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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见面时喜欢问“Alles in Ordnung？”，就像老一代的中国人见面喜欢说“吃了吗？”，其实都是没话找话的问候语。但如果有人细究深意，则不妨说，后者说明中国老百姓念念不忘“民以食为天”的古训，而“Alles in Ordnung”（一切都在秩序中）则表明德国人有多害怕混乱和失序。
说到德国人对秩序的迷恋，网上流传过一个笑话：某电视栏目组在德国城市的街头放置了两个公共电话亭，一个写着“男”，一个写着“女”。然后，工作人员躲在暗处观察德国人的反应，整整一天下来，男人进男人的电话亭，女人进女人的电话亭，即便有时一边空着，而另一边在排队，德国人也依旧恪守规则，从无例外。正当工作人员准备收工的时候，例外突然出现了，一个男人在男电话亭等待了5分钟之后，终于忍不住钻进了一旁空着的女电话亭。工作人员如获至宝，赶紧跑过去采访，发现原来是个法国人。
我相信这个结果让所有德国人都长出了一口气：嗯，没有例外，一切都在秩序中！可问题在于，并非所有的“例外状态”都能如此轻易地被排除出整齐划一的秩序。拉丁谚语有云：“必要性中没有法律。”意思是，事出紧急必要，法律（规则）便不敷适用，方此之时，“人们不是守秩序而被毁灭，就是打破它而不被毁灭”（马基雅维利语）。
“摩西十诫”第八条宣称“不可偷盗”，可是，电影《一九四二》告诉我们，饥馑之年，饿殍遍地，官府见死不救，奄奄一息的饥民明火执仗地去大户人家开仓抢粮，面对此情此景，有谁能够拍着胸脯断言这是不道德的行为？
罗马人崇尚法律与秩序，但也正是罗马人最早提出了“悬法”状态：一旦认识到国家处于恐慌、不安和失序的状态，就有必要通过宣布“动乱”而将法律“停顿、悬置”，执政官甚至所有公民都可以“采取他们认为能拯救国家的任何必要手段”。换个中国人能够听懂的说法，“悬法”状态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上至领袖下到群众，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动用自己的力量、以不受法律限制的方式采取任何必要手段去“重建秩序”，“拯救国家”。
“悬法”状态是政治生活的例外状态。西方政治史上最著名的例外状态发生在1933年2月28日，彼时，希特勒上台不到一个月，就在一天前刚刚发生了所谓的“国会纵火案”，希特勒以“焚毁国会是流血暴动和内战的信号”为由，发布“人民与国家保护令”，悬置了魏玛宪法关于个人自由的条文。
当例外成为常态，进而创造它自己的法律和制度，极权就无可避免。意大利政治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指出，因为“人民与国家保护令”从未被废除，“因此从法律的观点而言，整个第三帝国可以被看作一个持续了十二年的例外状态。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极权主义可以被定义为，透过例外状态的手段对于一个合法内战的建制。这个合法内战不仅容许对于政治敌人、也容许对于基于某种原因无法被整合进政治系统的一整个公民范畴的肉体消灭”。
曾有学者撰文称，“非常政治”下的改革需要权威，按照他的说法，“……非常政治与常规政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权力与法律的关系。常规政治在法律规定的制度的全面控制之下进行，非常政治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法律。改革的本质就是重建制度，重定法律。新制度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而必定是人制定的，而制定新制度的这个人或这群人必定部分处于法律之外。……换言之，改革必定意味着超常权力的出现”。
都说要把老虎关进笼子里，可现在居然有人主张为了建造真正坚固的笼子，必须先把老虎放在笼子外，并且让老虎去监督建造笼子，你说他是糊涂呢糊涂呢还是糊涂呢？
殷鉴不远，希特勒上台前，魏玛共和国有将近三年时间处于例外状态之中。阿甘本说，如果当时的德国总统兴登堡不作为“宪法的守护者”实行总统独裁，如果当时的议会仍旧保持正常运转，希特勒也许就不会上台，极权统治也许就不会建立。
令人烦恼的是，现代政治越来越无法回避例外状态，正如阿甘本所言：“从革命、内乱、战争、经济恐慌、自然灾难到反恐，例外状态逐渐成为政府治理的常态性安全机制，其中行政权的扩张与立法权的萎缩只是一个附带效应。面对着这个法秩序赖以为生的阴影，法学家们试图以全权、宪政独裁、国家自保权、法律漏洞等概念将它正当化，或者提供其正当性的判准。”当例外来临，你选择民主还是专制，这是一个问题。
也许正是因为深受例外状态和非常政治之苦，战后的联邦德国宪法里明文规定：“面对试图废除这个秩序的任何人，所有的德国人，在没有其他可能救济的情况下，都拥有抵抗权。”
这个秩序不是别的，正是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