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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对世界的态度，特别是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在舞蹈和歌唱中形成的。
——约翰·布拉金 1
音乐能够在不同的人身上同时引起相似的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它能够把群体聚集在一起并制造出一种团结一致的感觉。对于葬礼上的挽歌或葬礼进行曲，音乐家和普通听众的欣赏方式是不一样的，但是这并不会影响他们分享葬礼本身引发的情感，与此同时，他们肯定还会分享一些相同的身体感受。音乐能够通过同时协调一群人的情绪来强化或强调特定事件所唤起的情绪。
必须强调的是，音乐创作是一种根植于身体的活动。布拉金认为，“用身体感受”是与另一个人产生共鸣的最好方式。
音乐的许多（如果不是全部）基本进程存在于人体的构成和社会中身体互动的模式中……居住在文达的时候，我开始对音乐何以成为身心发展与和谐社会关系发展的一个复杂组成部分有所了解了。 2
人们普遍认为，音乐会增加对其感兴趣的人的唤醒，从而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集中注意力。所谓唤醒，我指的是一种高度警觉、有意识、感兴趣和兴奋的状态：一种体验在整体上增强的存在状态。这种状态在睡眠时处于最低水平，在人们经历强烈的情绪（如强烈的悲伤、愤怒或性兴奋）时，则会达到最高水平。极端的唤醒状态通常令人感到痛苦或不愉快，因此人们热切地寻求程度更温和的唤醒，以提高生活质量。我们都渴望生活中有一定程度的兴奋刺激；如果缺乏来自环境的刺激，那么只要有自由，我们就会去寻找刺激。并非所有的音乐都是为了引发唤醒状态而生的。埃里克·萨蒂（Erik Satie）创作的音乐只是为了提供一个舒适的背景。它们在电梯播放的背景音乐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能安抚一些人，但也会激起一些人的愤怒。然而，这种情况属于例外，不属于我们现在讨论的倾听类型。催眠曲可能会让孩子进入梦乡；但我们会凝神倾听肖邦的《摇篮曲》（ Berceuse ）或勃拉姆斯和舒伯特的《摇篮曲》（ Wiegenlieder ）。
唤醒体现在各种各样的生理变化中，其中许多是可以测量的。脑电图显示了它所记录的脑电波的振幅和频率的变化。在唤醒过程中，皮肤的电阻减小了，眼睛的瞳孔扩张了，呼吸频率会变快或变慢，或者变得不规则。血压会升高，心率也会升高。肌肉张力增加，这可能伴随着身体上的躁动。一般来说，这些变化应该是动物准备行动时出现的，无论是准备逃跑、战斗，还是交配。这些变化与测谎仪记录的变化相同，显示了以焦虑形式出现的唤醒，但和普遍的观念相悖的是，测谎仪并不能证明有罪或无罪。
还有一种记录肌肉“动作电位”的仪器，叫作肌动电流描记器，当受试者听音乐时，即使被告知不要移动，腿部肌肉的人体电活动也会显著增加。在音乐厅里，由唤醒状态引起的身体躁动常常无法得到充分的控制。有些人会忍不住用脚打拍子或用手指敲节奏，也因此干扰了在场的其他听众。在指挥贝多芬的《雷奥诺拉第3号序曲》（ Leonora No.3）时，赫伯特·冯·卡拉扬（Herbert von Karajan）的脉搏加快了。有趣的是，让他的脉率增幅最大的，是指挥最能触动他情绪的乐句的时候，而不是他付出最大体力的时候。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卡拉扬驾驶喷气式飞机起飞和着陆时的脉率波动要比他指挥时的小得多。3音乐能够平息野蛮和残暴，但同样能有力地激发狂野的心灵。
似乎可以肯定的是，听觉和情绪唤醒之间的关系要比视觉和情绪唤醒之间的关系更密切。不然电影制作者为什么坚持在电影中使用音乐呢？我们已经习惯了在整部电影中听音乐，以至于短时间的沉默会产生震撼的效果；电影制作人有时还会用寂静作为一些特别恐怖事件的前兆。在电影的爱情场景里，没有音乐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即使在无声电影时代，也必须聘请一位钢琴师演奏背景音乐，从而强化和突出不同情节的情绪意义。我有个朋友第一次去大峡谷游玩时，发现自己面对令人敬畏的景象却毫无反应，因而感到很失望。过了一段时间，他意识到自己以前是在电影院屏幕上多次看到大峡谷的，而且每一次的画面都配有音乐。恰恰是因为缺乏这样的音乐伴奏，目睹大峡谷的唤醒程度不如在电影院时那么强烈。
当受伤的动物或受苦的人保持沉默时，观察者可能不会有什么情绪反应。而一旦他们开始尖叫，观察者通常会受到强烈的触动。在情绪层面上，听见比看见更“深刻”；倾听比关注更有利于培养人际关系。因此，与失明的人相比，严重失聪的人似乎通常与他人更加隔绝。当然，他们也更容易怀疑自己最亲近的人。失聪比失明更容易引发对自己被贬低、欺骗和迫害的偏执妄想。
为什么听觉与我们的情绪以及人际关系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这个问题与我们在生命之初先能听、后能看这一事实有关联吗？我们的第一次听觉体验发生在子宫里，远早于我们在出生后第一次睁眼看世界。在纽约大学教音乐的戴维·伯罗斯（David Burrows）写道：
一个待在子宫里的未出生的婴儿，可能会被“砰”的关门声吓一跳。子宫里丰富而温暖的杂音被记录下来：母亲的心跳和呼吸使婴儿最早意识到，在他们的皮肤之外还存在着一个世界。 4
黑暗的世界让人感到恐惧。夜晚，当我们穿过昏暗的街道回家时，噩梦、幼时的恐惧和理性的焦虑相互交织，不断浮现于脑海。但一个寂静的世界会更加令人恐惧。那里没有人吗？什么都没发生吗？除了在心理学实验室那些特殊房间的人造环境里（那里既黑暗又隔音，会尽可能完全排除我们的感官输入），我们很少体验到完全的寂静。正如伯罗斯所指出的，虽然我们很少意识到背景声音的存在，却十分依赖它，因为我们能通过它感知到生命的延续。一个寂静的世界就是一个毫无生机的世界。如果以上提及的“最早”确实和“最深刻”相关，就像精神分析学家倾向于假设的那样，那么听觉在情绪层次中的优先地位并不让人吃惊；但我认为这不可能是全部的解释。
我们不必过多纠结上述生理反应的细节。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也都知道唤醒状态可以是兴奋的，也可以是痛苦的，这取决于它的强度。在这种情况下需要认识到的重要一点是，除了少数例外，伴随着不同情绪状态的生理唤醒状态是非常相似的。性唤醒和侵犯性唤醒共有14种生理变化。金赛（Kinsey）的研究团队发现，愤怒的生理机能与性的生理机能只有4个方面不同。尽管恐惧状态与愤怒和性唤醒状态之间存在更多生理机能的差异，但仍然存在9种相同的生理变化，包括脉搏加快、血压升高和肌肉紧张加剧。 5
我们享受性唤醒，这很容易理解；但多数人不会认为自己喜欢感受恐惧，更不容易相信自己可能会希望体验生气时的兴奋。但是许多人都喜欢由鬼故事或恐怖电影引起的恐惧感；还有些人承认，对敌人的“正当的”愤怒会让他们感到兴奋。事实上，人类天生如此，我们对唤醒的渴望和对睡眠的渴望一样强烈。虽然我们能严肃慎重且合理地申明，我们希望每天早晨的报纸上不出现任何关于灾难的报道，但毫无疑问，悲剧会让人受到刺激，这一点小报老板们再清楚不过了。
弗洛伊德所犯的重要错误之一是，他假定人类最需要的是一种宁静状态，这种状态会在所有紧张情绪得到释放之后出现。他把强烈的情感视为入侵，无论它们是由外部刺激激起的，还是由内在的本能冲动引起的。在弗洛伊德看来，中枢神经系统的主要功能是确保由这些情绪引起的紧张情绪被直接或间接地尽快释放出来。他把这个心理活动的主要特征称为涅槃原则。弗洛伊德的理论完全没有提到“刺激饥渴”——它指的是，当人类被置于单调的环境中，或长期处于宁静状态而感到厌倦时，他们就必须寻求情绪和智力的刺激。 6
弗洛伊德于1939年去世。如果生活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就会意识到屏蔽尽可能多的外界刺激对人类产生的影响。虽然自愿短暂地隔离在前面提到的隔音、不透光的房间里，有时可以让人们达到涅槃般的幸福和缓解紧张的效果，但长时间的单独监禁通常会导致人们拼命寻找刺激的东西来缓解单调。人们既面临刺激饥渴，又面临刺激超载；那些独自在监狱里待过几个月或几年的人发现，如果他们不想陷入冷漠或绝望，那么进行心算、回忆或写诗等头脑活动是绝对必要的。 7
人们寻求听音乐或从事音乐活动的一个原因似乎很明显：音乐能引起兴奋，这种兴奋有时可能是强烈的，但很少是难以忍受的。在小说《追忆似水年华》（ 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 ）里有这么一段故事：维尔迪兰夫人的丈夫建议钢琴家用升F调演奏一首奏鸣曲，但维尔迪兰夫人极力反对，理由是听这个曲子会使她生病。我们当然不会相信她的话，作者普鲁斯特也没打算让读者相信。
“啊！不，不，别弹我的那首奏鸣曲！”维尔迪兰夫人叫道，“我可不想跟上次那样，哭得得了伤风感冒，外带颜面神经痛。谢谢了，我可不想再来一次。你们都是一片好意，可卧床一星期的不是你们！” 8
经常去听音乐会的人对那些表演型听众会很熟悉，这类听众通过心醉神迷地叹息、呻吟或鼓掌来展示强烈的情感；他们还会转动眼睛环顾四周，确保别人看到了这些滑稽动作。
这并不是否认音乐可以激起强烈的、真实的情绪唤醒，从幸福狂喜到热泪盈眶。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这样。不懂音乐的人，正如人们所预料的那样，比懂音乐的人在生理上受到的刺激更少。即使对那些重视音乐的人来说，他们的反应也会随着心情的变化而变化。尽管人们都认为音乐可以打破忧郁的外壳，能够帮助抑郁的人重新获得被他疏远的感情，但人们并不会期待一个抑郁的人对音乐的反应和一个整天喜洋洋的人一样强烈。
关于唤醒，还有一个方面与音乐有关。人们对一些著名音乐作品的性质有一定程度的共识，无论它们是快乐的、振奋的、幽默的、军事的还是威严的，等等。没有人认为罗西尼（Rossini）的《塞维利亚的理发师》（ The Barber of Seville ）是悲剧，也没有人认为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仅仅是旋律优美的。罗杰·布朗（Roger Brown）是儿童语言发展方面的世界级专家之一，他也研究过人们对音乐的反应。他的研究表明，听众对不同音乐作品的情绪内容均有广泛的共识，即使他们没有辨认出或听说过这些作品。也就是说，一部音乐作品是否被认为是凄美的、伤感的、哀悼的、活泼的、质朴的，等等，并不取决于人们对作品的先前了解，也不取决于确定它的创作背景。 9
如果听众认为音乐中表达的悲伤、喜悦或其他任何情绪，一定就是听众被唤醒的情绪，那又过于简单了，也不准确。《纹饰贝壳》（ The Corded Shell ）是一本颇有影响力的关于音乐的书籍，作者彼得·基维（Peter Kivy）反复申明：
我们必须把“音乐可以唤起我们的情绪”和“音乐有时是悲伤的、愤怒的或恐惧的”这两种观点完全区分开来……一部音乐作品（或曲子中的部分旋律）可能会因为表达了悲伤之情而让我们感动，但它本身并不是通过让我们悲伤来打动我们的。 10
奥赛罗的自杀是非常触动人的，但这不会让我们产生想要自杀的感觉。打动我们的是，莎士比亚（和威尔第）通过把悲剧变成艺术整体的一部分，从而使它变得有意义。正如尼采所意识到的，即使悲剧也是对生命的一种肯定。
尽管罗杰·布朗曾论证过，在欣赏同一部音乐作品时，不同的听众感知到的情绪基调可能很相近，但进行更深入的评论探讨时，关于这段音乐的具体细节总会存在争议。这并不意味着听者之间在感知能力上存在差异。听者应该都体验到了唤醒状态，因而都会同意音乐对自己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由于听者的背景和生活经历各不相同，因此他们对任何一部音乐作品的解读和情感投射也可能大不相同，这是很自然的。有趣的是，不同的听者之间似乎达成了很多共识。
音乐引起的是一种整体上的唤醒状态，而不是个体特定的情绪，这一观点部分解释了为什么音乐经常会伴随出现在各种各样的人类活动中，包括游行、示爱、礼拜、婚礼、葬礼和体力劳动。音乐可以将时间结构化。通过赋予秩序，音乐确保了特定事件所激起的各种情绪在同一时刻达到顶峰。不同个体被激发出的情感可能不同，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唤醒状态的普遍性和同时性。音乐有一种类似于演说家的力量，因为它能增强集体的感受。
埃伦·迪萨纳亚克认为，身体运动作为音乐行为组成部分的重要性被低估了（我在上一章引用了这篇论文）。她指出，四五岁以下的孩子如不伴随手脚的动作就很难唱歌。音乐和身体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不局限于前文字社会。作曲家罗杰·塞申斯（Roger Sessions）和斯特拉文斯基都强调了音乐与身体的联系；斯特拉文斯基不仅为芭蕾舞谱写了优美的乐曲，而且坚持要求演奏家在演奏时要有视觉上的感受。这可能是许多音乐家不喜欢现场表演录音的原因之一。他们希望既听到演奏家奏曲，又看到其动作。
斯特拉文斯基晚年时问道：
音乐中的“人的尺度”是什么？……我的“人的尺度”不仅是存在的，而且是准确的。首先，它是绝对生理上的，也是非常直接的。例如，我的身体会因为听到被电子设备去除了泛音的声音而生病。对我来说，它们是一种阉割般的威胁。 11
毫无疑问，对许多人来说，更愿意去现场听音乐会而不是在家里听广播或唱片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音乐会上可以看到音乐家在现场表演中的动作。一些最伟大的指挥家，如理查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和皮埃尔·蒙特（Pierre Monteux），会控制他们的身体活动，保持尽可能小的动作幅度；其他指挥家的指挥动作则显得更加夸张、花哨。但是有些听众承认，通过观察指挥家的手势，他们对某一作品的欣赏和理解程度得到了提高。
看到不同弦乐组的琴弓被协调一致地挥动，就像看到其他类型的团体合作（如体操表演）一样，会让人感到愉悦。技艺精湛的乐器演奏家不仅能够演奏业余爱好者无法企及的高难度曲目，还能给人们带来观看优秀运动员比赛或杂技演员表演时所获得的那种乐趣。这可能与对音乐本身的欣赏没有直接关系，但确实强调了音乐表演所需的身体活力。
德彪西写道：
演奏名家对公众的吸引力就像马戏团对观众的吸引力一样。人们总会抱有一种希望——会有危险的事情发生。 12
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小提琴家雅沙·海菲兹（Jascha Heifetz）的认同，他认为，每个评论家都在热切地等待一个时刻：他完美的技巧让他们失望的时刻。
由于音乐能影响人们的身体动作，也能让时间结构化，所以它有时能在一群人做重复的身体动作时派上用场。有些歌曲是劳动歌曲，可以缓解无聊，协调打谷、捶打、收割等动作。有人认为，音乐产生于人们发现有节奏的组织工作更有效率，但这听起来像是一个从新教资本主义伦理中衍生出来的概念。即使维柯所认为的舞蹈先于行走出现是错误的，舞蹈还是很可能早于有组织的工作出现，而且舞蹈中有节奏的动作通常与音乐联系在一起。
在现代工厂里播放音乐，相当于传统上用音乐来协调农业劳动。关于它的效果，众说纷纭。从它在农业中的应用来推断，人们可能会认为音乐也可以改善工厂工作中常规操作的表现。当重复的动作与音乐节奏同步时，工人就不会感到那么乏味了。在工厂里提供音乐当然是很受工人欢迎的。然而，士气的提高并不一定伴随着产出的增加。虽然音乐可能会改善日常任务的表现，特别是那些以重复性体力劳动为主的任务，但它往往会干扰需要思考的非重复性动作的表现。例如，有证据表明，听着音乐打字会使打字错误的数量增加。 13
音乐带给我们的体验是有节奏的、有旋律的、和谐的。正如伟大的小提琴家耶胡迪·梅纽因（Yehudi Menuhin）所说：
音乐从混乱中创造秩序，因为节奏赋予发散以一致性，旋律赋予不连贯以连续性，和声赋予矛盾以协调性。 14
音乐对身体重复性动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节奏上。节奏根植于身体，呼吸、行走、心跳和性交都表现了我们身体存在的节奏性。在一些前文字文化中，节奏高度发达，以至于西方音乐家无法再现它的复杂性。格罗夫纳·库珀（Grosvenor Cooper）和伦纳德·迈耶（Leonard Meyer）都是芝加哥大学的音乐学教授，他们在合著作品《音乐的节奏结构》（ The Rhythmic Structure of Music ）中写道：
研究节奏就是研究所有的音乐。节奏既组织了所有创造和塑造音乐过程的元素，本身也由这些元素组成。 15
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外界施加的节奏会影响我们组织自己动作的能力。例如，军乐队演奏进行曲可以让我们大步前进，也可以减少疲劳。
戴维是一名6岁的自闭症男孩，患有慢性焦虑症，视觉-运动协调能力也很差。近9个月来，人们一直在努力教他系鞋带，但都是徒劳。然而，人们发现戴维的听觉-运动协调能力很好。他能在鼓上敲出相当复杂的节奏，显然很有音乐天赋。当一名学生治疗师将系鞋带的过程融入一首歌之后，戴维在他第二次尝试时成功了。
歌曲是时间的一种形式。戴维与这个因素有着特殊的联系，当系鞋带的过程被有节奏地组织成一首歌的时候，他就能理解这一过程了。 16
对那些由神经疾病引起运动障碍的患者来说，音乐有时能产生惊人的影响。有些患者可以在音乐声中做出随意运动，而在没有音乐的时候就无法做到。震颤麻痹（又称帕金森病），会导致患者无法协调和控制自主运动。神经学家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在他关于脑炎后帕金森病患者的著作《睡人》（ Awakenings ）中描述了一名反复发作“危机”症状的患者，其特征是极度兴奋、无法控制动作、强迫性地重复词和短语等症状。萨克斯博士写道：
到目前为止，音乐是治疗她“危机”的最好方法，它的效果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一分钟前，D小姐还身体紧缩、拳头紧握、动弹不得，或者抽搐、痉挛、含糊且急促地说个不停——就像一枚人体炸弹；而紧接着，随着音乐从收音机或留声机中传出，D小姐突然摆脱了她的自动症，微笑着“指挥”着音乐，或者随着音乐起舞，所有阻滞性或爆发性的身体现象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她那流畅的动作和愉悦的放松状态。 17
萨克斯博士后来还提到一些更极端的案例：“音乐的治疗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它可以让本不可能动弹的人轻松地移动。” 18 他有一位患者曾经是教音乐的，当她被疾病折磨得僵直静立时，她会一直无助地动弹不得，直到能够回忆起年轻时听过的曲子。它们会突然释放她再次移动的能力。
幸运的是，引起这种帕金森病的昏睡性脑炎已经基本消失了；如今只有零星病例记录在案。但帕金森病在老年人中依然很常见，据说50岁以上的每200人中就有1人患有此病。这源于黑质细胞的丧失——黑质是大脑中产生多巴胺的部分，而多巴胺是一种化学神经递质，将神经冲动从大脑传递到随意肌。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大多数人听音乐并不是为了治疗神经疾病；但音乐对身体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影响可以在完全正常的人身上测量出来。
有时，音乐对大脑的影响可能与治疗相反。在极少数情况下，音乐可以引起癫痫发作。神经学家麦克唐纳·克里奇利（Macdonald Critchley）描述了一名完全由音乐引起癫痫发作的患者。播放柴可夫斯基的《花之圆舞曲》（ Valse des Fleurs ）引起了患者情绪不良应激反应，接着是典型的癫痫大发作（grand mal）——伴有痉挛性运动，嘴唇起泡和发绀。 19 这种发作毫无疑问是“有机的”，也就是说，是音乐作为一种身体刺激直接作用于大脑的结果，而不是继发于音乐对情绪的影响。这一点可以通过在痉挛发作时用脑电图记录患者大脑的电活动显示出来。
在音乐源性癫痫的病例中，大多数癫痫发作是由管弦乐队演奏的音乐引起的。较少见的是乐器独奏，如钢琴、风琴或铃声，也都有可能引起癫痫发作。在罕见的情况下，即使是回忆音乐旋律也能产生足够的刺激。音乐源性癫痫引起了许多尚未解决的神经系统问题，在此不适宜讨论。但这一罕见的现象令人信服地证明了音乐对大脑有直接的影响。
音乐和语言反映了大脑两个半球的各司其职。尽管有相当多的重叠——就像大脑的许多功能一样，但语言主要由左脑处理，而音乐主要由右脑扫描和欣赏。与其说文字和音乐之间有功能的划分，不如说是逻辑和情绪之间存在着功能的划分。当文字直接与情绪联系在一起时，就像诗歌和歌曲一样，是右脑在起作用。左脑负责处理的是包含概念思维的语言。这两个半球之间的差异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
让大脑的一个半球镇静下来，同时让另一个半球保持正常的警觉状态，这是可能的。如果将巴比妥酸盐注射进左侧颈动脉，使大脑左半球处于镇静状态，那么受试者虽然不能说话，但仍可以唱歌。如果注射进右侧颈动脉，受试者就不能唱歌，但可以正常说话。口吃的人之所以有时能把说不好的句子唱出来，大概就是因为口吃模式被编码在左脑，而唱歌主要是右脑活动。
大脑不同部分的电活动可以通过脑电图记录下来。可以证明的是，如果给6个月大的婴儿播放讲话录音，那么婴儿的左脑会比右脑显示更多的电活动；如果播放音乐录音，右脑就会表现出更强的电反应。
如果用耳机在左耳和右耳同时播放不同的旋律（所谓的“双耳分听”），左耳机听到的旋律会比右耳机听到的旋律更容易被回忆起来。这是因为左耳更多接受右脑的支配，而右脑对旋律的感知比左脑更高效。如果以同样的方式呈现话语，则结果相反，因为左脑专门处理语言。
经历过脑部损伤或疾病的患者可能会在失去了理解或使用语言能力的情况下保留音乐技能。伟大的苏联神经心理学家A. R.鲁利亚（A. R. Luria）研究了一位名叫维萨里翁·舍巴林（Vissarion Shebalin）的苏联作曲家，后者在中风后患上了严重的感觉性失语症；也就是说，他无法理解话语的含义。然而，他继续教授音乐，并创作了被肖斯塔科维奇认为非常出色的第五部交响曲。 20 鲁利亚研究了多年的另一个著名患者是扎泽茨基（Zasetsky），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了严重的枪伤，左脑严重受损。他理解和使用语言的能力受到了严重损害，还丧失了其他许多大脑功能，进而空间感知严重扭曲、记忆支离破碎。然而，他还是像受伤以前一样喜欢音乐，很容易记住歌曲的旋律，而不是歌词。 21
霍华德·加德纳记述了一位美国作曲家的案例。这位作曲家患有一种导致长期阅读困难的失语症，尽管不懂印刷文字的意思，但他在阅读乐谱方面没有什么困难，而且能够像患失语症之前一样作曲。 22
在奥利弗·萨克斯的作品《错把妻子当作帽子》（ 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 ）中，一位患有脑病的音乐家，正如书名所示，虽然能视物，却无法识别物体的基本性质。然而，他的音乐才能并没有受到损害：事实上，他只有唱着歌才能完成穿衣服、吃饭或洗澡这些日常活动。音乐成了他构建外部世界或从中寻找意义的唯一途径。 23 这个案例可以与前面描述的自闭症男孩戴维的案例共同启发我们。
在其他动物中，大脑偏侧化的例子非常少，不过有趣的是，鸟啭是一个例外。在鸟类中，左舌下神经的功能对鸣啭至关重要。
大脑半球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必然与语言作为一种独特的人类现象的发展有关。语言不仅是人类交流的优越手段，也是理解和思考世界的重要工具。我们不一定用语言思考。对信息的扫描和分类作为创造过程的一部分在潜意识中进行，当然也可以在睡眠中发生。所以没有理由将“思考”一词的使用局限于有意识的深思熟虑。但是，如果我们要阐明思想，并把它们表达出来，传递给我们的同伴，就必须将它们转化成话语。虽然大脑的两个半球似乎都能对语言进行理解，但用话语阐明思想和创造新句子是左半球的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右脑受损的儿童可能有阅读能力，但不善于与人交流自己的感受。他们讲话时通常语气平淡乏味，缺乏感情和语调——这两者在早期被认为是母亲和婴儿之间交流的重要方面。
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当听者对音乐的理解变得更加老练和挑剔时，对音乐的感知部分会转移到左脑。然而，当文字和音乐紧密联系在一起时，就像歌曲中的歌词一样，两者似乎作为同属一个心理完形的部分共同存在于右脑中的。因为歌词的顺序是固定的，所以不需要左脑的创新语言能力。
音乐天赋是多种多样的，并不总是同时存在于同一个人身上。音乐兴趣和音乐才能之间常常有很大的差异。许多人把音乐视作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为了成为作曲家或演奏家而奋斗多年，却徒劳无功。那些在音乐天赋测试中表现出听觉天赋的人，却不一定对音乐很感兴趣。音乐教师们一致认为，在音乐领域，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热情对成功的影响会越来越关键。有音乐天赋但对音乐兴趣有所下降的孩子可能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 24
我的印象（仅仅是印象）是，兴趣和天赋之间的差异在音乐领域会比在其他领域中更常见。例如，没有数学天赋的人很少渴望成为数学家，但常常有音乐发烧友很遗憾地承认自己缺乏音乐天赋。
关于音乐的兴趣和天赋之间的差异可以用大脑半球专业化分工来解释。我们已经注意到，对音乐的评论性欣赏主要是大脑左半球的功能。不管接受过什么样的训练，在音乐天赋测试中得分高的人往往表现出左脑优势。 25 也许对音乐的情绪反应主要集中在右脑，而执行能力和评论分析是左脑的功能。斯洛博达（Sloboda）引用了一位左脑受损的小提琴家的例子，后者在其他能力受损的情况下保留了一些音乐能力。要在音乐所需要的各种技能之间建立神经学上的关联，还需要进行大量的进一步研究。但可以肯定的是，大脑中不存在一个储存所有这些技能的中枢。
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哲学家和科学家使用的语言都是中立和客观的，他们会避免使用个人的、特殊的、情绪化的、主观的表达。难怪语言主要位于大脑中与音乐表达相隔绝的部分。虽然我们完全有可能从纯粹客观的、理智的角度来研究音乐，但仅靠这种方法是不够的。
任何理解音乐本质的尝试都必须考虑它的艺术表现层面，而且需要考虑这样一个事实：大脑中负责音乐情绪影响的部分与负责欣赏音乐结构的部分是截然不同的。从同一受试者身上采集的血压、呼吸、脉搏等由自主神经系统控制的生理机能的记录显示，当受试者完全沉浸在音乐中时，记录生理唤醒证据的追踪图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然而，当受试者采取分析和批判的态度时，这些变化就不明显了。 26
这客观地证实了艺术史学家威廉·沃林格（Wilhelm Worringer）著名的二分法思维：抽象与移情；这些范畴既适用于音乐，也适用于他主要关注的视觉艺术。 27 沃林格认为现代美学是基于沉思主体的行为。如果一个人要欣赏一件艺术品，他就必须全神贯注，使自己融入其中。但这种对作品的移情认同只是接近它的一种方式。另一种是通过抽象的方式。审美也可以发现形式和秩序，但需要从作品中分离出来。这两种态度与外向和内向有关。对个体而言，一种态度通常占主导地位，但如果被夸大，就会导致相互误解。对音乐作品的移情可能会使听者在情绪上过分卷入其中，以至于不可能进行批判性的判断。相反，一种完全理智的、超然的方法又可能会使欣赏音乐的情绪意义变得困难。心理学和美学上的争论层出不穷，因为每个参与者都声称自己采取的态度才是唯一有效的。
虽然欣赏音乐作品必然涉及对形式和表现内容的感知，但有趣的是，这两者可以被人为地分开。许多年前，我曾充当一名同事的“小白鼠”，当时他正在研究一种迷幻药（麦司卡林）的药效。在药物的影响下，我听着收音机里的音乐。效果是我的情绪反应增强了，但对形式的知觉消失了。迷幻药使莫扎特的弦乐四重奏听起来像柴可夫斯基的一样浪漫。我意识到传到我耳边的声音很有节奏、很响亮，意识到琴弓摩擦着琴弦，意识到情绪受到了直接的触动。相比之下，我对形式的鉴赏力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就算旋律重复，我也每次都会感到惊讶。不同的旋律可能各自引人入胜，但它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系列彼此没有关联的曲调：一种愉快的体验，但也被证明是令人失望的。
对迷幻药的反应使我确信，就我个人而言，大脑中与情绪反应有关的部分不同于感知结构的部分。有证据表明，每个人都是如此。这两个部分都为欣赏音乐所需要，尽管其中之一可能在特定场合下占主导地位。
在对形式和结构的知觉方面，值得注意的是，听觉器官本身主要与对称有关，而且与平衡密切相关。内耳迷路包含着复杂的前庭器官，它引导我们感受重力方向，并通过感知加速、减速、旋转角度等信息来提供有关我们自己身体位置的重要信息。如果我们想要控制自己的运动并将其与环境的变化联系起来，这种内部反馈是必需的。它也使我们的直立姿势成为可能。只有始终知道身体向前后左右的倾斜程度，我们才能保持平衡。向一个方向倾斜会立即引起代偿性肌肉反应，防止我们摔倒并恢复平衡。
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前庭器官的形成早于听觉系统。虽然这两个系统在功能上是分开的，但分别传递来自前庭器官和听觉器官的信息的前庭神经和耳蜗神经是紧密配合的。
听觉系统被设计用来记录被我们感知为声音的空气中振动的性质和位置。经验告诉我们哪些声音是危险的或有威胁的，哪些声音可能是无害的。我们通过转动头，使进入每只耳朵的声音音量相同，就能准确地确定声音来源的方向。听觉和方向感紧密相连。
我们习惯于认为视觉是我们学习如何找路的主要感官，以至于容易忘记听觉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发挥作用，特别是在盲人身上。与特定区域的重复视觉接触会被内化为画面，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被回忆起来。盲人的手杖提供了一张基于声音变化的即时环境的听觉地图，这种声音变化也被内化为一种图式。
经历过晕船或醉酒的人都知道，平衡感的受损是非常难受的。相反，任何能增强我们安全平衡和运动控制感的东西都会提高我们的幸福感。行进中的士兵对称地摆动手臂，而且在音乐的配合下会做得更好。音乐可以调节我们的肌肉系统，我相信它也能为我们的精神内容赋予秩序。一个原本通过施加对称性来告知我们空间关系的感知系统，可以被整合并转化为一种构建我们内心世界的方式。例如，那些把句子“听”得像被大声朗读一样的作家，往往能比那些仅仅看到句子的人写出更好的散文。
柏拉图时代的希腊人认为正确类型的音乐是一种强有力的教育工具，它可以改变学习者的性格，使他们倾向于内在的秩序和和谐。同样，错误类型的音乐可能会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同意这种观点，尽管他们并不总是一致地认为哪种类型的音乐是有益的，哪种是有害的。柏拉图在著作《理想国》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说：
亲爱的格劳孔啊！也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儿童阶段文艺教育最关紧要。一个儿童从小受了好的教育，节奏与和谐浸入了他的心灵深处，在那里牢牢地生了根，他就会变得温文有礼；如果受了坏的教育，结果就会相反。再者，一个受过适当教育的儿童，对于人工作品或自然物的缺点也最敏感，因而对丑恶的东西会非常反感，对优美的东西会非常赞赏，感受其鼓舞，并从中吸取营养，使自己的心灵成长得既美且善。对任何丑恶的东西，他能如嫌恶臭不自觉地加以谴责，虽然他还年幼，还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等到长大成人，理智来临，他会似曾相识，向前欢迎，因为他所受的教养，使他同气相求，这是很自然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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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并不反对严格的审查制度，他想要从音乐风格的理想国中驱逐那些悲伤、哀怨或与懒惰和醉酒有关的音乐风格。只有两种风格的音乐是可以被接纳的：一种是在战斗或经历不幸的时候使用的，用来增强一个人的决心；另一种是在和平时期使用的，用来寻求以温和的方式劝说他人，或者以同样和谐的方式听从劝说。这样的音乐可以用来表现人的谨慎和节制。
就让我们有这两种曲调吧。它们一刚一柔，能恰当地模仿人们成功与失败、节制与勇敢的声音。 29
正如格劳孔所指出的，在常用的音乐模式中，可用的只剩下弗里吉亚调式和多利亚调式。希腊人使用的“调式”一词很难用现代术语准确定义，因为它既指音阶，也指旋律的类型；但总体意义是很清楚的。
亚里士多德认为：
当人们听到一种叫作混合利底亚调式的音乐时，他们就倾向于悲伤和庄严；但听别的音乐，比如松散调式的音乐时，他们的心境会更加放松。我想，在这两者之间，只有多利亚调式才会产生一种特别平静的感觉，而弗里吉亚调式会使人陷入疯狂的兴奋之中。 30
事实上，亚里士多德认为苏格拉底同意在多利亚调式中加入弗里吉亚调式是错误的，因为后者认为这种模式太过狂欢和情绪化。出于教育目的，亚里士多德推荐了利底亚调式，因为它能将秩序和教育的影响结合起来。
根据伟大的古典学者E. R.多兹（E. R. Dodds）的说法，弗里吉亚调式既用于古代的酒神仪式，也用于后来公元前5世纪的狂欢仪式。两者似乎都是基于“净化”（catharsis）的概念：也就是说，如果个人暂时摆脱所有的抑制，以一种狂喜的方式“释放”，那么他就可以消除非理性冲动或者治愈内心的疯狂。 31
柏拉图既保守又严厉。苏格拉底说这是必要的：
他们必须始终守护着它，不让体育和音乐翻新，违犯了固有的秩序……因为音乐的任何创新对整个国家是充满危险的，应该预先防止。因为，若非国家根本大法有所变动，音乐风貌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的。这是戴蒙说的，我相信他这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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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能不同意希腊人的观点，即特定的调式会对听众产生不同的影响。但我们认识到，当一些作曲家想要表达特定的情感时，他们会习惯性地选择特定的调式。人们普遍认为，莫扎特用G小调来表达悲伤或忧郁，例如他的钢琴四重奏K. 478、弦乐五重奏K. 516、交响曲K. 183和交响曲K. 550。乍看之下，希腊人所持的把某些调式和特定的情绪联系起来的观点也许与我们的看法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柏拉图预见了，或者可能发明了“健全的心灵寓于健全的身体”（mens sana in corpore sano）的概念，这成了英国公立学校教育的目标。我们所需要的是身体和精神之间的适当平衡。他认为单纯追求体育运动的人会变得暴力和野蛮，而只接触音乐的人会变得软弱无力。柏拉图认为人性有两个层面——精神层面的和哲学层面的，分别服务于体育和音乐。
那种能把音乐和体育配合得最好，能最为比例适当地把两者应用到心灵上的人，我们称他们为最完美最和谐的音乐家应该是最适当的，远比称一般仅知和弦弹琴的人为音乐家更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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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世纪后，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使用了类似的二分法。事实上，他可能是从柏拉图那里学来的。
在最善良和最自由的性格中，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非常自然的倾向：爱享乐和爱行动……因此，我们可以把大多数令人愉悦的品质归因于对享乐的热爱，把大多数有用和可敬的品质归因于对行动的热爱。这两者应该统一和协调的性格似乎构成了人性最完美的概念。 34
柏拉图在《蒂迈欧篇》（ Timaeus ）中写道：
所有可听见的乐声都是为了和谐而赐予我们的，这种和谐的运动类似于我们灵魂中的轨道，并且正如所有善于运用艺术的人所知道的那样，这种和谐是不能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用来给予非理性的快乐的，而是作为天赐的盟友，将我们灵魂运行中的所有不和谐变为秩序与和谐。节奏同样是来自同一个神圣的源泉，以同样的方式帮助我们。 35
士麦那的席恩（Theon of Smyrna）是一名柏拉图主义者，他在公元115年到140年之间非常活跃。他写了一篇关于算术、天文学与音乐和声理论的论文，他称其为“对了解柏拉图很有用的数学”。
柏拉图在许多方面都追随毕达哥拉斯学派，他们称音乐为对立的和谐，是不同事物的统一、冲突元素的调和……正如他们所说的，音乐是自然界万物之间达成一致的基础，是宇宙中最佳统治的基础。它通常以宇宙的和谐、国家的合法治理和家庭的合理生活方式为外表。它使我们团结在一起。 36
毫无疑问，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算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们对物理宇宙的看法已经被现代科学发现所取代，正如牛顿的发现一样。但音乐和艺术是另一个类别。与科学不同，艺术没有被取代，有关艺术的意义和重要性的观点也没有被取代。过去的伟大音乐在今天依然伟大。巴赫的《B小调弥撒曲》（ Mass in B minor ）并没有被贝多芬的《庄严弥撒曲》（ Missa Solemnis ）所取代。巴托克的四重奏并没有取代贝多芬的四重奏。现代的音乐杰作丰富了我们的感受力，但是它们并未超越或取代之前的杰作。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音乐和其他艺术的看法并不过时。它们不像物理世界的理论那样，可以被证明或被推翻。它们在今天仍然值得批判性的评价，就像它们刚刚问世时一样。虽然当今的科学发现已经取代了希腊人对宇宙的看法，但希腊人对音乐的看法可能比我们的更接近真理。
如今，音乐对我们来说唾手可得，以至于我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并且可能低估了它的力量。有些调式应该被禁止，有些调式应该被推广——这种想法在我们看来似乎很可笑。在英国，我们无法想象我们的统治者会禁止某个音阶或调式，部分原因是我们会认为这是对个人自由的无端干涉，但也因为，正如我在引言中所指出的，音乐很少被不是音乐家的政治家和教育家认真对待。在其他地方并非总是如此。在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抨击美国教育的名作《美国精神的封闭》（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中有一章是关于音乐的，在这一章中，对于摇滚乐对学生的影响，作者表达了相当大的忧虑。布卢姆认识到，伟大的音乐具有强大的教育力量，他担心摇滚乐会使人们对其他音乐失去兴趣或需求感。
音乐的力量，特别是当与其他有感染力的事件结合在一起时，可能会给人留下惊人的印象。在1936年的纽伦堡集会上，民众雷鸣般的欢呼声最终淹没了为希特勒演奏的军乐队的音乐声。这些乐队早在希特勒出场之前就已经在那里了，他们为希特勒的出场吸引了无数目光，把人群聚集在一起，唤起人们的期望，为希特勒的自吹自擂造势，让人们相信，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失败者已经把自己变成了救世主。希腊人认为音乐既可以用于善的目的，也可以用于恶的目的，这是对的。毫无疑问，通过煽动人们的情绪，通过确保这些情绪一起而不是各自达到顶点，音乐可以极大地导致批判性判断丧失，使人盲目地屈从于当下的感受，这是群体行为的一个非常危险的特征。
想必卢梭不会惊讶于希特勒的演讲风格，因为这符合他对口语发展的看法。有趣的是，在纽伦堡集会上，就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中一样，希特勒的话语并不是为了传达信息，而是带有一种念咒或吟诵的性质。希特勒的声音刺耳且没有音乐感，但他使用的语言就像宗教仪式使用的一样。正如历史学家和德语学者J. P.斯特恩（J. P. Stern）在他对这次纽伦堡集会的极具洞察力的描述中所指出的，希特勒使用了一种近乎引用《圣经》文本的演说风格。
从理智的角度来看，那篇演讲是垃圾。但从情绪上考虑，它的影响是压倒性的。集会中的音乐、旗帜、探照灯和游行队伍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而希特勒继续用语言来加强这些效果。他既唤醒了观众的情绪，又让他们同时体验到同样的或非常相似的情绪。希特勒使用的不是用于抽象思维或信息交换的概念性语言。它是一种洗脑式说服的浮夸言辞，利用了人类对归属感的基本需求。尽管希特勒的声音刺耳，措辞粗俗，但他那蛊惑人心的风格却像某些音乐一样打动了观众。似乎卢梭是对的，莫里斯·克兰斯顿在为卢梭所立的传记中引用了他的断言：“最早的语言……是吟唱的；它们旋律优美，富有诗意，而非平淡实用。” 37
希特勒对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音乐的喜爱从人生早年就开始了，一直持续到他与纳粹德国共同覆灭。如果他情绪低落，他的朋友兼财政后盾汉夫施滕格尔（Hanfstaengl，也是一位钢琴家）就会为他演奏一些瓦格纳的曲子，而他会回应说“就像兴奋剂一样”。 38 有趣的是，希特勒最喜欢的作曲家是公认的最能让人情绪激动的作曲家，因为希特勒的演讲就是这样的。一些听过希特勒演讲的人，如果还在世，在回想起当年对他演讲的情绪反应时，肯定会感到恐惧。我猜，参加纽伦堡集会这样的活动时，只有极度超然的、思想独立的知识分子，才能做到不被希特勒迷得神魂颠倒。
现今，我们开始了解了音乐对人类的一些生理机制产生的影响。但人类的大脑是非常复杂的，我们关于音乐如何影响大脑的知识还很有限。我们知道，大脑发育部分取决于它所受到的外部刺激。因此，接触一些结构比较复杂的音乐有助于神经网络的建立，从而提高大脑功能，这种假设并不让我感到惊讶。虽然这一点尚未得到证实，但我们可以确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正确的。音乐是一种强大的教育工具，它可以用于好的方面，也可以用于坏的方面，而我们应该确保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