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的读法（下）》

《金瓶梅》的死亡观

清代张潮的《幽梦影》中评说：“《水浒传》是一部怒书，《西游记》是一部悟书，《金瓶梅》是一部哀书。”他是懂《金瓶梅》的，才会通过声色纵情，读出人世间的悲哀来。很难有人会在读过这部书后摩拳擦掌、起而效尤吧？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们看着《金瓶梅》中这些人，为欲望而生，为欲望而死，如果能因此也生出一些悲悯之心，那就像东吴弄珠客说的，是在行菩萨道了。

西方人看《金瓶梅》，概括了两点，即情欲与死亡。前五十回中，故事的主要人物在欲海中翻腾；后五十回中，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了生命。

任何宗教、任何哲学、任何艺术形式，都在不停地追问生与死的话题。人在年少的时候，常常会抱怨父母为何将自己生下来，这是怀疑生的阶段；后来慢慢明白，人该不该活是一回事，怎么活又是一回事。等经过更多的历练，又会进入怀疑死的阶段，思考会如何死掉、自己一生的意义何在，以及会获得怎样的追悼，等等。夹在这两个阶段中间的，是一种生不容易死不甘的状态。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在一生当中也难免会涉及对于生与死的思考。

不同的文学作品，对于死亡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我们还是用中国古典小说举例。《三国演义》讲帝王将相，各人背负各自国家的使命，所以里面的死亡强调“重于泰山”，以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利他精神为典范，比较接近“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意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也许在死亡的那一刻，这些人反而会重新获得生命。如果只是平平常常地终老，死亡形而上的意义就难以展现。

《水浒传》中的江湖好汉最重视“义”，最瞧不上人的世俗情感，包括对钱、对名位、对女人，甚或对生命的眷恋。例如，阮小五和阮小七初次登场，就拍着脖颈对吴用说：“这腔热血，只要卖与识货的！”这种对待生命与死亡的态度，好像只有两个字可以概括——荒谬。痛快倒是痛快，却是一种荒谬的痛快，也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

无论是已经绑缚法场还能洋洋得意地大叫“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梦幻式的血气，还是将家国天下背负于己身的强大使命感，老实说都离我们很远。《西游记》更不必说，孙悟空一个跟斗就十万八千里，不知远到哪里去了。唐三藏在经历第八十难之后，赫然见到河里漂着自己的尸首。众人祝贺他终于脱去了凡胎。他必须经历死亡，才能得到永生，这也是凡人无法获得的体验。《红楼梦》的故事看起来比较容易接近，但是其中的女子多是出口成章的才女，你捶心挠肝，半句也讲不出。而且，《红楼梦》是充满诗意的，以艺术的手法去呈现生命的感触。“寒塘渡鹤影”是史湘云讲的，“冷月葬花魂”是林黛玉所对，字字有玄机。林黛玉刚过世时，死亡在诗意的笔触下生出美感：“一时，大家痛哭了一阵，只听得远远一阵音乐之声，侧耳一听，却又没有了。探春、李纨走出院外再听时，惟有竹梢风动，月影移墙，好不凄凉冷淡。”宝玉闻讯昏死过去，碧落黄泉遍寻黛玉不着，始知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乃是“无魂无魄”的。这是纯粹艺术家的手法，既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学。这种空灵的美感很能打动人。但是，在现实里，我们大多数人不可能死得像一首诗，我们就只能在艺术表达中得到暂时的安顿。

与这些知名度相当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相比，你不得不承认，《金瓶梅》中的死亡是最接近现实的。生，那就生吧，活着就活着，日子总是要过的；死，那就死吧，随顺着宿命，而活着的人还是要过日子。送葬归来，戏还要唱，酒还要喝，想那么多做什么呢？人难免惧怕死亡，能躲就躲，但真撞到了也没办法，伤心落泪之后，还是要像圣严法师讲的那样，“接受他、面对他、处理他、放下他”。官哥儿、李瓶儿、西门庆、潘金莲、庞春梅等人，无论生前煊赫还是卑下，归根结底都是卑微而渺小的，死就死了。

这样的生命观在中国当代小说里写得最多，没有好高骛远，却让人感动；而那些伟人、神怪，或者英雄豪侠快马一刀之类的死法，读时觉得震动，却难有切身之感。

我在台大读中文系的时候，系主任是台静农先生。他教我们《楚辞》，小说也写得很好。创作于1927年的《拜堂》是他的短篇小说代表作，两千多字，情节也不复杂。故事中，汪二和寡嫂珠胎暗结，两人要通过拜堂来缔结婚姻关系。对穷人来说，礼教是奢侈的，现实的安顿才要紧。事情虽不体面，汪二还是张罗来香烛；寡嫂即使心中有愧，也找人来牵亲。寡嫂、田大娘和赵二嫂在路上走时，“灯笼残烛的微光，更加黯弱。柳条迎着夜风摇摆，荻柴沙沙地响，好像幽灵出现在黑夜中的一种阴森的可怕”。汪二和寡嫂在夜里拜堂，依次拜过天地、祖宗、父亲，以及死去的母亲和汪大。这些艰难的小人物总用一句话来开解自己——“总得图个吉利，将来还要过活的”，通过拜堂昭告祖先神明，便是寡嫂能够合情合理合法地活下去的依据。待到父亲睡醒，也只好由着二人获得这卑微的安顿。

萧红的《呼兰河传》也会让人觉得生死不过是普通的事。譬如其中有个小人物——卖豆芽的王寡妇，只占几行字。

比方就是东二道街南头，那卖豆芽菜的王寡妇吧：她在房脊上插了一个很高的杆子，杆子头上挑着一个破筐。因为那杆子很高，差不多和龙王庙的铁马铃子一般高了。来了风，庙上的铃子格棱格棱地响。王寡妇的破筐子虽是它不会响，但是它也会东摇西摆地做着态。

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去，王寡妇一年一年地卖着豆芽菜，平静无事，过着安详的日子，忽然有一年夏天，她的独子到河边去洗澡，掉河淹死了。

这事情似乎轰动了一时，家传户晓，可是不久也就平静下去了。不但邻人、街坊，就是她的亲戚朋友也都把这回事情忘记了。

再说那王寡妇，虽然她从此以后就疯了，但她到底还晓得卖豆芽菜，她仍还是静静地活着，虽然偶尔她的菜被偷了，在大街上或是在庙台上狂哭一场，但一哭过了之后，她还是平平静静地活着。

至于邻人街坊们，或是过路人看见了她在庙台上哭，也会引起一点恻隐之心来的，不过为时甚短罢了。（《呼兰河传》第一章）

寡妇死了儿子，人也疯了，但日子还是要过。卖了豆芽，才有饭吃，吃饭、睡觉、哭泣、发疯、卖豆芽，就是她生命的次序。这样的人生似乎用什么样的形容词都无法概括。我们现在生活在台北这样的大都会，很少见到类似可怜的老太婆。但在我小的时候，经常能遇见那些腰折成九十度，沿街拾荒或卖香、卖小东西的老人。直到现在，那个画面还在我眼前晃来晃去。这样一个生命，没有《水浒传》的快意，没有《西游记》的离奇，也没有《三国演义》的豪壮，只是单纯的连接生与死的过程。

又回到那句话——“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我认为《金瓶梅》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于，其中的悲欢生死都是最人间性的，最接近我们自身。官哥儿之死是一个小孩子的夭折。三大淫妇中，潘金莲的死亡场面充满血腥；庞春梅的死与前面的铺陈相比，有些虎头蛇尾；而最先死去的李瓶儿是作者花费许多心血经营的人物，她生前虽有谋害亲夫、占人财产的行为，但在死去的那一刻，却让人几乎忘记她的过错，转而怜惜她、同情她。这是文学史上很精彩的创意，从中可以看到作者的勇气。我们见过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俗文学、传统文学、民间说唱文学，通常会比较简单化、一元化，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可是《金瓶梅》打破了这样的成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