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一生与他这个人不相称。”这句给人安慰的箴言，为波德莱尔的一生似乎提供了最好的图解。他自然不该有这个母亲，这种永久拮据的经济状况，这个家庭监护会，这个吝啬成性的情妇和这身梅毒——再说：还有什么比他的英年早逝更不公平的？然而，细细想来，便会产生一个疑问：假如我们考察他这个人本身，他既不是没有缺点，而且似乎也不乏矛盾；这个邪恶者一经信奉了最平庸、最严格的道德观念便不再改变，这个趣味高雅的人光顾最低贱的妓女，他之所以不离开罗赛特瘦弱的躯体是因为他喜爱贫贱，而他对“犹太丑女”的爱情好像预告了日后他对雅娜·杜瓦尔的眷恋；这个孤独者对孤独害怕到了极点，没有伴侣他从不出门，他渴望有个家，能过家庭生活；这个颂扬奋斗的人却意志薄弱，不能迫使自己有规律地工作；他吁请人家出门旅行，他要求置身异地他乡，梦想陌生的国度，而他自己犹豫了六个月才出发前往翁夫勒，而且他一生中这次唯一的旅行，对他来说不啻是长长的磨难；他对受托监护他的庄重人士公开表示轻蔑乃至仇恨，然而他从未寻求摆脱他们，也没有错过一个机会承受他们严父般的训斥。他本人与他的一生难道真有那么大的差别吗？假如他的一生与他这个人恰好相称呢？假如，和普遍接受的观念相反，人们的一生从来都是与他们相称的呢？这个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当他父亲去世时，波德莱尔只有六岁；他崇拜他的母亲；他被迷住了，备受尊重和关怀，还不知道自己是作为一个人而存在的，不过他感到有一种原初的、神秘的休戚与共关系把他与母亲的身体和心灵连成一体；他迷失在他们的相互爱恋之情的甜蜜与温柔之中；他俩只有一个家宅，一个家庭，配成乱伦的一对。他后来在给她的信中写道：“我始终活在你身上，你是唯一属于我的。你既是偶像，又是同志。”

没有比这句话更能表达这一结合的神圣性质了；母亲是一个偶像，孩子由于她给他的情爱而 获得神圣性 ，他不感到自己是个飘忽不定的、朦胧的、多余的存在，反而把自己想成是 受命于神 的儿子。他始终活在她身上；这意味着他在一个圣殿里得到庇护，他只是，只愿意是神性的一种外现，她的灵魂的一个小小的、恒定的想法。正因为他完全消融在一个他以为既有必要也有权利存在的人身上，他就受到保护不受任何惊扰，与她绝对融成一体，他是 理应如此的 。

一八二八年十一月，这个被如此热爱的妇人再嫁给一名军人；波德莱尔于是被寄养在别人家里。他那个有名的“裂痕”，始于此时。关于这件事，克雷佩引用了布依松一个意味深长的看法：“波德莱尔是个非常娇嫩、纤细、独特、柔弱的灵魂，遇到生活中第一个撞击便破裂了。”在他的生命中有一个事件他不能承受：他的母亲再嫁。提起这件事，他的话总是说不完，而他那可怕的逻辑永远可以归结如下：“一个人若有个儿子像我这样——‘像我这样’是心照不宣的——此人就不会再婚。”

这个突如其来的决裂和由此产生的忧伤不容任何过渡，便把他抛入个人的生存之中，不久前，他还整个儿沉浸在他与母亲配成对的统一的、宗教性的生活之中。此一生活如海潮一般退落了，留下他孤单一人，干巴巴晾在一边，他失去了他的存在理由，他怀着羞耻发现他是单一的，他的存在毫无价值可言。他那因被驱逐而产生的愤怒之情中，掺和着一种深沉的式微之感。日后回想此一时期时，他在《赤裸裸呈上我的心》中写道：“从童年时代起就有 孤独感 。”（尽管有家庭——而且尤其在同学中间——总有命定永久孤独之感）他已经把这种孤立设想成一种 宿命 。这意味着他不限于消极地承受这种孤立并且希望它是暂时的；相反，他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把自己关在里面；既然人们判处他孤立，至少他要求这个判决是不容更改的。这里，我们触及波德莱尔为自己作出的原初选择，触及这个绝对的承诺，通过这个承诺我们每个人在一个特殊的境遇中决定他自己现在是什么样子，将来又该是什么样子。波德莱尔被遗弃，遭摒绝，他要把这种孤立算在自己的账上。他声称是他自己愿意孤立的，这个孤立至少是来自他自己，无所谓承受不承受。通过他的个人存在的突然显示，他 感受到 他是 另一个人 。不过，他同时怀着屈辱、怨恨和骄傲，肯定而且接过此一他性。从此以后，他以一种固执、悲切的激越心情把自己造成另一个人，一个与他母亲不同的人——从前他与她融为一体，而她却抛弃了他——一个与他那些无忧无虑的、粗俗的同学们不同的人；他感到自己，而且要求感到自己是唯一的，直到极端孤芳自赏，直到恐怖的地步。

可是，这一遗弃和别离的经历并未带来积极的对应物，即他并未因此发现某种使他立即不同凡响的特殊德性。一头被所有乌鸫唾弃的白乌鸫，至少在用眼角观看自己洁白的翅膀时，能够聊以自慰。人从来不是白乌鸫。这个被抛弃的孩子萦绕于心的，是对一种纯形式的他性的感觉：甚至这个经验也不能使他与别人有所区别。每个人在童年时代都可以观察到自我意识冷不防涌现，把一切都打乱了。纪德在《如果种子不死》中记述了此一现象；继他之后，玛丽娅·勒阿图因夫人在《黑帆》中也有记载。不过谁也不如于格在《牙买加的飓风》里说得更好：“（爱米莉）先是玩游戏，在船首找了个角落为自己造一栋房子……她玩累了，正当她漫无目的地走向船尾，脑际突然一闪，想到她原来是她……一旦完全确信此一令人惊愕的事实，即她现在是爱米莉·巴桑顿……她便开始认真考虑此一事实意味着什么……是那个意志决定了在世界上所有人中间，她将是那个特别的人，爱米莉，生于组成时间的所有年岁中的某一年……是她选择的吗？是上帝？……也可能她就是上帝……她有家庭，有若干迄今为止她从未与之彻底区分的兄弟姊妹；不过，一旦她以如此突然的方式感到自己是个判然有别的人之后，他们对她似乎与这条船一样陌生……一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把她抓住：人们是否知道了？人们是否知道——这是她想说的——她是个特殊的人，爱米莉——可能就是上帝——（不是随便哪一个小女孩）？她也说不出为什么，这个想法使她感到恐怖……不惜一切代价，应该守住这个秘密……”

这个闪电般的直觉毫无意义：孩子刚才确信自己不是随便哪个人，然而正是在他获得此一确信时，他成了随便哪一个人。他与其他人不同，这一点肯定无疑；可是其他人中的每一个人同样也是与别人不同的。他无非经历了分离带来的纯粹否定性的考验，而且他的经验涉及主观性的普遍形式，即黑格尔用“我=我”这个等式来界定的无效果的形式。一项发现使人害怕，又不能带来收益，拿它又有什么用呢？大部分人会赶紧遗忘它。可是把自己禁锢在绝望、愤怒和嫉妒中的那个孩子，将花掉整个一生去思索自己形式上的特殊性而毫无进展。他将对父母说：“你们驱逐了我，你们把我从这个完美的一切中赶出来，不让我在其中沉溺，你们判决我分开来存在。那好，现在我与你们对抗，要求这种存在。假如你们日后想把我拉过去，重新消融我，那时候再也办不到了。因为我已经意识到与你们对抗的自我……”而对迫害他的人，对中学的同学和街上的顽童，他将说：“我是另一个。我与你们不同，而你们让我受苦。你们可以迫害我的肉体，但是不能损害我的‘他性’……”在此一声明中既有要求，也有挑战。他是另一个：他不能触及，因为他是另一个，而且几乎已经报复成功了。他偏爱自己胜过一切，因为一切都抛弃他。可是这个偏爱，首先是个自卫行为，从某一方面来看也是一种禁欲行为，因为它使孩子面临对于他自身的纯粹意识。它同时是对抽象的英勇的、报复性的选择，绝望的剥离，放弃和肯定，它有一个名字：骄傲。这是斯多噶派的骄傲，不为社会荣誉、成就和任何公认的优越性，不为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东西滋养的骄傲，它作为一个绝对事件，一个先验的、没有理由的选择确立自身，居高临下，失败不能击垮它，也不需要成功来支撑它。

这种骄傲的不幸与其纯粹性相等，因为它在空转并以自身为养料：它永远不知满足，永远被激怒，恰好在肯定自身的行为中消耗自身；它不依托任何东西，它虚悬在空中，因为确定它的那个差异本是一种空洞的普遍形式。然而这个孩子要享受他的差异；他要感觉自己不同于他的兄弟，犹如他感到他的兄弟不同于他的父亲；他幻想一种可以凭视觉，靠触觉就能把握的，像一种纯净的声音充溢耳朵一样充溢整个人的单一性。他那纯粹的形式差异对他来说好像是一种更加深刻的特殊性的象征，并且与他是的那个东西合而为一。他俯身观看他自己，他企图在这条灰色的、平静的、始终匀速流淌的河流中发现自己的形象，他窥伺自己的欲望和怒意以便发现即是他的本性的那个秘密的河底。由于他无止无休地关注自己的情绪的波动，他于是对我们变成了夏尔·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的原初态度是个俯身观看者的态度。俯向自身，如同那喀索斯 。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直接意识不为一道犀利的目光所穿透。 对于我们 其他人来说，看见树和房子就够了；我们全神贯注于观看树和房子，忘却了自身。波德莱尔是从不忘记自身的人。他看着自己看见了什么；他看是为了看见自己在看；他观看的是他对树和房子的意识，物件对于他只有透过他的意识才能呈现，显得更苍白、更小、不那么感人，就像他透过观剧镜看到它们似的。物件并不彼此指示，如同箭头指明道路，书签指明书页，而波德莱尔的精神从不迷失在物件组成的迷宫里。相反，物件的直接使命是把意识发回它自身。他写道：“位于我之外的真实是个什么样子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它能帮助我活着，让我感到我存在着，感到我是什么。”乃至在他的艺术中，他关心的也是如何透过一层厚实的人的意识表现物件，既然他将在《哲学艺术》中说道：“遵照现代观念，什么是纯艺术呢？这是创造一种暗示性的魔法，它能兼容客体和主体、外于艺术家的世界和艺术家本人。”以致他完全可以写一篇论文阐述这个外部世界缺少真实性。物件无非是借口、反映、屏幕，它们的价值从来不在它们自身，除了给他提供机会，让他在看见它们的同时观看他自己，它们没有别的使命。

波德莱尔与世界之间存在一个原初距离，它不同于我们与世界之间的距离；在物件与他之间始终隔着一种有点潮湿，气味很大的半透明性，犹如夏日热空气的颤动。而这个被观察、受窥视，在其完成自己的习惯操作的同时感到自己被观察的意识，在同一过程中便与在成人眼皮底下游戏的儿童一样，失去其自然。此一为波德莱尔如此仇恨，如此遗憾的“自然”，在他身上根本不存在：一切都掺了假，因为一切都受到侦查，最小的情绪波动，最弱的欲望在其诞生时已 被观看、解读 。只要我们记起黑格尔赋予“直接”这个词的意义，我们就会明白，波德莱尔深刻的特殊性，在于他是一个没有直接性的人。

不过，如果说这个特殊性对于我们这些从外部看见他的人来说有其价值，对于他——他从内部审视自己——这个特殊性却完全失逸了。他寻找自己的本性，即他的性格和他的存在，但是他只见到他的各种状态单调地列队通过。他为此十分恼火：他既对奥比克将军或他母亲的特殊性看得那么清楚，又怎么不能私下享受他自己的独特性呢？这是因为他上了一种自然形成的幻觉的当，这种幻觉使人相信一个人的内心必定符合他的外表。其实不然：形成一个人的能为别人辨认的外部特征的区别性，在他的内部语言中没有名字；他不感受此一区别性，他不知道此一区别性。他能感到自己是聪明的、庸俗的或者高雅的？他甚至能看到自己的才智的活跃性及其范围？才智除了它本身，没有别的界限。除非在药力的作用下他的思想片刻之间加速流转，他已如此习惯于它们的节律，如此缺乏比较项，以致他不能估量其流动速度。至于他的具体想法和情感，它们在出现之前已被预见、确认，彻头彻尾是透明的，它们对于他有一种“已经见过”“太了解了”的模样，一种无气味的熟昵，一股回忆的味道。他整个儿被他自身塞满，乃至外溢。不过这个“自身”只是一种乏味的、玻璃状的情绪，缺乏实质性和抵抗力，既不容他判断，也不由他观察；这个“自身”没有光和影，是一个饶舌的意识，它细声低语，喋喋不休，诉说它就是它自己，而我们永远不能加快它的讲话速度。他跟自己贴得太紧，以致无法驾驭自己，不能完全看见自己；他过于看见自己，以致不能完全与自己的生活默默紧贴，陷入并迷失在其中。

波德莱尔的悲剧在这里开始：请想象一头白乌鸫瞎了眼睛——因为太亮的反射光等于盲目。这头鸟无时无刻不想着展布在它两翼上的某种白色，所有的乌鸫都看见这一白色，所有乌鸫跟它谈到这一白色，唯有它自己不得而知。波德莱尔有名的清醒无非是一种补偿的努力。要紧的是 找回自己 ，并且——由于看到便是占有——看见自己。但是，必须分身为二，才能看见自己。波德莱尔看见他的手和胳膊，因为眼睛和手是分开的：可是眼睛不能看见它自己，波德莱尔却感到自己，看见自己；他不会保持必要的距离以便估量自己。他徒然在《恶之花》中喊道：

当一颗心变成它自身的镜子

既阴沉又清澈的单独会面！

此一“单独会面”，刚开了个头便烟消云散了：只有一方在场。拥有反省意识便是达到二重性，波德莱尔将致力于把这个流产的企图推向极致。如果说他在起源上就是清醒的，这不是为了精确地了解自己的错误，而是为了 分身为二 。如果他要分身为二，这是为了在这一对伴侣身上最终实现自我占有自我。因此他要使自己变本加厉地清醒：以前他仅是自己的见证人，他将努力变成自己的刽子手：自我惩罚者 。因为在严刑拷打之下会出现紧密结合的一对伴侣，其中刽子手 占有 受刑者。既然他未能 看见自己 ，至少他要搜索自身像刀刃搜索伤口，以便抵达组成他的真正本性的这些“深沉的孤独”。

我是伤口又是刀刃

是受刑者又是刽子手。

就这样，他给自己上的酷刑仿效占有行为：这些刑罚旨在让一层皮肉，他自己的皮肉，在他的手指底下诞生，以便这层皮肉在痛苦中确认自己是属于他的皮肉。使人痛苦，这既是占有和创造，也是毁灭。受害者和迫害者之间的相互联系，是性的联系。此一关系仅在彼此分开的人之间才有意义，他却企图把此一关系搬到自己的私生活中去，把反省意识变成刀刃；人们不能爱自己、恨自己、拷打自己；当受害者和刽子手通过同一个出自自愿的行为，一方要求，另一方给予痛苦时，他俩便浑然一体，统统消失了。通过一个相反的，但是趋向同一目的的运动，波德莱尔想悄悄把自己变成他的被反省意识的同谋，一起对付他的反省意识；他停止折磨自己的时候，那是他试图让自己感到惊奇。他装出一派天趣令人困惑，他佯作任性行事，不追逐任何目的，然后他突然矗立在自己的目光之前如一个密不透光的、预料不及的物件，简单说如一个不同于他自己的别人。假如他能做到这一步，他就差不多成功了。他可以享受自己了。不过，在这里也一样，他与他想使之惊奇的那个人结成一体了。说他在构思他的计划之前已经猜到这个计划的内容，这么说还不够，他预见他的惊奇并且估量其程度，他追赶他自己的惊奇却永远追不上。波德莱尔是这样一个人，为了观看自己，他选择了把自己好像当作另一个人，他的一生，只是这一失败的历史。

这是因为，尽管他耍了我们刚才列举的那些花招——在我们眼中，是这些花招织成他垂之万世的形象——他很清楚他那有名的目光与被看的对象是结成一体的，他永远不可能真正占有他自己，他能做到的只是无精打采地品尝而已，而这种品尝正是反省认识的特征。他感到厌倦，而这种厌倦，“他所有的疾病和所有微不足道的进步的根源所在的古怪情感” ，并非某种意外，也是他看破红尘“丧失好奇心”的结果，如他有时宣称的那样；这是保尔·瓦莱里谈到的那种“纯粹的生之厌倦”；这是人对自己必定感受的滋味，实在乏味。

我是充满枯萎的蔷薇花的旧日客厅，

那里杂乱放置着过时的流行品，

发愁的粉画，布歇的褪色油绘，

独自发出打开的香水瓶的香味。

一瓶打开的香水，漏了气，褪了色，其香味却缕缕不绝，隐隐约约，无所不在：这是意识的自为存在的最好的象征；所以厌倦是一种形而上的感情，是波德莱尔的内心景观，也是构成他的欢乐、愤怒和痛苦的永恒材料。于是就有了他的新的变相：他既无时无刻不直觉到自己的形式特殊性，更懂得此一直觉乃是每个人的特权；于是他步入清醒之路，以便发现自己的特殊本性和能把他变成所有人中最不可替代的那个人的全部特征；可是他在这条路上遇到的不是自己的特殊面貌，而是普遍意识的诸多不确定的方式。骄傲、清醒、厌倦合而为一；在他身上而且不顾他个人的意愿，所有人和每个人的意识达到并且认出自身。

此一意识首先在完全的无所为而为中把握住自己，它没有原因和目的，非造化所生，得不到辩解，除了它已经存在这一事实之外，没有别的存在资格。它不可能在自身之外找到借口、辩护或存在理由，既然任何东西在未经它意识到之前对它来说都不可能存在，既然任何东西除了它愿意赋予的意义之外，没有别的意义。波德莱尔对自己的无用性的如此深刻的直觉，便由此而生。我们将在下文不远处看到，挥之不去的自杀念头，对于他与其说是结束生命的手段，不如说是保护生命的方法。可是，他之所以能频频考虑自杀，是因为他感到自己是一个 多余的人 。他在一八四五年那封有名的信中写道：

我自杀，因为我对别人毫无用处，而且对自己有危险。

可是我们不要相信他之所以感到自己无用，是因为他是一名无业的年轻资产者，到二十四岁仍由家庭供养。情况恰恰相反：他之所以不就业，之所以对任何事业预先就不感兴趣，是因为他衡量了自己的彻底无用性。另一些时候，他将自豪地写道：

我总觉得做一个有用的人，是件很可憎的事。

可是矛盾来自他的情绪波动：不管他自责还是自夸。重要的是这一恒定的，好比是原初的超脱感。一个人若想成为有用的人，走的是与波德莱尔相反的路：他从世界走向意识，他以几个被他认为具有绝对性的坚实的政治原则或道德原则为出发点，他首先服从这些原则；他把自己包括灵魂和身体都看作处于其他东西中间的某一东西，这个东西服从一些并非由它自己找到的法则；他把自己看作实现某种秩序的手段。然而，假如一个人品尝这个没有任何来由的意识——这个意识应该发明它自己愿意服从的法则——到了恶心的地步，有用性就失去了任何意义；生活无非是一场游戏，人应该在得不到命令、预先通知、劝告的情况下选择自己的目标。而一个人只要有一次悟到这个真理——此生除了人们决意为自己选定的目的之外不存在别的目的——他就不再有什么劲头去为自己寻找目的了。

波德莱尔写道，人生只有一种魅力是真的： 游戏 的魅力。可是，假如我们对输赢不在乎呢？为了相信一项事功，必须首先投入其中，探究做好这项事功的方法而不是其目的。对于思索者来说，任何事功都是荒谬的；波德莱尔沉浸在这一荒谬性之中。突然间，遇上一件小事，一次失意，一点疲劳，他就发现这个“辽阔如大海”的意识的无穷孤独——这个意识既是人皆有之的意识，也是他的意识——他就明白自己无能在这个意识之外找到边界、标志、律令。于是他变得漂浮不定，他听任单调的波浪把自己推来推去；有一次正是处在这种状态时，他给他的母亲写信：

……我所感到的，是一种无边的心灰意懒，一种无法忍受的孤立感……是完全丧失欲望，不可能找到任何可资娱乐的事情。我的书获得的奇怪成功以及它引起的仇恨一度使我产生兴趣，然后我又消沉下来。

这便是他所称的懒惰。说他的懒惰有其病态的一面，我同意。我也同意说，他的懒惰很像雅奈 统名为精神衰弱症的某些混乱。不过我们不要忘记，雅奈的病人由于他们所处的状态，经常会产生一些玄妙的直觉，而正常人却努力对自己隐瞒这些直觉。此一懒惰的理由和意义，是波德莱尔不能“认真对待”他的各项事功：他看得太明白了，人们在事功中找到的永远只是他们投入的东西。

然而必须行动。假如说他一方面是刀刃，是看到被反省意识的浪涛在它底下急匆匆流过的纯观望目光，他也是，而且同时是伤口，是这些波涛的后续。再说，假如说他的反省位置由其本身而言是对行动的恶心，从下面来看，从他反省的众多微小的、短促的意识中的每一个来看，他又是行动、谋划、希望。所以不应该把他看作一个寂静主义者，而是应该看作一个由转瞬即逝的、立即被反省目光解除武装的举措组成的无穷尽的系列，看作一经出现便立即破灭的谋划形成的大海，看作一个永久的等待，一个永久的渴望——渴望成为别人，处在别地。而且，我在这里指的不仅是那些难以计数的手段——他神经质地、急急忙忙地借以推迟某一还债期限，或从他母亲那里勒索几个钱——也指那些他酝酿了二十年，始终未能完成的文学计划：剧本、评论、《赤裸裸呈上我的心》。他的懒惰的形式，有时是麻木，但是更经常的形式是一种狂热的、无结果的骚动，这种骚动知道自己是徒劳无功的，而且一种明察秋毫的清醒使它好比中了毒，不可能有所作为；从他的书信，我们看到他像一只固执地缘墙而上的蚂蚁，每次掉下来后又重新开始。这是因为，没有人比他自己更清楚他的努力的无用性。假如他也行动，那也只是，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出诸爆发，出诸痉挛，当他能在某一片刻瞒过自己的清醒的时候。

有些人的天性是纯粹好沉思的，完全不适合行动，可是，在一种神秘的莫名的行动驱使之下，他们有时也会迅速地采取行动。那种迅速，连他们自己也认为是不可能的。……这种连最简单、最必要的事情都不能干的人，会在一定的瞬间获得充分的勇气，使他们去干那些最荒谬，甚至常常是最危险的事情。

这些瞬间行为，他公然名之曰“无所为而为的行为”。它们直截了当就是无用的，甚至往往具有破坏性。必须加紧完成，赶在将要毒化一切的目光回来之前。他给母亲的信里专断、仓促的一面，便由此而来： “我不得不赶快，赶快！” 他对安塞勒大发雷霆，怒不可遏，他在同一天里给他母亲写了五封信，第二天上午又写了第六封。在第一封信里，他反复声称要抽他的耳光：

安塞勒是个混蛋，我要 当他 妻子和 孩子的面抽他的耳光 。到四点钟（现在两点半） 我就要抽他耳光 。

用了大写字母 ，好像是要把决心刻在石碑上，因为他太害怕这个决心会悄悄溜走。何况他计划的期限那么短，他那么不相信第二天，以致他为自己确定一个完成计划的最后时间：到四点钟，他的时间刚够奔到讷伊。可是一到四点，他又写一张便条：“今天我不去讷伊了；我同意在报复之前再等一会儿。”计划仍在，但是它已被削弱，带有条件：

假如他不向我当众赔礼道歉，我要去揍安塞勒，我要揍他的儿子……

而且他只是在附言中加上这一笔，想必是害怕给人一种让步太快的印象。当天晚上，他的计划进一步削弱：

我向两个人请教自己该做什么。当着他家里人的面打一个老人，这么做很恶劣。——然而我需要得到赔礼道歉——假如他不赔礼道歉，我又该怎么办呢？——至少我必须当着他妻子和他家属的面告诉他，我对他的行为是怎么想的。

行动的必要性对他已是太重的负担。刚才他还想恐吓他的母亲，威胁要诉诸暴力：他需要立刻得到当众的赔礼道歉。现在他唯恐“他不赔礼道歉”。因为，真要出现这种情况，他就不得不采取行动。这件事情已叫他烦透了；在我们上文引用的那一段话后面他写道：

我的上帝，你让我陷入何等尴尬的境地！我绝对需要稍事休息，唯此是求。

而到了第二天上午，再也不提什么赔礼道歉了：

再也不必给他写什么了， 除了一句话，告诉他我再也不需要他的钱了。

沉默、遗忘，象征性地消灭安塞勒：这便是他的全部要求。他还在说要报复，不过措辞含糊，而且推到遥远的未来，九天以后，一切都结束了。 TNilVs4aRbgQdqDvRKDer8RBtOJTkmZ8n7fgwS1pARO6KsF6Ntqbo/8jWINWGnN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