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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妮卡一直都很喜欢数字。她喜欢数字里的逻辑，喜欢那种可预测性。她发现，平衡方程式的一边与另一边能让她获得极大的满足感——解 x ，证明 y 。但是此刻摆在她眼前的这张纸，上面的数字她却解不出来。无论她将左边那栏（收入）里的数字相加多少次，它们都没有办法覆盖掉右边那栏（支出）里的数字。
莫妮卡回想起做企业律师的那些日子，那时候，拿着数字做加法是最枯燥无聊的例行公事，但绝不会让她失眠。她仔细研究某些合同上密密麻麻的小字，或者迅速翻阅无穷无尽的法律条文，在这些工作上每花费一小时，她就向委托人收取二百五十英镑。而她得卖出一百杯中杯卡布奇诺才能赚到同等的钱。
那她为何会欣欣然准许自己做出如此重大的人生转变呢？只是为了某些特别感性的理由吗？她发现，在选择三明治夹心时，妄想不把心里那张清单上的价格比较、营养价值和卡路里数全都过上一遍，实在太难了。
在上下班的路上，莫妮卡体验了公寓和办公室之间的所有咖啡馆。有些单调乏味，有些陈旧肮脏，有些则是公式化、批量化产出的连锁咖啡馆。每一次她交出钱去换一杯定价过高、平淡无奇的外带咖啡时，都会在心中描画出理想咖啡馆的模样。不会有坑纹混凝土、浇筑塑料、暴露在外的管道工程或者工业风的灯与桌，她更喜欢走进咖啡馆就像受邀走进某个人的家一样。要有高矮不一的舒服的扶手椅，墙上要有不拘一格的画作，有报纸和书籍。到处都要有书，不仅是为了摆出来点缀，还可以拿起来，可以阅读，并且可以带回家，只要你在原地留下另一本书就可以。服务生不会问你叫什么，不会把你的名字错误地写在咖啡杯上。客人的名字，应该早就心中有数了。他们还会问候你的孩子，并且记得你的猫叫什么名字。
她走过富勒姆路，注意到那家蒙尘的老旧甜品店。那家店好像一生一世都在那地方，但最终还是关门大吉了。门前挂着一块大板子，写着“招租”。有些爱闹的家伙在字母“O”和“L”之间涂上了大大的“I”
。莫妮卡每次经过这家空着的店面都能听到妈妈的声音。在最后几周里，那些话散发着疾病和腐朽的气味，被医疗器械发出的电子蜂鸣音频频打断，趁还来得及，妈妈迫切地想要将数十载的人生智慧传授给女儿。
听我说，莫妮卡。写下来，莫妮卡。别忘了，莫妮卡。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没有束缚自己，所以我们才能在别人的车轮里扮演小小的齿轮。做你自己的老板。创造些什么。雇人工作。无所畏惧。做一些你真正热爱的事情。让一切都值得。
所以，她这么做了。
莫妮卡希望能用母亲的名字来给咖啡馆命名，可是她叫查丽蒂
，给咖啡馆起这么一个名字，简直是在暗示大家不用付钱，似乎不是什么明智的商业决策。等真正经营起来就知道，情况已经很糟糕了。
这家咖啡馆是她的梦想，但不能仅仅因此就有必要让别人来免费共享。或者至少，这样的人不能太多，否则就入不敷出了，她总不能永远去填补亏空呀，银行是不会让她这么干的。莫妮卡的脑袋一跳一跳地疼，她走到吧台前，把瓶子里剩下的红酒倒进一只硕大的玻璃杯里。
当老板固然好，她在心里对母亲说，她也很爱自己的咖啡馆，咖啡馆的精髓已经渗透到她的骨头缝里，但那很孤独。她想念茶水间的办公室八卦，想念深夜的工作会议，同事们通过比萨不断巩固感情，她甚至发现自己温柔地回味着那些傻了吧唧的团建日、办公室术语和高深莫测的三字缩写。她很喜欢咖啡馆的团队，但是他们之间总是有一丝丝的距离感，因为她要为他们的生计负责，而此时此刻，她甚至都没法想象自己要怎么过下去。
这让她想起了那个男人——朱利安——问出的问题，在他留在这张桌子上的笔记本里。莫妮卡认可了他的选择。她忍不住观察人们在她的咖啡馆中所选择的座位，以此对他们进行判断。
你有多了解身边的人呢？他们又有多了解你呢？
她想着今天进进出出的人，每一个人到来或离开时，门铃都愉快地响起。他们都同数以千计的人相互关联，社交平台上的朋友，朋友的朋友，这种联系比过去多得多。那么他们也会像她一样，仍然觉得没有一个可以真正与之说话的人吗？不是聊什么名流从某栋房子里、岛上或者丛林里被驱逐出来，而是聊一聊重要的事情——那些让你彻夜难眠的事情。就好像是算不明白的那些数字。
莫妮卡笨手笨脚地将纸张塞回文件夹里，掏出手机，登录脸书，刷了一下。她的社交媒体上还是没有邓肯的踪迹，直到几周前她还一直跟这个男人约会。邓肯是个不吃牛油果的素食主义者，因为果农压榨蜜蜂进行授粉，但是他完全可以接受和她做爱，然后消失。比起她的感受，他更在乎蜜蜂的感受。
她不停地刷啊刷，哪怕知道这样做根本无法让她得到任何安慰，反而更像是一种不那么激烈的自我戕害。海莉已经将感情状况改成了“订婚”。哟，哟。帕姆发布了和三个孩子一起生活的状态，显而易见就是在晒嘛，还蹩脚地用自嘲来遮掩。萨莉则分享了肚子里宝宝的扫描图片——十二周。
婴儿扫描。分享这些有什么意义？这种照片看起来全都一个样，没有一个看起来像真正的孩子，反而更像一张气象图，预告西班牙北部地区被高压笼罩。然而，每次看到一张新图片，莫妮卡都会屏住呼吸，渴望及丢人的妒忌之痛如潮水般席卷而来。有时候，她觉得自己像是一辆破旧的福特嘉年华，坏在硬路肩上，所有人都在快车道上一骑绝尘，噌噌地超过她。
今天有人在桌上留下了一本《你好！》杂志，头条很醒目，是个好莱坞女演员43岁“喜当妈”。休息时间莫妮卡翻了一下那几页，想找找看有没有线索说明她是怎么做到的。试管婴儿？卵子捐赠？她早在多年前就冷冻了卵子吗？或者无心插柳就发生了？她自己的卵巢还剩下多久的寿命？它们是否已经打包好行李，准备去布拉瓦海岸享受轻松的退休生活了？
莫妮卡拿起酒杯，绕着店里走了一圈，关掉灯，把歪斜的桌椅摆正。她走到街上——一手拿钥匙，一手拿酒杯，锁上咖啡馆的门，准备打开通往楼上公寓的门。
然后，不知从哪里冒出来一个高高大大的家伙，一个金发女郎活像摩托车挎斗似的被他拖在身边，这家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重重地撞到她身上，握在手里的那杯酒瞬间倾洒，全都泼到了她的脸上和男子的衬衫上。她能感觉到一条葡萄酒小溪顺着鼻子奔流而下，沿着下巴滴落。她等着男人低声下气跟她道歉。
“哦，真是见鬼了。”男人说。莫妮卡感到胸口火冒三丈，烧得她满脸通红，咬紧了牙关。
“嘿，是你撞上我的！”她抗议。
“好吧，你到底在想什么？竟然拿着一杯酒戳在人行道的正中间！”他说，“你就不能像个正常人一样在酒吧里给喝完吗？”他的脸庞完美对称，应该颇具古典美，但是丑陋的冷嘲热讽却割裂了这种美感。金发女郎推开他，无脑地咯咯咯笑个不停。
“蠢婊子。”莫妮卡听见男人说，声音被故意压低了，只让她能听见。
莫妮卡径自回到公寓。亲爱的，我回来了。她像往常一样说道，轻声细语，并非对任何人说。她想了想，觉得自己要哭了。她把空酒杯放在小厨房的滴水板上，用茶巾擦掉脸上的红酒。她特别想和什么人说说话，却想不出可以打电话给谁。朋友们全都深陷于各自忙碌的生活，肯定不愿意大晚上听她吐苦水。给爸爸打电话没有任何意义，因为继母伯纳黛特视她为新任丈夫的拖油瓶，活像个门卫似的，毫无疑问她必定会声称爸爸正忙着写作，不能打扰。
而后莫妮卡看见了那本写着“真相漂流计划”的浅绿色本子，几天前被她扔在了咖啡桌上。她拿起本子，再一次翻开第一页。
每个人都会用谎言粉饰自己的人生。总有某件事定义了你，让你成为如今的自己，如果你选择说出实话，说出那件事，会怎样呢？
何乐而不为呢？ 她心想，并感受到一股非同寻常、不计后果的冲动。她花了点儿时间才找到一支像样的笔。朱利安写的每一笔都宛如书法作品，若是用脏兮兮的老旧圆珠笔接着后面写，似乎太失礼了。莫妮卡翻到后面的空白页，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