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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有幸在古巴廖夫先生家中见到您，”他开口道，“他没有向您介绍我。所以，若您不嫌弃，我就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波图金，退职七品文官，曾在财政部做事，住在圣彼得堡。希望您不会见怪……通常我是不习惯贸然与别人结识攀谈的……但与您……”

说到这里，波图金有些踌躇起来，于是让侍役为他拿了一小杯樱桃酒来。“壮壮胆吧。”他面带微笑地补充了一句。

李特维诺夫愈加仔细地看了看今日遇到的所有新面孔中这最后的一位，心里顿时产生了一个看法：“此人绝不同于那些人。”

的确如此。坐在他面前的这个汉子正用两只瘦削的手不断地抚弄着桌子边沿，他肩膀宽阔，身躯魁梧，两条腿却十分短小，一头鬈发的脑袋耷拉着，两道浓眉下长着两只绝顶聪明却非常忧郁的小眼睛，一张端正的大嘴轮廓分明，牙齿不算太整齐，长着一只纯粹俄国人的所谓“土豆样”的圆鼻头。此人看上去有点儿笨拙，甚至可以说有些粗野，但兴许，可以说，绝非平庸之辈。他的衣着很随便，穿在身上的旧礼服活像套着个麻袋，领带还歪在了一边。李特维诺夫对他这种突发的信任感并没觉着冒昧唐突，相反，却让他产生了一种暗暗的得意：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此人并没有爱与陌生人套近乎的毛病。他给李特维诺夫留下了一种很奇特的印象：激起了他的敬重、同情，还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怜惜之情。

“这么说，我没有打扰您？”他又重复了一遍，声音柔和，带着几分沙哑，还有些低沉，与他的整个形象太相称了。

“哪儿的话，”李特维诺夫回答说，“相反，我非常高兴。”

“真的吗？哦，要是这样，我也很高兴。我听到不少关于您的情况。我知道您在从事哪方面的研究，您有怎样的想法。挺好的。所以您今天才会一直没有说话。”

“您好像话也很少。”李特维诺夫说。

波图金叹了口气。

“先生，那些人说得已经够多的了。我一直在听。那么，”他沉默了片刻，随后开心地扬起了双眉，“您喜欢我们这种巴比伦式的闹腾杂乱吗？”

“确实够闹腾杂乱的。您说得太对了。我一直想问问这些先生，他们如此劳碌费神究竟为的是什么？”

波图金又叹了口气。

“先生，问题就在这里，连他们自己都不知为什么。早先人们是这样议论他们的：‘他们这些人都是些追求崇高目标的盲目的工具。’可如今我们说得就更难听了。不过，您会发现，我本人丝毫没有责怪他们的念头，我只是想说，他们所有人……或者说，几乎所有人，其实都是不错的人。就拿苏杭奇科娃女士来说吧，我知道此人有很多优点：她把自己的最后一点儿钱全都给了两个穷困的侄女。退一步说，即使她这是出于虚荣、爱出风头，但您也不能不承认，这是一个女人能做到的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因为她本人并不富有啊！皮夏尔金先生更没的说，他住的那个片区的农民，与他相处久了，一定会送给他一个西瓜大小的银杯，也许还会送上一张把他描绘成天使的圣像，虽然他在答谢辞中总会对他们说他不配享受如此荣耀，但是，他说的不是事实，他的确是受之无愧啊。至于巴姆巴耶夫先生，您的朋友，他可有一颗美妙的心灵。如同诗人亚泽科夫一样，据说，他一边坐着看书、喝着白水，一边讴歌享受生活，没来由地兴高采烈，但毕竟是兴高采烈。还有伏罗希洛夫先生也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他与他的所有同学一样，都是上了光荣榜的人，是真正的科学、文明的传令兵，即使沉默不语，亦有雄辩之锐气，更何况他还如此年轻！是啊，是啊，这些人一个个都出类拔萃，可是都一事无成。上等的原材料，烹调出来的菜却难以下咽。”

李特维诺夫兴致勃勃地听着波图金的讲述：他说起话来从容不迫、自信满满，他的各种言说技巧、词组短语都充分说明，这是一个善于并喜欢演讲的人。

波图金还真是一个不仅喜欢演讲，而且善于演讲的人，同时也是一个被人生扼杀了自尊的人，他以一种哲学家才有的宁静豁达等待着机会的来临和称心如意的艳遇。

“是啊，是啊，”他带着一种独有的，绝非病态，却不无沮丧的幽默又继续讲了下去，“先生，这一切都十分奇怪。我还有一点要告诉您。比方说，只要十个英国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一准立刻会谈起海底电报、纸张税、大灰鼠皮的鞣制方法，也就是说，谈话内容有益且明确；要是十个德国人相聚，那么，话题自然是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还有德国统一；若是十个法国人聚在一起，无论他们如何拐弯抹角，话题一准是‘风流韵事’；而十个俄国人聚在一起，您今天有幸耳闻，就会扯上俄罗斯的作用和未来的问题，从丽达之蛋说起，笼统空泛、漫无边际，既无依据，亦无结论。他们会无休无止地嚼舌下去，如同孩子们嚼橡皮一般：寡淡无味、毫无益处。不过，当然啦，他们顺便也会拿腐朽的西方开涮。想想看，竟有如此奇事！可它，这个西方，腐朽的西方，却在方方面面把我们打得落花流水！若是我们真的不把它放在眼里也罢，”波图金继续道，“可那说的全是空话，一派胡言。我们骂归骂，人家的意见却唯恐不尊重，喏，就是那些游手好闲的巴黎公子哥儿的做派。我有个熟人，看上去人不错，一家之主，年纪已经不轻了。一连好几天情绪低落，原因是在巴黎餐厅里给自己点了‘一道牛排和一份土豆’，可这时一个地道的法国人喊了一声！ ‘伙计！来份土豆牛排。’ 我的这位朋友羞臊得满脸通红！后来，他每到一个餐厅就喊 ‘来份土豆牛排！’ 还教别人这么说。我们那些从草原来的年轻人走进他们妓院的前厅时，那副诚惶诚恐、窘迫不安的样子连那些妓女都惊诧不已……我的天啊！他们心里在想，我这是在哪儿啊？真是在安娜·黛丝里昂家！！”

“请您告诉我，”李特维诺夫说，“您认为，古巴廖夫对他周围人拥有不容置疑的巨大影响的原因何在？是因为他的才华、能力吗？”

“先生，不是，绝不是，他在这方面毫无所长……”

“那是性格的缘故，对吗？”

“也不是这个原因，但他有很强的意志力，先生。我们这些斯拉夫人，众所周知，总的来说，这方面是很欠缺的，所以我们都很佩服他。古巴廖夫先生自己想当首领，大家也都认他为首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政府让我们摆脱了农奴制的依附，这得感谢政府。但是奴隶当惯了，奴性已深深地融进了我们的血液中，我们一下子还很难消除这样的恶习。我们时时处处都离不开主子，这个主子在多数情况下就是个活人，有时可能是当局让我们接受的一种所谓的社会思潮……现在，打个比方，我们大家都成了自然科学的奴隶了……为什么，凭什么我们就甘心当奴隶呢？这件事谁也说不清楚。看来，这就是我们的天性。重要的只是，我们都得有个主子。这不，我们已经有主子了，这就是，我们的，其余的一切我们都可以嗤之以鼻！纯粹的奴才！奴才的傲气，奴才的谦卑。新的主子出现了，旧的就得滚蛋！原先的叫雅科夫，而现在的成了西多尔。对雅科夫耳光伺候，对西多尔匍匐在脚下！您就回忆一下吧，类似的举止我们见过的还少吗！我们常常把否定当作优秀的品质来谈论。然而，即使否定，我们也做不到像个挥舞刀剑的自由人那样，却像个赤手空拳的奴才，而且，那也是听了主子的命令才敢这样做的。是啊，先生，我们也是个柔顺的民族，我们随意被揉捏在他人手中。古巴廖夫先生就是如此这般地成了我们的主子老爷。他找准了一个地方凿，凿啊凿，最后就凿透了。众人发现：此人自视甚高，过于自信，还喜欢发号施令，关键是他能做到发号施令。于是，他便被认为是正确的了，就必须听他的了。我们的各种东正教派，我们的昂奴弗利耶夫教派，还有阿库林诺夫教派，就是这样形成的。谁有棍棒在手，谁就能称王称霸。”

波图金满脸通红，眼神却黯淡无光。这岂非咄咄怪事！他说话刻薄，甚至凶狠，却不招人恨，更多的是令人悲哀，一种真挚、由衷的悲哀。

“您是怎么认识古巴廖夫的呢？”李特维诺夫问。

“先生，我早就认识他。您知道，我们这儿还有一种怪现象：举个例子，有这么一位，怎么说呢，算个写手吧，一辈子作诗、写小说，谴责酗酒，抨击专营制度……突然有一天，他自己一下子买下了两座酒厂，还承包了上百家酒馆——居然什么事也没有！换了别人，早就被从地球上清除了，而他甚至没有遭到任何的责难。再拿古巴廖夫来说，他是个斯拉夫主义者，还是个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想说他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他的庄园，如今由他的兄长，一个旧式地主经营着，是个出了名的，动辄会动手打人的家伙。而那位苏杭奇科娃女士，她竟然让斯托夫人打坚捷列耶夫的耳光，但在古巴廖夫面前却恨不得匍匐在地上，其实，他无非也就是读了几本充满智慧的书，还总喜欢往深里钻研。至于他的口才，您今天自己就可以做出判断。谢天谢地，他今天总算话不多，还有点儿缩手缩脚。若是心情好，谈兴浓，即使像我这样很有耐心的人，也无法忍受。他先会开上几句玩笑，随后便大讲特讲不堪入耳的下流笑话，是的，没错，我们伟大的古巴廖夫先生一讲起不堪入耳的笑话，便会发出猥亵的笑声来……”

“您就那么有耐心吗？”李特维诺夫问了一句，“相反，我以为……不过，您可以告诉我您的名字和父称吗？”

波图金抿了一小口樱桃酒。

“我叫索宗特……索宗特·伊凡内奇。家人给我起这么个好名字是为了纪念我的一个亲戚，一位大司祭，我需要感激他的也仅止于此。我斗胆说，本人出身于牧师世家。您刚才对我的耐心表示怀疑，其实大可不必，我是个很有耐心的人。我曾在我的亲叔叔，四品文官伊里纳尔赫·波图金手下干了二十二年。您知道他吗？”

“不知道。”

“那我可得祝贺您。真的，我是很有耐心的一个人。不过，还是‘让我们回到原点’，这是我尊敬的教友先辈，被判火刑烧死的大主教阿瓦库姆说的话。亲爱的先生，我的同胞实在让我感到惊讶。他们一个个无精打采，垂头丧气，同时却又满怀希望，稍有风吹草动，便会义愤填膺、暴跳如雷。就拿斯拉夫主义者来说，古巴廖夫自认为是其中的一个。其实这些人都是顶顶好的人，是绝望与激情的混合体，也是生活在‘明天’的人。他们总是说，一切都会有的，会有的。可事实是什么也没有，罗斯在整整十个世纪里任何自己的东西都未能创造出来，无论是在经营管理方面，还是在诉讼程序上，或是在科学、艺术方面，甚至在手工业领域都没有……不过不用着急，需要忍耐：一切都会有的。但如何才能有呢？我倒想问一句。他们说，因为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其实不过是一群废物。说起人民……啊，这可是伟大的人民！您见过穿粗呢子上衣的农民吗？一切的粗糙、丑陋正源于此。一切其他偶像都被砸烂了。那让我们就相信穿这种粗呢上衣的农民吧。这么说吧，要是穿这类粗呢的农民原形毕露、露怯丢丑了呢？不，不会露怯丢丑的，您就读读科杭诺夫斯卡娅的著作吧，立刻就会茅塞顿开的！是啊，如果我是个画家，那我就会画上这样一幅画：一位受过教育的人站在一个农民面前，向他深深地鞠躬，说：‘救救我吧，农民老爷，我已经病得快不行了。’而那个农民也向这个受过教育的人深深地鞠躬，说：‘绅士老爷，教教我吧，我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懂啊。’瞧，就这样，两人就站在原地，谁也没动窝。其实，只要真正地不自以为是，不是口头上的，而是真心实意地向老大哥学习，对他们比我们想得更早、做得更好的东西有所借鉴就行！跑堂的，再来上一杯樱桃酒！您别以为我是个酒鬼，不过酒精却能让我说话无所顾忌。”

“听完您这一席话。”李特维诺夫轻声说道，脸上带着微笑，“我就不用再问您属于哪一派，对西欧怎么看了。不过请允许我向您提一个建议。您刚才说了，我们应该向我们的老大哥们有所效仿，有所借鉴。只是，倘若不考虑气候、土壤、地区以及民族的不同特点，如何才能做到有所借鉴呢？我还记得，我的父亲从布捷诺普公司订购了一台据说性能优良的生铁簸谷机，这种簸谷机确实非常不错，可那又怎么样？机器在窝棚里整整放了五年，从没用过，直到一台美国造的木制簸谷机替换了它，与美国造的各种机器一样，这种木制簸谷机更适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用起来也更方便。索宗特·伊凡诺维奇，不能盲目地借鉴啊。”

波图金仰起了脑袋。

“我真没想到您会持反对意见，最可敬的格里高利·米哈伊洛维奇，”他稍稍停顿了一下，又继续说了下去，“有谁会强迫您盲目地借鉴呢？您之所以使用别人的东西，不是因为那是别人的东西，而是因为它对您有用。肯定是，您这样想，就会这样选择。至于使用效果如何，您也完全无需担心，因为这些东西的性能符合您刚才所说的地区、气候和其他条件。您只需提供可口的食品，人民的胃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消化，久而久之，当肌体强壮起来之后，那个胃自然就会分泌出所需要的胃液。不妨举一个我们俄语的例子吧。彼得大帝引进了数以千计的外来语：荷兰语、法语、德语。这些词语所表达的概念需要让俄罗斯人民熟悉了解。彼得老老实实、毫无顾忌地将这些词语整罐地、整桶地一股脑儿灌进了我们的头脑中。起初，确实还觉着怪怪的，可后来慢慢地就被消化了，就像我刚才对您说的那样。这些概念就被接受了，被吸收掌握了。怪异的形式逐渐被消融了，语言自身就将其取代了，如今您面前这个恭顺的仆人，一个平庸的文体学家居然可以翻译黑格尔著作中的任何一页……是的，先生，没错，先生，就是黑格尔的著作……甚至可以不使用任何一个非斯拉夫词汇。语言所发生的这种变化，可以想象，在其他领域也应该能发生。全部问题在于，我们的天性是否强壮有力？而我们的天性完全不在乎，足以承受，不会遇到任何麻烦。只有那些神经不健全、身体羸弱的民族，才会担心自身的健康、自己的独立性受到伤害。只有那些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人，只要一说我们是俄罗斯人，一个个便会兴奋异常，满嘴唾沫星子飞溅。我非常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但不会因为健康欣喜若狂，先生，这毕竟不太雅观。”

“说得没错，索宗特·伊凡内奇，”李特维诺夫也附和道，“但是为何非得让我们经受这样的考验呢？您自己不也说了，起初显得怪怪的！那么，要是这种怪怪的感觉真就一直持存下去呢？其实，您自己也清楚，它确实没有被消除。”

“只是并不在语言方面，而这可是意味深长的！我们的人民不是我造就的。他们注定要经历这样的考验，这不是我的过错。斯拉夫主义者总在大声嚷嚷，说：‘德国人的发展就很正常，但愿我们也能有这样正常的发展！’可是如何才能走上如此的发展之路，我们民族最初的历史行为——从海外为自己召来一个个大公——不正确，不正常，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至今仍在重复这样的错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中至少有一次对某个异域的非俄罗斯的东西说过：‘来吧，来对我实行治理、统治吧！’也许，我也会赞同如此的说法，我们在将外国的本质塞进自己身体的时候，也许事先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们注入身体中的是什么：一块面包，还是一剂毒药？是的，众所周知：由坏向好的进展从来就不是通过更好的，而是通过更坏的完成的，在医学中毒药有时反而是有益的。只有蠢货或骗子才会得意扬扬、堂而皇之地说，农奴解放后更加贫困了，废除了专卖权后酗酒的现象更猖獗了……经历了更坏的才能走向更好的！”

波图金说完用手抹了把脸。

“您问我对西欧的看法，”他接着说，“我对它深感震惊，并对它的各种原则崇敬得五体投地，而且丝毫不认为有遮遮掩掩的必要。我早就……不，不久以前……前些时候，我再也不怕公开自己的信念了……是啊，连您都毫不犹豫地向古巴廖夫先生表明自己的观点立场了。谢天谢地，本人已经不再在乎对话者的观念、看法、习惯了。其实，我认为，没有比那种不必要的怯懦、那种可鄙的阿谀逢迎更坏的了，瞧瞧，我们的一些达官贵人正是出于这样的恶习，低三下四地讨好一个在他们眼中微不足道的大学生，几乎是在讨他们的欢心，像个跟屁虫似的追着他们。好吧，就算这位高官如此行事是为了沽名钓誉，可我们这些平民兄弟又何须逢迎巴结呢？是啊，先生，是啊，先生，我是个西欧主义者，我崇拜西欧。或者说得更准确些，我崇拜高度的教养，那种如今被我们调侃取笑的教养，崇尚高度的文明，好，好，这个词更准确，我全身心地热爱这一文明，对它坚信不疑，我没有，也不可能会有别的信仰。文——明（波图金发音清晰，一字一顿，重音分明）这个语词——多么明确、清晰、神圣，全然不像其他的词语，什么人民性啦、荣耀啦，全都散发着一股血腥气……愿上帝保佑它们！”

“哦，索宗特·伊凡内奇，那么，俄罗斯呢，您爱自己的祖国吗？”

波图金又用手抹了一把脸。

“我热烈地爱祖国，又强烈地恨祖国。”

李特维诺夫耸了耸肩。

“这是老话了，索宗特·伊凡内奇，这已是老调重弹啦。”

“那又怎么啦？这有什么不好的呢？瞧您怕的！老调重弹！我还知道许多不错的老调重弹。不妨举个例子来说说，自由和秩序——这是众所周知的老调重弹。怎么，在您看来，我们这里的唯官爵是瞻和混乱无序更好吗？再说了，难道那些把年轻人弄得神魂颠倒的时髦词句，诸如‘卑鄙的资产阶级’、民众当家做主，工作的权利，莫非也是老调重弹？至于爱，那是与恨形影相随的……”

“十足的拜伦腔调，”李特维诺夫打断他说，“三十年代的浪漫主义。”

“对不起，先生，您说错啦。第一个将两种感情搅和在一起的人是卡图卢斯，是罗马诗人卡图卢斯在两千年前说过的。我是从他的书中读到的，本人还略通拉丁语。恕我不谦，我可谓神职人员世家出身。是的，先生，我既爱又恨我们的俄罗斯，这个奇特却又美好、丑陋不堪却又可亲可爱的祖国。这不，我离开了俄罗斯：在政府机关，在衙门里的椅子上坐了二十年之后，需要呼吸一点儿新鲜空气，散散心。我离开了俄罗斯，在这里感觉非常愉快、舒心。不过我有预感，很快我就要折返回国了。花园的土地虽好……只是马林果难长啊！”

“您觉着愉快，您觉着舒心，我在这里感觉也不错，”李特维诺夫说，“我也是来这里学习的，不过这并不影响我目睹了一些丑恶现象……”他用手指了指两个路过的卖笑女郎，围绕在她们身旁的几个走路踉踉跄跄、说话含混不清的跑马俱乐部的玩客，还有人满为患的赌场，尽管此时已值深夜。

“莫非有人告诉过您，本人对此视而不见吗？”波图金接过话头说道，“不过，请您原谅，您的发现倒让我想起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我们的一些倒霉的记者，他们幸灾乐祸地指责《泰晤士报》所揭露的英军指挥的失误。我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不会戴着玫瑰色眼镜看待人类的一切，我们的全部生活，整个这出终以悲剧收场的喜剧。但是为什么要把属于我们人类劣根性的东西强加给西方呢？这里的赌场确实丑恶不堪，不过，我们那些土得冒烟的欺诈骗术又好到哪里去呢？不，敬爱的格里高利·米哈伊洛维奇，咱们还是谦和一些、平心静气一些为好：一个好学生若是看到了他老师的缺点，会恭恭敬敬地保持沉默的。因为这些缺点会让他引以为戒，让他走上正道。倘若您牙齿痒痒非得嚼个舌头，要对腐朽的西方说点儿什么，那么，这不，柯克公爵骑着马慢步跑过来了。他一准已在一张绿呢赌桌上，在十五分钟的时间里，输掉了费尽心机从一百五十个家庭勒索来的代役金，此刻他一定气急败坏。而且，我今天还看见他在马尔克斯书店翻阅维利奥的一本小册子……他绝对能成为您出色的谈话对象！”

“不忙，不急，”李特维诺夫看到波图金站起身来，急忙说，“我与柯克公爵一点儿也不熟，当然，我还是更想与您聊聊……”

“非常感谢您，”波图金打断他说，他站起身，躬身致意，“只是我已经与您谈的时间不短了，而且基本上都是我一个人在说。也许，您也觉察到了，一个人若是独自滔滔不绝地夸夸其谈，他也会觉得难为情，不好意思。况且我们还是初次见面：瞧瞧，我怎么竟是这样一个人！再见，后会有期……我再说一遍，能与您相识我真的非常高兴。”

“等等，索宗特·伊凡内奇，至少您也得告诉我，您在哪儿住，您还会在这儿住很久吗？”

波图金像是有点儿不耐烦了。

“我在巴登还要待一个星期，不过，我们还可以在这儿，韦别尔咖啡厅，或是马尔克斯书店见面。要不，我可以去找您。”

“我总得知道您的住址。”

“好吧。只是，我不是一个人。”

“您结婚了？”李特维诺夫冷不丁地问道。

“不，哪儿的话……怎么这么问呢……不过，我身边有个小女孩。”

“哦！”李特维诺夫不好意思地做了个鬼脸，似乎在表示歉意，说了一声后，垂下了眼睛。

“她只有六岁，”波图金继续道，“是个孤儿……是一位夫人……我的一个好朋友的女儿。我们最好还是在这儿见面。再见了，先生。”

他把一顶礼帽低低地扣在了满头鬈发的脑袋上，疾步离去了，他的身影在通往列支滕塔勒阿利林荫道的一条马路上暗淡的煤气灯光下闪现了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