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32年，蒋介石、汪精卫再度合作，汪出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蒋介石以军委会委员长名义实行军事独裁。时值《中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不久，全国各方面一致提出加强国防建设、首先建立空军的要求。在这一形势下，蒋扩大了航空署的组织，以葛敬恩、徐培根为正副署长，同时又派葛兼任中央航空学校代理校长（校长名义由蒋自兼）。葛为浙籍军人，日本陆大毕业，曾任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的参谋长，北伐期间投降蒋介石，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兼参谋本部次长，因为浙江同乡的关系，颇为蒋所信任。以上两职发表后，葛以为自己不是航空人才，踌躇不肯就任。宋子文劝他不要多所顾虑，并且答应在财政上予以支持。航空学校所聘美国顾问裘伟特也为葛打气说，美国航空署长也不是学空军出身的。得到这样的有力支持，葛就走马上任了。
航空学校设在杭州，美国航空顾问团驻在校中。葛为了工作上的便利，将航空署也设在杭州。当时谈不上自造飞机，建立空军的唯一办法只能是向国外订购飞机；这就首先发生了帝国主义各国向中国推销军火的争夺战。蒋介石在军事上本来迷信德国，当兴登堡任德国总统时期，已经聘用了以鲍威尔为首的德国军事顾问团，主持所谓建军计划。不久鲍威尔病死，希特勒已上台，改派以佛采尔为首的顾问团来华，人数较前增多，权力更为扩大。蒋处处模仿德国，除在政治上加强法西斯化外，在军事上无论购买军火、聘用人才等方面，主要也倾向德国。但佛采尔是个飞扬跋扈的军人，不把蒋家军政大员放在眼里，引起了大家不满。宋子文素来亲美，竭力主张改聘美国军事顾问团。蒋既想结交德国，又要依靠美国，于是借口德国合同尚未届满，未便中途解约，同意宋以行政院名义，在航校聘用美国教官。随后以裘伟特为首的美国顾问团就来到了中国。美国顾问团的任务只是主持航空教育，但帝国主义者对付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就像主人对待奴才一样，什么事情都要管，尤其是不肯放松推销军火。另一方面，德国军事顾问团认为他们主持全面建军，空军也包括在内，坚持向德国购买飞机。德、美两国顾问团矛盾重重，首先表现在德国顾问团介绍购买高射炮的问题上。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受到《凡尔赛和约》的限制，不准进行军火生产，于是德国人用借尸还魂之计，在他国设立军火厂，如瑞典的博伏斯军火厂、匈牙利的轧买优阿斯军用探照灯厂，资本和技术人员都是德国提供的。德国顾问团介绍中国在博伏斯厂买进过200多门重山炮，根本不适用于公路不发达的丘陵地带。航空署防空部成立，又代订购20门高射炮，亦由博伏斯厂承造，而应该与高射炮配合成套的牵引车和探照灯，却要分别向德国及匈牙利订购。当牵引车图样送到航署审核时，美国顾问裘伟特发现是农业用的拖拉机，因此用讥讽的口吻说：“这种东西我们美国农村多的是，怎么可以牵引高射炮呢？”经葛查明，原来高射炮牵引车也在《凡尔赛和约》禁止制造的范围内，德国顾问认为南京政府一团糟，蒋家不识货，就想鱼目混珠，用改头换面的拖拉机来代替它。骗术戮穿后，葛敬恩坚持要退货，改向英国维克斯兵工厂订购。同时避免在美国订货，以减轻德国顾问团的反感。由此可见蒋介石政权事无巨细，事事都要向帝国主义讨好，根本谈不上什么主权国家。其次，中国官吏在订购军火上贪图佣金，你争我夺，又发生了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代理人的内部矛盾。宋子文支持葛敬恩上台，目的是在购买军火上与葛狼狈为奸。宋曾以财政部名义，向美国佛利特飞机厂购买教练机10架，货到之后，即交与航校使用。裘顾问一看不是自己介绍的产品，心中很不自在，假意对航校副校长毛邦初说：“这批教练机质量是好的，比德国产品好得多，只是价钱太贵了，你们国家受到损失，我心里很难过。”原来美国军火工业由各个系统的金融寡头分别掌握，互相竞争，佣金也有厚薄。宋子文订购的教练机，并不属于裘伟特所指定的一家。同时毛邦初也想染指佣金，不满意宋子文越俎代庖，把裘伟特的话告诉葛敬恩，并建议彻查一下。葛当即由航署函达美国佛利特公司查对，结果该公司开来的购价与宋开来的价格有20%的差额，显然那20%被宋中饱了。葛根据佛利特公司来函向财政部提出质问，宋派机要秘书邓勉臣（邓在抗战期间因贪污案被枪毙）到航署解释说，美国厂商林立，竞争激烈，早晚时价不同，航署如再向该公司订货，价格当然比过去低得多。这种抵赖之词，既出于“贵戚”之口，此案只能不了了之。
1932年10月，孔祥熙以“考察实业专使”名义到欧美有所活动，也想在购买军火上大捞一票。孔到意大利会见了墨索里尼，经过几度接洽，购到了大批飞霞式轰炸机，并且延聘了以劳地为首的意大利顾问团来华协助建立空军。孔同国后对葛敬恩说，建设空军，已得到意大利政府的支援，财力、物力都有办法，航署应即扩充为部，并且开门见山地向葛表示，愿意自任航空部部长，请葛以首席次长负实际责任。葛不愿受孔支配，借口中国航空建设尚无端倪，设署已感多余，改部实无必要，表示不同意。不久意大利飞霞式轰炸机20余架运到，航署接收后，经美国顾问检查，认为“这样的旧东西，炮管中的来复线都已磨光，如何能用”。于是裘顾问振振有词地主张退货。葛敬恩既不能不理美国顾问的意见，又不敢开罪孔祥熙，只得将经过情形据实向蒋请示。蒋介石表面说要追究责任，但是以后并无下文。不过航空署改部之说，孔祥熙再也没有提起过。
葛敬恩在矛盾重重下，不想再干，于1933年7月，调为浙江省政府委员，航校校长即由毛邦初代理，航署署长以副署长徐培根升任。毛为蒋的内亲，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肄业。徐出身保定军官学校，并留德有年，接近蓝衣社，自视甚高，平日除对蒋恭顺外，一般人都不放在眼中，尤其是看不起军需系与军委会管理财务的军需人员。航空署从熊斌、张惠长的时代起，向外国行家购买军用品，包括飞机汽油等，都有回佣，结账时由外国行家送交会计处，全署员司按级分配，久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葛敬恩接任时本想革除此项陋规，但是对于合同未满的货款，必须如数照付，如果放弃回佣，徒然便宜外商，因此将已订合同应付货款的回佣近2万元移作航署福利经费，但仍然引起署内员司的不满。这年11月，蒋介石令航署战斗人员迁往南昌，以副署长曹宝清兼任南昌行营航空处处长，徐培根亦到江西指挥空军屠杀人民。不料从意大利购来的飞霞式轰炸机就像害了痨病一样，飞不多时，就要大修。有一天一架飞机发生了故障，送往机械处修理，拆卸后尚未兴工，晚间突然着火焚毁。起火原因，有说是出于红军地下人员的破坏，有说是徐培根在沪投机失败，亏空公款300万元，故将飞机焚毁，以少报多，以旧报新，借以弥补亏空。当时曾有人为此事见蒋，主张严加查究，蒋被迫下令将徐逮捕，发交军法处鞫讯。徐在供词中说到曾挪用航空署葛敬恩任内移交的福利基金。蒋电令浙省府召葛到案质询，葛抵南昌即被拘禁。直到红军离赣北上抗日，南昌行营移设重庆，葛才被释放。至于徐培根一案，拖延很久，也无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