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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需要边界》是一本20世纪90年代教育类的畅销书。当我们小的时候，我们的父母基本都读过这本书。这本书不是那种会让你直接忽视掉的书，也不是会引发你尖叫的可怕的书。恰恰相反，这本书的作者罗格在其中谈到了很多关于信任、联系和理解的话题。书中的表达是友好和友善的。在罗格看来，孩子不是暴君，他们只是没有能力，他们还在寻找自己的方向。孩子是需要边界的，虽然直到今天它仍旧被父母更多地用于对孩子没有听话的惩罚。举个典型的例子：“如果你还磨磨蹭蹭的，我就没时间给你讲故事了。”“如果你不刷牙，你就不能吃巧克力。”“如果你不做作业，就不能上网。”“如果你不吃西兰花，就不能吃甜点。”这种温和的方式其实包含了威胁。
可以说，旧时那种专制的边界被现代、友好的边界所取代。但其实这是个虚伪的谎言！明确地说，我这本书不涉及这类边界。 在我看来，通过向孩子施压，让他们按我们的意志行事，这与亲子关系中应有的基本价值观不符。 除此之外，只有孩子才需要边界，这个基本假设也完全不成立。父母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一句话：孩子需要边界，否则他们会误入歧途。仿佛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真理。作家安德烈·斯特恩在演讲中经常通过一个群体，来说明这句话实际上带有歧视的色彩。例如，如果他提出“女性需要边界”，那么观众中会立刻有人反驳：“不能这样说吧？难道只有女性需要边界？而男性就不需要？”斯特恩说：“就是这个意思。那么难道只有孩子需要边界，其他人就不需要了吗？”
当然，从内容上讲，“孩子需要边界”这个说法并没有错。正如女性、教师、柏林人和太空旅行者一样，他们都需要边界。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边界。 但是，如果我们从语言上突出强调某一类人，那么实际上我们是将对此类人的设限合理化，而这种设限并不适用于其他类人群，同时剥夺了他们给自己设定边界的权利。而这正是几百年来我们的孩子所遭遇的。他们没有被看作是成熟的人，因为他们并没有发育完全，所以被看作是价值较低的群体，所以他们和成年人有着不同的规则，同时获得了较少的尊重。直到今天，在日常生活中还存在着对年轻人的结构性歧视。结构性歧视是一个专业术语，当我们在谈论家庭生活中的边界时，一定会涉及这个词。因为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们给孩子设定的“边界”，大部分都是成年人视角下的歧视和不尊重。成年人发号施令，孩子只能服从。这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孩子被强制地限制，类似于独裁专制。父母和老师能够自己决定什么是被允许的，什么是被禁止的，并惩罚不遵守边界的孩子。对于孩子来说，这种方式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被简单地称为：教育。
2016年柏林布赖特沙伊德广场发生袭击事件之后，我们的城市突然出现了巨大的混凝土护柱。灰色的、沉重的柱子屹立在那里，堵住了通往圣诞市场的道路。当然，这是出于安全的考虑。这些仿佛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巨大的灰色混凝土护柱明确地标记了边界——当大人对孩子设限时，孩子的感受就和这种设立的柱子带给人的感受一样。停，这里关门了；路封了，禁止入内；停，这里有个柱子。到处都是混凝土筑成的墙。所以，在这种专制的结构下成长起来的人，经常会把自己童年的家比作是监狱，这是必然的。因为孩子天生不仅需要安全和保护，还需要自由和自主。他们需要机会去发现自我，去经历冒险和犯错。他们必须自己尝试、经历，为此他们需要体验的空间。如果孩子被父母的禁令所限制，那他们会感觉像被囚禁一样——而对其他人来说，他们看不见那些到处限制孩子童年的“巨大的混凝土护柱”。
如果说那些随意摆放的、屹立不倒的、巨大的混凝土护柱或多或少代表了权威专制教育中的边界，那么“花园围栏”则代表了面对面、相互尊重、紧密联结的边界。一个简单的花园围栏由木头制成，它将一块地与另一块地分隔开。这种围栏不会给人带来威胁感，也没有特别高或巨大。它只是为了标记边界：从这里开始是我的区域，非请勿入。花园围栏不会让人害怕，这也不是它的任务。它不是用来吓人的，也不能起到威慑或防御的作用，因为它不是不可跨越的。相反，作为一个不太喜欢运动的人，我可以轻易地翻过我们家附近的大多数花园围栏。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围栏向我展示了，从这里开始，是另一个人的空间了。这才是亲密型亲子关系的核心：我们不想在我们和孩子之间筑造混凝土护柱，不想建造一个让孩子保持距离的堡垒，也不想用边境守卫和报警系统恐吓他们。我们只是给自己弄了一个小的花园围栏，用以告诉他们，父母的区域是从哪里开始的。然后，我们也可以邀请他们进入这个围栏，聊一聊关于爱和边界的话题，以及两者间该如何联系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