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屋

这座房屋是活的，是有呼吸的。一整晚，我都能听见它的叹息。宽阔的墙壁由砖石和木材制成，总是凉凉的，即便是在正午，当阳光使得群鸟寂静，鞭笞着树木，融化了柏油路的时候。我沿着墙壁滑过，就像一只寄生在宿主皮肤上的蜱虫。倘若我抱住它，就能感受到一颗跳动的心脏。也许是我自己的。也许是房子的。都无关紧要。对我而言，一切都好。它给我带来了安全感。有时候，老埃斯佩兰萨会带来她最小的孙子。她背着他过来，用一块布紧紧裹住他，这是这片土地上的民间老法子。所有的活儿，她都这么做。清扫地板、掸去书本上的灰尘、打扫厨房、洗衣服，再用熨斗在上面熨过。那个小婴儿就把脑袋贴在她的背上，感受她的心跳和她的温度，觉得自己又回到了母亲的子宫里，便睡去了。我与这间房子也有着相似的关系。我已经说过，黄昏时我会待在客厅，贴着玻璃窗，注视着太阳渐渐死去。等到夜幕降临，我则徜徉在不同的地方。客厅连通着庭院，它很狭小，而且疏于打理，唯一的魅力只在两株壮观的帝国棕榈树，非常高大，极为高傲地分别屹立在两端，把守着房屋。客厅也与书房相连，从书房到走廊之间要穿过一扇大门。走廊就是一条深深的隧道，又潮又暗，通向卧室、餐厅和厨房。房子这部分面向后院。碧绿柔和的晨光从鳄梨树高高的枝杈上滤过，轻抚着墙壁。在走廊尽头，就是从客厅走进来的左手边，有一道窄小的楼梯艰难地立在那里，台阶坏了三级。拾级而上，就会到达类似阁楼的地方，白化病人很少到那里去。里面满是装着书的盒子。我也不经常过去。有蝙蝠在墙上沉睡，从头到脚都裹在漆黑的斗篷里。我不知道蜥蜴在不在蝙蝠的菜单上。最好还是不要知道了。同样的理由——恐惧阻止了我去后院探索。透过厨房、餐厅或是费利什房间的窗户，我看见杂草在玫瑰花丛中肆无忌惮地生长。一棵巨大的鳄梨树就矗立在院子正中央，枝繁叶茂。还有两棵高大的枇杷树，上面结着枇杷。还有十多棵木瓜树。费利什相信木瓜有再生的力量。一堵高墙将庭院围拢起来。墙顶上覆满了五颜六色的玻璃碎片，用水泥固定在那里。从我这里看去，像是一排獠牙。这样凶恶的手段也无法阻止男孩们时不时地跳过墙来偷鳄梨、枇杷和木瓜。他们在墙上放下一条木板，然后站起身来。我觉得，对这么一点收益而言，他们的行为太过火了。也许他们就不是为了品尝果子才这么做。我确信，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品尝风险。或许从此以后，他们总能从风险中尝到成熟的枇杷味。让我们想象一下，他们中的一个将来会成为一名工兵。这个国家不缺工兵的工作。就在昨天，我还看见电视上播出了一次扫雷行动进程的报道。一个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对数目的不确定性表示遗憾。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安哥拉的土地里埋了多少颗地雷。一千万到两千万。地雷有可能比安哥拉人还多。因此，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那些男孩中有一个成了工兵。每当他循迹穿过雷区，嘴里肯定都会出现一股久违的枇杷味。有一天他要面对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一个外国记者抛来的，混合了好奇与恐惧：“清除地雷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然后那个仍在他身体里面的男孩微笑着回答：“在想枇杷，先生。”

对这件事，老埃斯佩兰萨认为，正是墙壁引来了小偷。我听见她这么和费利什说。白化病人面向她，被逗乐了：“都想来这儿看看呢，我家里竟然有个无政府主义者？！等会儿我就会发现你正在读巴枯宁了。”

他说完，就没再注意她了。老埃斯佩兰萨从没读过巴枯宁，这是当然的；不仅如此，她从没读过任何一本书，她不识几个字。不过总的来说，我慢慢学到了许多有关生活的事，或者说，是有关在这个国家里的生活，在一个醉人的国家里的生活。她整理屋子时，我也听见她一个人自言自语，时而是轻柔地低语，好像谁在歌唱，时而声音又很大，好像谁在痛骂。老埃斯佩兰萨坚信自己永远不会死去。1992年，她在一场大屠杀中幸存下来。当时她去了一位反对派领导人家里，取一封小儿子的信，他正在万博服役。突然，从四面八方爆发出一阵剧烈的枪响。她坚持要离开那里，回她的穆塞克去，但其他人不让：“你疯了，女士，就假装正在下雨，一会儿就过去了。”

但没有过去。枪声像是一场暴风雨，变得愈加强烈、密集，而且开始向房屋这边靠近。费利什给我讲了那天下午发生的事：

“来了一支荒唐不堪的部队，是一群全副武装的暴徒，喝得酩酊大醉。他们闯进屋里，对所有人一顿毒打。指挥者想知道老妇人的名字。她对他说：‘埃斯佩兰萨·若布·萨帕拉洛，先生。’然后指挥官笑了。他嘲弄地说：‘埃斯佩兰萨会是最后一个死的。’暴徒让领导人和他的家人在院子里排成一列，然后向他们开枪射击。轮到老埃斯佩兰萨的时候，没子弹了。‘是后勤救了你一命。’指挥者冲她喊道，‘我们老是在后勤上出问题。’之后就命令她离开了。现在，她就觉得自己对死亡是免疫的。也许吧。”

我不觉得这不可能。埃斯佩兰萨·若布·萨帕拉洛的脸上有张皱纹织成的薄网，头发全白了，但肌肉还很紧实，姿态也总是坚定又精准。在我看来，她就是一根立柱，支撑着这栋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