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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所收集的四篇文章，要说是书评不是很像，因为并没有发表对书的特别见解和批评，更是从书谈开去了。说谈开又不是谈得很开，只不过从这本书谈到那本书，从那本书又谈到第三本。这种徜徉多少能反映出我的生活状态，那就是从书本到书本。是一个职业写作者的困境，同时呢，也算得上福分。
文字在某种程度上掩护了我们的经验，不使我们从生活中直接受伤，代价是我们只能获取第二手的材料。但是在另一个方面，它们其实又具有一种内窥镜样的功能，它们总是引我们透过表面直至深处，那里有着更为本质的存在，于是也就更为尖锐而无法和解。如此一来，我们又不得不回到具体性里寻求安全，其时，被隔离了的生活就显现出了优渥，它以现实的普遍价值接纳了从文字中逃亡出来的人，使之避免坠落于虚无。读书的人就是这么一种两栖动物，时而用肺呼吸，时而用鳃呼吸；时而在稳定的陆地，时而又到流动的水中。每一次互往且不是机械地重复，而是细微地改变着轨迹，好像无形中有一个气旋，或者说是推进器，嵌着肉眼看不见的刻丝，所以就回不到原来的位置，进入不到原来的空间。文字的遮蔽一层一层叠加，生活也因此从第二手变成第三手、第四手；其间或有一种背反的原理，文字的内窥镜功能一层一层进深，生活则从第二手还原为第一手，甚至负一、负二。实有与虚无的距离永远不会改变，但却是共存而且并进，形成相斥相吸的磁场。
像我们这样存活在文字里，都有着一种分裂的人格，我们不同程度地惧怕生活，唯恐避之不及；但另有一种勇敢，明知不可为而为，似乎有自虐的倾向，专找那些绕不出去的危难，和自己作对。山西女作家蒋韵在一篇名叫《盆地》的小说中，写一个年轻的知识女性与她的工人师傅的一段感情故事，那位没怎么读过书但饱尝人生体验的男子，对他的女徒弟做出一个评价，他说，你们这些人吃不了苦，却受得了罪！这句话真是太精辟了，它一语中的，给读书人画了像：既软弱，又坚强；思想的巨人，行为的矮子！这种人格，特别不适宜生存在艰困动荡、“放不下一张书桌”的时日，这些“低能儿”倘要被逐出书房，逼进现实，身体受着考验，精神则悬置起来，无所归依，实在是凄惨的事。
有一日，一名快递员送包裹来。外面下着雨，他一身的水，站在门口等我查收和签字。他望着房间角落里的我的书桌，因为阴霾的缘故，大白天也开了一盏台灯，灯光洞开了一个小天地，他忽然说道：真好，真羡慕你，能够学习！接过收据，他复又湿淋淋地离去了。由于他的话，再看自己的书桌，就看到了一个平安世道，不禁觉得幸福起来。而且，他方才用了一个“学习”的词，不是“读书”，也不是“写作”，是“学习”。认真生活的劳动者，就有足够丰富的经验，能够准确地表达事物的外相，勿论这件事物的表面是如何静止着，只在内部活动，他们依然一目了然。这里就有些相反相成的意思，一方是将复杂的事情简单化，一方则将简单的事情复杂化；一方将无形化有形，一方将有形化无形。
在此，我又说开去了，事实上，在这本书里，我并没有涉及如何深奥的道理，一个小说写作者，也不可能领略多少玄思的乐趣，我们终还是世俗中人，对生活的表象有执念。因此，我们所寄身的文字大约也是文字的表象，与生活的距离不那么远，之间的往互进出也是浅显的，深入不到哲学里去，多是始于常性，止于常理，只是文字将这常情变成了形而上。小说写作者就是这么一种半蚕半蛹的异类，蜕化到中途，退一步无果，进一步呢，变成蛾子，飞出去，没了，也是无果。
写作《天香》的将近两年时间里，我一边写，一边看书。写长篇其实并不像外人以为的那般艰险和辛劳，需要的只是耐心，耐心之下则可匀速前进，使之成为生活的常态。相比写短小篇幅的急促，反倒有更多的闲暇与闲心，闲读一些书，不期然间得一些闲思。写毕《天香》，放自己一年假，不沾小说，只写闲章，就有了这几篇。多年前，在香港，北岛介绍认识林道群，他的书多由道群先生策划编辑，不论内文还是外装，都让我喜欢和羡慕，还不只是这些，怎么说呢？那日在餐桌上，听他们俩谈话，其中有一句是这样，道群说，某一类写作当适可而止，意思是再写就稀薄了。一个编辑劝作者不是多写，而是少写，更像出于文友的挚心，就知道对文学持了谨严的态度。即刻在心里想，什么时候也要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一本书，现在，这时候到了。
王安忆
2012年3月31日 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