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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记得7岁的那年夏天，利民化肥厂的大喇叭突然暂停了红色歌曲的播放，转而开始用低沉而悲痛的声音播发悼文。当时我正在门前和小朋友们嬉闹玩耍，母亲一把将我拉回屋内，郑重其事地叮嘱我说，不准在公共场合大声地笑，因为：“我们慈祥的宋庆龄奶奶去世了！”
年幼的我虽然不明就里，但还是很快接受了母亲的解释，并且在剩余的那一天里努力不让自己表现得过于开心。多年以后，我才认识到，严格来说，母亲给出的解释并非“道德理由”，而是一种“直觉锻造”与“情感规训”——“慈祥”的“奶奶”去世了，嬉笑玩闹当然是错误的行为！这是无须借助任何推理的直觉判断，就像我们看见鲜花会愉悦，听见“癌症”会心悸，而面对一个慈祥的奶奶的去世，最自然的反应当然就是保持哀痛的心情和肃穆的表情。
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扎乔克（Robert Zajonc）认为，人类是“情感优先”的动物，我们在处理信息时远非传说中的那么理性、中立和客观，恰恰相反，在理性思考之前，我们首先做出的是情绪上的判断，它不仅在时间上优先，而且比理性更为有力，因为它直接地激发和影响行为。扎乔克说，任何词汇或图像只要多向人们展示几次，我们就会对它产生好感，这种把熟悉的事物标记为好的事物的倾向可以称之为“曝光效应”。
从小到大，我们正是在各种“曝光效应”中接受了一整套黑白分明、爱憎分明的情感教育，最终建立起了一一对应的情感反应。这种不假思索的情感反应在心理学里有个专业说法，叫作“模式匹配”，它经济实用、迅速自发而且惰性十足。以柏拉图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总认为理性应该并且能够主导情感，但是道德心理学最近几十年的研究却表明，每当人们做出判断和解决问题时，首先会进行异常迅速的直觉判断，然后才会开始事后诸葛亮式的合理化论证。换言之，道德推理常常是道德情感的仆人，甚至当仆人无法找到更好的理由为主人辩护时，主人仍旧不会改变自己的想法。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们不能通过事后的道德推理来质疑并修正最初的直觉判断，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曾用象和骑象人比喻情感与理性，大象（情感）虽然不是绝对的独裁者，但相比骑象人（理性），大象的权力或者说惰性要大得多。
当我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骑象人果真无法左右大象时，我突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永远都无法说服某些左派朋友。
海特在2012年出版的《正义之心》中罗列出六种作为道德基础的直觉，它们分别是：（1）关爱/伤害；（2）自由/压迫；（3）公平/欺骗；（4）忠诚/背叛；（5）权威/颠覆；（6）神圣/堕落。海特认为，在美国的政治光谱中，自由主义最在意的道德基础是前3种，反映在社会和公共政策上，就是关心弱势群体，反对强权压迫，强调对穷人的同情等。而保守主义者则涵盖了全部6种道德基础，当然，相比自由主义者，他们更愿意牺牲关爱，以实现其他的道德目标。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它对于我们的启发就在于：第一，解决自由主义落地生根的困难，或许可以从与关爱、自由以及公平相关的情感教育做起。第二，在面对道德分歧和政治冲突时，我们不仅应该放弃“我是真理、你是谬误”的独断论立场，而且要把重心放在和大象的沟通上，而不仅仅是和骑象者对话，因为情感教育才是改变一个人的根本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