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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6月的某一天，许多名流都来到了著名作家萨克雷的家中，准备参加一场重要的晚宴，这场晚宴的主角是一个神秘的女作家，她的书《简·爱》正在英国热卖，所有人都期待见到作家的真容。
这个女作家终于来了，她非常娇小，羞怯愁苦，带着一顶假发。而当她开始融入这个晚宴，所有人都失望了，大家没有想到她是一个如此乏味和无聊的人，她几乎不跟任何人交谈，少数几句跟人的寒暄也含糊其词。
当她离开，所有文人面面相觑，他们没想到这个写出让整个伦敦疯狂的作品的作家竟然如此不讨喜，一点儿也没有显出任何聪明伶俐的特质。
这个女作家就是夏洛蒂·勃朗特。
夏洛蒂·勃朗特看起来并不像人们心目当中的女作家，或许是因为在她的成长过程中，张扬的性情与讥诮的言语对她的生存从来就帮不上什么忙。
在她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社会强调妇女作为母亲和妻子的社会角色，认为女性应该待在家中，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女人应该成为“家庭天使”。
“家庭天使”的特征是美丽、忠贞、纯洁。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就是这样，她和丈夫关系和美，生了很多孩子，在丈夫去世之后，她长年以寡妇的形象来面对自己的子民。女王树立了一个榜样：当一个女人能够成功地抵御外界的诱惑，并且能够果决地忽略自己灵魂深处的欲望与野心时，她就具备了被人称赞的美德。
勃朗特姐妹所在的家庭也同样受着这种价值观的影响。1816年4月21日，夏洛蒂降生在英国约克郡一山区小镇的牧师家庭，1820年，四岁的夏洛蒂随家人一同搬到了更加偏僻封闭的山村哈沃斯。哈沃斯家园是勃朗特姐妹写作的秘密花园，也是夏洛蒂逐一送别挚爱的车站。1821年，她的母亲病逝；1848年，她的弟弟和两个妹妹相继离世；此后，她几乎在哈沃斯度过了自己短暂和坎坷的一生。中间，她数度离开，又再一次带着伤痛回来。
这样的成长环境和成长经历，变成了基因一般的东西，渗透在勃朗特姐妹们写作的字字句句中，所以，每当我们翻开她们的书，就像是被拽到了贫瘠的荒野高地上，完全暴露在暴躁粗狂的风暴之下。《简·爱》如此，《呼啸山庄》更甚。
勃朗特一家的希望在唯一的男孩——弟弟布兰威尔身上，因而家庭所有的钱都花在了对布兰威尔的投资上，而姐妹们只能自谋生计。布兰威尔并非没有才华之人，他无休止地做着成名的美梦，但遗憾的是，他的才华让他看得到梦想，却够不到，他抵抗不了接连失败的残酷现实，酗酒成性，心碎而死。当弟弟的梦破碎，大鸣大放的希望才蹑手蹑脚地降临到家中的大姐夏洛蒂·勃朗特身上。
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一经出版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这种成功看起来具备很大的偶然性，因为小说的作者是一个普通的家庭教师，文坛的局外人，完全没有受过正规的文学训练，并且只认识四位活着的作家——她的父亲，她的弟弟和她的两个妹妹。
但是这种偶然性中也有必然，因为这个家庭中创作上的相互影响是巨大的。
勃朗特家的孩子早熟得惊人，在四五岁的时候就在家排练话剧，十岁上下就用成年人的谈吐议论国家政治。但他们生性羞涩，不爱讲话。勃朗特家的孩子从小便不爱讲话，父亲为了让他们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就想了一个办法，让他们戴着面具，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
“戴着面具说话”——这几乎是文学创作的本质。而小勃朗特们很早就开始了这种训练，这种训练还给他们带来了一个文学史上几乎空前绝后的奇妙关系：经验的共享。他们各自的生活经验并不丰富，而他们很早就开始练习经验的共享。在夏洛蒂·勃朗特少年时代的一首诗中，她写道：“我们织过一张童年的网，有时四个人合作，有时结成独立的两对。”在这张网中，最先退出的是弟弟布兰威尔，仅剩的三姐妹关系变得更紧密了，她们加速燃烧自己的创作与生命，如同预知到死亡终点线一点点地迫近。
夏洛蒂·勃朗特和简·奥斯丁是经常被并列谈论的一代作家。但事实上，夏洛蒂并不喜欢简·奥斯丁，她认为奥斯丁“是一个仔细用篱笆围起来的、精耕细作的花园，有整洁的边沿花坛和娇嫩的花朵”。
简·奥斯丁成长于一个条件优良的家庭，而夏洛蒂·勃朗特则是在粗粝的荒原中长大，这或许可以解释她们天生气质的不同，以及塑造作品、人物的不同。
简·奥斯丁的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她生前最后一部小说《劝导》中的安妮，安妮和简·爱一样，是一个被周围环境冷落的人，是一个在婚姻市场备受冷遇的女人，但安妮像水一样适应她所在的环境，静默地反映出她身边的每一个人。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心目中的理想女性。
但简·爱不一样，她不美，不温柔，炽热得如烈火一样。
勃朗特三姐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保持着一个习惯：在晚上九点放下自己手中的针线活儿，于起居室里踱步，讨论彼此的故事。有一次，夏洛蒂告诉自己的妹妹，她们把自己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写成是美丽的，这是错误的——甚至在道德上也是错误的。
她说：“我要给你们证明你们错了；我要塑造出一个女主人公给你们看，她像我一样矮小难看，开始她会像你们任何一个女主人公那样令人感兴趣。”
简·爱因此诞生了。
《简·爱》小说开头的场景描写一下子把读者带入了一个热烈、沉郁，又有几分诡异的世界：“褶裥重重的猩红窗帘挡住了我右边的视线，左边却是明亮的玻璃窗，它保护着我，使我免受这十一月阴冷天气的侵袭，又不把我跟它完全隔绝。在翻书页的当儿，我偶尔眺望一下冬日午后的景色。远处，只见一片白茫茫的云雾，近处，是湿漉漉的草地和风雨摧打下的树丛。连绵不断的冷雨，在一阵阵凄厉寒风的驱赶下横扫而过。”
《简·爱》开创了主观主义的小说传统，简·爱所看到的世界，就是她对外部世界的反应。当简·爱描述她青春期居住的里德家的红房子时，所有读者都感到毛骨悚然。在里德家，简·爱过着寄人篱下、担惊受怕的日子。里德家的人稍有不满，就会把她拖进红房子里教训一番。在红房子里，简·爱受到威胁，用女仆的吊袜带绑起来。这一幕充满了青春期性的张力和耻辱。
“在盖茨海德府，我和谁都合不来，我和那儿的人都不相像。我跟里德太太，或者她的儿女，或者她宠爱的仆人，没有一点一致的地方。如果说他们不喜欢我，那么老实说，我也一样不喜欢他们。对他们来说，我是一个异类，无论在脾气、能力或爱好上，都跟他们相反……我知道，如果我是个聪明开朗、无忧无虑、美丽活泼的小女孩——哪怕同样是寄人篱下，无依无靠——里德太太就会满意一点，会对我比较容忍，她的孩子们也会待我真诚友好一些，仆人们也就不会在儿童室里动不动把我当成替罪羊了。”
简·爱这段红房子里的自白，道出了她心中的苦闷、骄傲和倔强，简·爱的性格一下子立体起来。这样的形象定位是她多年以后，拒绝罗切斯特的一个大大的伏笔。而当简·爱走进桑菲尔德府，在静悄悄的走廊上听见那些莫名其妙的窸窣声，那些没有欢乐的狂笑，让每个读者都看到了自己内心身处最恐怖的梦魇。
但是如果只是因为这样一个古怪、倔强而贫穷的女孩，遇到了一个贵族，还因此收获了爱情，就单纯地把《简·爱》看作“玛丽苏”，或是一个“蓝胡子叔叔”的爱情故事，那未免太舍本取末，甚至在小说中去仔细寻找那些爱情的蛛丝马迹也是极大的浪费。
《简·爱》是一部难得的女性成长小说。简·爱在夏洛蒂笔下不是一个小说人物，而是一个正在不断成长的人，她的每一步变化都不像是小说家安排的，而更像是自我成长的结果：一个人物和她自己的经验齐头并进，逐渐发现自己。
这种创作方式塑造了文学史上几乎绝无仅有的一个女性。简·爱身上充满了矛盾，她难看又迷人，谦逊而高傲，充满反叛精神可又循规蹈矩。
简·爱选择了不羁粗犷的罗切斯特，而不是古典儒雅的里弗斯，很明显是受到了罗切斯特身上原始激情的吸引，但在知道他有精神失常的妻子之后，选择了离开他。
在简·爱身上存在着火一样的热情，但同样存在着自我牺牲与自我坚守，简·爱说：“我在乎我自己。越是孤单，越是没有朋友，越是没有生活来源，我就越是要尊重我自己。”
这种“在乎自己”成为对平等的爱情关系中近乎苛刻的追求。
当罗切斯特身陷残疾，而简·爱获得一大笔财产之后，简·爱才允许自己去爱他，“既可以当他的向导，又可以当他的拐杖”。
这种“平等”多少是有点不自然的，一方面是因为除去情感因素，其中还有些权力控制的意味：简·爱在情感上顺从罗切斯特，但在权力上却要拥有一定的控制权。另一方面这种“平等”是通过简·爱的地位升高，而罗切斯特的社会地位下降实现的。
这种对于“地位平等”的执拗或许和夏洛蒂·勃朗特自己的经历有关。她在离开学校之后，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家庭教师（和简·爱一样），在雇用的家庭当中，她太熟悉那种文化上超人一等，地位上却低人一截的感受。心智上的骄傲和现实中的谨小慎微成就了作者身上的克制忍耐，也成为简·爱在小说中无法冲破的隐形牢笼。而这种牢笼般的矛盾，是超越性别的，更是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它不只是女性的难题，更是一代代人的永恒课题。
经典的特征就是能够超越一切时间和空间的界限，让人听到它的声音。我总是忍不住去设想经典挣扎求生的场景，它抵御了各种攻击、误解，在漫长的时间之中被遗忘、被阅读点亮。各个时代的人，迷茫而找不到方向的人，依然可以从蒙灰的经典中找到答案和力量。
我眼中的女性经典也同样是不受时间的限制，无论它是脱胎于法国大革命还是维多利亚时代，都能让新的读者在翻看书的刹那，被引领进女作家的世界，聆听她的低语与自白：“我曾经这样热烈地生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