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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四年冬，金军南侵，以助刘豫。宋使魏良臣过江至挞懒军中，挞懒及其左右数次语及秦桧：“秦中丞何在？”
“秦中丞安否？此人原在此军中，煞是好人。”
“本朝事体，秦桧皆知，若未信，且当问之。”
强烈暗示秦桧重要，传递缔和意愿。此事，魏良臣还朝不可能不奏闻，高宗却仍将秦桧闲置。
堪予注目者有二。一、曩往秦桧在挞懒军中，两人必有深入交谈，就未来所是取其共识。二、高宗暗地虽已认定和为上此应由高宗自我形成而无待秦桧归来，但在绍兴四年、五年尚不以为急，他心中也有一盘棋，将按部就班、徐图而进，以俟时机成熟。
随后三四年，高宗二度亲征刘豫，金主和派则趁帝位更迭之机在国内得势当权。绍兴七年十一月，金废刘豫。宋则于四个月后，重以秦桧为相。宋金明显有所唱和，相向而行，一齐朝和谈迈进。到八年年底，金使张通古如宋，宣布以豫陕之地还宋，首次缔和完成。
斩获这种成果，固因金主和派急于建功，亦与高宗折冲得法不无关系。然高宗并未被冲昏头脑。客观讲，金人让步过大，与双方武力对比不符，宋超出其所应得，金则近乎靖康以来白白付出，故而内部迟早会有反动。对此，高宗不无思想准备。故当金人迅速悔约，他没有措手不及、惊慌失据。结合各种信息看，收复中原实不在高宗计划内。其真实底线是力保淮南，此所必争，为之不惜搏命。两度亲征刘豫，以及兀术悔约后于沿淮一线奋起反击，都证明着这一点。
对于和战前景，高宗有个基本判断——缔和绝非宋单方所愿。后来宋金终战，世谓高宗“屈己”致之，其实古来无和平乞求能致，凡化干戈为玉帛，皆因双方同有其需。将宋金成和说成前者乞讨、后者赏赐，而罪高宗惟知屈膝，颇置史实于不顾。高宗整体表现，以“知进能退”述之始较客观。
几年前挞懒暗送秋波，高宗不为所动，反两次亲征刘豫，以秀肌肉。他渴望成和，但当条件不足则不贸然从之。如果宋所得既少，且未来处境堪忧，虽和亦高宗不取。对挞懒不退反进，意在迫敌更新认识，同时自添筹码。收效果然明显，金人敛其轻宋心态，而知“今者南兵非昔之比”
。直到金主和派当权、刘豫被废，局面大为改观，高宗这才重起秦桧为相，认真着手议和。
而当和约被毁，他重新示以强硬。十年六月，高调出檄文，指名道姓罪兀术之状：“惟彼乌珠，号四太子，好兵忍杀，乐祸贪残。”
又为擒杀兀术专立赏格：“两国罢兵，南北生灵方得休息，兀术不道，戕杀其叔，举兵无名，首为乱阶”，“将帅军民有能擒杀者”赏格自“银绢五万匹两、田一千顷”至“授以枢柄”不等。
口诛笔伐同时，更从战场上予以还击。十年六月至次年正月，宋军于扶风、凤翔、顺昌、京西、天兴、淮阳军、泾州、长安、郾城、朱仙镇、宝鸡、庐州等战，迭克金军。此段战事，金军虽总体稍优，所遭重创却远超既往。尤其郾城一战，岳家军“轻骑”出战，以“麻扎刀入阵”破兀术“拐子马万五千”，杨再兴“单骑入敌阵……身被数创，犹杀敌数百人”，兀术为之“大恸”。
史实如上而谓高宗摇尾乞怜，可乎？反制兀术期间，他有一番谈话：
帝谓大臣曰：“中外议论纷然，以敌逼江为忧。殊不知今日之势，与建炎不同。建炎之间，我军皆退保江南……今韩世忠屯淮东，刘锜屯淮西，岳飞屯上流，张俊方自建康进兵前渡，敌窥江，则我兵皆乘其后，今虚镇江一路，以檄呼敌渡江，亦不敢来。”其后卒如帝言。
从容论今昔不同，成竹在胸，对后事也不盲目。
将高宗求和归诸卑怯，错在遮蔽、扭曲了当时大势。高宗不必嬖媚邀求，是因金人欲和之切，实不亚于宋。金宋强弱分明，毋庸论也。此格局直到两国议和，仍未根本动摇。然十余年来，强弱对比已从碾压性质降至相对而言，靖康间那种悬殊不复存在，金强不足以灭宋，宋弱已不至必亡，甚而强者有所弱、弱者有所强。这些变化，识者能见。当时孙近论曰：
金人自破大辽及长驱中原……地广而无法以经理……又，老师宿将死亡殆尽，幼主权分，有患失之虑，此所以讲和为上也。
从建炎至绍兴，金于灭宋手段遍尝而不能遂，宋则渐有还手之力。其间，兀术过江无果、刘豫覆灭、岳飞规复中原、和谈毁约则痛击之……诸多事实可证，金人“以讲和为上”非虚陈。乃至其于讲和不惟“上选”，亦属不二之选。彼虽有和战两派，但观以究竟，所争只是方案与姿态，到头来虽挞懒等被诛、强硬派上台，也仍回到谈判桌。宋金大势盖如上。惟媾和极不得人心，于其功过是非难以平心而论，“众口铄金，积毁销骨”，遂至渲染为“乞”。
媾和之孤立不可名状。当初秦桧归来，高宗“喜而不寐”，即因苦无其人而意外得之。“南自南，北自北”“天下无事”诸语，对高宗如空谷足音，立感未来必赖此人。八年，时机一到，即重起秦桧守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秦桧复引数人，安插在台谏、大理寺等处为干将。此外，军方张俊亦因嫉忌岳飞而走近秦桧相呼应。以上，几乎就是拥和势力全部阵营。这样一个“小集团”，孤悬之境可借《秦桧传》一笔记述窥知：
十月绍兴八年，宰执入见，桧独留身，言：“臣僚畏首尾，多持两端，此不足与断大事。若陛下决欲讲和，乞颛与臣议，勿许群臣预。”帝曰：“朕独委卿。”桧曰：“臣亦恐未便，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坚，桧犹以为未也，曰：“臣恐别有未便，欲望陛下更思三日，容臣别奏。”帝曰：“然。”又三日，桧复留身奏事如初，知上意确不移，乃出文字乞决和议，勿许群臣预。
秦桧重掌丹枢系出高宗决计媾和，此无须试探。其所坚请，在“颛与臣议，勿许群臣预”。“颛”与“群”二字面面相觑，我寡彼众，穷形尽相。高宗亦甚了然，立答“朕独委卿”，而秦桧仍三请高宗各留三日冷静期，以供沉淀反思。盖秦桧深知“我寡彼众”不只在拥和反和人数悬殊，更将有惊涛骇浪不久胡铨事件、岳飞案即是，故必待高宗彻立觉悟，真正做到义无反顾。
阻力如此大，原因有三。
一、徽宗、钦宗问题。古人谓之“君父之仇”，不共戴天、其恨必雪。靖康后，宋臣民泣血之愿首在“迎还二圣”，然历次交涉均遭辞拒。盖自金人言之，二帝以渝盟失信成为阶下囚、缚送北地，身份等同“服刑”，放归意味着翻案，断不可允。到了绍兴五年四月，徽宗崩于五国城，宋人心头遂刻永久伤痕。后世俗论对于讲和未以“迎还二圣”为前提，颇谓高宗自私，为保帝位予以回避。此甚无据且与事理相乖，“二圣”还否，与高宗帝位实无关涉。徽宗内禅为钦宗时事，高宗嗣位自钦宗，故知徽宗、高宗无涉也。而钦宗移诸高宗则尽循伦常、程序正确，若加改变反而有悖礼法。尤其绍兴九年四月，此事理论上最后一丝含混亦已厘清：
癸亥，御史中丞廖刚言：“今先帝已终，而朔望遥拜渊圣皇帝之礼如故，此盛德也。然礼有隆杀，方兄为君，则君事之，及己为君，则兄之而已。望免抑圣心，自此浸罢，岁时自行家人礼于内庭可也。若远在万里之外，每尊之为君，比其反也，则不归政，恐天下有以议我也。况此拳拳之意，于渊圣何益？万一归未有期，尤非所以示远人。”事下礼部、太常寺。侍郎吴表臣、冯楫，少卿周葵等，请遇朔望日，皇帝用家人礼遥拜于禁中，群臣遥拜于北宫门外，从之。
廖刚指出仍以皇帝礼遥拜钦宗欠妥，建议今后高宗以家人礼拜于禁中，群臣在外拜以旧君礼。此非“逢君”之论，相反，从礼法纲常角度于理颇正。礼部、太常寺审议后皆无异见，奏请旨准。由此，钦宗身份完全明确为“旧君”，即便还朝，与高宗仅为“家兄弟”而已。故谓高宗以一己之私弃迎钦宗，只是好事之言。
二、“夷夏观”根深蒂固。孔子始辨夷夏，重心在区分文明野蛮，“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诸夏虽亡犹胜夷狄有君，强调“有君”不如“知礼”，含先进思想因素。但到南北朝时，顾欢以“夷夏之防”阻佛教入华，撰《夷夏论》，按种族划分文化和文明，仅因佛敎乃“夷狄”之物便加贬拒。“夷夏观”至是变味，渐染种族歧视意味。宋人排金，主要即出此眼光——金乃“蛮夷”，陋且贱，只可仰事天朝。故一听与之谋和，且宋反居其下，盈朝激愤、宁为玉碎。排夷已是盲目执念，而不问实际、不由分说。《易经》：“亢之为言也，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
从宋到清，凡当涉“夷”皆陷此冥憃，如出一辙。
三、弃复中原。此点最难解，涉及各种变化与内情，亟非一眼可看清。比如，议和时间点。假使议和开展于建炎年间，乃至绍兴五年以前，舆情都将不同，“恢复中原”尚难构成强烈痛点。建炎三年五月，以洪皓使金，高宗致书粘罕，“愿去尊号，用正朔，比于藩臣”
，屈辱有过日后议和，彼时朝堂却未闻异议。只因绍兴八年以降，情形非昔比，宋于两淮不落下风，锋锐甚至探入中原，当此势头大好之际与金止戈议和，军民将士情何以堪？然而，弃复中原被骂偏安也有失简单——设若事确可为，高宗岂不欲中原回归版图？姑不高蹈义理，仅从帝王自私角度，多一方土地多一份赋税，亦将却之不恭。简单推理可知，高宗主观上无弃复中原之理；放弃，必因经过了判断。而说到判断，才触碰到真正难点。彼君臣所见，隔如霄壤。朝臣主流，眼见绍兴五年以来节节利好，刘豫垮台、豫陕一度归还、兀术毁约屡屡折戟……凡此皆证金人不足惧，而亢奋心态普遍抬头，不特进取中原可期，甚至北上扫尽腥膻亦非奢望。绍兴六年十二月，第二次亲征刘豫犹未毕，张浚“乞乘胜取河南地，擒刘豫父子”，左相赵鼎以为“不可”：“豫倚金人为重，不知擒灭刘豫，得河南地，可遂使金不内侵乎？”“强弱不敌，宜且自守，未可以进。”
这当中，赵鼎所虑显而易见，张浚豪言之前却浑然不顾。二三年后，随着处境益发向好，乐观情绪有增无减。高宗却从未至此，一直偏于冷静谨慎。君臣心态反差实堪探究，却未引起多少注意。胡铨事件发作时，高宗讲有一句：“道路未详其本末。”本末即端委、底细或真相。高宗直指，大庭广众并不真正了解现实实际。欲知其意，得从制度讲起。郡县制以来，中国在中央集权轨道上日益深入。宋代集权发展，严耕望先生简括为：“以下层机构分权之方式，达成上层机构集权之目的”，“又以中书、枢密院等机构分权（相权三分），达成皇帝集权”；又，“政治上皇帝虽集大权于一身，但皇帝与大小臣僚接近，有群臣轮对之制（轮流与皇帝讨论政事），群臣得尽所欲言。”
亦即，宋代集权一面增重皇权，一面保持建言空间和政策纠错余地，从而兼顾效率与公正。但客观上，势必惟皇帝掌握全局，独自和真正了解所有信息；以下，从中央到地方，不论中书、枢密与地方路司，悉因分权而所知片面割裂。“道路未详其本末”一语与宋代体制关联在于，各种情报不单金方，也包括宋朝自身军政财储所有真实信息汇于皇帝，他是全部真相垄断者，以外之人最多窥其一角。正是从这一位置，高宗说他根本无从理解“道路”之乐观。在他，“恢复中原”不可以空喊口号，所有都得落到实处。从宋军武力胜算几何、财政能否支撑及可撑至何种规模与时间，到孤掷一战存在哪些隐忧隐患、胜与败其后果分别如何……是一份漫长问卷，而每道题目皆非泛思可答，必须一五一十精核细算，才能水落石出。“道路未详其本末”，高宗冷静，其在此乎？总之事涉两种视角，一为“道路”，一为高宗所独见与独知，区别就在对于“本末”详与未详。高宗所讲“本末”，当时“道路”不详，我们遥隔近千年更不能详，但抓住一点总归不错——江山是他自家江山，若能多取，何苦谢让？
三大难题俱系死结。议和甫行，矛盾立刻爆发，引出胡铨上书。
绍兴八年十一月，国使王伦归。枢密院编修胡铨即进《上高宗封事书》，厉予痛骂。骂王伦“本一狎邪小人，市井无赖”，骂秦桧与参政知事副相孙近“欲导陛下为石晋”，要求“断三人头竿之藁街”。至有一段，指着鼻子骂高宗：
陛下尚不觉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国大仇而不报，含垢忍耻，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敌决可和，尽如伦议，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
结语尤烈：“臣有赴东海而死耳，宁能处小朝廷求活耶！”
胡铨不止疏入了事，还做成副本四处散发，造成集体抗议事件。“都人喧腾，数日不定。”
高宗大为伤怀，至言“朕本无黄屋心，今横议若此”。黄屋指帝王权位。高宗自谓无意做皇帝
，为社稷万民勉担此任，却被说得这样不堪。不过，转天诏答秦桧，他已克制心灰意冷，决言：“朕志固定，择其可行。中外或致于忧疑，道路未详其本末。至小臣轻诋柄臣，久将自明，何罪之有！”
自信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时间可澄清一切，与金讲和绝非历史罪人。这是继上月“三确认”后，高宗再次提到“朕志固定”。
而当高宗横下心，一场英雄悲剧遂亦启其序幕。
在此期间，岳飞奏疏至自鄂州：“金人不可信，和议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人讥。”
文官横议固令高宗介怀，犹未至于忧虑，岳飞抗言则不同。一来其乃大帅名将，分量极重、影响特殊；二来当时所有武将，高宗对岳飞之器重珍视，一人而已，之前倾心托付，只有信任，岳飞作此反应，高宗感受惟“痛心”可表。
初见驾，岳飞仅为义勇，补承信郎。绍兴元年1131，以平江淮功居第一加神武右军副统制，步入高级将领行列。三年秋，命为神武后军都统制，跻身五军领袖之一，与韩世忠、张俊、刘光世、杨沂中平起平坐。四年，授节度使、予子爵。五年，加少保、封侯爵同年再晋公爵，“又令湖北、襄阳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贤否，许飞得自黜陟”
，全权决定地方官任免。七年，拜太尉、升宣抚使。十年左右自列校拔至大帅，位列三公，全军仅此一例。
感情上，高宗流露于岳飞亦较他人为多。手书“精忠岳飞”，赐之制旗，“精忠”旗遂为岳家军独有标记，每战必随。七年，以王德、郦琼部隶飞，亲嘱二将：“听飞号令，如朕亲行。”
又曾当面言于岳飞：“进止之机，朕不中制。”
对手握重兵之将倚信至此。还曾将岳飞召至“寝阁”，在极亲切氛围中说：“中兴之事，一以委卿。”
殷殷眷望，确非作态。关怀以至事无巨细。岳飞在洪州今南昌醉殴手下几死，高宗亲自“戒飞止酒”
，岳飞果亦就此罢饮，君臣呵爱翕如胜似家人。古有所谓“爱将”，如《三国演义》关羽斩颜良，袁绍指刘备怒曰“汝弟斩吾爱将”。但袁氏口中“爱将”，不过猛将、良将，所爱在武艺。高宗“爱”岳飞则自外而内，爱其武艺，更爱其品性。这有故事为证。
高宗善马，对此道精有研究。七年正月，宰相张浚献马匹为贺，高宗命其先勿露详情，由自己“区别良否、优劣及所产之地”，结果“皆不差”。张浚趁机求证一则传闻：“臣闻陛下闻马足声而能知其良否。”高宗回答：“虽隔墙垣可辨也。”
高宗爱相马是因可以知人。史家“知人论世”，高宗则“知马论人”。他经常以马喻人：“人，犹马也。人之有力，马之能行，皆不在驱干之大小。”
不久岳飞入见，高宗余兴未减，与谈，以马为话题：
帝从容问曰：“卿得良马否？”飞曰：“臣有二马，日啖刍豆数斗，饮泉一斛，然非精洁则不受。介而驰，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奋迅。自午至酉，犹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无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裕而不求逞，致远之材也。不幸相继以死。今所乘者，日不过数升，而秣不择粟，饮不择泉，揽辔未安，踊踊疾驱，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毙然。此其寡取易盈，好逞易穷，驽钝之材也。”帝称善，曰：“卿今议论极进。”
与岳飞聊马固是兴之所至，却亦含有其他用意。一来试试岳飞知马几何，二来谈马见心性，不妨借提问以寓期待。而岳飞果不让他失望，对“致远之材”“驽钝之材”体会到位。高宗大悦，“卿今议论极进”，颇有知音之慰。
假使时间凝止于绍兴八年，彼君臣一待以信，一事以忠，近乎水乳交融。
也有小隙。岳飞奉母至孝；高宗以韦太后故，于此心有戚戚。绍兴五年，荣封岳母“国夫人”，以示恩渥。翌年四月，岳母亡故。守制期间，以军务急迫数降旨夺情。不久，岳飞就淮西军由何人总制，与宰相张浚争执。张浚拟用王德，而岳飞以王德、郦琼素不相和，“一旦揠之在上，势所必争”。张浚再问：“张宣抚张俊如何？”岳飞回答：“暴而寡谋，且琼素所不服。”张浚改口杨沂中，岳飞又反对：“沂中视德等耳，岂能驭之！”张浚怫然：“固知非太尉不可！”此语严重刺伤岳飞：“都督以正问飞，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哉！”
大怒，“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终丧服，以张宪摄军事，步归，庐母墓侧”
，以终丧为由，将军权交张宪暂领，自己回庐山母墓侧畔居孝。据说他“不俟报，弃军而庐墓”
，擅自离任。就事论事，张浚指责性质恶劣，岳飞确应回击，然举止未免任性。好在张浚果铸大错，郦琼以所部叛投刘豫，淮西一时危殆。事后，高宗密询谋臣如何处置为妥。左司谏陈公辅一席言很关键：“昨亲奉圣语，说及岳飞前事，采诸人言，皆谓飞忠义可用。然飞本粗人，凡事终少委曲。臣度其心，往往谓大将或以兵为乐，坐延岁月，我必胜之。又以刘豫不足平，要当以十万横截金境，使金不能援，势孤自败，则中原必得。此亦是一说。陛下且当示以不疑。”
认为岳飞虽做法不当，衷曲却尽出报国，应予保全。高宗是其言。“帝累诏趣飞还职，飞力辞，诏幕属造庐以死请，凡六日”，给足面子，示以极大耐心。最后，岳飞“趋朝待罪”，“帝慰遣之”。
未加任何责罚，但高宗亦未忘把当讲之话讲明：
帝谓飞曰：“卿前日奏陈轻率，朕实不怒卿。若怒卿，则必有行遣。太祖所谓‘犯吾法者，惟有剑耳’。所以复令卿典军，任卿以恢复之事者，可以知朕无怒卿之意也。”
此事高宗始终体谅，言亦磊落，有明君风。
议和甫始，故事陡转。高宗岳飞离心离德，竟尔走上不归路。
换言之，议和所致危机是首先从内部将宋统治集团撕裂。冲突如此严重，对立如此激烈，除前述三大难题背景，还因具体过程中带出了两项争议。一是宋礼遇卑削、国格受损。一是金人不可信、纸上和平靠不住。
礼遇、国格问题，确有其事。金人遣使不用国信礼、避用宋国号、自称“诏谕”、欲以“册封”方式承认高宗政权等，皆是。总之金人居高临下，置宋于卑屈，故遭胡铨怒斥“含垢忍耻”“小朝廷”。高宗亦恶“使名未正”，命秦桧就“改江南为宋，诏谕为国信”
等交涉。金方有所让步，然直至张通古已抵临安，仍存不少分歧未谈妥。例如逼迫高宗亲受国书，暗含折节为臣之意。高宗不肯，金使遂拒不奉交国书。高宗为此亲召王伦，“责以取书事”。当晚，“伦见使人商议，以一二策动之，使人惶恐，遂许明日上诏宰执就馆见使人，受国书纳入”。
王伦如何“动之”，细节不知，总之金人同意“帝不出，桧摄冢宰受书”。然又另生枝节，“索百官备礼以迎”，仍是自居高出一格。秦桧予以满足，“命三省、枢密院吏朝服乘马导从”。宋人怨其“致亏国体”，“观者莫不愤叹”。
以上经过，取诸宋方史著，而《金史》所书截然相反。张通古传中，“桧摄冢宰受书”根本不存在。通古不让步，坚持高宗以拜诏姿态亲受国书：“索马欲北归。宋主遽命设东西位，使者东面，宋主西面，受诏拜起皆如仪。”
所述如水火，必有一方失实。毕沅主信宋方：“当时南宋犹能立国，则代受诏书，自是实事，《金史》或不免夸词也，今从《宋史》。”
分析在理。不过，《金史》却未必是故意窜改事实。考虑到当时金主和派势焰，极可能他们为了捞取资本，急于成和，而嘱其使者便宜行事，对内则将真情隐瞒，导致《金史》形成了那种记述。
礼遇卑削、国格受损虽有其事，关键却在如何看。
古无国家平等说，必序尊卑，或为上邦或居藩从，此为“惯例”。换言之，国与国以主从上下相处，正常事体。但一般只体现于“礼”，从礼遇、国格区别名分，并不意味着丧失独立、成为傀儡对傀儡无涉于“礼”，如张邦昌伪楚、刘豫伪齐。实际上，古代恰以尊卑为绳墨而有国家间相安共存。或者说，尊卑是一种约束，为建立和维持国家正常关系发挥契约作用。尊有道、卑有分，共恪其守；失此绳墨，则反可任人操其生灭。尊卑缘大小、强弱、富贫来定，小国、弱国、贫国俯身于大国、强国、富国，以朝聘、纳贡、接受册封、奉宗主国正朔等方式相安共处。古代东方，尊卑不惟具“国际秩序”之实，而且益大于弊，除了造就和平，还延伸出来国际贸易方式朝贡，使“天下”有良性互动。反观同期欧洲、中东与北非，同样无国家平等观，又无尊卑之序，一切遂听命于战争，不论文明冲突例如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或国家冲突例如英法，一概诉诸血与火，动辄延绵百年甚至千年，中世纪他们于兹受累实深。回论金人对宋欲视藩属，不过当时之所通行，无深意可挖。汉人将其志为国耻，只有一个原因——中原王朝历来被尊天朝上国，环列诸国朝鲜、占城、交趾、安南、缅甸、南洋、琉球以至日本等率皆奉表称臣。眼下，惯常情形颠倒，别国熟习之事落在汉家王朝头上，如此而已。今人勿将古代问题现代化，这点至关重要。宋金之所计较及龃龉，丝毫无关平等古无国家平等说，实质仅在尊卑界定与反转。一部宋金关系史，无非是尊卑变迁史。从前，徽宗连属国礼遇亦不屑于予金，直以州府视之；而今金人既居强者，逼宋奉诏受册，未必蛮横有过徽宗。胡铨喋喋于“含垢忍耻”“小朝廷”，我们若知绝非“争平等”，而是痛心大宋对“蛮夷”竟不再高高在上，方为正解。后来宋金最终成和，三大条款中，划定界域与岁币二十五万匹两皆属次要，最大要点是赵构称臣和金主“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
，两国所争终在此耳。
另一焦点是议和有无意义。颇多宋人指和谈必将竹篮打水，所得无非一张废纸。岳飞即为代表，所言“金人不可信，和议不可恃”犹当首份和约订立前，而灵验异常。挞懒等刚垮台立成事实，“勿谓言之不预”若为此设，后世颇讶彼先见之明如是而叹其睿智。
然而岳飞并非预测。倘其且征且引，依据导出结论，确可视为杰出预见。惜其表文原件，《三朝北盟会编》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均未查见，而《秦桧传》谓秦氏曾毁于己不利文字，“诏书章疏稍及桧者，率更易焚弃”
，岳疏或在其中。现据后来经人转述者看，岳飞信口而出，未辅论析，且逻辑亦甚简单，上下句互为因果——以“金人不可信”而指“和议不可恃”。至于金人何以“不可信”，正待娓娓道来，却未置一词。之如此，或因无须说明或“不证自明”。自古，汉人已抱定见：“蛮夷”如禽兽，未经教化、不知信义。汉武征匈奴，自命“德及鸟兽，教通四海”
便是此意。“不可信”乃“蛮夷”必带属性，何遑多论。岳飞援于此义，蹈袭而已；他在首次成和后另一辞谢庆功表文中说，“盖夷虏不情，而犬羊无信，莫守金石之约”
，显然如此。赶巧，金人也主动配合，背约，遂使“金人不可信，和议不可恃”俨若神算。但此番错中错，实令宋人自己在误区陷之益深。一口咬定金人“不可信”已属盲目，继以金人背约证前误为是，更错上加错。错就错在用道德解读利益问题。金人毁约，明明是因其主和派让步过大，恚乎得不偿失，与“道德属性”风马牛不相及。史迁述匈奴习性，“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
，“不羞”二字妙极。“野蛮人”憨朴，不知虚荣。他们不会因被尊“君子”能战而不战，也不会因被贬“禽兽”该和而不和。彼所依违，惟在实利。不利，虽有约而可毁；利，虽不甘又何妨相与盟歃。宋人去就本亦应视乎此，却硁硁于“君子”“禽兽”，在执念中迷失现实。
当时南宋君臣，颇用得着那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群臣“喻于义”，昂扬蹈厉；独高宗“喻于利”，患得患失。“道路未详其本末”之叹，就反映着他在和战之间斟酌沉吟、精打细算。当他独自作此权衡之时，必感周遭有欠理智与清醒，而又无奈，深知原因错杂、不尽以个人愚贤，且非朝夕可变。
古今相隔，很多方面已成盲点。如“君君臣臣”四字，今人未必能会其意。古代君臣概念，非仅在权力、地位高下，还有恪守本分、各尽其道之义。有些事，惟君主可考虑、臣子不可。有些想法，臣子必须有、君主不必有。先前高宗拟弃汴京，不论是否合理臣子都要力谏，即为一例。同理，眼下与金讲和、搁置恢复中原和迎还“二圣”，凡忠正臣子，出于本分亦必泣阻。这些俱系伦理所限。认知中国旧史，须于“伦”之一字抠得紧。伦，条理之谓。有条理则不乱，不乱乃治，于家于国皆是。古人念念于“伦常”，实因奉为治道，而使许多事情以此为根源，“君君臣臣”即是。照儒家伦理，同样“敬事以忠”，臣子以忠君为本分，唯此为大，然后论其他；君主则天命在“民”，孟子解释“舜有天下”曰“天与之”，而对“天与之”，则引《泰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曰“此之谓也”
，亦即君主尽忠对象是“民”。臣道与君道，内容上各成系统，有时互洽，有时却不免扞格与冲突。从忠君角度，宗庙、祖宗基业、君主安危及荣辱等，皆应至死守护。但此一语义却可能置“民”于无地，因为广义上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忠君义务不惟百官，“民”亦有之，矛盾如何解决？惟一希望在君主，君道本分“自我民视”“自我民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是君主应奉伦常，当君民利益冲突时，为君者须作正确抉择，使相协调。
说高宗“小人喻于利”，只是调侃。他所斟酌之“利”，虽有小私迎归韦太后，总体却是从万民利益与福祉取舍定夺。简而言之，宋君臣牴牾是“君君臣臣”所致，君有其责，臣有其伦，如此而已。迎二圣、复旧疆，乃臣子所当讲，媾和委弃不论，必争。而君之本在民，守“爱民如子”为至德，高宗欲做合格君主，就要将民生置诸首位。核之载记，高宗横下心议和，首当其冲出于恤民悯生。此类言谈举止屡见，原非可轻易忽视，历来却少有理会。
六年十一月，杨沂中战伪齐军奏捷，言及“俘戮甚众”，高宗愀然：“此皆朕之赤子……念之心痛！”几天后又对宰相赵鼎说：“他时事定，愿不复更用兵革。”
十二月，诏曰：“朕惟养兵之费，皆取于民。吾民甚苦而吏莫之恤，夤缘军须，掊敛无益，朕甚悼之！”
他因父皇徽宗殃民亡国教训，对奢欲深恶痛绝。曾有地方官进献“螺钿椅桌”，高宗大怒，“亟命于通衢毁之”
，抬至大街当众捣毁。很长一段时间，临安“大内”宫中，“上日所御殿，茅屋才三楹”
。八年二月，驻跸建康召张俊论边事，谕之：“朕更有一二事戒卿：朕来日东去，慎无与民争利，勿兴土木之工。”俊环顾行宫，“见地无砖面，再三叹息”，高宗乃谓：“艰难之际，一切从俭，庶几少纾民力。”
十一月，金使萧哲至临安议和，诏大臣就此奏其所宜，把“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列为必答问题之一。略前韩世忠数上疏阻和，帝赐手札，亦有“十余年间，民兵不得休息，早夜念之，何以为心”一语。
同月又说：“若使百姓免于兵革之苦，得安其生，朕亦何爱一己之屈！”
……显然，战争漫无止境，不欲百姓苦撑，是高宗两大心念。
古来国家耗费最钜，无过兵革。反之，统治者凡思省兵必因体念苍生，少有例外。战争实仰钱物为支撑，“不惜一战”“不惧一战”之类，出唇易，真正落实则无不化作民之膏血。但能知此，对战争也就懂得理性对待，将意愿与把握相辅证，量力而行，不求一时之逞。已知难胜，却不弃战，是将民生、民力、民物平白付流水。如前所述，高宗对此明显做过反复估衡，并确认金无把握灭宋、宋亦无把握胜金，与其旷日持久，长年兵荒马乱，不如“两国各自守境，每事不相关涉”
高宗原话。以上思想过程脉络清晰，萦绕颇久，直到想深想透，才终下决心，再三表示“欲和甚坚”“意确不移”“朕志固定”。
为何应该郑重看待高宗表述，而不视作帝王嘴里几句漂亮话？除思想过程清楚、厝衷可历，还有其他背景。高宗非盲目用权之辈，比较勤学，喜思君道，可称儒学皇帝。绍兴七年十月，就胡安国《春秋》研究与赵鼎谈：
赵鼎进呈，因言：“安国昨进《春秋解》，必尝经圣览。”帝曰：“安国所解，朕置之座右，虽间用传注，能明经旨。朕喜《春秋》之学，率二十四日读一过。居禁中亦自有日课，早朝退，省阅臣僚上殿章疏，食后，读《春秋》《史记》；晚食后阅内外章奏，夜读《尚书》，率以二鼓。”
此其日常为学记录。胡安国是当时《春秋》学泰斗，高宗将其著“置之座右”，对思想学术动态跟踪紧密。余如二十四日读《春秋》一过，常年反复阅读《史记》《尚书》，及每日讲学安排等，都看出用功程度与鉴史崇儒意识。这种思学对话，高宗与大臣名儒间时有，所谈以至专深。我们犹记本纪说他自幼尚学，“读书日诵千余言”。清初，吕留良后学曾静斥历来帝王“不知学”，是“光棍”、无赖。从朝代讲，宋代皇帝多不在此列。宋学承前启后、大开复兴，不止因硕儒辈出，亦与皇帝乐学勤思有缘。高宗有理念支撑、有价值追求、为君保持反思习惯，没有涂脂抹粉。他在那种历史关头，以恤民悯生审择去就，不是乔模乔样。
以往对绍兴变局，未曾挖掘高宗理念，是重大疏忽。绍兴十二年前后南宋迎来整体转折，根源在于高宗欲循自己追求与理解，实现“中兴”愿景。此亦为何变局不只有媾和，同时还伴有另一件大事“解兵权”。后者历史意义及影响不逊前者，且内涵一致——“求和安民”动机，也完全验于“解兵权”。
建议最早由前宰相张浚提出，“以诸大将久握重兵难制，欲渐取其兵属督府，而以儒臣将之”
，当时他与岳飞为此生嫌。十一年四月，方当媾和之中，高宗正式下诏：
宣抚司并罢，遇出师，临时取旨。逐司统制官已下，各带“御前”字入衔，且依旧驻札；将来调发，并三省、枢密院取旨施行。
宋宣抚使掌“抚绥边境及统护将帅、督视军旅之事”，作为皇帝临时代表，集一方军政大权。原由文臣充任，南渡后始委诸大将。“武臣非执政而为宣抚使，实自光世始”，“韩世忠、张俊、吴玠、岳飞、吴璘皆以武臣充使”。
武人手握重兵而充宣抚使，权比诸侯。此番解兵权涉两项内容，首当其冲裁撤宣抚司，其次“收诸帅之兵改为御前军”，出兵“临时取旨”。
解兵权较易引起两种联想。一为“狡兔死，走狗烹”，二是“削藩”以固皇权。二者俱系帝王保“家天下”惯伎。考虑到建炎“苗刘兵变”，就解兵权迅速想到“削藩”，也很自然。
然对宋代徒以惯常思维忖之，或失表浅。建隆二年七月，太祖“召守信等饮，酒酣，屏左右谓曰……明日，皆称疾请罢”
，是为“杯酒释兵权”。赵匡胤平生功业知者颇寥，惟此事家喻户晓，以致后来竟以阴谋家形象播于众口。一代统治，盖有所致之由。古人称之“天命”，王夫之《宋论》开篇讲：
宋兴，统一天下，民用宁，政用乂，文教用兴，盖于是而益以知天命矣。
以“宁”“乂”“兴”，指认宋代特征。三字亦可并作“太平”一词。中国历代重视“太平”，无有过宋代者。君主以之为年号，士大夫举旗“开太平”砥砺前行，后人亦以宁、乂、兴三字赞其治。欲问宋为何有此情态，必先溯诸残唐五代百年大乱。此番乱世，规模程度均超汉末三国。宋既将其终结，痛定思痛，亟念“太平”之不易，幡然触悟，“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
，遂有“杯酒释兵权”一幕。表面上赵匡胤拾刘邦之余唾，实则动因大相径庭，此点观其后续乃知。嗣后宋沿此思路，深入探索求治新途，引出制度和文化之变，核心在于对和平与战争、军队利害、用兵养兵等认识异乎往代，而鼎革兵制府兵改募兵，进以“右文”为指针，对政治重新建构。凡此，其历史意义至今尚未正确解读，街巷于“杯酒释兵权”故事徒以弄权视之，独不思太祖之“仁”，以及历史沉痛教训。从深层看，宋人节慎兵革，不特出于防战避乱，还因真正树立起了轸悯民生意识。中国历次大乱过后，“与民休息”王朝不在少数，但将偃武恤民坚持不懈者，惟宋而已。以故宋君多爱“算账”；“太祖躬见五代重敛斯民之困，尝语近臣曰：‘更一二年仓廪有储，当放天下三年税赋。’”
几时可纾民困几分，一点一滴，随时“算账”。南北宋上下三百年，真正肆意挥霍、重困斯民者，只有一位徽宗神宗“理财”致增民负，不宜等视于徽宗。
至此，不单太祖旧事重新看过，对于高宗解兵权目光投向何处，亦自得有正解。宣和、靖康以来，举国为战争所累近三十年，此于素以“承平”为欣忻之宋人几乎绝无仅有。南渡后，“右文”国策虽未动摇，然久战之下武人势力日益坐大，军阀作风、拥兵自重心理凸显，将领钩心斗角严重。绍兴四年，祠部员外郎范同警告军中已呈“始由小嫌，浸成大衅”趋势，表现是“或享高位而忌嫉轧己，或恃勋劳而排抑新进”，不加抑制，则“必有重贻圣虑者”。
所举“忌嫉轧己”之例，有刘光世之于韩世忠；而“排抑新进”典型，便是“岳飞自列校拔起，颇为世忠与张俊所忌”。岳飞所受打压触目惊心，他作为后辈“屈己下之”，数致书韩、张，而“俱不答”，逮至平荆湖巨匪大胜，分献战利品与韩、张，“世忠始大悦，而俊益忌之”。
关键在于，武人自雄、诸将互忌并非仅致彼此有其龃龉，而是已经危及战局和国家利益。六年，宰相张浚出为都督领导“渡淮北向”战役，竟陷不能调动军队之窘：“世忠辞以兵少，欲摘张俊之将赵密为助。浚以行府檄俊，俊拒之，谓世忠有见吞之意。”
再者，武人钩心斗角类乎癌细胞，有无穷扩散之能量，连健康肌体也被侵蚀。比如岳飞，原本毫无私心杂念且一直努力谦让，后亦因张俊妒态不减、变本加厉，经幕僚屡谏“勿苦降意”，而不再一味隐忍，“于是飞与俊隙始深矣”。
七年，积重难返之下，武人自讧终于酿成大祸——大将郦琼率部叛投伪齐，淮西失守。
武力失控，岂仅置皇权于险境，亦必贻害百姓。考宋代建政本意，“右文”国策植根于此。故当绍兴十一年，媾和大计既定，高宗一并出台解兵权举措。媾和解外忧，解兵权弭内患，寄意皆在乂安天下。二者暗相契投，缺一不可，体现出整体思维是敉宁战祸、还民安福。
难点在岳飞悲剧。岳案因反议和生，却非以此获罪，实际借解兵权定谳。八十年后，宁宗嘉泰间韩侂胄对金用兵，追封岳飞，文曰：“属时讲好，将归马华山之阳；尔犹奋威，欲抚剑伊吾之北。遂致樊蝇之集，遽成市虎之疑。虽怀子仪贯日之忠，曾无其福；卒堕林甫偃月之计，孰拯其冤？”
将岳案原委，讲得较为清楚。此系构陷诬罔无疑，然其内外善恶斑驳、白黑错叠。据《宋史》本传，岳飞先后“六触忌”于高宗。其中三次涉嫌不尊朝廷或桀骜不驯，而尤以解兵权事为甚。彼时，秦桧以行赏为名，召三大宣抚使赴行在此与“杯酒释兵权”如出一辙；“韩世忠、张俊已至，飞独后”
，原订次日“率三大将置酒湖上”，遂被迫推后；秦桧坚持“姑待岳少保来”，“如此展期以待，至六七日”。
此经过岳飞的确有所忽怠，而秦桧阴险，将其行迹放大。高宗于是露出狠绝面目，纵容秦桧罗织，明知岳飞桀骜不驯仅因心中郁结，绝非怀有异志，却断然拿他开刀，以儆效尤、慑服旁者。必须强调，岳飞之死尽出高宗宸断，“赐死狱中”
四字载之极明。后铸秦桧像跪于岳庙，甚无谓矣。俗众但唾秦氏以为快，不亦愚乎？另外，今所普遍传说的秦桧以“莫须有”为辞强杀岳飞，亦误。这三个字，系秦桧回答韩世忠质问时所讲
，态度确甚蛮横，但岳案实际上并非如此定谳，而有举报、有证词。案由是岳飞与张宪等“谋反”，作证者则有岳飞帐下王俊等多名部将。后来，王明清寻获“王俊首岳侯状”原稿，将它录入《挥麈录余话》，全文可查。
然而，所谓“举报”、所谓“证词”，一切俱属构陷。无论案中与平生，岳飞品质无瑕，近乎无可指摘。古来中国武将若有所谓“完人”，我意独属武穆，且无论其“民族英雄”美誉是否因时过境迁而避于语及，他都是我心中光明磊落、风姿从不稍减的永恒英雄。如此全璧之人、武家典范，高宗杀之，是帝王薄情寡恩之证无疑。高宗于本案无辨忠奸，但问其效。人谓逐二兔者不得一兔，高宗独曰不然，既要为议和止息嚣论，又欲解兵权畅行无碍，遂视岳飞为绝佳牺牲品，以收一箭双雕之效。帝王冷酷如斯，思之惟觉厌恶。然而其间是非，辄非厌恶二字可了。归根结底，媾和与解兵权二事，衷曲无关私欲，盖在百姓社稷，此其一。进以历史事实为验，高宗所行确令战祸止已，宋民重拾安宁，过后总体续有和平百余年，南宋文明渐复，最终昌茂未输北宋，此其二。高宗一面双手沾满岳飞鲜血，一面却乂安其民，而将“中兴”诺言兑现。历史于兹所呈者盖即“两难”，西人讲“悲剧”内涵：“悲剧冲突不仅是善与恶的冲突，而且更根本的是善与善的冲突。”
抑斯之谓欤？
绍兴八年，岳飞悲剧苗头显露。《高宗本纪》同年记曰：“是岁，始定都于杭。”
两点貌似巧合，而实有攸关。正是在这一年，高宗想清了一切，也下定了决心。《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中兴定都本末”条，回顾了高宗登基以来辗转无定之状，写道：“八年二月，复奉上还临安……自此不复迁都矣。”
汴京至临安，南宋接北宋，到此已历十二载。建炎三年七月，“升杭州为临安府”
，稍早为江宁“改府名建康”
。过后对于究竟择何为都，高宗一直踟蹰，至是乃决。“建康”，古都名，孙权将“秣陵”改“建业”，晋代避愍帝讳再改“建康”。“临安”之名虽非新拟，本钱镠故里，小县而已，高宗竟去“杭州”古名，径以代之，或寄“跸临而安”之意，天下物议却不免以“临时苟安”暗相讥诮。高宗岂不知此而仍不弃，终于择定为都。这背后，谶微兴许就起自于一个“安”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