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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宗仁和我是“广西陆军小学堂”的同学，我在广东肇庆靖国滇军李烈钧部当连长时，他亦在同一个营里当排长。以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都同他在一起，我还参与了他的一些机密活动。现就回忆所及，记述如下。
李宗仁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春17岁时考进“广西陆军小学堂”第三期念书（据李宗仁的回忆录说，他是1908年冬考进陆小第三期的），我是陆军小学堂第一期，与李同学时间约为一年。李宗仁的体操很好，特别是他的跳木马技术是全校闻名的。李曾说过，把十二顶硬军帽叠起来，跳过去不致触动到帽顶。我和他虽不同期，但由于大家都羡慕他的体操好，每逢课余，各期同学都争着到器械体操场去看他的练习。“李猛子”（大家给李宗仁的诨名，意为“勇猛”）之名，在同学中乐道不衰。
李宗仁于1912年考进老桂系陆荣廷办的广西陆军速成学校学习，1913年毕业。后来成为新桂系军政要员的黄旭初、张淦、苏祖馨、石化龙、农之政、漆道澄、粟廷勋等人，都是那时李的同学。老桂系对于各种类型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认为有“革命党人”的危险，极不信任。所以李宗仁尽管在陆军小学堂肄业，又经过老桂系自己办的陆军速成学校的洗礼，陆荣廷他们正在扩充部队，又需要很多下级干部，可是李宗仁在“陆家军”中还是得不到一个栖身之所。他只在“将校讲习所”见习三个月后，当过一个很短期间（一年多点）的队附，就被挤掉了，迫使他跑到桂林模范小学（校址在桂林皇城内），找一个体操教员来当，月薪低到只有16元。学非所用，前途渺茫，郁郁不得志。
老桂系军阀陆荣廷集团过分排斥军校学生的做法，可能是促成广西所有军校学生大团结，互相结纳，进而推倒陆荣廷集团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有必要举出一些事例。
老桂系统治时期，广西籍陆军大学、保定军官、陆军中学、小学和陆军速成、干部学堂等校的毕业学生，除开在省外工作的不计外，回到广西的有三四百人。除陆、谭的心腹外，只有陈良佐一人当过团长，张光瑗当过工兵营长，此外绝大多数都受到怀疑，被放置在“闲曹”之列。绿林起家的老桂系所以会失败得这样快和这样惨，陆军各校的广西籍学生后来所以能够一致团结在李宗仁和黄绍竑周围，同仇敌忾地与老桂系作殊死搏斗，其原因之一，即是老桂系不能容人。
1916年5月1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在广东肇庆成立。都司令为广西籍人岑春煊。广东籍人梁启超、云南籍人李根源分别充任都司令部都参谋和副都参谋；林虎当上了护国军第六军军长。不久，云南靖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率两师由云南取道广西来粤。到达肇庆后，扩编了一个旅，刘峙是第三营第九连连长。
林虎、李烈钧两军扩编部队需要的下级干部是由都司令部在各军校毕业学生中挑选的。
约在五、六月间，我和李宗仁分别由南宁、桂林到达肇庆，同住在都司令部招待所。还有朱良祺、谢维德等数十人均住在一起。不久，朱良祺营在肇庆成立。朱良祺先派出各连的连长和排长，再由连长、排长回广西各地招兵来肇庆编配成军。采取的是“谁招谁管”的办法，即：哪个连长招来的人就编为他那个连的列兵。在那政治腐败、人民生活陷于极度贫困的广西，不少破产农民只好把“投军吃粮”当作是解决冻馁的一条出路，所以招募很容易。我是回自己的家乡平乐招兵的，共招得一百二三十人。除编足我的第二连外，把余下的人拨补本营其他的连。
这次扩编部队所需的款项和械弹，据我所知，是在都司令部成立前，由岑春煊在日本秘密活动来的。日本帝国主义当然不会白做人情，但究竟当时订立了什么丧权辱国的密约，不得而知。武器大部分是日本式“村田”步枪（附弹药）。李烈钧滇军和林虎桂军各用这批枪支装备一个团。本来，李宗仁是应某营长（忘其姓名）之约担任该营连长的。但他到达时连长都已派定了人，所以只得在谢维德连当个中尉排长（因谢籍属桂林县两江区，为李宗仁的小同乡）。我同李宗仁同在一个营里工作，又是相识，客居异地，同乡情谊也就倍感亲切。
不久，在攻打龙济光的战斗中，我的右腿下部中弹受伤，被送到后方卫生所治伤去了。我伤愈出院回到部队后才知道：李宗仁已转到桂军周毅夫团。在高塘前线激战时，周毅夫团某连长胆怯佯称肚痛，不肯上前线，周毅夫便报准将李宗仁调去代理该连连长（后实授）。李宗仁在这次战斗中面颊中弹。从此时起，李宗仁就由滇军系统转到桂军方面去了。
1919年春，李宗仁升充营长（《李宗仁回忆录》说是1918年6月底当的营长）。他驻防东江淡水时曾写信给我，邀我去当他的连长。那时候我已回到南宁，在陆荣廷的“耀武上将军卫队营”当上尉副官，颇得营长潘绍武的信任，我不愿离开，所以就婉言辞谢了。但不久，又接得李宗仁的一个电报，说他的第二连连长马骥病故出缺，再邀我帮忙。我碰上一些不愉快的事，老桂系排斥军官生的滋味，我是饱尝过了的，他们腐败而又赏罚不明，使我产生了如再混下去不但没有前途，而且是吉凶难测的想法。此时又接到李宗仁的电催，觉得他情意殷厚，不便推却，于是，便到广东东江淡水阵地当上了李宗仁的第二连连长。
1920年8月中旬，陈炯明所部援闽粤军和驻守潮海地区的桂军接战后，桂军望风披靡，节节溃退，8月下旬粤军就攻抵惠州城下。本来，驻粤桂军就数量和装备言，均比粤军为胜。但他们一向把广东看成是征服的一块肥肉，掠夺压迫，无所不用其极，这一方面引起了粤人的公愤，群起反对；另一方面，桂军将领经过几年的搜刮，差不多都成了富翁，哪里还有勇气打仗呢！
东江桂军撤退至广州后，不久就开始退回广西。李宗仁营为后卫。退却时情况相当狼狈，既要抵抗粤军的追击，又要解决吃饭问题，因为所过村庄，不是闭栅放枪，就是空室清野，不只买无可买，而且是抢又无可抢。这可算是老桂系军阀五年来残酷奴役广东人民应得的报应吧！
退却至肇庆上游约60华里的禄步圩时，前方山头已被粤军先行占领。这真是到了“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的绝境。当粤军向我们射击时，大家都东藏西躲，乱得一团糟。这时李宗仁营又由“后卫作前队”了。他会同马晓军营的黄绍竑、白崇禧连和陈雄的机关枪队奋勇向粤军攻击。李营和黄、白两连从我方左翼出击，陈雄的机关枪队则与韩彩凤部在右翼山头侧射粤军。经过反复冲杀，终于击退了粤军，使一万多“漏网之鱼”得以安全通过，转回广西老巢来。
禄步突围战，李宗仁感到最痛心的是他一向倚重的骁勇善战的第四连连长邱明熙的阵亡。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他偶然和我们谈起时还表现出很难过的样子。
李宗仁退至梧州后，跟着开至玉林的兴业县驻防。李宗仁驻屯在兴业约莫半年多的期间里，除认真训练所部外，较突出的事情是对地方豪绅屈意交欢，为后来的大发展在财政、人力等方面打下了有利的基础。
老桂系由广东败回广西后不久，陆荣廷、谭浩明等又决定进攻广东。据说林虎曾以大败之后，元气未复，力陈不宜轻举妄动。陆、谭不听，林负气离桂，将所部交师长黄业兴统率。黄业兴等是广东人，两广关系如同水火，我们这支广西军跟着去肯定会被吃掉的。同时，老桂系排斥军校同学的往事又悉数浮上我的心头：挨了六七年，流汗流血才挣得来这点本钱，如果又被人家吃掉，难道再来流离失所，或者重做小学教员吗？想到这里，我就马上找到第一连连长封高英，第三连连长钟祖培，代理第四连连长林植廷，一共四个连长同走到郊外一块偏僻的草地上坐下来商量。是夜月明星稀，他们都同意我的判断和“不随同黄部，必要时改上六万大山”的主张，大家又推我去把李宗仁找来一同商量。
李同意了我们的看法，但顾虑一个营的力量太小，担心将来不容易抵挡各方面施加的压力，给养也无法解决。我们都谅解他的苦心：由教员而排长、连长，经过苦战负伤才挣来的营长，确是得来不易的。我说，玉林五属富庶，六万大山横跨好几个县份，不得已时上山也不怕找不到吃的。我建议把黄业兴部中与我们有关系的连长何武、伍廷飏、俞作柏等拉过来，以壮声势；不要找营长级的人，因为他们的地位和李一样，不好驾驭。李完全同意这个做法。次日，黄业兴他们的队伍先走，我们有意地让队伍跟在他们的后头移动；在行进中我们还几次借口“休息”，让别的队伍先行。李宗仁亲自在路旁等候何武（林虎军部炮兵连连长）、伍廷飏（林虎军部机关枪连连长）、俞作柏（游击司令蒋琦部连长，保定军校四期学生），商谈这个大家关心的问题。利害相同，自然是一说即合。何武又说服了一个连长陆超和一个姓陈的连长，再由陆、陈二人拉来了李绍杰、禢××两个连。七个连都是全部官兵一齐来，李宗仁的力量，差不多在一天之间就增加了两倍。
陈炯明指挥的中路援桂粤军攻下梧州后，立即沿戎圩、岑溪之线追击桂军，并派出江防舰队溯江西上，扫荡前进。同时，左翼粤军和右翼粤军（粤军援桂是分三路进攻的）亦均向桂南进迫。黄业兴率同我们撤退时，没有作过防御准备，也没有讲过粤军追击情况，但军中每天都在流传粤军已追至×地等等传说，士气低落，完全失去了统驭。黄业兴由六靖撤退时，李宗仁、何武等部都有意地把休息地选定在偏僻乡村附近，美其名为“容易管理”，其实是故意让黄部走在前头，好脱离他们的监视。
黄业兴部退向钦、廉后，李宗仁把何武等部和自己的基本营，一共11个连率领到玉林驻扎。左翼粤军陈炯光部迫近陆川、北流时，李宗仁把所部撤上六万大山，避免冲突；随即派我作代表到玉林见陈炯光，表示愿意接受改编，并要求回驻玉林。我先见陈炯光的参谋长谢婴白（保定军校一期学生），说明原委。因为同期同学的关系，得到他不少帮忙。谢带我去见陈炯光，相机作有利于我方的插话。我表达李宗仁部接受改编的诚意和要求划五属给我们驻防，愿意独力维持这几个县的治安后，陈炯光问我：“李宗仁共有多少人枪？”我如实答复他：“有1000多人，枪械齐全；还有两门七五生的山炮和两挺马克沁重机枪。”陈说：“那就好办。有1000多人枪可以维持五属治安了。”随即宣布李宗仁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派令由我带回。
玉林之行的结果，对于前路茫茫、尝过钻山滋味的李宗仁和所有人等，看得出是十分大的鼓舞；尤其是已升了官又能驻防在全省人口最密和钱粮最富裕的玉林五属。所以当时大家戏呼我为“事实上的参谋长”。
陈炯光部进驻玉林仅约一星期就奉令向贵县、南宁方面开拔，李宗仁部跟着开回玉林驻防。从此时起，李宗仁就以玉林为基地，整军经武，扩充实力，结纳豪强，伺机而动。其后终于把广西当时比较强大的军阀陆荣廷、沈鸿英等先后消灭，统一了广西。
李宗仁回驻玉林后，他对于五属是作为将来发迹的根据地来经营的，好些做法比之老桂系军阀来确有很多不同之处。在“兵匪一体”、民不聊生的年代，所谓“饥者易为食”，当地人士乐于支援他亦是很自然的。李宗仁当年的做法，大致可概括为“和缓各方，安民自保，积集力量，待机而动”这四句话。那时虽然没有这样明确地提出来，但一切做法都是贯穿着这个原则进行的。下面再具体举一些事例：
一、通电就职，整编部队。李宗仁在六万大山期间，对何武等人带来的部队还无暇、也不可能进行整编；不过他们表示过，一切听李营长（李宗仁）的号令，相安无事。李在发出“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就职通电后即着手组织司令部，制定番号，调整人事和编组部队。边防司令部之下设两个支队，每个支队辖两个统领，每个统领辖两个营。
当时我们所创设的司令部的编制是具有“因人设官”和“为事找人”兼而有之的特点的。组织相当简单：中校参谋尹承纲（代理参谋长职务。黄旭初当参谋长乃是粤军离桂后自治军时代的事情）；秘书长黄钟岳；副官长梁重熙；军需长伍信生；军医蔡剑锋。还有为数不多的参谋、副官、军需、司书等一些人。这些重要人士的安排并不全由李宗仁个人决定，而是由他提出和我们比较负责的干部研究后方作最后决定的。所以那时上下之间，同事之间，大致上是能够协调的。部队长的安排当然要比幕僚困难：两个支队司令都不是由李宗仁的基本营产生，而是在新的连长中选拔。何武拉来好几个连的人枪，功劳最大，升迁当然没有问题；李石愚，论学历不过陆军干部学堂学生，言资历亦只当过广东榷运局盐警营吕沧隐部的连长，他既没有带着部队来参加，那时更谈不上有战功，但由于他在兴业一带有相当大的号召力，给以较高的位置可以得到地方上更多的支援。李宗仁把这些作用向我们解说后大家也就没有异言了。俞作柏是有名的野心大、桀骜不驯的人，但也没有敢出面争夺支队司令职。
在编制人士定夺之后，就准备分兵到玉林以外的四个县北流、陆川、博白、兴业驻防，同时将派出各县县长和税收人员，掌握地方政权和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但适此时又传来粤军黄大伟部沿着陈炯光旅进兵路线向玉林方面开进的消息。在旧军里，互相吞并，弱肉强食的现象是很普遍的。李宗仁为了安全起见，就又带着这十几连人离开这个进占才十天左右的新巢——玉林，先躲避到六万大山，再辗转到达横县的百合乡去，目的是为了不和进境粤军接触。记得为了筹措这笔给养费，曾就原来李的基本部队里每连抽出步枪五支、子弹500发（新参加的何武、陆超、伍廷飏、俞作柏等部都没有抽），交由梁重熙向兴业梁家换得银洋6000元作为给养费。重上六万大山已不是为了作战，所以把携带困难的山炮和重机枪都秘密埋藏在六万大山脚梁重熙的村子附近。
黄大伟部进驻玉林约一星期就向南宁方面开走了，我们紧跟着又回到玉林驻防。从那时起，李宗仁才算在玉林五属站稳了脚跟。
二、利用地方人办地方事。上面说过，早在1921年李宗仁当营长驻防兴业时就和地方豪绅发生了关系，而且在好些方面确也得到了他们的支持。现在虽然局面比过去大了，但李宗仁仍认为这是一个发掘地方潜力，缓和内部矛盾的好办法。最容易成为争夺对象的是各县县长，次为各县税务局长。这些肥缺，差不多都是由与我们有关的五属地主豪绅充任，集地方势力于一堂，不但豪绅、土恶皆大欢喜，而我们的饷源、兵源从此亦不再感匮乏了。
三、维持旧税，安定金融。在陆荣廷统治广西的时候，全省人民被迫负担的捐税不仅是沉重的，而且是名目繁多，苛细特甚。它既没有统一的税项，也没有统一的税率和统一的征收章则。各地驻军可以随心所欲地开征这个或那个税，更可以随心所欲地多征或少征。这样一方面使得生活本来就十分困难的人民更加陷于贫穷破产的境地，另外，经过层层中饱私吞，缴上来的也就为数有限了。李宗仁的聚敛手法比他们高明：他严格规定所属部队不准霸占税收，不准委派税吏，不准截留税款。在那小康之局初奠的情况下，一般部队都能确实遵行；较为难办的是俞作柏，但他也只限于讨点小便宜，而不敢明目张胆地乱搞。着重从整理田赋、猪捐、牛捐、花筵捐和烟赌捐等旧税中剔除中饱，增加收入，没有开办过什么新税。
李宗仁的所谓“安定金融”，并没有什么奇特的做法，简言之，就是取缔币值低跌和币值十分不稳定的陆荣廷等人发行的纸币和各军（指过境部队）发行的各种“军用券”、“流通券”在所辖地区内的流通。李宗仁规定：在他的防区内，一律使用银洋，即广东、广西双毫或大洋，不准使用纸币。缴税发饷和交易，都以银洋计算。广西各地遭受陆荣廷等人滥发纸币钞票和各种“证券”的灾害以及由此引起的物价波动，市场萧条和军民生活交困等现象，独玉林五属在李宗仁统辖期间没有出现过。
四、训练干部。为了提高所部官兵的学术，统一意志，以及扩大干部力量，在玉林创办了一个“第五独立旅干部教练所”，共计成立一个军官队，两个军士队。教练所长由李宗仁兼任。记得教练所共办了两期，每期时间半年。第一期是抽调两个支队的下级干部和军士入所受训，第二期调训的下级干部较少，主要是招考中等学校毕业或有同等学力的青年训练，总共培训了干部千余人。所以我们随着部队的不断扩充，干部力量也能相应地壮大，没有感到缺乏。干部教练所从1923年春开办，至1924年春停办。以后有关干部训练事宜就统一在梧州干部养成所办理了。
此外，为了加强部队的通讯联络工作，还成立了一个“军用电话训练班”，抽调各部稍有文化和年轻的士兵及招考一批青年入班受训。
五、保持基地，谢绝诱编。各强有力者对李宗仁这股力量，并不是放任它在玉林五属自由自在地生根发展的。想据为己有的前后有好几个部分：1921年刚开进玉林后不久，驻在桂平一带的陆荣廷部旅长陆云高就想将李部收编为团，让李宗仁当团长；粤军入桂后陈炯明以军政部长名义委刘震寰为“广西绥靖督办”时，刘对李也提出收编问题；粤军将要退回广东时，陈炯光曾派员到玉林，劝说李宗仁率部随同回粤，说单独留在广西不易对付桂军，很危险。1923年初沈鸿英率部从江西返回八步以后，曾派人向李提出收编问题，以李为旅长。所有这些，李宗仁都一概以善言推却了。
陈炯光率部驻扎贵县时，曾要我们将机关枪连和炮兵连调给他节制。炮兵连有七五生的退管炮两门（北伐初期出发的第七军，全军也只有这两门炮），机关枪连有马克沁重机枪两挺和连珠枪四挺，这在当时的广西部队中只有沈鸿英、刘震寰部才有这种装备。我们当然不肯把这仅有的重火器拱手让人，我们采取的应付办法，一个是“推”，一个是“拖”，拖到粤军撤退广西时也就不了了之了。
当陈炯明还没有公开背叛孙中山之前，援桂粤军表面上还是孙中山节制的。但李宗仁对于只由一个部将身份陈炯光作主委派的“粤桂边防军第三路司令”头衔，总觉得有点不够名正言顺；而且自己又一向是与粤军敌对的，虽然接受了它的收编，但在粤军里面没有一点根基。
马君武当上广西省长，这算是正式的政府，李宗仁和马是桂林同乡。马赤手空拳，在武人专横，兵荒马乱的广西，没有相应的武力，省长是不好当的，他十分需要掌握武力。李宗仁有一天对我谈说：“我想请你代表我去南宁见马君武省长，要求他给我们一个正式一些的名义。”李宗仁写了一封措辞非常谦逊，以晚辈身份向老前辈问候的信交给我带去南宁。当我见到马君武，代表李宗仁表示全军将士一致拥戴的态度后，马很高兴，除立即任命李宗仁为玉林警备司令，还特意发给我们一批军服和军毡。
不久粤军撤退，四面八方都树起了“广西自治军”的旗帜，广西又成为各据一方的一团糟局面。李宗仁是善于打利害算盘的，他有野心，但他不轻易做办不到的事情，也不随便冒没有把握的险。粤军将撤退时他的心情是很苦闷彷徨的，有时也流露出人微力薄，既没有力量挽回颓势，也缺乏资望号召各方，又不甘心和那些绿林出身的人同流合污的矛盾心理。于是，我向李试探过是不是把马君武搬到玉林来，利用他的招牌作号召，与广东方面保持联系和取得援助。李回答“这需要很好研究”。正拟再次进言的时候，不料竟发生了统领俞作柏在贵县袭击马君武座船，把他的卫队营全部缴械，将马的爱妾当场击毙的事情。
李宗仁闻报后，惊慌、愤怒，兼而有之。他连声说：“糟了！糟了！”他立即叫我和他一道去贵县慰问马君武。马当着李宗仁大骂俞作柏目无长官，不是人！李对马热泪双流，多方赔不是，承认自己管教无方，请他释怒。李辞出后转到俞作柏的统领部，严责俞这种做法是“拆台，自杀”，俞只支吾其词一番。看得出俞作柏是没有承认错误的。发生了这个意外，当然上面的计议也就无从谈起了。据我所知，李恨俞作柏主要是肇始于这件事情的。
俞作柏把缴得马君武卫队营的枪支全部据为己有，被缴了械的官兵约200名则任其流落贵县，一点都没安置。李宗仁对我说：“我们横竖要招兵，我想把它收编过来凑成一个营，由你当营长。”当然我是愿意带兵的；但料到俞作柏缴去马的枪支一定不肯拿出来，又没有库存，数目大，怕不易解决。正在犹豫间，我了解到贵县商会存有比利时造的七六口径步枪200支，系商人集资购来组织护商营的。我遂请准李宗仁由司令部向商会借用，并把这批枪通通改为七九口径，使子弹容易补充。
我就地把这批人、枪编成三个连。开回玉林后，玉林大绅士文荔村之子文毅伯自愿备足30支步枪要求让他当连长，陆川的李瑞金也带了20多支步枪来参加部队，遂将这两部合并编成第四连，文毅伯当连长，李瑞金当连副（后文毅伯因过不惯“两操两讲”的生活，要求离队，连长由李瑞金升充）。这样，我这个独立营就算编足了四个连。
俞作柏缴得马君武的两百来杆枪又怎么处理呢？他不仅一杆枪、一颗子弹都没有上缴，甚至他在扩充所部时还要求司令部补充枪支。很多部队长对俞作柏这样贪得无厌都十分不满。李宗仁说：“力量增强了，还不是我们的，不要过于计较。”并叫我向大家疏通。结果又从自己的基本营中抽出30支步枪发给俞作柏。为了减少内部的纠纷，同样抽拨30支步枪发给伍廷飏，以示一视同仁。李宗仁十分注意协调新参加部队和基本营之间的关系。调整人枪总是从他的基本营中抽拨，而补充则往往是先补充陆超、俞作柏、伍廷飏等新参加的部队。
那时各县的财政税收已基本上了轨道，除维持军政各费外，还有一定的盈余。有钱好办事，我们除将地方上或者过境部队出卖的枪弹尽量收买起来之外，还通过德国洋行向香港购进“自来得”驳壳手枪百余支和“老格”转轮手枪数十支。子弹那时还不会造，我们又多次派人到香港买来弹壳和无烟火药，雇人翻装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