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37年1月13日，发动西安事变、威震中外的张学良将军，在特务头子戴笠等人的“陪同”下，由南京移到了浙江奉化，住进了溪口的武岭学校。当天夜里，张学良将军遥念秦川，挥毫疾书：
虎城、孝侯、鼎方、仲贤、乃赓、秀方、蔚如、宪章、世甫、开源、柱国、志一、公侠、芳波、伯纯、炳南、菊人诸兄鉴：
弟今早同瑞峰来溪口。为目前救此危局，勿为乱国计，商定办法二则，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易收束陕甘之局。关于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关于两案，盼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有意见补充，盼虎城派人，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此二案之一案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十六日为限。盼诸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西望云天，无任期盼好音。专此，并颂
戎安
弟良顿首
十三日夜
这封信是写给东北军、十七路军主要将领和幕僚的
。信中商量西安事变的善后问题，提出要杨虎城等在蒋介石提的“办法二则”，即所谓甲、乙两案中选择一项。
张学良来到奉化的当夜，为何要匆忙写出此信？甲、乙两案又究竟是怎么回事？
话要从头说起。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介石在全国抗日救亡汹涌澎湃的浪潮下，被迫接受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六项条件：（1）中央军入关部队于25日起调出潼关；（2）停止内战，一致对外；（3）改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纳抗日主张；（4）改变外交政策，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的国家；（5）释放上海各被捕领袖；（6）西北各省军政统由张、杨两将军负其全责。蒋介石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实现六项条件，并信誓旦旦地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
然而，在张学良亲送蒋介石回南京之后，蒋介石便大耍阴谋诡计，先将张学良交军事法庭审判，判处十年徒刑，褫夺公权五年；紧接着蒋介石又呈请国民政府给以特赦；国民政府决议表面同意特赦，但是又决定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实则软禁终身。
蒋介石以扣押张学良，对西安方面施加军事、政治压力，进行种种讹诈，破坏东北军、十七路军同红军结成的“三位一体”。他组织了五个集团军，共37个师的兵力，从东、西两路威胁西安。又于1937年1月5日由国民政府下令：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甘肃省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撤职留任；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管主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等。
由于蒋介石背信弃义，食言而肥，西安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月5日由杨虎城领衔，发出著名的“歌”电，揭露蒋介石撕毁协议，妄图重新挑起大规模内战的阴谋，表示如战事重起，西安方面决心“起而周旋，至死无悔”。同时，作好军事防御准备，备战言和。蒋介石迫于当时国内外形势，不敢再冒天下之大不韪，重开内战，因此，他提出所谓解决问题的甲、乙两案，进行新的讹诈。
甲、乙两案主要内容如下：
甲案：
（1）西安方面的二华防线
，立即撤除；
（2）中央军一部开驻西安，由潼关至咸阳一线中央军长驻十二个团；
（3）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三原、蒲城一带地区；
（4）东北军移驻邠县以西一直到兰州以西地区；
（5）红军仍回陕北，防区另商。
乙案：
（1）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陕西；
（2）十七路军调驻甘肃；
（3）东北军调驻安徽和淮河流域；
（4）红军仍回陕北。
13日当夜，张学良将军给杨虎城等人的信，正是在两案提出后，疾笔而写的。这时，蒋介石虽已撕毁部分协议，张学良本人也失去了自由，但张学良认为蒋介石对于抗日和改组政府两个首要问题还没有抛弃，要提到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讨论，仍有可能实现。再则，为了一致对外，避免可能再次爆发的大规模内战，宁可再委曲求全。因此，张学良迫切希望杨虎城等在甲、乙两案中选择一项。至于他自己，张学良在信中写道：“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他并要杨虎城等“勿专为我个人谋计”。
1月19日，张学良再次写信给杨虎城，催杨接受甲案，“以免夜长梦多，或至违反我等救国不祸国之初衷”。他说：“关于弟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是不便说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张学良决然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高风亮节，矢忠不渝！
不久，西安方面派出鲍文樾、李志刚到奉化与蒋介石谈判，要求释放张学良，再谈其他问题。1月下旬，蒋介石拒绝了西安要求，只允许他们在甲、乙两案中选择，并指定顾祝同与他们谈判。1月底，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基本实行甲案，但在具体问题上有所放宽。
就在事情可告一段落之际，1937年2月，西安方面突然又爆发了“二二”事件。
“二二”事件的爆发是东北军内部元老派与少壮派争斗激化的结果。以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为首的少壮派主张先释放张学良，再谈其他，为释张不惜一战；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等元老派则同意和平解决事变，不以释张为先决条件。和、战之争十分激烈，致使2月2日王以哲被少壮派枪杀，东北军内部分化加剧，有实权的将领转而同意实行乙案，决心谋个人出路。
按甲案，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还可集中在甘、陕，连成一片；而乙案则三军分开，势必“三位一体”解体，使得蒋介石达到分化和削弱进步力量的目的。
“二二”事件初步解决之后，东北军内部矛盾未息，对部队东开与西开仍还有激烈争论。何柱国便在顾祝同的指派下，前往奉化，面见张学良。张见何后，又于2月17日再函杨虎城，原信如下：
虎城仁兄大鉴：
柱国兄来，悉兄苦心支持危局，闻之十分同感。现幸风波已过，迩盼兄为国努力，不可抱奋事之想。凡利于国者，吾辈尚有何惜乎？！弟读书思过，诸事甚好，请勿念。西望云天，不胜依依！
弟良启
二月十七日
此时，张学良的心情十分抑郁，信尾“西望云天，不胜依依”足以可见。西北是张学良希望之所在，他本以为只要“三位一体”存在，不仅事变可以和平解决，他也可以获得自由。然而，“二二”事件之后，“三位一体”体解，东北军、十七路军各自东西，只能是依依惜别；加之蒋介石令其“读书思过”，自由又暂时无望，张学良凄怆心情自是难免。同一天，张学良给于学忠的信中写道：“犹以鼎方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从何流”，感情更为强烈。他既伤感王以哲死于非命，也悲惜东北军和个人前途。
尽管如此，张学良始终以国事为重，他赞扬杨虎城“苦心支持危局”，勉励其“为国努力，不可抱奋事之想”。他呼吁西北方面为国家牺牲无所吝惜，“凡利于国者，吾辈尚有何惜乎？！”他还让何柱国捎信给东北军各将领，要他们“服从中央命令，团结力量作抗日之准备，以遂初衷”。并让何口头转告他们：“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张学良将军身处逆境，在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之时，还时刻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不忘与中共的友谊，他的情操是十分高尚的。
张学良将军写于奉化的三封信距今已46年了，然而，它同过去近半个世纪的西安事变一样，时间愈久，光辉愈是耀眼。西安事变的爆发及其和平解决，促进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变十年内战为全国抗战，它缩短了历史的进程。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不愧是民族英雄、千古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