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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于1940年4月1日成立，1946年9月30日结束，历时六年半，室主任几经更换，一般人事和编制的变动也大。现将几任时期的情况概述如下：
温毓庆主任时期（1940年4月至1940年6月）。
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在成立初期，全部官佐约300余人。该室各组仍分散在重庆的各个地区办公。
温毓庆经过多方幕后活动，取得技术研究室全部权力以后，在组织和人事安排上，按说应征询副主任毛庆祥和魏大铭两人的意见，但温却不与磋商，个人独断独行，完全排斥其他派系。
例如：
第一组是日文研译组。全组设四个股，以密电检译所研译部孟广治为首的十多名研译员为主体。为了对投靠毛庆祥的少将组长霍实进行牵制，温任命孟广治为副组长，并提升为少将级。这是技术研究室唯一的少将级副组长。
第二组为日文研究组。温对该组的人事安排，采取关门的办法，只限于密电检译所研究部的原班人马，不让别派的研究人员调进，防止研译技术被别的派系捞去。
第三组是日文统计组。该组是安置原军统局密电组几十名研究员的一个组。温为了掌握这个组，派自己的亲信杨肆充任少将组长，让原军统局密电组的陈祖舜任上校副组长。
第四组是侦收电台。由原军令部侦察电台台长方砚农任上校组长（不久改为少将组长），温不放心，派原密电检译所电台的张雅焯为中校副组长。
第五组是总务组。对这组人事安排，温是别出心裁。开始叫自己的内弟施家干担任上校级副组长，将组长的职位空着，要各组组长轮流主持总务组工作，每人负责一个月。但只实行了一个月，即升施家干为少将组长。
温筹组技术研究室的方案为六个组，第六组是中文研究组。
此外还设主任办公室和五个工作队。实际上在温任职期间，只搞了一个工作队。他离职后，研究室陆续派出的工作队共有12个。
温派出的第一工作队所属长沙支台，于1941年冬在湘北大捷中，曾配合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抗击日军，起过很大作用，受过薛岳的通令嘉奖。那次日本侵略军进攻湘北，长驱直入，准备攻占长沙，薛岳所部一时来不及后撤，只好撤至粤汉铁路沿线两侧隐蔽。当时日军兵力并不足，孤军深入，弹药给养也发生困难，密电向上级司令部告急求援。长沙支台侦破到此项密电后，立即交到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薛岳获知日军困境，即命令铁路沿线两侧部队，猛攻日军的各据点，击退日军进犯，取到了湘北会战的胜利。
温毓庆初步安排好各组、股人事和业务后，因病打报告经蒋介石批准去香港治疗。其主任职务，由副主任魏大铭代理。温在香港了解到技术研究室情况日趋复杂，各派系之间斗争更加激烈，考虑回重庆无法维持局面，故一去不复返。1941年香港沦陷前，温逃往美国，在宋子文的美国援华租借法案办事处工作。1947（或1948）年，他偕同妻子施惠珍曾偷偷地回国一行，在沪宁两地作短期逗留，将南京的房产出售后，即回香港定居。
魏大铭代理主任时期（1940年6月至1941年3月）。
魏大铭上台后，见温毓庆原来安排搞日文研究的第二组人员，是密电检译所研究部的原班人马，不足20人，应付不了全室（除中文密码）的研究任务，于是调进一大批军统人员到第二组一、三两股，研究和整理日本军用密电码。当时，每天有400～600份日本空军密码电报，加上技术研究室第四组日文股和驻外各工作队侦获的日军密码电报，总计在1000份左右，急需加以整理、登记、审阅、归档。
魏大铭在任期间，对人事的变动，主要不是更动各组组长、副组长、股长，而是大量派出驻外地的工作队。不到一年，他先后任命派出11个工作队，连同温毓庆派出的共有12个。
魏大铭所以多派驻外工作队，主要是恐温毓庆病愈回重庆复职，他又会被温排斥在一边，失去实权。派出驻外工作队，调出大量电台设备和服务人员，这样，他今后可以继续操纵。其次是第二组军事股破译了日本空军的密电码，取得了日本空军的活动情报（情报对航空委员会和防空司令部都极为重要），魏大铭可以为他的军统势力打入航空委员会插进一只楔子。此外，还可以同英美两强拉上关系。例如派驻香港的第八工作队，当时极为英国远东军司令部所重视。以后军统脱离了技术研究室，英国还请求中国政府派遣侦研日本空军密电码情报的工作队，驻在印度的加尔各答，配合英印联军总司令部作战。当时名义上是由军令部派去的，实际上是军统控制的军令部二厅四处处长魏大铭负责选派的。对美国来讲，最初是美国陈纳德的飞虎队，以后，美国第十四航空队需要的日军情报，都由魏大铭控制的工作队供给。由于情报确实及时，知己知彼，在空战中累占上风，深得美国军方的赞赏！
魏代理主任十个月，采用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如以提高工资来讨好技术人员；将军统人员安插到各个技术部门，夺取技术成果，发展军统势力；采用逐步蚕食、渗透以及收买、威胁、迫害等手段，企图把整个技术研究室控制在军统手里。
1940年七八月间，第二组军事股对日军空军密电码取得了突破，对武汉日本空军基地（主要是轰炸机群）和山西省运城日本空军基地（主要是战斗机群），以及基地与空军编队之间、空军大小编队之间来往的密码电报已能翻译出来，情报内容也很重要。例如武汉基地同运城基地在通报中，约定轰炸机群和战斗机群将在某时某分在重庆东郊上空会合，执行掩护和轰炸任务；又如某某大队长率领轰炸机27架于某时某分在汉口机场起飞，向成都进发；等等。此项密电能及时破译，对航空委员会、防空司令部执行防空任务有很大帮助。魏大铭借口军事配合上的需要，命令技术研究室第二组军事股，将该项研译成果，交付给他自己一手控制的第六工作队，不准第二组军事股再继续进一步研究。为的是给军统势力打进航空委员会创造良好的机会。
魏大铭并不甘心代理室务。他的上级戴笠也搞了不少阴谋。温毓庆为了搞清技术研究室的情况，叫妻弟施家干去香港汇报情况。1940年秋的某日，施家干去曾家岩侍从室晋见蒋介石，要求去香港找回温毓庆主持室务，蒋予以同意。不料这个消息被戴笠通过侍从室人员打听得悉，他即马上去见蒋介石，说他将去香港有公务，由他顺便请温回重庆，又得到了蒋的同意，取消了施去香港的决定。戴去香港后，曾住在温的家中。在戴离开香港的前一天，温在香港总督府工作的朋友，密嘱温要多加注意，说戴要求香港当局引渡温未得同意，要温在戴回重庆时，不要亲自去启德飞机场送行，以免劫持者将温劫回重庆。温听后，借故要他妻子施惠珍代他送戴，从此也不敢再谈回重庆了。这件事，是主任秘书王维钧有一次奉命去香港办事，听温讲述的。
魏大铭为了加强军统的势力，进一步控制技术研究室，采用特务手段，对非军统人员进行迫害。1941年初，军统干将、第六组第二股股长竺烈民为了压制非军统人员，设下一个圈套，在躲避敌机轰炸的时候，要一名妓女在防空洞勾引第六组上校副组长黄绵民，最后以黄作风有失检点，将黄关押起来。更险毒的是，魏竟指使人事股长、军统人员刘必，从人事档案中将该室主要成员王维钧、施家干、杨肆等三人的相片取出，备函送往重庆卫戍司令部，要该部稽查处加以监视，稽查处以人手不足，处长陶一珊复函拒绝，要技术研究室自派军统人员就近监视。由于陶的复函直发技术研究室，被主任秘书王维钧拆阅发觉。大家知道后，感到魏大铭对不听命军统的组、股长们下毒手了，情况紧迫，大家联合起来，一面将稽查处公函拍成相片，一面写了两份报告给蒋介石（三四十名组、股长联名签呈）。一份报告的内容是：参加抗日工作多年，兢兢业业，各有贡献，如今无故被诬蔑有敌伪嫌疑，请查明法办，如属诬告，请钧座另行安排工作，实不宜再在恐怖笼罩下的技术研究室继续工作。另一报告是控告军统分子代理研究室主任魏大铭的劣迹，要求蒋介石另派贤能者到技术研究室主持工作，以利抗战。
在众人的控告下，魏大铭下了台，蒋的亲信毛庆祥被任命为技术研究室代理主任。
毛庆祥是蒋介石的同乡。蒋介石早年在家乡穷途潦倒时，毛父曾资助300元给蒋去日本士官学校深造。后来蒋爬上统治地位，为了报答毛父的恩情，委派毛父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使之晚年领高薪在家纳福；同时资助毛庆祥先去日本，后转法国留学。毛庆祥从法国回来后，到蒋介石身边当秘书，并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机要室主管业务：一是掌管军事委员会大印和蒋委员长官章；二是保管蒋介石本人重要书函文件和相片；三是为蒋介石编制密电码，并译发蒋介石的来往机密电报。抗战胜利后，毛任国民政府机要室主任。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他带一女儿离开南京。1950年曾定居香港。
蒋介石虽把毛当作亲信，但一直不外放他做大官。毛庆祥别无办法，只能在机要工作的范围内扩充势力。他曾在温毓庆手里夺取过电务股的控制权。他很想搞密电码的研究工作。1938年夏，经蒋介石同意，他在机要室内增设一个研究组，自兼组长，并聘请温毓庆、郑介民、徐恩曾三人为顾问，从三个方面抽调技术人员，集中力量专搞日本军事密电码电报的研究。温毓庆的密电检译所派以霍实为首的数名日文检译人员参加（霍实担任研究组副组长）；郑介民的军统派以陈祖舜为首的数名研究员参加；徐恩曾的中统派以李直峰、池步洲为首的数名研究员参加。1939年酝酿成立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毛被任命为该室少将副主任，并兼主任秘书，掌管全室的人事、经理大权，此项权力，后虽被温毓庆夺回，但毛庆祥觊觎技术研究室的野心，始终在怀。
由于魏大铭和稽查处来往公函的事被泄露，技术研究室的主要组、股长就和毛庆祥搭上钩，邀毛在霍实家密谈，请毛将控告魏的两份报告转呈蒋介石并望从旁进言。由于毛所处的特殊地位，蒋介石很快下达了派毛庆祥为技术研究室代主任的命令。毛为防意外，匆匆于1941年3月31日到室接任，行使大权。
毛庆祥上台后做的几件主要事情：一是加强对日本方面密电码的破译工作，解救技术研究室一年的情报危机；二是大量调整人事，加强控制；三是成立新机构、安插从室外调进的大量非搞密电技术的高级人员。因此，毛任期内的人事变动非常频繁。在研究室，由于毛的班底在技术上很薄弱，致毛不得不依靠来自原译电检译所的技术人员，同时，他又利用各派系之间的矛盾，使之互相竞赛，互相制约，借以控制全室。
1941年秋，由于突破了SF密电码的秘密，需要更多的人手研译，第二组经毛庆祥的批准，在重庆登报招收高初中毕业学生各十名（报名400多人，录取20余名），举办了一期密码人员训练班。经过三个月的训练，分配第二组搞日本外交和军事两个方面密电码的研究、整理工作。薪饷待遇，高中毕业按上尉支付，初中毕业按中尉支付。另外，还采用登报考选的方式，录取50名中学生，由第四组举办了一个电务人员训练班，训练几个月后，除五人派到第二组整理科担任统计员、打字员外，其余人员均派第四组充当报务员。
毛庆祥为了扩充编制，将技术研究室的官佐增加到四五百人，又将各组的股改为科，并设专员（地位比科长略高）。科长可以领办公费50元，专员可支办公费80元。
当时技术研究室第四组各电台侦获的日本军事、外交密电码，全部送交第二组集中研究，如果密电码已破译了的，则由第二组送给第一组研译。自从日本外务省变换了SF码，有近一年的时间未能破译。对此，毛庆祥根据其他组、科长提出的要求，命令第四组的英文、快机两科在抄报时，增加复写两份，分送一、二、三组开展研译竞赛，以突破日文SF电码的秘密。
魏大铭代理主任时期，在第四组之下设电讯总台，统管重庆各股电台和驻外各工作队的电台。毛庆祥上台后，见机构重叠，乃取消电讯总台的建制。另外，还撤销从事中文方面侦译的第七工作队（驻金华）、第九工作队（驻衡阳）、第十工作队（驻西安）等三个工作队，将人员、电台机件全部调回重庆。
毛庆祥曾留学法国，是当年中国留法、比、瑞同学会的理事长。很多失业的留法学生都找他谋差事。由于技术研究室的编制伸缩性较大，且无须办理正式铨叙手续，因此毛派到技术研究室的留法学生有十余人之多，如参谋室少将参谋王兴智、第七组少将组长丁于正、上校副组长王俊杰、人事室少将秘书吴宓、第五组上校副组长余惠笃等。自从毛庆祥接任技术研究室代主任后，研究室就成为他安插同学、亲友的私人机构，因而行政人员大量增加，技术人员反而相对减少。
1941年5月5日，毛庆祥在技术研究室成立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别党部第十九区党部”，自兼指导员。区党部之下，各组成立区分部。不问本人是否愿意，全部官佐一律集体入党，按月在薪饷中扣除党费和党捐，并发给军信字×××号党证一枚。区分部之下分几个小组，一般每小组一二十人，小组每两周召开一次小组会，讨论国际形势的一些问题。由于全体官佐不感兴趣，仅在区党部成立初期，由毛庆祥带领举行过几次总理纪念周，请龚德柏、王芄生等所谓“日本通”作过几次专题报告，后来时间一长，无形中停止活动，连各区分部的小组会也不开了。
毛庆祥上台不久，1941年8月，一、二两组破译了日本外务省两种新的密电码，工作质量有所提高，毛即呈报蒋介石，并要求蒋在中央训练团召见一、二两组的组、科长等十人（我也在内）给予勉励。蒋介石接受了毛的请求，毛持名册接见了一、二两组霍实等人，说了几句鼓励的话：“你们辛苦了，对抗战有功，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精益求精，多作贡献……”毛如此做法，一向蒋表功，二显他靠山大，从而笼络人心，树立个人权威。
参加技术研究室的人员不履行任何宣誓手续，但每个官佐得填写一份联保书，即请两个保证人（官阶不得比被保人低），担保被保人不泄露国家机密，不离职潜逃。保证书交人事科存查，但从没有按保证书追查过政治责任。
毛庆祥接任技术研究室代主任时，军统方面分布在各组工作的有百余人。原第二组组长杨肆调业务室任秘书，军统的陈祖舜升任少将组长，魏林升上校副组长，双方的矛盾并未缓和，相反更趋尖锐。陈祖舜不仅公开在会议上与毛顶撞，叫毛下不了台，还嗾使第二组打字员应秀华（此人精神不正常）每天指桑骂槐，谩骂毛庆祥。毛忍无可忍，于1942年春，报经蒋介石批准，令百余军统人员全部回军统局，另行成立特种技术研究室。从此毛庆祥完全控制了技术研究室的一切。
1941年秋，毛为了在机要工作上扩充势力，将他的老巢——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机要室的一部分业务划分出来，另成立军用译电业务管理处（简称为军电处，属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负责国民党全军各机关、部队、学校的译电人员登记甄别，审批国民党的军用密电码表本；视察、督导全军译电业务的进行；监听全军电台有无不符保密的电报译发；等等。军电处是国民党军方加强译电业务的一个机构，处址在重庆黄桷垭，处长由技术研究室第六组少将组长黄季弼出任。另外，毛还掌握军事委员会译电人员训练班（调训全军译电员提高译电水平的训练机构）。至此，毛庆祥控制了全军密电码攻与守两个方面的四个机构及七八百名官佐。
1942年间，温毓庆从美国拍电报到重庆试探蒋介石多次命令他回国主持技术研究室工作的虚实。王维钧将电报转给毛庆祥看后，毛感到蒋念念不忘要温回国主持技术研究室的工作，遂作离开之准备。为此，他又向蒋介石写报告，要求在侍从室内增设一个机要组，指导技术研究室、机要室、军电处、译电人员训练班等四个机构的业务。这个方案虽在侍从室方面有阻力，但最后还是被蒋介石批准。侍从室机要组组长由毛庆祥担任，副组长由机要室副主任徐鸿涛兼任。毛庆祥这一手很奸滑，即使温回国主持技术研究室工作，也要听命于毛庆祥，接受机要组的领导。
毛庆祥将机要工作单位全部纳入自己控制之下后，对技术研究室的日常事务产生厌倦，于是1943年夏，将担任军电处处长的杨肆调回当顾问，代拆代行公文。并于同年12月保荐杨肆接任技术研究室主任，而自己则回侍从室，坐镇机要组，掌握全局。
杨肆上任后，为了使日文研究、破译工作密切配合起来，将原来搞日文研究的一、二、三组合署办公。合起来后，将近百名研译人员编为12个小组，分工合作，破译新密码。当时在技术方面虽没有大量工作要做，但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一种新密码，破格得到侍从室机要组发给的奖金1万元法币。
杨肆刚将人事调整就绪，毛庆祥又嘱将技术研究室七个组缩编为四个组。杨感到困难，未予遵办。另加毛在特别费开支方面不支持杨，双方开始产生矛盾。毛在机要组召开所属四个单位的汇报会议，杨不出席，派我为技术研究室代表参加。毛对杨不顺从听话，极表不满，遂撤销杨的主任职务，改派他的妹婿陈洁予担任技术研究室主任。
陈洁予到职视事，首先遵从毛庆祥的指示，将技术研究室原有七个组，紧缩为一个主任办公室和四个组，并裁去大量行政事务人员，有的高级技术人员也被免职。
在陈洁予任内，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按常情讲，应该撤销技术研究室这个机构，以节省开支；但蒋介石要打内战，故保留技术研究室，改为从事中文密码的侦译。由于任务减轻，不得不采取措施，对原有300人进行裁减。
1945年冬，陈洁予离职。1946年1月，王俊杰接任技术研究室主任。
王在任期内，由于忙着人事变动和还都南京，没有开展什么技术业务，被人称之为“看守内阁”。当时经过紧缩编制，只有一个主任办公室和三个组。
1946年6月1日，国民党国防部在南京成立，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撤销，所属机构大多数并入国防部各厅或各总部。原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全体人员，由王俊杰率领到国防部第二厅第一司，新成立第四处，王任处长。不久又改组为国防部第二厅技术研究室，王任少将主任。1947年春，王离职去台湾省台中市政府任秘书长。
技术研究室是一个全能的密电码研究的情报机构。它的研究材料主要是由该室第四组各科的电台自行搜索侦获的。从统计、研究到破译成情报，均在室内各组处理。蒋介石之所以重视这个机构，除了他早年尝到过密电码的甜头外，还有以下几种原因：
1.由于所侦获的情报是第一手的情报。例如所侦获的日本外交方面的密电码情报，是直接来自日本外务省、大东亚省同它们所属的驻外使、领馆的来往秘密电报，没有经过中间的转手。
2.情报的时效极高。从侦收到研究、研译，快的只要几小时，慢的也不过一二天，有时比日本收报一方所收到的时间还要早一些。情报的时效性非常重要，如失去时效，就毫无价值可言。
3.自己侦译取得的情报最可靠。假手于他人取得的情报，一会受骗上当，二会出现残缺不全或半途中断的情况。自行侦译的情报，有连续性，并具有完整的特点。
4.情报内容重要，涉及面广。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经济的、文化的都有。如日本外务省系统的密电码情报，不仅有整个对华的方针、政策，还有每个时期日本外交上的秘密活动和重要谈判内容。在日本偷袭珍珠港前夕，美日之间在华盛顿的谈判，檀香山日本总领事逐日汇报关于珍珠港美国海军布防的情报，都是事关整个世界大局的重要情报。
技术研究室的任务，就是通过对密码电报的侦研，从中译出三个方面的情报：主要搞日本的政治、军事情报；其次破译国内其他派系和共产党的情报；再次是侦获英、美等国的密电码。
搞日本方面的情报有下列几方面：
1.破译日本外务省、大东亚省系统的密电码。技术研究室研究成功的有14种密码本，对日本外交方面的密码电报可以译出百分之七八十。每天译成的情报约在一万余字。
2.研究日本军事系统的密电码。对日本陆军部队的“5678”和“111”等密电码的破译，难度很大，未能出成果。对日本空军密电码的研究，取得了成就。如太平洋战争前夕，原驻我国武汉、运城各大基地的日本空军机群，几乎全部调防，飞往海南岛、广州、越南的基地。不久数百架日机倾巢出动，袭击了英国主力舰“威尔斯亲王”号和重巡洋舰“却敌”号，沉重打击了英国驻远东的海军主力，致使新加坡、马来亚、印尼、缅甸失去了屏障，完全暴露在日本陆海军登陆攻占的地位。这一军事密电情报，当时曾被破译，但未受到英、美两国重视，直到事后英方才相信，后悔不迭。另外，还破译了日本空军基地的气象密码。这对于美国驻华的第十四航空队、第二十航空队的空军部队袭击日本国土和在中国的日本空军基地提供了可靠的气象资料。
1942年春，军统人员脱离了技术研究室，有关日本空军的密码情报，不再和技术研究室发生关系，而由军统同航空委员会直接联系。
侦译国内密电情报，分甲、乙、丙三类（即隐蔽、保密的代号）。甲类是指非蒋各派系地方势力，如川康系的刘文辉，滇系的龙云，晋系的阎锡山等派系的密电码情报；乙类是指汪伪汉奸政权的密电码情报；丙类是指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新华社的密电码情报。
甲类情报，技术研究室经常能破译，每天可译出十份左右。乙类情报也能破译，在1943年间，曾破译伪第二绥靖区司令孙良诚方面的情报。丙类情报很少能破译，有时只能破译新华社的密码电报，整个破译过程需要二三天，待破译出后，重庆《新华日报》上已刊出电报内容，失去了价值。
搞英、美等国的情报，破译法国维琪贝当傀儡政权密码电报，每天可译出四五份。对英、美及苏联三国的密电码，始终未能破译。只在第七组内，各设一个科，派几个懂英文、俄文的人，翻翻看看每天由电台侦获的密码电报而已。
密电检译所和技术研究室破译的情报数量很多，内容很广泛，性质极重要。现将几个重大事件，尤其是外界或报刊上未曾揭露过的情报，回忆简述如下：
1939年初夏，东京日本外务省从日本海军方面获悉日本海军陆战队将在1939 年×月×日在中国广东省汕头地区登陆的消息后，即发报给南京、上海、广州、台北各使、领馆，说外务省派××领事随同海军陆战队于×月×日在汕头登陆，恢复和重建领事馆，要各使馆自某日起直接与日本驻汕头领事馆加强联系。这一密电破译后，即送蒋介石，而蒋不作处理，致使日本海军陆战队于一周后未遇抵抗，轻取了汕头。在汕头沦陷稍晚一些日子，东京日本外务省又向上述各使、领馆发出密电，说日本海军陆战队于×月×日在福建省厦门岛登陆，外务省将在厦门重建领事馆。侦获此情报七八天后，报纸上又载厦门失陷。当时的破译人员，对蒋介石不派兵抗击来犯之敌，使汕头、厦门沦入日寇之手，十分愤慨。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前些日子，当年的密电检译所曾及时破译了日本驻南京大使川越发往日本东京外务省和分别发往驻我国各地日本领事馆内容相同的密码电报，大意是：现在我驻上海的海、陆军和外交三方面的人员，乘日本海军“出云”号旗舰，驶往吴淞口外开会，决定将在华中地区作战。特饬令日本驻华各领事馆把现在所使用的密电本及电报底稿焚毁，只留一本普通的“LA”密码本备用。这份情报是个重要的信号，说明形势非常紧迫。日寇即将在上海地区发动全面的侵略战争了。就在这种情况下，停泊在长江各口岸所有的日本舰艇和商船（除一艘撤侨的“岳阳丸”以外），全部逃出了江阴的长江封锁线。
1937年冬，南京尚未被日寇占领之前，曾破译了日本外务省的一份密码电报，内容大意是：大日本海军已定于×月×日×时，派出××号××号军舰封锁珠江口。这份电报说明日寇的侵略魔爪已扩大到华南，将是侵占广州的信号。
1937年初秋，卢沟桥炮声打响后不久，北平、天津相继沦陷，正当华北平原上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际（那时中日之间并未宣战，日本驻华的使、领馆尚未撤走），曾破译了日本驻济南总领事分别发往日本东京外务省和南京驻华大使川越的一份重要情报，内容大意是：本人最近访问山东省主席韩复榘，问韩：“一旦中央军退入山东，贵主席将如何处理？”韩答：“当予迎头痛击。”蒋介石在1938年借召开军事会议为名，逮捕了韩。蒋枪毙韩，该情报是主要罪证之一。
1943年间，技术研究室破译了日本大东亚省发往南京驻汪伪政权大使的一份绝密电报。内容大意是：汪主席（指汪精卫）来日本治疗，经小黑医师将汪腹内一颗子弹顺利取出后，由于其他并发症，不幸于×月×日×时逝世。此事暂不宜对外公布，以防南京国府人心动乱，不利于大东亚圣战。经过较长一段时间，日本在幕后安排好陈公博接任南京国民政府伪主席，才公开发表汪的讣告，并将汪的遗体棺木由日本运回南京，葬于中山门外梅花山上。
1945年秋，在未正式接受日本天皇投降之时，曾破译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发往东京的一份电报，内容是：陈公博、莫国英等13人，由日本军官××带领，将于×月×日从上海乘军用飞机飞往日本的米子机场降落，请外务省、大东亚省妥予照料，并将陈公博一行13人暗藏起来。日本正式投降后，中国政府通过东京盟军总部，命令日本政府交出陈公博等人，日本当局最初矢口抵赖，后来经过举出上述密电，揭穿真相，才被迫将陈等13人引渡给中国政府法办。
太平洋战争，日本对珍珠港的偷袭，以及事前的美日之间谈判，是1941年技术研究室破译日本外交密码电报的重要课题。
日本方面很早就作了偷袭珍珠港的准备。1941年9月间，东京外务大臣丰田发往檀香山喜多总领事的绝密电报，要求森村正（日本军令部情报部第八课海军少尉吉川猛夫的化名）今后尽可能每周两次将珍珠港水域美国海军的主力舰、航空母舰的停泊码头等情况及时向东京汇报。后又电令喜多要不惜一切代价，采取一切手段，将美国驻珍珠港的陆、海、空三军的布防、戒备及休息日等情况调查清楚，随时汇报。
1941年8月29日，东京外务省发往西南太平洋各国的数十份电报，经研译后，发现是日本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怕一旦不能利用外交特权拍发密电时，要各地听东京短波电台日语的“天气预报”，利用“天气预报”的暗语，示意日本同美、英、苏的关系。
电文内有：暗语“东风，有雨”，指的是日美关系危险。
暗语“西风，晴”，指的是日英关系危险。
暗语“北风，阴”，指的是日苏关系危险。
另在译出的大量电文中，根据不同情况规定不同的暗语，是准备与驻在国断交后，不准拍发密码电报时，改发明码商电，在电文中夹杂暗语，表示外交上的术语。
例如：暗语“旧金山”，指中国问题；
暗语“婚事”，指日美谈判；
暗语“出卖矿山”，指让步；
暗语“不出卖矿山”，指不让步；
暗语“生孩子”，指形势急转直下；
暗语“本地天气晴朗”，指撤侨顺利进行；
暗语“本港天气阴雨”指撤侨遇到困难。
当时由于技术研究室第四组的电台全部都架设在重庆南岸凉风垭的山洞里，侦截日本东京同美国华盛顿、檀香山之间来往的电报，经常受到干扰，电文错漏的情况很多，致给研究工作带来困难。但通过努力，终究还是破译了。侦有很多“国家机密”、“绝密”和“仅限大使本人知道”等字样的密电。
1941年7月，日本外务省发给驻美、德、苏、意大使的绝密电报，主题是：《当前局势和帝国国策纲要》，并注明“本纲要限大使本人知道，可将要点告知大使馆为首的陆海军武官，但必须保密”等字样。该密电的纲要分为两个部分。前部分是方针，即日本帝国将坚持建设大东亚共荣圈，仍按解决中国事变的方向前进，然后根据形势的进展解决北方问题。后部分为工作要点，如加紧促使蒋政权屈服；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和泰国，作好对英、美作战的准备；对德、苏战争，暂不介入，待形势有利于帝国时，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等内容。当时日本政府是按照这一情报指出的基本国策行事的。
1941年秋，美、日之间的谈判，拖的时间较长。到12月6日，日本外务大臣东乡发给驻美大使野村的密电，共有14份之多。由于日本驻华盛顿大使馆的译电人员工作迟缓，使第十四份“最后通牒”，也就是日本对美国的宣战书，比东京原来训令所规定的时间，迟了80分钟，变成了“事后通牒”。美国利用这个事实，大肆宣传，谴责日本违反国际惯例，以不宣而战偷袭美国珍珠港海空军，激起了美国军民的愤慨和雪耻的激情。当时到处有“不忘珍珠港”的标语，用“JAP”的谩骂口吻称呼日本人。1941年12月上旬某一日，技术研究室破译了一份紧急情报送毛庆祥转蒋介石。这份情报是日本将向美国宣战，通知驻华盛顿、旧金山、檀香山、纽约的日本使、领馆焚毁密电码本和密件，准备撤侨。据说蒋介石曾将此情报转告美方，美国方面也称已侦获此密电。但美方由于丧失警惕，缺乏防御准备，致使日本偷袭珍珠港得逞，使美国遭受重大损失。
1942年夏，美国派了一艘航空母舰携载20多架B - 17轰炸机去偷袭日本东京城市。起飞前照会中国和苏联，称飞机执行任务后，在中国浙江衢县和苏联海参崴机场降落。蒋介石收到照会后，立即用密电通知衢县机场场长，指示作好让美机降落的准备。不料该场长进城花天酒地去了，在机场值勤的人员又找不到密码本，一时无法译出急电，致使机场值勤部队对飞临衢县上空的飞机，误认为夜袭衢县的日本飞机，用高射炮轰击。美机人员以为是日本占领地区，继续驾机向内陆飞行，因航程超过原定里程，机油耗尽，飞行员跳伞降落，飞机全部坠毁。少数美国飞行员降在日本占领区，被日军捕获杀害；大多数飞行员落在国民党控制区得到生还。美方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蒋介石未作什么严重的处理，只将衢县机场场长撤职查办了事。
1942年秋，侦译到佐藤发给东京外务大臣的长电，内容是：莫洛托夫要求日本海军将扣留的两艘苏联军火船，根据苏日中立条约立即予以释放。佐藤答复说，日美之间已宣战，日本海军有权在公海上检查和截扣可疑的船只。并说，悬挂苏联旗帜的两艘船，是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以后，美国转让给苏联的，根据国际上公认的海战规则应予俘获，日本不予释放。双方争执不下，谈判紧张。佐藤要求亲自会见斯大林元帅，莫洛托夫答说，斯大林元帅不在古比雪夫，在莫斯科指挥作战。佐藤又说：本人可以立即去莫斯科。莫洛托夫仍阻止说，斯大林元帅军务繁忙，无暇接见贵大使。佐藤进行威胁说，堂堂大日本全权大使要求会见驻在国元首，不予接见是违反国际惯例的。莫洛托夫答说：对贵大使深表歉意，请将所要谈的内容告知本人，以便转达斯大林元帅。佐藤最后说，斯大林不接见本大使，本人将建议大日本内阁东条首相拒绝接见苏联驻日大使马立克，予以报复。过几天，佐藤在谈判中，野心勃勃地对莫洛托夫说：“苏联现已在西线受到德军的沉重打击，失去大片疆土，德军已兵临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城下，大日本皇军自太平洋圣战以来，显赫的武功举世皆知，已囊括整个西南太平洋。大日本现对南方战争暂告一段落，立即可调集兵力北上，随时可以开入西伯利亚作战。”又说：“大日本在满洲驻有百万的关东军，养精蓄锐，正待命挥戈北进。”佐藤并密电向日本内阁建议说：目前正是发动北进的良机，日苏谈判已处于刀出鞘的破裂前夕，本大使已作好一切准备，立即下旗归国，请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在24小时内给予明确的指示。
当以上密电从古比雪夫发往东京之时，技术研究室立即破译，加急送给蒋介石。蒋介石获此重要情报后，眼看日本要向苏联作战，认为可大大减轻日军对中国的压力，当即电话通知技术研究室，嘱严密监视侦研东京复电，并要千方百计及时破译。第二天（星期日），代主任毛庆祥乘滑竿赶到第二组办公室察看，见到当时任副组长的我和研译人员正在值班加紧工作，表示满意。除当面嘉奖第二组值班人员外，毛返回主任办公室后，还签发了一张条子，派人立即送给我。条上写着：“吾弟公忠体国，备极辛苦，希望顺利完成这次研究任务，特支营养费1000元，以资调养。”
那几天技术研究室第四组的电台也加强了日苏之间的通报，但破译的情报都不是蒋介石期望的日本对苏作战问题的内容。两三天了，未见东京的复电，是否漏收？大家正在万分焦虑之时，收到东京发出的复电，电文很短，大意是：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慎重商讨后，认为目前形势和日本国力尚不是对苏作战的恰当时机，可答复苏方，被我海军在公海上扣截的两艘苏联军火船，即予释放，但不保证今后日本海军不再检查和扣截可疑的船舰。译出电文后，飞送给毛庆祥，转给了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