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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扬帆北上，直指不列颠群岛。消息传来，一位身怀六甲的英伦妇女在惊恐之中诞下一名早产儿，此人正是近代政治哲学之父——托马斯·霍布斯。后来，霍布斯自嘲与恐惧是双胞胎。此说看似事实陈述，实乃一语双关的妙喻，因为终其一生，霍布斯无论在个人气质上还是政治思考中，“恐惧”始终和他如影随形。
对于成年后的霍布斯来说，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没有什么比失去国家保护的生活更糟糕。1641年之后，霍布斯敏锐地觉察到英国内战的威胁，为求自保流亡巴黎十年，在这期间，他的政治思考与英国政局的演变几乎保持同步的节奏：1642年，霍布斯完成《论公民》，同年，英国爆发内战；1648年，霍布斯动笔撰写《利维坦》；1649年，查理一世被处死；1651年，《利维坦》完稿。
霍布斯的基本逻辑可以用“稳定压倒一切”来概括。在《论公民》中，霍布斯一言以蔽之地指出：“大规模的、持久的社会的起源不在于人们相互的仁慈，而在于相互的恐惧。”这个基本论点在《利维坦》里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发挥，他的具体思路是这样的，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人们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因为不晓得谁是敌人，因为任何人都有可能是敌人，所以自然状态中的人们处于普遍化的全面恐惧之中，人们不堪其苦，于是签订契约进入公民社会，这个契约的功能是，只要你放下武器，那么我也放下武器，人们彼此不再相互残杀，进入所谓的和平时期。但是，立约各方并不包括那个最终执掌生杀予夺大权的“主权者”，也就是说，主权者是契约之外的人，他不受契约的束缚，可以为所欲为，而作为立约各方的臣民们则必须服从契约，不可违抗主权者的任何命令。
霍布斯给人们提供的是一个两难选择：要么是无所不在、目标不明的恐惧，要么是确有所指、非常具体化的恐惧，也即横死于主权者司法之剑下的恐惧。两害相权取其轻，霍布斯倾向于认为后者要好那么一点点，哪怕国家此时已然变异为《圣经·旧约》中那个令人恐惧的巨兽——利维坦。
有人或许会大声反驳：这不合理！为什么必须要做非此即彼的选择，难道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和主权者手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利维坦”之间，就没有中间地带了吗？霍布斯和他的追随者们会斩钉截铁地告诉这些人：对不起，这个真没有！没有了国家你什么都不是，所以，为了不致重返全面恐惧的自然状态，人民只有默默忍受现有的任何政府。
威胁与恐吓是合理化利维坦以及一切极权政府的不二法门。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进一步阐释了这个逻辑在20世纪的新发展：因为“恐惧只有对那些互相隔离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所以为求确保现代极权主义的统治，就必须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任何联系，让他们处于无法沟通、自我怀疑和相互猜疑的原子化生存状态里。于是，从《利维坦》到《极权主义的起源》，我们看到一个关于恐惧的完整叙事：为了躲避自然状态中无所不在的全面恐惧，相互猜疑的原子化个体选择进入利维坦，而为了确保利维坦的稳定，则必须继续巩固和强化这种孤立无援的原子化个体的生存状态，最终制造出新的全面恐惧。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有可能击溃上述的恐惧逻辑吗？1679年，91岁高龄的霍布斯去世，他没有来得及看到九年之后的光荣革命，也没来得及看到他的理论被证伪的那一刻。1688年12月11日，众叛亲离的詹姆斯二世将国玺投进泰晤士河，仓皇逃往法国避难。从国玺沉入泰晤士河的那一刻起，直到次年2月12日议会选举詹姆斯的女儿玛丽为女王，英格兰有三个月的时间处于主权者缺位的状态，但是除了发生零星的骚乱，霍布斯预言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并未出现。强大的议会传统和贵族传统以及井然有序的市民社会让英格兰安然度过了危机。
击溃利维坦恐惧逻辑的秘诀非常简单也非常困难，就是在无所不能的国家和彻底原子化的个体之间打入一个楔子——自由的结社和结社的自由。
20世纪70年代，捷克摇滚乐队“宇宙塑料人”创作过一首脍炙人口的《百分之百》，歌中这样唱道：“他们害怕老人的记忆，他们害怕年少者的天真，他们害怕坟墓和墓上的鲜花……他们害怕技术，害怕信息自由流动……他们害怕政治犯，他们害怕犯人的家属，害怕良知，害怕科学，他们害怕未来，他们害怕明天的早上，他们害怕明天的晚上，他们害怕明天，他们害怕未来……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怕他们？”
在这个意义上，恐惧诞下了它自己的双胞胎：极权主义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谁先摆脱恐惧，谁就将赢得过去、现在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