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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炯光委派的边防军第三路司令和马君武任命的警备司令，就系统言，都是隶属于广州革命政府的。粤军撤退后，广西各地纷纷树起“自治军”旗帜，大多是和广州革命政府对立的。在这个情况下，李宗仁为了避免树敌，保全五属地盘，亦自称为“广西自治军第二军总司令”。据回忆：他只是挂上了一块招牌，发了一封通电，电文内容主要是说“实行自治，保境安民”（原文记不起了）。
不久，李宗仁由玉林前往南宁与林俊廷、蒙仁潜等有所接洽。发现原在马君武的省长公署供职的黄旭初，被蒙仁潜扣留，指为“通敌（指粤方）有据”，情势相当严重。李宗仁即向蒙仁潜力争将黄旭初保释出来，并和他一起回至玉林，派为司令部参谋长。
李宗仁从改称“自治军”、“独立旅”到“定桂军”的约一年内，广西是没有一片净土的，派系间的争权夺利，抢占地盘，互相吞并的风气起伏不止。我们也经常戒备，准备应付突然发生的任何袭击，但结果并没受到侵扰。这与李宗仁的随机应变，改名称、换旗号有关；更重要的还是我们下山（六万大山）之后，经过一年多的补充训练，部队的数量有了扩大，装备得到补充，在军心和作战能力上，都不是那些出身绿林的伙伴们敢于轻犯的。
1922年收编黄绍竑部，是新桂系形成和发展的关键。下面说的是当时玉林方面的一些情况。上面提过，团结军校同学，壮大自己力量，是李宗仁坚定不移的方针。黄绍竑在百色失败和后来由南宁向广东灵山方面流转的情况，李都经常在打听，表示十分关切的样子。李当时判断黄绍竑的动向不出这两途：一为跟随刘震寰、黄明堂等粤军撤到广东去；一为摆脱桂粤军的控制，把部队拉到梧州方面去等待时机，像他（李宗仁）曾经摆脱黄业兴一样。并认定后一种的可能性最大。于是他派黄绍竑的胞兄黄天泽去寻找黄绍竑，要他劝黄绍竑将部队开到玉林来合作，说“都是同学，一切问题都好商量”。跟着又派夏威（夏原是马晓军部营长，黄绍竑由南宁撤退时他称病请假离开部队，后又转到玉林来）带着委任黄绍竑为“第三支队司令”的委任状和饷项（多少款已记不起了），沿着黄天泽走的路线去迎接黄绍竑。
黄绍竑部接受改编后，即由陆川县取道北流径开岑溪、容县两县驻防，没有经过玉林。黄本人亦是在容县将所部整编（编为三个营）完成后才到玉林和李宗仁会面的。由此，李宗仁的势力又扩张到了容县、岑溪两个县。
1923年三四月间，黄绍竑背着李宗仁把俞作柏、伍廷飏两部拉去跟他一道出梧州。对此，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我们对他雪中送炭，他反而咬我们一口，好人难做！”有的则说：“饥附饱飏，还不过一走了之，黄绍竑竟阴险到连窝头都不肯给我们留下哩！”突出的是第一支队司令李石愚表现得特别愤怒，因为所部被俞作柏拉走了三个营，他这个司令也就几乎成为“光杆”了。他坚决主张派兵追击，说：“即使打完了，也要泄这口怨气！”看得出，李宗仁对这个惨淡经营了几年的家当，一下子就去了大半的变故也是十分恼火的。他面色阴沉，表情沉痛，但没有在火上浇油。他对我们说：“不打，还是自己的弟兄，将来还好见面，打起来只有我们两家都倒霉。”李石愚毕竟不甘心，他率领少数随从向北流、岑溪之线追寻他的部队，总算带回了两个营。
在旧军队里，你勾引我的部属背叛，我运动你的队伍倒戈，可说是家常便饭，但在同一系统里这样做，毕竟是不多的；特别是已经发生了如此反常的事情之后，还能够重圆旧好，同心协力，那更是十分稀有的了。我认为这是后来李、黄合流和黄绍竑始终甘居李下的一个因素，也是新桂系这个军阀集团形成、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当年好多人说李宗仁“器量宽宏，能忍人所不能忍”，我想他至少是更善于打利害算盘。火并的结果只能是像他说的，“两家都倒霉”，他当然不干这种蠢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