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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论述“自由”的文字里，有两个说法最打动我。
一个来自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罗兰夫人，这位吉伦特党人的女神在断头台前这样告诫她的公民同胞：“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以行！”这个说法提醒我们，自由并非天然正确之物，作为本质上充满分歧的概念，围绕自由产生的纷争远比共识更多，而以自由的名义导致的压迫也并不比专制更少。
另一个来自二战期间美国的一份战时广告语：“自由这些词，只有当我们把它们打碎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碎片时，它们才能团结我们。”因为这句话，我才对自由的前景抱有审慎的乐观。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一直奉行孤立主义的美国再也无法独善其身。美国战时新闻办决定把这次战争定义为“争取自由的人民战争”。历史学家埃里克·方纳（Eric Foner）认为，将自由作为美国生活的根本特征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这样做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战时动员的目的，改变了美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的自我理解和定义。
美国人接受了自由的自我理解，对如何理解自由却没有一致的意见。虽然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早就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但对于具体内涵，人们却各说各话，纷争不休。以免于匮乏的自由为例，新政自由主义者主张联邦政府必须承担起解决经济问题的责任，保障人民获得公平的工作，充足的食物、衣物、住房和医疗保障，而保守派人士却愤怒地表示，这只是“新政的自由”而不是“美国的自由”。
为了统一思想，美国政府使出浑身解数，不遗余力地推销“四大自由”的理念：雕塑家雕刻了宏伟的“四大自由”雕塑，音乐家谱写了壮丽的四个乐章的交响乐，甚至连战争股票也被冠以“我们正在为之奋斗的四大自由的一种象征”。但是最终的最终，大获成功的却是插画大师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创作的四幅宣传画。这些画作无一例外都在刻画美国小镇人民最普通的日常生活场景，比如，免于恐惧的自由描写的是一对父母守护在孩子的床前，父亲站在一旁关爱地凝视着沉睡的孩子，母亲则小心翼翼地为其掖好被子。洛克威尔的绘画取得巨大的成功，数百万张复制品销售一空。洛克威尔没有给予自由定义，也没能让人们就自由是什么达成共识，但至少在那一时刻，他让美国人暂时地团结在了一起。
每当“自由”这个词被打碎成人们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碎片，人们就会见证类似的团结。2014年5月，一场讲座因故取消，主讲人虽然未能出席，但200多名学生仍按原计划进行了讨论，他们以自由之名朗诵诗歌、唱歌、提问与辩论。与此同时，更多的网友在新浪微博展开讨论。这些讨论事后被整理成文挂在网上，短短三天时间就出现了700多个评论、1800多条转发，以及400多万次的阅读。
这次讨论没有达成任何结论和共识，在长达1.8万字的文字记录里，更多的是困惑、质疑与辩难。其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作为西方舶来品的自由概念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老实说，每当读到此类看似深刻实则空洞的质疑，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要复述这句话：“自由这些词，只有当我们把它们打碎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碎片时，它们才能团结我们。”雷颐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曾问一些学生：你赞同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宪政吗？大多不赞同。问：你赞同实行民主宪政吗？赞同多。问：你赞同人大向政府官员问责、官员公布财产、新闻自由……吗？几乎全赞同。”
自由起源于西方并不意味着自由永远只能浸泡在西方的福尔马林中。一扇安着假锁眼的门会让人徒劳无功地去寻找钥匙，自由的西方起源就是这么一个假锁眼，它让人们误以为找不到钥匙就打不开自由的大门，而事实上，你只需径直推开那扇门，就能发现我们的生活早已遍布自由的踪迹。上述关于“自由的价值”的那次自由讨论与聚合，正是自由在生活中落地生根的一次见证。
我之所以对自由的未来依然抱有审慎的乐观态度，原因正在于自由的敌人一直在以反启蒙的方式启蒙大众：通过打压言论自由让人们意识到言论自由是重要的，通过打压结社自由让人们意识到结社自由是重要的，通过任意侵害人们的财产权让人们意识到财产权是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的敌人是最大的启蒙者，正如自由的敌人最好地确证了自由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