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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认识我们家老头儿汪曾祺的人，都说他人很随和，一块儿参加活动时很少跟人较劲，还经常抖点小机灵，逗得大家哈哈笑，和年轻作家的关系尤其好。其实，这个老头儿既有随和的一面，也有认死理儿的时候，甚至相当固执。
老头儿在家里脾气也挺好，少有疾言厉色的时候。由于脾气好，有时还难免受点儿欺负，被家里人呼来喝去的。老头儿地位不高的一个标志，就是全家人都管他叫老头儿。最初是妈妈叫，后来是我们兄妹叫，再后来他的孙女和外孙女也都跟着叫起了老头儿。他还都乐呵呵地答应，好像这就是他的名字。倒是外人有些看不惯，我的丈母娘到家里做客，回去就皱着眉头和我爱人说，卉卉怎么管爷爷叫老头儿啊？简直没大没小。老头儿听了哈哈笑，全然不以为意，后来还写了一篇文章论述他对“没大没小”的看法，这就是《多年父子成兄弟》。其中有一段是这么说的：
我的孩子有时管我叫“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都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的、充满人情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因此，汪曾祺的“老头儿”这个称谓，完全是他自找的。
孙女和外孙女不但管汪曾祺叫老头儿，还经常给他上课，对他的文章说三道四。一次，我们全家人在一起聊老头儿的作品，大家都说的是好话，只有汪卉气哼哼地说：“爷爷写的东西一点也不好。没词儿。”当时她上小学四五年级，老师让他们从文学作品里找点名言警句，用在自己的作文里，她于是找了老头儿的书翻了一个遍，结果毫无收获。很生气。她的表妹比她低一年级，也站在一边敲边鼓，慢腾腾地说：“就是嘛。另外中心思想一点也不突出，扯着扯着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按我们老师的评分标准，最多算个二类文。”
老头儿听了哈哈笑，嘴里还一再重复着：“没词儿，没词儿，说得好，说得好！”
汪曾祺年轻时写的文章，里面的词儿多得很，真是才气纵横，看着都吃力。不过这个毛病很快被他的老师沈从文指出来了。他晚年回忆说，上大学时他曾写过一篇小说，通篇都是对话，里面的人物说的话都很有哲理。沈先生看过之后说，你写的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这话让他记了一辈子，从此明白对话要符合人物的身份性格，不能成为作者显示才华的手段。这篇文章的题目老头儿早忘了，手头也没有存稿。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居然收录了这篇小说，名字叫《葡萄上的轻粉》。其中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你在干甚么，仅向草丛里的黑暗深处看，又把烟喷向你所看的地方？跟别人一起而沉默至一吾灵伪。”
“你看这种豆子，野生的，春天开的花是深紫色的，样子像麝香豌豆，整个的花还不及麝香豌豆一个瓣子大，它的卷须也就像一根须发。……”
“你把我仅有的一点植物学兴趣整个打消了！你看了半天豆子，就在半天当中已经有多少豆子在你眼前挣破了荚子撒在地里了！”
“我从来没有一刻不说话。”
“这句话已经浸了许多唾液，碰一碰就发臭；沉默也是一种语言。”
“文到全篇都是警句时便不复有警句。”
确实是两个聪明脑壳在打架。幸亏有沈先生提醒，不然汪曾祺还不知会写成什么样子。不过，这类文章是他二十多岁写的，正是年少轻狂肆意逞才的时候，写成这样也不足怪。后来他对文字理解更深，运用更加纯熟，花花词儿越来越少，文章也更有味道了。因此，没词儿可以说是汪曾祺的一种文学追求。
老头儿平时喜欢画上两笔画，这也成了孙辈的批判对象。一次他画了一幅荷花，两个孩子看了之后说，荷花应该是长在水里的啊，怎么看不出来呢？咱们给他添上吧，于是两个人便在画的下面添上了几道水纹。看了看又说，右边怎么空了那么多地方啊，添上两朵花吧，于是又画上了两朵荷花，把老头儿好好的一幅画弄得全然不成样子。可是老头一点反应都没有，好像没有这回事。前一段家里收拾东西，居然把这幅画找出来了，看了看，还挺有意思的，这应该是老头儿和孙辈合作的唯一作品了。
还有一次，两个孩子上街逛商店，回来时给老头儿带了一件礼物，一个小小的鸟窝模型，窝里有几只小蛋，窝边上立着一只小鸟。她们很认真地对老头儿说：“爷爷，你画的鸟太丑了，老是瞪着大眼睛，脖子还梗着。以后照着这个鸟好好画啊。”老头儿听了一点也不生气，笑呵呵地把鸟窝放进了自己的书柜，一直留着。不过，他画的鸟还是瞪着眼睛，梗着脖子，不改。
老头儿虽然脾气很好，但偶尔也有发火的时候，有时还挺激烈。主要是在他觉得自己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四人帮”倒台之后，老头儿又被清查了一番，而且罪名很是离奇。当时有人说，“四人帮”倒台前预感到局势可能有变，于是安排一些人潜伏下来，以便东山再起。这些人便是“四人帮”的“第二套班底”，而汪曾祺便是其中一员。其根据是，当年这个汪曾祺是“四人帮”的红人，参加了样板戏创作，还上过天安门，后来此人好像不太受重用了，这其实是“四人帮”的有意安排，目的是让他们这批人淡出人们的视线，以便潜伏下来。这当然属于“老虎闻鼻烟，没有那八宗事”，但是当时却有人当成了真事，四处调查，还让老头儿没完没了地做检查，写各种交代材料。弄得他很是郁闷。好在当时已经没有批斗了，也不用隔离，每天都能回家。他回家后常常喝上点小酒，然后就发脾气，说自己冤枉，骂清查人员不懂政策，还手握菜刀大声嚷嚷，我要断指明志，以后再不写东西了。后来，他有了纾解愤懑的新法子，就是画画。喝完酒，就铺开纸，画画。画瞪着眼睛的鱼，蜷着一条腿的鸟，画完了还题上字：八大山人无此霸悍。后来清查不了了之，他的脾气也小多了。以后他写文章有了些名气，到处有人捧着，人也更随和了。
老头儿在一般事情上都还随和，但有时候也固执，这主要表现在对待文学作品上。六十岁以后，汪曾祺在文坛有点“影响”了，也经常给人写些评论。他曾经说自己是“也写书评也作序，不开风气不为师”。后一句看似谦虚，实则有些小得意，前一句倒是大实话。他写的书评序言，好话居多，很有一条原则，就是绝对不添油加醋，把不足说成优点。像林斤澜、邓友梅两位叔叔，跟他都是几十年的交情了，但他给他们写评论，也都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好就是好，不好的地方，任凭谁写的也不会说好。林叔叔后来在写作上有很多变革和尝试，有时文字有些涩，老头儿不太赞同。一次，他受托写一篇林斤澜《矮凳桥》系列小说的评论，里面说了肯定的话，最后很委婉地说：“斤澜的语言越来越涩了。我觉得斤澜不妨把他的语言稍微往回拉一拉，更顺一点。这样会使读者觉得更亲切。顺和涩我觉得是可以统一起来的。斤澜有意使读者陌生，但还不是拒人于千里之外。陌生和亲切也是可以统一起来的。让读者觉得更亲切一些，不好么？”最后一句是：“董解元云：‘冷淡清虚最难做’。斤澜珍重。”一句“珍重”，饱含真情，同时也表明了老头儿的态度。这才是真朋友。
对待自己的作品，老头儿也是十分固执，往往是想透了才动笔，轻易不进行修改。老头儿和林斤澜的关系很深，八十年代中期常邀林叔叔经常到家里喝酒，两人还经常结伴到各地巡游讲课。他去世后，我们每到春节都要去林斤澜家拜个年，聊聊天。林叔叔说，老头儿给他作品提的意见，他基本都改了。但是他给老头儿提的建议，老头儿基本都没听。比如说，老头儿写过一篇《黄油烙饼》，说的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农村生活。其中有一段说当时地方要开三级干部会，杀猪宰羊，“三级干部会就是三级干部吃饭”。林斤澜建议把三级干部吃饭改成三级干部会餐，因为当时流行会餐这个词。老头儿认真想了想，最后还是没有改。我猜想，他的这篇小说是以一个八岁的农村孩子萧胜的视角看待各种事物的，而这样一个孩子的头脑中不会有会餐这样的词汇，因此只能用“吃饭”。这个猜想并非没有根据。《黄油烙饼》中还有一段写的是萧胜和他爸爸到坝上的见闻，其中写到一片马兰：
喝，这一大片马兰！马兰他们家乡也有，可没有这里的高大。长齐大人的腰那么高，开着巴掌大的蓝蝴蝶一样的花。一眼望不到边。这一大片马兰！他这辈子也忘不了。他像在一个梦里。
老头儿后来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萧胜是个城市里的孩子，他看到这片马兰的感觉就应该是“进入了一个童话世界”，但是这个八岁的农村孩子不会有这样的词汇，因此他只能写成，“他像在一个梦里”。
汪曾祺如此“抠字眼”，很大程度来自于他的老师沈从文先生的一句教诲：“贴到人物写”。对于这一点，老头儿有过许多阐述，其中有一点，就是“写其他部分都要附丽于人物。比如说写风景也不能与人物无关。风景就是人物活动的环境，同时也是人物对周围环境的感觉。风景是人物眼中的风景，大部分时候要用人物的眼睛去看风景，用人物的耳朵去听声音，用人物的感觉去感觉周围的事件。你写秋天，写一个农民，只能是农民感觉的秋天，不能用写大学生感觉的秋天来写农民眼里的秋天。……我曾经有一句没有解释清楚的话，我认为‘气氛即人物’，讲明白一点，即是全篇每一个地方都应浸透人物的色彩。叙述语言应该尽量与人物靠近，不能完全是你自己的语言。对话当然必须切合人物的身份，不能让农民讲大学生的话。”
还有一件事能看出老头儿对于文字的固执。他在1982年写过一篇短文，题目叫《说短》。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现代小说是忙书，不是闲书。现代小说不是在花园里读的，不是在书斋里读的。现代小说的读者不是有钱的老妇人，躺在樱桃花的阴影里，由陪伴女郎读给她听。不是文人雅士，明窗净几，竹韵茶烟。现代小说的读者是工人、学生、干部。他们读小说都是抓空。他们在码头上、候车室里、集体宿舍、小饭馆里读小说，一面读小说，一面抓起一个芝麻烧饼或者汉堡包（看也不看）送进嘴里，同时思索着生活。现代小说要符合现代生活方式，现代生活节奏。现代小说是快餐，是芝麻烧饼或汉堡包。当然，要做得好吃一些。
文章在报纸上发表时，编辑将“汉堡包”都改成了“面包”。这一改动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当时国内没有一家肯德基和麦当劳，中国人还没见过汉堡包长得什么模样。老头儿为此老大不高兴，嘟囔了好几天。其实他也没见过汉堡包，只是觉得汉堡包是现代快节奏生活的代表，面包则体现不出这个特点。“另外，面包那么干，叫人怎么吃啊？”于是，这篇文章在收入文集时，他坚决把里面的面包都改回了汉堡包。人文社出版《全集》时，因为要依据文章最早发表时的文字，于是编辑很负责地把“汉堡包”又改回了“面包”。我知道这件事的前因后果和老头儿的态度，看了校样后赶紧又查找资料，根据他生前编定的《晚翠文谈》，把“面包”又改回了“汉堡包”，并加了一段说明告诉编辑是这么回事，最后这篇文章终于带着“汉堡包”出现在《全集》中。要不然，老头儿在那边又该嘟囔了。
老头儿尽管在文学创作上十分固执，但是碰上胡搅蛮缠的，有时也不得不变通，比如家里人。他的文章写好后，都要先交给家人审查，我们在结构、语言上当然说不出什么，不过其他方面还是能把把关的。他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小小说《陈小手》，说的是一个男性产科医生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段话：“陈小手的得名是因为他手特别小，比女人的手还要小，比一般女人的手还更柔软细嫩。他专能治难产。横生、倒生，都能接下来。”我们妈妈看到这段话后，立刻严肃指出这不符合科学，没有一个产科医生单凭一双手就能解决难产问题，“林巧稚也要使用药物和器械”。妈妈在家里是绝对的一把手，说话分量毋庸置疑，她又在新华社从事医学报道，有些专业知识，更重要的是，我当年就是林巧稚接生的，据说当时就是难产，让林大夫用夹子夹出来的，妈妈自然是见证人。这些有力证据，让老头儿实在难以招架，最后只好很不情愿地在后面加了一个括号，内写“他当然也要借助于药物和器械”。如今，每次看到《陈小手》里的这个括号我就想笑，好端端的一篇文学作品差点让我们这些外行改造成了科普文章。幸亏这些人还有点自知之明，没有太放肆，不然汪曾祺的东西就没法看了。
不过，遇到重大问题，老头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主张的。他写过一篇小说《寂寞和温暖》，文章的最后有一行小注：“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一日六稿。”这篇小说连写六遍，充分体现了老头儿的固执。
《寂寞和温暖》主要写的是一个农业研究所的女技术员沈沅被打成右派后的境遇，其中有不少素材来自老头儿下放劳动的经历。当时，反右题材的小说很火，许多作家都写过自己的这段经历，基调就是如何倒霉，如何受罪，境遇如何悲惨，当然也有遇到好人的情况。我们就撺掇老头儿说，你也有这样的经历，也写点东西吧。他开始没应承，后来禁不住我们老在那儿磨叽，于是写成了这篇小说。家里人一看，格调怎么和别人写的都不一样，好像主人公当了右派根本就没受过什么罪，虽然心情有点寂寞，但到处都能遇到好人，有的同事待她很好，导师也是这样，饲养员还鼓励她好好生活，最后来了个新所长更是对她关怀备至，还推荐她当先进工作者，并且念了龚自珍的两句诗：“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当过右派的人的感受吗？不行不行，重写重写。老头儿倒是不生气，让改就改，一遍通不过就再改，可改来改去，还是那个调调，而且还变本加厉了。最初的小说叫《寂寞》，改来改去，改成了《寂寞和温暖》，更加温情脉脉了。耗得全家人实在没辙了，算了，由他去吧，温暖就温暖吧。于是老头儿的创作史上就有了这篇写了六稿的小说。如果家里人继续折腾，可能得改十几稿。
后来老头儿写了篇散文《随遇而安》，回忆了他当年被打成右派和下放劳动的过程，其中看得出下放劳动还是挺苦的，像起猪圈、刨冻粪、扛着一百七十斤的麻袋上高跳这样的脏活累活他都干过，但是他不愿意过多渲染这些事情，而是想把生活中存在的美好的东西，加以剪裁或放大，呈现给读者。他写过一首诗，前四句是：“我有一好处，平生不整人。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人间送小温，这是他的作品特别是六十岁以后作品的底色，别人很难改变他。这就是汪曾祺的固执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