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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中，1928年底的东北易帜是仅次于西安事变的重大历史事件。所谓易帜，就是废除北洋政府的红黄蓝白黑的五色国旗，改挂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的国旗。张学良毅然易帜，标志着旧军阀割据时代的结束，同时也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捍卫了中国领土的完整。
1928年4月，国民政府开始第二次北伐，国民革命军迅速攻占了山东和平津一带。对于东三省，蒋介石拟采取和平手段交涉，以实现全国的统一。张学良此时也在考虑东三省的前途。6月4日，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撤回奉天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弹炸死。年仅27岁的张学良受这一突发事件的刺激，更坚定了把日本军阀驱逐出东三省的决心。其间，国民政府曾派孔繁蔚与张学良秘密会谈，虽没有完全达成协议，但对易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7月1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表示绝不妨碍统一，已令前方军队从事撤退，“所盼当局诸公，以国家大事为前提，同时收束军事”，并派代表转致敬意。7月10日，张学良的代表王树翰、邢士廉等4人到北平（此时北京已易名北平），即对新闻界说：“张学良早求统一。皇姑屯之变，益增爱国之热度，而赞成统一志愿，尤觉须急速实现。兹既举国一致易旗，东省自当不必坚持异议。不过东北地位在外交上有特殊情形，故先派代表来商办法，从长考虑，以期妥洽和平统一事业安然成功。”同日，蒋介石在北平接见王树翰等，提出东三省须先行易帜，实行三民主义，余事再请示国民政府。与此同时，张学良在沈阳接见国民政府的代表刘光、张国礼时表示，易帜、实行三民主义毫无疑问。
1990年8月，张学良接受日本NHK记者的专访。在谈到军阀割据和结束内战时，张学良说：“当时，我对我父亲的事情很苦恼。因为我反对我父亲进行的内战。所以我问我父亲：‘咱们打的这场仗，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咱们非打不可？’我在河南见到很多彷徨街头的人，很可怜，我一边流泪一边大叫：‘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究竟是为什么！’当时，人们之所以那样苦，全是因为内战……当年我对国民政府是相当有好感的，我希望中国统一。后来我父亲不在了，我自己做事，我一直是拥护统一的……我不光是想让东三省，而且想让全国都好起来。”记者问他，易帜是不是因为日本人杀害张作霖引起的？张学良答道：“那当然，我对日本是很不高兴，很不满意。也就种下了我对日本的仇恨。家仇国难，都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杀我父亲的仇是不共戴天之仇。”他沉默了一会儿，接着说：“这倒不是，不是因为这件事激怒我。过去也是这样，就是没这个事情我也是这样的。我自己负责任。我从来主张国家统一，我自己那时非常想，感到自己的国家不强，没有力量。不过这件事激使我，使我抗日决心更大……我不能与日本合作，合作就是卖国贼。”
日本担心中国东北易帜后，英美的侵略势力进入东北。
1928年7月16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访问张学良，并警告说，因国民政府标榜革命外交，单方面废除与各国条约，图以武力收回租界，故与南方（指国民政府）合作即无异与日本对抗。林久领事还对张学良强硬地说：“此际匆促采取迎合南方的态度，非但毫无必要，且有危险。暂应维持现状保境安民，以观形势变化。”“如有扰乱东三省治安者，日本准备根据必要，采取相当手段。”19日，林久领事再次访问张学良，转交了日本政府的信件，谓“第一，国民政府内部尚未统一，东三省立即加入其势力圈内，对于东三省治安的维持上，是否会带来不良的影响？第二，张总司令前曾通知国民政府，希望先开国民会议，解决中国的和平统一问题，但现在不经过此项手续，纵令只在形式上与国民政府合流，也会把东三省的组织和内容南方化，不但秩序因此紊乱，且国民政府蔑视我国特殊权利的方针，是否遂至在东三省与我国之间滋生事端？第三，日本素来无干涉内政之意，但违背张作霖氏之方针，轻与南方妥协时，其结果所造成之影响，日本不能漠不关心”。张学良反诘林氏：“是否可将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干涉的情形向南京政府报告？”林氏无词以对。2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也对张学良发出警告。
7月23日，张学良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余现感到欲救中国之危亡，宜速南北之统一。故自先父去世，即选派代表与国府要人接洽妥协，一两日来已急遽接近，成为事实，断不因日本警告即行终止……余与国府精神上已趋一致，现不过形式上之易帜问题，尚须迟缓一二日实行而已。”24日，张学良为避免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加之奉系内部的矛盾，他决定推迟易帜。26日，张学良向蒋介石表示：“无论何时，愿对国府服从到底。虽是个人只身，亦甘为介公效力。但目前外交方面情形，确实重要，谅介公早有成竹。但求对外有圆满办法，东三省一切不成问题也。”7月31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陈述东北三省受日本压迫，目前易帜不能无所顾虑。
日本田中内阁自以为干涉我国东三省得逞，又指派林权助以参加张作霖葬礼的名义到沈阳。林权助于8月3日抵达沈阳后，他连续四次与张学良密谈，威胁道：“国民政府内部有纠纷，共产党在幕后操纵，假如东三省与国民政府妥协，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将受到极大损害。因此，日本政府希望东三省的军政当局采取观望态度，不要和国民政府携手。如果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而率行易帜，则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这一点日本政府是有决心的，希望贵总司令能够了解，同时能下决心镇压不良分子，如有需日本之处，日本政府愿全力相助。”张学良针锋相对地说：“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我不愿意看到中国分裂，而愿中国走向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之政治。贵国之劝告，我当然予以考虑，不过必须以东三省人民的利益和志愿为依归。如果东三省人民公意要求统一，我唯有依照人民公意。贵使提到日本要采取自由行动，我相信基于国际公法上，日本当不至于甘冒干涉中国内政之大不韪。”林权助说：“事实上，日本政府已有决心，在东三省采取自由行动，即使冒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亦在所不避，希望贵总司令速作决定。”张学良发火了，他拍着沙发说：“我今天深感遗憾的，是日本方面一再以强硬态度对我威胁……我和贵国天皇同岁，阁下知道不知道，对于阁下刚才的话，我所能奉答的就是这些。”张学良回到私邸，愤慨异常，他对手下人说：“日方欺我太甚，誓必易帜，即死于青白旗下，我也甘心。”但他当时考虑，为了稳健行事，从长计议，不给日本制造借口，决定推迟易帜。随后，张学良致电蒋介石，报告了与林权助谈话以及日本内阁阻止东北易帜情形，并谓：“对于日方如此态度，人皆共愤，惟对付之策，不外三种：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用武，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软化则东省将成为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暂用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是日，张学良宣布“东省易帜，延期三个月”。
10月8日，国民党中常会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为此致电张学良云：“应乘此时机同时更换旗帜，宣言就职，以十七年（1928年）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日也。”可是，当时日本压力尚未减轻，而东北内部亦不稳定，张学良易帜有心而无力。10日，张学良复电蒋介石说：“东北易帜早具决心在前，实因某方压迫，致生障碍，当时敝处与之面约以三个月为限，届期即行易帜……现计算约定日期已不甚远，敝处拟积极准备，事前秘不使知，筹备就绪，即行通电宣布，以三省同日实行，以免彼方又生狡计。”12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张学良，云：“易帜之事，全属我国内政，彼方本不能公然干涉，况目下党国形势，团结一致，彼尤无可借口，为从来所未有，此正其时，如尊处果能出以决心，中正深信彼绝不敢有所举动，务希毅然主持，三省同日宣布，愈速愈妙。”13日，张学良复电曰：“承示亟速恢复交通与改悬国旗各事，莫不深表赞同。惜因外交环境关系，不得不分别缓急，徐图解决，免滋意外纠纷，总期实践前约，昭示国人。”
东三省易帜虽然延期，但东北当局与南京国民政府仍采取一致行动，进行易帜的舆论宣传，为实现统一做好准备。11月中旬，张学良致驻北平代表赵志白亲笔信，其要旨为：“第一，东北内部日见坚固，唯外交仍棘手，请将特殊情形介绍于国人，以免误会；第二，学良对于统一早有决心，易帜事必实行，但因有未了事件甚多，须先办理完结；第三，绝不卖国，但有为大势所迫非办不可之事，此乃弱小民族被人压迫之实况，人应谅之。”
12月14日，东北保安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于1929年1月1日元旦实行易帜。就在这次会议上，对于易帜问题还是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唯有张学良坚执非办不可，谓：“完成统一事大，外人威胁事小。我引国府及国民党势力下之舆论相助，外人其奈我何？”蒋介石电示张学良“不必等到元旦，应提前三天”。24日，张学良密电奉天省长翟文选等人：“兹经决定，于本月29日改悬青天白日旗，东三省同时举行……唯事前仍应持秘密，勿稍漏泄，以免惹起他方注意为要。”电文还说明了旗式的尺寸。26日，奉天省长致电省城各机关以及各道尹、各县知事，通知29日易帜一事，强调要绝对保密。
东北易帜大势所趋，但到底哪天易帜，确为社会各界所关心。天津《大公报》一直在跟踪东北易帜的报道，该报总经理胡政之过去同奉系有过来往。他凭借着这一特殊关系，亲自到奉天采访，并派记者到吉林、黑龙江等候消息。12月26日，胡政之自奉天向津馆发回消息谓：“奉垣即盛传易帜早晚实现，惟确期则犹无从探悉。记者昨晤政界某君，询以邢（士廉）王（树翰）此行结果及易帜日期，某君谓十八年（1929年）1月1日，为国民政府统一后之第一次元旦，应有全国普遍之大庆典。蒋主席亟盼东省能于元旦前实行易帜，以为新年庆祝大统一之意。东省当局，亦以时机已至，故前日总部会议时，咸主张至迟在元旦前一二日实行。现对改制事，正在积极进行之中。”28日，胡政之自奉天发往津馆的加急特电说：“奉吉黑及热河决艳（29日）易帜，正式宣布服从国府。闻省委人选由京奉协定后，约准俭（28日）国务会议通过发表。东省同时即宣布改旗。事先布置极秘密，政界要人多不及知。俭晚，某重要机关方对所属各省电令知照。闻艳将放假一日庆祝……青白旗及孙中山遗像等现已备妥，其他有关各事，亦正赶急筹备，只待最后一幕。又奉垣各军政机关门前，均已高搭彩牌，号为庆祝元旦。据久居此地者谈，今年彩牌较之往年特别讲究，而扎搭亦复提早，是亦足为庆祝易帜之表示云。”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奉天省公署及各机关、学校、商店均悬挂青天白日旗，吉林、黑龙江、热河同时易帜。蒋介石特致电张学良，对易帜通电表示无任佩慰，“此后修内对外，建设万端，匡济艰难，纳民轨物，愿与诸兄共策之”。国民政府也致电张学良对其易帜通电表示嘉慰，并谓：“完成统一，捍卫边疆，并力一心，相与致中国于独立自由平等之盛，有厚望焉。”在奉天省府大礼堂举行了东北易帜典礼，国民政府代表方本仁监誓，欧美各国领事应邀出席，唯日本领事未到。张学良于宣誓后发表演说，他引述日本“大政奉还”之例，说：“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指日本）的做法。某方（指日本）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害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真正统一。”29日易帜当日，胡政之在发往津馆的报道说：“晨7时，总部省署各机关公团学校门口，交叉挂党国两旗，商家皆悬国旗，军士掌旗列队游行。一时各街旗色，盖皆清白，民众欢腾，气象一新……今日诸市所见之旗帜，尺寸一律，不若平津初易帜时之参差不齐者。闻距省辽远县市，前数日即分别密令预备，候最后令到即实行。京奉局于28日分寄由奉天至朱各庄间各站一密封包裹，原定收到后勿开封，候令再开。嗣复改为接到即启封。此所包者，包裹即青白旗也。奉垣有少数商人，因确知易帜期促，特预制大小不等之旗帜若干面，以备发售。初以为不无小利可图，及今日易帜之帜，均由官厅发给。故沿街负售者，固属有人，一如平津初易帜时相同，但购者殊为寥寥，甚或一日不开市者，原拟投机，反而失机，亦趣事也。”记者发自吉林的电报云：“经张学良电令三省一律遵办，吉省今已实行，青白旗飘扬东北，百姓胪欢。”记者发自哈尔滨的报道云：“今日自长官公署东铁官署以次，全市青白旗飘扬，人心大定。”29日的天津《大公报》刊发题为“大统一告成：东三省热河今日易帜”的消息，并发表了该报总编辑张季鸾撰写的题为“大一统”的社评。社评说：“据奉天消息，东三省与热河将于今日实行悬挂青白旗，自是中华民国盖真于新国旗之下，宣告统一矣。”社评还对今后的发展提出希望：“统一既成，建设更宜积极。国府当局，从此应当加倍努力，固无待论。惟国家今日，诚需要统一。国民诚赞成统一，然所需要与赞成者，绝非表面之文章，必为合作之事实……今后关内关外之精神实质，悉宜求其融合。以关外之物质，参加关内之建设，以关内之人才，扶助关外之经营，共图富国强兵之业。”
日本田中内阁对张学良易帜事前未与日本协商感到遗憾，对其易帜“帝国政府颇感意外”。事后，张学良笑着说：“当时日本人不知道我要换成青天白日旗，不是一面，一下子把全东北的旗子都换了，那他们也不知道。日本的情报活动太粗心了，当时花在谍报活动上的钱，等于都扔到垃圾箱里了。”
从此，改旗易帜工作基本结束，在东三省各地，降下了民国时期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升起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国民政府至此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