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言碎语

在中国，几乎没有一部小说遭遇过《水浒传》这样大起大落的命运。

在明朝，一方面，才子们、狂客们大力吹嘘，称之为“宇宙间五大部文章”、天造地设的“化工之作”，“六大才子书”之一；另一方面，“正人君子”们痛心疾首，称之为“诲盗”之作，官方也开始查禁。到了清代，每一次朝廷或是督抚大员张榜禁书，《水浒传》必在名单之中——这既说明了官方的立场，也说明了“屡禁不止”“愈禁愈传”的现实情况。

到了清末民初，在西方新观念的影响下，《水浒传》的评价出现全新的行情。有的评论者称《水浒传》是“社会主义观念”的最早体现，有的研究者称其“比《左传》《史记》还要重要得多”，但也有相反的论调，认为要革新“国民性”，需从剔除《三国》《水浒》的影响做起。有些极端的论调不久便随风飘散，但有些却逐渐形成了权威话语——如胡适的“《水浒传》是一部奇书，在中国文学史占的地位比《左传》《史记》还要重大得多”（《水浒传考证》）论断，就成了此后将近一百年间撰写《中国文学史》者尊奉的圭臬。

待到中国革命的洪波涌起，《水浒》又和“革命”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曾讲过：“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 “《水浒》里面讲的梁山好汉，都是逼上梁山的。我们现在也是逼的上山打游击。” 延安时期，“逼上梁山”是常用的话语，新编京剧《逼上梁山》更是直接得到毛泽东的褒奖。其后几十年里，毛泽东更是在各种场合以“水浒”“逼上梁山”自喻。这里面当然包含着对这部书的高度评价。然而，到了晚年，他的评价突然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并在1975年发动了全国评《水浒》的运动。《水浒传》变成了歌颂叛徒、阴谋家的坏书。

拨乱反正之后，这些政治意味过于浓烈的命题逐渐被人们淡忘，《水浒传》也主要成为当下文化消费——各种影视、游戏改编——的资源。出乎意料的是，近十来年，却忽然有著名学者出来放言高论，称《水浒》《三国》是中国人的“精神地狱”，《红楼梦》是中国人的“圣经”。其言论是否有隐藏的深意，当然难以揣度；不过，以其曾有的名声，社会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这“扬之必至九天，贬之必至九地”的现象本身就是个有趣的思想文化话题。我们这里且不论。下面要与各位看官交流的是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源——《水浒传》自身的深刻的矛盾：亦侠，亦盗；热血，江湖。此外，还有这本书另一个矛盾之处：既有足以传神千古的生花妙笔，又有欠圆通、显疏略的“拙笔”。

闲言碎语且到此，开篇“水边”第一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