全一模一样，和戏台上的蒋干或汤老爷差不多，面目可憎，令人恶心，其后连蒋介石都不愿理睬他们，在组织中便成了孤家寡人。滕杰、周复和杜心如这三人，又是一个类型。他们都装得温文尔雅、克己奉公、埋头实干的样子，倒像是“贤良方正”一类人物，而其实则可一言以蔽之，同样也只是戏台上某些“副末”之类的角色。
郑介民和梁干乔这两个人，蒋介石对他们都有戒心，不予重用，只让他们在别人的监视之下，居于不上不下的地位，掌若有若无之权，使得他们不可能有所施展。因此，郑介民只得投靠戴笠。但郑后来终于博得蒋介石的信任，替蒋起着监视戴笠的作用。梁干乔托身于胡宗南，终至郁郁而死。
以上这些人虽然对复兴社的组织活动还不能说是全无作用，但都远不能与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戴笠这四人相提并论。
贺衷寒在黄埔军校时期成为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分子，坚决反对共产党；其后去莫斯科留学回来，更对共产党极端仇视。他一向说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不过只能是三民主义范畴内的社会主义，像苏联共产党进行那样“残酷的阶级斗争”去实现社会主义，不但“惨无人道”，也完全不必要，在中国决不能容许有这种情况发生。这就是他自己的最根本的政治纲领，也是他在一切活动中贯彻始终的行动纲领。他于1927年在杭州任黄埔军校六期北迁的学生总队长，很想从此转入带兵，因为他早就一心一意想学蒋介石那样，能掌握兵权。可是蒋介石却也看透了他不好驾驭，偏不许他插足到部队中去，而只要他搞政治工作。于是，其后他就历任湘鄂赣“剿匪”总司令部的“剿匪”宣传处处长、南昌行营政训处长、训练总监部国民军事教育处长、军事委员会政训处长等职务，成了法西斯政训系统的总头子。他以此作为自己的资本，俨然以黄埔系的政治领袖自居。他和萧赞育、邓文仪、刘尧、袁守谦、张镇的关系特别密切，潘佑强、杜心如也对他们很靠拢。这些人都是湖南人，而江西籍的桂永清和周复，与这些湖南人也很亲近。因此，实际上便无形中形成了一个“湖南派”的小集团。这个“湖南派”小集团以贺衷寒为当然首领，势力实在不小。
按照常情来说，像这样一个有力量的小集团，在复兴社的领导层，就理应居于操纵把持的垄断地位，要怎样就可以怎样的了。无奈复兴社是蒋介石亲自直接掌握的，酆悌、康泽和戴笠等人又都是直接承命于蒋介石的，特别是戴笠和康泽又都掌握有各成独立系统的实权实力，这就使得贺衷寒无法实现其把持操纵的野心。贺既然无法跳出蒋的手心，他便集中全力搞他的政训系统，积极搞反共的政治特务活动，同时他又以复兴社和黄埔系的唯一理论家自居，不断撰文，到处演讲，并利用他主办的《扫荡报》和《前途》月刊大肆进行法西斯反共宣传，以图一面向蒋介石表功，一面扩大他的力量和个人声望，作为向蒋介石要挟的资本。由于他拥有几万政工人员的这个力量和宣传影响，再加上他自吹自擂的一大套封建法西斯理论，也就在复兴社和整个黄埔系以至一切反动势力中，居然树立了一定的声望和威信，被认为是复兴社和黄埔系的第一位政治代表人物。因此，到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复兴社和黄埔系内部人心惶惶，像一群热锅上的蚂蚁时，他便成了活动中心人物。他与何应钦秘密勾结，发动黄埔系将领联名通电“讨逆”，坚决主张进兵讨伐和轰炸西安。他以为如蒋万一得释，他便有发动“勤王”之功；如蒋一死，则又成为拥戴何应钦继位的元勋。这是他的如意算盘和真正目的。不料蒋竟然得释，他便大受冷落，从此一蹶不振。1940年以后，他曾被弃置闲居了两年，到1942年才被任为无足轻重的社会部劳动局局长，置之于谷正纲之下。
贺衷寒落到这个下场，固由于蒋介石的阴狠猜忌，而戴笠的告密和倾陷，更是其主要的祸由。1941年我自西北调回重庆，也因投闲置散，无所事事，与贺衷寒往还较多。记得有一次他邀我到他的住处吃腊狗腿，我在醉后大发牢骚，痛骂蒋介石昏暴。贺衷寒大约也有点醉了，竟也说出了他的真心话。他说：“你哪里知道，蒋先生暴则有之，昏则完全不然。你没有看到他的统驭术的绝顶高明。他一向抓得很紧的是军队、特务和财政这三个命根子。他这三个命根子各有一套他最亲信的人替他看守，同时他又让这三种力量互相依赖互相牵制，而只听命于他一人。这三个方面的每一方面，又都各有三个鼎足并峙的力量，使其互相牵制。军队方面是陈诚、汤恩伯和胡宗南；特务方面是戴笠、徐恩曾和毛庆祥；财政方面是孔祥熙、宋子文和陈氏弟兄。他们之中谁也不敢有所挟持而无所顾忌。所有这些人，除了孔、宋是他的至戚外，其余又都是浙江人，连宋子文的原籍也是浙江，可以说，都是他极亲信的人了。可是他对这些人都还有个防而不备、备而不防，难道这还能算是昏！他对我们湖南人尤其是懂得点政治的湖南人，是绝对不放心的。像复兴社这样的组织，他也只是一时利用一下子，等到他已被捧成了绝对的独裁领袖，当然就不再要这个组织了。”
他的这个看法倒是正确的，可见他对蒋也正和蒋之对他一样，是看透了的。但是，尽管如此，贺衷寒在反共反人民这个根本方向和维护反动统治阶级利益上，是与蒋完全一致的。正因为这样，蒋虽疑忌他，也还是用他；他虽怨恨蒋，也还是服从蒋。从他在蒋介石的整个法西斯运动和在复兴社这个组织中所起的极端反动作用来看，他实在是黄埔系和复兴社中首屈一指的尖端人物。
邓文仪是一个“拥蒋狂”和“反共狂”，狂到几乎难以令人理解，甚至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地步。他对于拥蒋和反共，一直都像发疯似的，老是狂喊狂叫、乱蹦乱跳，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他的文章和讲演，都只是一大串语无伦次、乱七八糟的口号，简直使人无法懂得他到底是说的些什么。但是他无休无止的活动，乱冲乱撞的劲头，却是他的最大特点。1927年“四一二”事变前，他从苏联回国，即与贺衷寒、萧赞育等向蒋介石提出反共的主张，蒋因而派他到黄埔军校任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在“四一二”事变后的黄埔军校“清党”期间，他是“清党”的积极主谋者和执行者之一。其后他即任蒋的侍从秘书，一直到1934年，是任侍从最久也最被亲信的非浙江籍的黄埔学生。虽然蒋喜怒无常，时而挥之使去，又时而呼之使来，他总是摇着尾巴，毫无怨色怨言，还老是厚颜无耻地向人说：“谁能离得开自己的领袖呢，在他身边是在他身边，不在他身边也还是在他身边，这便是所谓精忠的那个精字。”因此蒋对他倒也不像对贺衷寒那样的有所疑忌，而对他亲信的程度几如其对浙江籍的其他侍从一样。
1930年邓文仪利用侍从秘书的地位，在黄埔学生中纠资创办了拔提书店，并亲自主持，专门发行蒋介石言论集和他自己所编的为蒋个人作宣传的什么“领袖言行”，以及他与黄杰等所写的几本蒋介石传记之类的东西，此外便是什么《剿匪手册》、《剿匪主要文献》之类的反共宣传品，大量向部队及一切有关机构强行推销，借以扩大蒋介石的个人影响和反共宣传，并以之谋利敛财。这笔收入很不小，有一半入了他的私囊。同时他还收罗了留俄学生中一些中共叛党分子，着手策划反共间谍组织。1932年初，他的献策经蒋介石批准，于南昌行营、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及保安行营分别设立以“调查科”或“第三科”名称出现的谍报机构，而以南昌行营的调查课为总机关。在各“剿共”部队及湘、鄂、赣、豫、皖等“剿共”省份的保安处，都分别派驻间谍股，进行反共军事谍报和间谍活动，并在各“剿匪”军事机关和部队驻在地进行搜捕共产党和镇压人民的特务活动，同时还对“剿共”部队的各级部队长进行侦察监视。这些特务机构的血腥罪恶活动，曾经给当时社会带来了极广泛的恐怖气氛。这是复兴社的又一特务机构，到了1934年邓文仪被撤免一切职务后，便归并统一于戴笠的特务处系统。1933年他还向蒋介石建议在南昌行营内设立一个设计委员会，罗致了一些留学德、日、美等国的所谓博士硕士之类的反动文人政客为设计委员，协助策划进行“政治剿共”和“文化剿共”。这批人之中，不少是复兴社分子，也有后来参加复兴社的。
邓文仪虽然自己写不通一篇文章，也说不清任何一个什么道理，较之刘健群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可是他却居然以复兴社的戈培尔自许。他曾对我说：“我对特工到底是外行，太不行了，要做希姆莱只有雨农（戴笠的别号）才够格，我只有甘拜下风。但戈培尔是我们大家都可以做的，我们组织里就正少一个戈培尔。”因此，他不但到处找机会讲演，长篇大论地不断写文章硬交给复兴社的各种报刊发表，自己还印了不少小册子四处散发，甚至居然主持文化学会而搞起文化运动来。1934年他被撤免一切公开职务后，随即被派任复兴社助理书记，到1936年又被派任书记长。西安事变爆发后，他也同样以有贰心之嫌见疏于蒋介石，不再被重用。直到抗战结束后，他才得任国防部新闻局（即复兴社政训系统的后身）局长，又恢复了他进行反共特务活动的老本行。他曾在任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期间，凭借这个近侍的地位，对黄埔系的将领广行结纳，在黄埔系中也颇有点地位。同时他这个侍从秘书又是对复兴社组织的一个“承启官”，负有上承下达之责，因而在复兴社的领导层中不能不特被推重，有其一定的权威。
至于康泽和戴笠这两个人，真可以称作两个活生生的法西斯特务典型，可以说，即使在世界上没有出现过希特勒、墨索里尼和蒋介石，他们也是不会变成第二个样子的。康泽曾当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因而特受蒋介石的信任。在复兴社组织成立之初，他主办《中国日报》，负责文化宣传的时候，即已表现出其热衷于法西斯特务活动的特性。其后他在星子主办中央军校“特别训练班”，培养特务骨干，同时组织“别动队”，在军事的前方和后方广大地区，大肆“剿共”，对人民所施镇压和屠杀之残酷惨毒，与戴笠的特务处系统互为表里而有过之无不及，特别是在江西、湖北及四川为尤甚。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派任复兴社书记长，还大量布置他的爪牙于各省市分会。到复兴社解散归并于三青团后，他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处长，还继续进行复兴社的法西斯特务活动。1941年他和我同在重庆浮图关，分别主持中央训练团的青年干部和兵役干部这两个训练班，他还对我说：“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干部，还远不如复兴社时代的有活力，可见秘密组织要比公开组织有力量，更能发挥作用些。如果复兴社当时不改成三青团或不归并过来，现在的情况一定要好得多。对付共产党必得使用特殊的组织力量，因为共产党非一般性的政党组织可比。”从这段话里，可见他如何念念不忘于他那个充满血腥气的别动队了。
而戴笠，远在1930年即以搞特务为专业了。据蒋介石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和我谈，最初戴笠经常亲自跑腿，自动搞些情报，送到他那里请求转呈于蒋介石，每隔两三天就亲自送一次，每次都从后门送到厨房交给厨师或勤务兵，也不问有没有什么反应。毛庆祥起初并未加以注意，也就懒得为其转呈，后来看到那些情报中有些也还有点意思，便开始转呈给蒋介石看。蒋看了几次，便交给戴一点钱作活动费。从此以后，戴便开始雇人进行活动，情报也就多了起来，内容也更充实了些。蒋看了很满意，便亲自召见表示嘉勉，还按月发给较大数量的活动费。戴便进一步组织起秘密机构，大肆活动起来，并直接向蒋报告请示了。到1932年春天复兴社组织成立时，戴便成了当然的特务处处长，因为他的特务机构早就存在，已有了相当基础，并且久已为蒋所直接使用了。其后一直到他死为止，共搞了15年的特务活动。他所残害人民的罪案和欠下的血债，实在无法估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