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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托我带书回北京。说是书，其实是本薄薄的小册子，土黄色的封面，草绿色的标题，呆萌的字体配上充满拙趣的插图，像极了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木刻油印读物。这样的装帧风格，我相信是刻意为之，因为作者石家豪追忆的正是80年代，确切地说，是1984年的香港。
石家豪是香港画家，1984年，他14岁，正从中二升中三，已经脱离童稚的他“开始以少年感知去认识世情”。选择《一九八四》作为这本“少年札记”的标题，绝非哗众取宠，实在是因为1984年对于香港来说非比寻常。
这一年，是香港娱乐的“奇情”年。元月7日，刘德华、陈玉莲主演的《神雕侠侣》上演大结局，以严肃著称的《信报》用了半版娱乐消息做报道。还是在年初，谭咏麟出版大碟《雾之恋》，一跃成为最受欢迎男歌星。再往后，张国荣凭借《Monica》一曲大热，与阿伦渐成分庭抗礼之势，梅艳芳献唱《似水流年》红遍香江，陈百强、林子祥、叶倩文、梁朝伟佳作迭出，来自东瀛的“安全地带”和来自西洋的迈克尔·杰克逊与Wham乐队轮番登场，让少年石家豪的世界草长莺飞、春色无边。
这一年，还是香港政治的分水岭。两年前，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邓小平坚决表示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主权，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西大厅签署，从此“香港前途被定了局”。虽然“马照跑、舞照跳”，但毕竟是“换了人间”。
以娱乐开场，以政治收官，如果说这一年的终场锣声让香港人在霓虹闪烁的花花世界里感受到了不一般的气氛，那么内地人则恰好相反，持续经年的教条生活正被来自港台的娱乐风潮吹皱一池春水。
1984年夏，父亲从温州出差回来，10岁的我和12岁的哥哥跑到汽车站去接站，远远看见父亲肩头扛着一个大纸箱，不由得内心一阵狂喜。没错，里头正是从海上走私进来的彩色电视机。当时县城电视台正在连轴播放83版的《射雕英雄传》，因为这台14寸的欧力安，我们家毫无悬念地成为街坊邻居的娱乐朝圣地。
1984年转眼过去三十余年，这期间，香港和内地都经历了太多的风波和节点。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人们一直密切关注着1984年，这一年如期而至，而乔治·奥威尔关于1984年的预言没有成为现实，忧虑过后的美国人禁不住轻轻唱起了颂扬自己的赞歌。”但是波兹曼警告说，人们忘记了，除了《1984》，噩梦还有另外一个版本，那就是赫胥黎笔下的《美丽新世界》。
波兹曼这样总结奥威尔与赫胥黎的不同：奥威尔害怕的是，书籍将被禁止流传；赫胥黎担心的是，书籍根本不用被禁止，因为人们将自发地不再阅读书籍。奥威尔害怕的是，有人将剥夺我们获取信息的权利；赫胥黎担心的是，有人将给予我们太多信息，使我们只会被动接受、无法自拔。奥威尔害怕真相将被隐瞒；赫胥黎担心真相将被无关的信息汪洋淹没。奥威尔害怕我们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赫胥黎担心我们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大众为微不足道的事物而痴迷。在《1984》中，政府用制造恐怖的方式来支配大众；在《美丽新世界》中，政府用制造娱乐的方法来支配大众。在奥威尔看来，人类将毁于自己所憎恨的东西；而赫胥黎则认为，人类将毁于自己所迷恋的东西。
波兹曼说，对未来做出正确预测的不是奥威尔而是赫胥黎，因为，专制虽然会造成精神毁灭，但在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里，“造成精神毁灭的敌人更可能是一个满面笑容的人，而不是那种一眼看上去就让人心生怀疑和仇恨的人”。
这个判断虽然精彩，但仍嫌武断，就像资本在权力面前仍会不自信，技术也不一定能彻底压倒权力。因此，除了奥威尔与赫胥黎，未来存在着第三种可能性：人们一边被禁止阅读书籍，一边自发地不再阅读书籍；一边被剥夺获取信息的权利，一边又深陷垃圾信息的汪洋大海中；一边真相被隐瞒，一边真相被淹没；一边是被砍伐殆尽的文化荒漠，一边又疯狂生长着毫无价值的杂草和荆棘……
没错，这就是《1984》和《美丽新世界》的变形统一体：面对左手是恐惧、右手是娱乐、两手都很硬的社会，人们除了束手就擒，别无选择。这样的支配才是最彻底的支配，因为处于恐惧威胁下的娱乐最疯狂，而癫狂至死的娱乐反映出来的恐惧也最极致。假如这一天真的来临，人类将同时被自己憎恨和迷恋的东西毁灭。
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说：“唯一真实的乐园是人们失去的乐园。”对现状不满的人一定对此深有体会。在恐惧与极乐之间，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谁能摆脱奥威尔，谁能摆脱赫胥黎，谁又能同时摆脱他们俩，只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