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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静是一位外企白领，喜欢猫狗，但不是动物保护主义者，同情弱势群体，但从未参加过NGO或者任何维权活动，有爱心但从不泛滥，有关怀但极少付诸行动，总之，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善良女孩儿。
一次，有人在网上张罗“百人声援团”，计划去G城支持一桩抗议活动。对此，静静表现出异乎寻常的热情。一次私下聊天中，她向我表示，虽然在道义上举双手双脚支持，但在策略上和效果上却担心它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可能授人以柄。
“你想想看，”静静说，“一百个外地人，无组织、无纪律地来到陌生的城市，吃、喝、拉、撒、睡都成问题，怎么进行有效的抗争？有组织、有纪律更麻烦，这与‘快闪’可不同，寻衅滋事？非法集会？扰乱公共秩序？总之，一旦被有关部门盯上，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我问，既然如此，是不是意味着你反对这个活动？出人意料的是，静静却说自己不仅不反对，还要参与这个活动，理由是她多年来一直关注G城，虽然与当事人素昧平生，但对于其人其事却有着难以言表的特殊情感。去或不去，对她而言，与道德考量和理性计算关系不大，更多的是关乎良心。
这个回答让我大感意外，我的脑海里瞬间跳出许多反驳的理由，比如，这个国家每天都在上演类似G城的事件，从道义的角度说，我们应该为每一个相同遭遇的人和事呐喊，从效益的角度说，声援A城B城和C城没准都比声援G城更有效，总而言之，你没必要死盯住G城这件事不放……
我没有尝试去说服静静。不仅因为她用“良心”为自己的决定做终极辩护，更因为我一直执拗地认为，作为常人，我们之所以决意采取某一道德行动、卷入某一事件，归根结底，是基于一些私人的关切和特殊的因缘，虽然我们能够对外人摆出一二三四的公共理由，但触发具体道德行动的动机却是相当的“私人”和“属己”。也正因为此，抽象的说理不能轻易说服人们改变观念。
事实上，静静也无须我去说服，因为“百人声援团”的计划最终不了了之了。这让我一方面深感庆幸，另一方面又忍不住有些好奇：如果计划付诸实施，静静是否真有勇气迈出行动的那一步？
亚里士多德说，在没有危险的场合表现得信心十足，这样的人在内心深处其实是怯懦的。我当然不是在质疑静静的勇气只是伪装。但实情是，由于她没有机会付诸行动，所以她的“勇气”就没有兑现成“看得见的行为”，这难免让人吃不准她到底是一时冲动的鲁莽，还是真正的有勇气。
就像水变成酒，必须要有酒曲的催化、恰当的温度以及足够长久的酝酿。勇气亦如此，面对应该恐惧的事物却能表现出足够的勇气，不仅要有对信念的笃定与坚持，更需日常生活的点滴累积和操练，才能在事件遽然发生的现场表现出强大的行动力和爆发力。
说到勇气，人们常举宗教圣徒为例。在我看来，诉诸宗教信仰固然可以一劳永逸地解释牺牲的勇气从何而来，但这种解释未免过于简单，它对于常人的多面与软弱不够敏感，对于人性的脆弱和坚忍也缺乏同情。
我也不太关心政治人物的勇气从何而来，按照我庸俗的理解，他们已经做过充分的沙盘推演，即便偶有失算，也算求仁得仁。相比之下，我更关心普通人的勇气从何而来。
曾读到这样一封被公开的家书，妻子对狱中的丈夫说道：“我最终想通了，每个人都有各自坚守的东西，一条不为取悦或是顾及他人而改变的底线。我也有一些无论你怎样请求，都不会改变的东西。所以，今天的结果我并不怪你，也坦然接受，但并不是因为你所坚持的东西在我看来有多么高尚，而是因为命运真的把你推到了需要去选择坚持而放弃其他一切的这一步。”
这段话之所以让我动容，是因为它展示了一个常人的视角。我尝试体会她作为妻子的幽怨和郁闷，理解她作为普通人的无奈与喟叹，同时赞赏她作为勇者的不悔与豁达——既然命运将你我推到这一步，剩下的便只有接受，恰如古希腊悲剧反复阐明的那个道理：“既然事情非如此不可，那么好，我现在就来完成你的意愿。”
这段话之所以让我动容，是因为它告诉我们，没有人天生就是圣徒和烈士，一个人成为现在的他，很多时候是情境化诸因素的总和。超凡入圣如曼德拉，也曾坦然承认：“我不是圣人，我只是因为处于非比寻常的环境中所以变成领袖的平凡人。”
心理学家津巴多（Philip Zimbardo）说：“单凭想象，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会不会那么做，要知道情境的力量远比我们大得多。”在《路西法效应》这本书中，津巴多告诉我们，情境既可以造就艾希曼式的“恶之庸常”，也可以造就“英雄主义之庸常”（banality of heroism），后者让每一个善良的普通人心怀希望。哪怕系统的压力有时大到难以支撑，以至人们的脊梁常会以无法察觉的速度弯曲，但与此同时，每一位随时愿意恪守人性本分的人，都可以通过主动投身向善的情境，来坚持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我们反复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