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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是典型的男权社会。在男权社会中，男性居于主导，而妇女则处于从属地位。在很多时候，女性的命运并不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她们幸福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男性的品质与态度。所有的女性都希望自己在婚姻或恋爱中遇到的男性是认真负责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女子都那么幸运，所以“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悲剧从古到今都屡见不鲜。
蒲松龄是一位对女性充满了欣赏与尊重的作家。这样的态度，就决定了蒲松龄对于那些负心男子发自内心地厌恶。在《聊斋志异》当中，蒲松龄就写到了一些男子负心的故事。这些故事就其类型而言，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富贵易心，二是始乱终弃。在这两种类别的作品中，蒲松龄无一例外地给了那些男子以应得的惩罚，以此惩恶扬善、警醒世人。
我们先说富贵易心。这类的作品，代表性的是《武孝廉》与《丑狐》。
这两篇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男主人公是人间的男子，而女性则是幻化作人形的狐仙。
说到狐仙，一般人脑海当中映现的恐怕都会是小翠、婴宁、红玉等美丽非凡的少女或少妇形象，以及她们与人间男子之间那些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而实际上，《聊斋志异》中的狐仙，既有美丽的，也有丑陋的；既有年轻的，也有稍长的。这些狐仙与人间男子的情感故事，既有缠绵悱恻的，也有不那么美好的。就总体而言，那些美丽的爱情故事，寄予的多半是蒲松龄对于爱情的理想；而那些不那么美好的故事，寄予的多半是对于两性伦理的认真思考。
先说《武孝廉》。
故事的男主人公是一个姓石的武孝廉。明清两代，把举人叫作“孝廉”，“武孝廉”就是武举人的意思。故事发生的时候，石某大概三十来岁的年纪，一表人才，气质文雅，加上习武出身，身姿挺拔，称得上是个仪表堂堂的美男子。
这一年，石某带着许多资财坐船北上，准备到北京好好活动一下，谋求个好差事。走到德州一带，石某忽然得了重病，吐血不止，只好卧病舟中。仆人看他快死了，将石某的钱财偷走，剩下他一人在船上苟延残喘。船家看他快死了，又没钱可以治病，就商量着要趁夜晚把他扔到岸上。船家的议论被邻船的女人听到，就说你们不愿意载他，就把他交给我好了。船家一听，非常高兴，赶忙就扶起石某，将他放到了那个女人的船上。
来到船上，女人过来与石某相见。石某看那个女人，虽然已经四十多岁了，但衣服华美，风韵犹存，颇有几分颜色。石某挣扎着向那个女人表示感谢。那女人说我懂一点医术，我看你已经病入膏肓，危在旦夕，活不了几天了。石某一听，当即就哭了起来。那女人看石某可怜，说别哭，幸亏你遇见了我。我有药丸，能够起死回生。治好病以后，希望不要忘记我才好。说完就拿出药丸，给石某服下。石某服下药丸以后，马上就觉得好了很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个女人每天衣不解带地服侍石某，那种殷勤照顾，就是夫妻之间也不过如此；而石某对那个女人，自然也是感激涕零。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样子，石某体力基本恢复，下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跪在那女人面前，说你的大恩我不敢忘记，我以后要向对待我母亲那样对待你。
如果是现在的女人，听了石某的话，一定气死了：“认我当妈？！我就那么老吗！”然后可能一脚把石某踢下河去。不过那个女人倒没有生气，她拉起石某，说你别这样，我也不敢收你这么大的儿子。这样吧，我一个人孤独无依，如果你不嫌弃我老，咱们就结为夫妻，怎么样？
这之前的一年，石某的妻子就死去了，此时的石某，正好也是单身。一来出于感激，二来看那女人虽然年过四十但依然风韵犹存，所以也就很高兴地接受了那女人的建议。当天晚上，两个人就住在了一起。此前石某的钱不是被仆人偷走了吗？那女人又拿出一大笔钱让石某到北京活动，自己则留在德州，约好事情办好，二人再在德州会合。
石某拿着女人的钱在北京上下活动，成功地谋得了山东省军事长官的职位，剩下的钱还置办了全套的车马仆从，走在路上，也是车马煊赫的样子。得官之后的石某，马上就开始嫌弃起那女人来了，心想她年龄都够给我当妈了，我还是再娶个年轻点的吧。于是就娶了王姓的女子为妻，用的也还是那女人的钱。自己也知道事情办得缺德，就没敢到德州与女人会合，而是绕道上任去了。
女人在德州一等就是一年。一年之后，石某的一个表亲偶然到德州，恰巧住在了女人的隔壁。女人与他聊天时知道石某已经再娶的消息后大为恼怒，忍不住就把石某骂了一通，并把自己与石某的经历告诉了那个亲戚。那个亲戚听了，一方面为那女人不平，一方面也为石某开脱，说很可能刚上任，忙于公务，所以没时间与你见面。这样吧，你写封信，我替你捎给石某，他一定会来接你的。拿到那女人的书信，那亲戚来到石某的任所，把信交给石某。本以为石某会幡然悔悟，没想到他只是很不在意地把信随便一扔，就没有下文了。
又过了一年，女人离开德州，自己来找石某。她在一个旅店住下，托人将信息传达给石某。石某知道女人来的消息，不但不肯相见，还警告属下，任何人不得再为之传达信息。
石某以为，凭着自己现在的地位权势，虽说不是侯门似海，但拦住个无依无靠的女人，还是易如反掌的，只要自己不见，那女人也就无可奈何。他想错了。石某不知道，那个女人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啊！有一天，他正在家里与一大帮朋友喝酒，忽然就听到外面一阵喧闹声，他停下酒杯，刚想问是怎么回事，那女人已经一掀门帘闯了进来，指着石某就大骂起来，说你这个薄情的东西，日子过得挺滋润啊！你自己想一想，你的富贵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对你的恩情不薄啊！就算你嫌我老，你再买几个小妾，不就完了吗？何必要如此绝情？！石某听了女人的话，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跪在地上，请求那女人的原谅。请求了好久，女人的面色才缓和了下来，算是原谅石某了。石某又去见妻子王氏，让王氏以见姐姐的礼节见那女人。王氏来到那女人面前，以妹妹的身份躬身施礼。那女人赶忙答礼，拉起王氏，说妹妹不要害怕，我刚才大吵大闹的，不是因为我生性悍妒，而是石某做的事确实是太不地道了，然后就把自己和石某的往事详细地说给王氏听，末了又问，换作妹子你，你能不生气吗？王氏是个通情达理的女性，听了那女人的诉说，也非常痛恨石某，结果两个女人合在一起，又把石某骂了一顿。
以后，三个人就开始在一起生活。与这个女人在一起生活越久，石某就越发觉得这个女人不同寻常。比如他曾以为女人找上门来是看门人放进来的，后来问看门人，看门人发誓说没有，这就多少让石某觉得诧异。又有一次，石某的官印不见了，到处找不到，一家人急得团团转，那女人却并不着急，只是让他们到井里去找，而后果然在井里发现了。看那女人的意思，也知道事情是谁做的，只是不肯说出罢了。最奇怪的事情是那女人每天晚上早早就关门进到自己的房间，然后整夜就从房间内传出好像抖动衣服的声音，谁也不知道她到底在干什么。对于石某来说，现在对那女人已经说不上有什么感情了，有的只是怀疑与隐隐的畏惧。
王氏则不然。她一开始对那女人有些害怕，但相处的时间久了，觉得那女人待人和善，处事得体，对待下人宽严有度，就越来越尊敬和喜欢起那女人来。加上女人的年龄比自己大得多，所以到后来，王氏对那女人的态度，就颇有点女儿对母亲的敬爱了。
有一天，石某外出办事未回，王氏就和那女人在一起喝酒，女人不觉中喝多了，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狐狸。王氏没有害怕，反倒对这个狐狸大姐生出了更多的爱怜，还拿出被子给她盖上。等石某回来，就把这件事和石某说了。石某一听，就要将其杀死，王氏坚决阻止，说就算是狐狸，可是毕竟对你有恩啊。石某不听，而就在他找刀的时候，那女人已经醒来，说看你这一副蛇蝎心肠，我是一天都不能再在这里居住了。当初给你的丸药，也麻烦你还给我。说完，就向石某的脸上吐了一口唾沫。石某当时就感觉如同一盆冰水浇在自己头上，喉头丝丝作痒，一张嘴就把当初女人给他的丸药吐了出来。女人把丸药捡起，而后愤然离开。就在当天的晚上，石某旧症复发，半年之后，终因呕血不止而死。
《丑狐》的内容，与《武孝廉》大致相似，不过要简单许多。讲的是一个姓穆的书生，在一个又黑又丑的狐狸精的帮助下变得富有，而富有之后，就开始对这个丑狐心生嫌憎，还请了一个道士作法，想将丑狐除掉。这丑狐可不含糊，搬起比脸盆还大的石头把穆生家砸得稀巴烂，还抱来了一只猫头狗尾的动物，把穆生的脚指头咬掉两个。末了逼着穆生变卖家产，归还了几年来馈赠给他的所有钱财。
这两则故事给我们的启发，都可谓深长。它们借用非人间的题材，反映的其实是人间的一个常见问题，就是男人的富贵易心。对于这两桩失败的婚姻，现代人很容易得到一个启示，就是婚姻要以双方的感情为基础，没有感情的婚姻，说到底是不坚牢的。情况也确实如此。在这两则故事里，无论石孝廉也好，穆生也好，他们的婚姻在开始的时候动机就不纯粹，这其实就埋下了后来婚姻破裂乃至反目成仇的根芽。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因为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除爱情外毫无其他考虑的婚姻我们不能说没有，但数量也是极少的。更何况，爱情是什么，恐怕也没有人能说清楚。有人打过一个比方，说爱情就像一头洋葱，当我们想寻找它的核心而将它层层剥开，却发现它全都是皮，中间是空无所有。所以我更想强调的是，婚姻是一个契约，一旦签订，除非某一方发生了重大的违约行为，另一方是没有权利随便撕毁当初的协定的。以《武孝廉》而言，对方年龄比自己大，自己难道当初不知道吗？既然知道，而又以此嫌憎对方，就是大大的不应该。更何况，对方对自己有救命之恩，而能忍心作出要杀死对方的决定，则石孝廉的死，就更是罪有应得。《丑狐》亦然。蒲松龄在讲完这则故事之后，曾发了一段感慨，说丑狐当初来的时候，穆生假如说憎恶她是个妖怪，就算杀死她，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既然当初没有将其杀死，而且还接受了她的馈赠，受人之恩，那么就算是异类，也不应该辜负对方。蒲松龄之言，于我心有戚戚焉。现实中的女性，面对男子的背德，恐怕只能徒唤奈何。当她们遇到在自己的帮助下变得富贵转而又抛弃自己的男性，她们最想说的一句话，恐怕就是《闪闪的红星》里面那句经典的台词了：“谁拿了我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得一笔一笔慢慢算。”但有与男子一笔一笔慢慢算账能力的，恐怕少之又少。但狐狸精就不一样了。《武孝廉》中的狐女，是让石孝廉“吃了我什么给我吐出来”；《丑狐》里的丑狐，是让穆生“拿了我什么给我送回来”。通过这两个神通广大的狐狸精，蒲松龄以自己的如椽巨笔，惩罚了那些始乱终弃的背德男子，也为普天下的弃妇伸张了一把正义，长出了一口恶气。
如上所说，“富贵易心”无疑是一种极不道德、极不负责的行为。但在古代，这种情况却并非罕见。翻开古代的小说、戏曲，就会发现反映这一情况的作品所在多有，比如《满少卿饥附饱扬》《王魁负心》《铡美案》等。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文学作品中此类作品很多，足以证明此类事件在生活中的常见。为什么会有此种情况的发生？归根结底，是由女性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的弱势地位所决定的。我们今天已经习惯了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在古代，法律就已经规定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举个简单的例子，依照《大清律》的规定，妻子殴打丈夫，即使无伤，也要被杖责一百；而丈夫殴打妻子，折伤以下则法律根本不予追究。妻子犯了所谓“七出之条”，丈夫有休妻的自由；而丈夫无论有何过犯，妻子都没有离婚的权利。伦理道德的规定同样对女性极为不利。封建纲常提倡“三从四德”，所谓“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妇德、妇言、妇容、妇功”，面对男性，女性最好的品质就是顺从，最好的态度就是配合。这样的制度和文化，就为男子的负心提供了方便的条件。那么，又是什么造成了女性在封建社会的弱势地位？归根结底，是因为女性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既然社会的主要资源掌握在男性手中，那么制度文化这些上层建筑就只能是男性意志与愿望的反映与表达。
《武孝廉》这篇作品，即使在今天，也仍然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首先是其坚持“糟糠之妻不下堂”的立场，以及对富贵易心这种丑恶现象的谴责。时代发展到今天，女性已经掌握了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女性的家庭地位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但距离真正的男女平等，恐怕还有相当的距离。在这样的情况下，强调男性，特别是那些成功的男性对于感情与家庭的忠诚与责任，仍然没有失去其意义和价值。其次，富贵易心的男人确实让人恨，在现实生活中，被遗弃的女人多半却只能是无可奈何。但作品中的狐女就不一样了。《石孝廉》中的狐女让石孝廉吐出了自己当初给他的药，夺走了自己给予他的第二次生命；《丑狐》中的狐女则以自己的手段夺回了自己馈赠给穆生的财产，让他重回落魄。狐女们何以能如此呢？说来说去，是因为她们有这种能力与手段。这就以一种隐喻的方式告诉我们，女性要想捍卫自己的尊严与权利，还是要以自强与自立作为这一切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