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序

确定什么是波德莱尔的使命（被选择的、受召唤的，至少是同意接受的命运，而不是消极忍受的命运），并且确定，假如诗是一项信息的载体，在我们审察的这个案例里什么是这项信息的最富人性的内容。哲学家在这里的介入既不同于批评家，在相等的程度上也不同于心理学家（医生或非医生）和社会学家。因为对于哲学家来说，问题不在于在精密天平上称量波德莱尔的诗（对它作出价值判断，或者设法提供理解它的钥匙），也不在于如同对待物质世界的某一现象那样，分析《恶之花》的诗人这个人。而是相反，力图在内心重演波德莱尔这个典型的“受诅咒的诗人”的经历，而不是仅仅考察这个经历的外在表现（即自己从外部审视它），而且为了能做到这一点，同时把他在其严格意义上的著作之外向我们披露的心曲，以及他与亲友的通信中提供的材料作为主要依据——这便是本书作者作为哲学家为自己规定的任务。何况今天再版的这个文本最初是作为一部《私人手记》的“引论”而问世的，此一事实足以说明作者为自己设置的界限。还指出另外一点也是不无裨益的：这个文本是献给这样一个人的不管人们对其人其书持什么看法，人们可以观察到此人迄今为止的命运——此人一直是以同时兼为罪犯和诗人而自夸自耀，而社会也确实一连多年把他关在大墙后面。

这部研究著作的各个部分既然以等角投影的综合方式相联结，因此毫无解释波德莱尔的散文和诗作中的独一无二之处的抱负；也丝毫不存在用一个公共尺度，去归约一个正因其是不可归约的才具有价值的东西的尝试——这样一种尝试是注定要失败的；当这篇引论的作者在最后几页，作为对他自己的方法的正确性的一种考验，冒着风险去审察波德莱尔的“诗的事实”——他审察的不是诗，而是他称之为“诗的事实”的东西，这样一来，就把界限划得很清楚了——他走到门槛就停住了。

也不存在任何拆卸精神乃至生理机构的狂妄企图。若想这样做，就要把当事人贬低为物，一件人们观看的“可怜的”物。为了表明自己并非完全无动于衷，人们遇有必要，在观看这个物时还会做出怜悯的样子，其作用好比给自己戴上手套。对于著有《存在与虚无》的现象学家来说，他既无意用博学的或抒情的风格为一部理想的文学教科书写作《波德莱尔》那一章，也不想跟在别人后头，假惺惺地也去倒腾一个诗人足以垂戒后人的一生，把自己发明的一种解释加在其他种种有时极为卑劣的解释之上。萨特选择了把建立一种自由哲学作为他的活动的可触及的目标，对他来说，主要想做的是从人们关于波德莱尔这个人物已知的事情中引申其意义；他对自身作的选择（成为这个而不是那个）——他和任何人一样，在有生之初，也从一个瞬间到另一个瞬间，在他被历史性地界定的“处境”的大墙脚下，作出有关自身的选择。有人即便在最艰难的境遇中也不低头屈服，有人在顺境中也作为战败者而行动；至于他，波德莱尔，假如说他留给我们的形象是一个遭唾弃的、不公正地备受厄运折磨的人的形象，他那坎坷的命运与他本人之间并非没有某种同谋关系。因此，我们离开为满怀虔诚的或曲意回护的传记作家们所喜欢的那个受害者波德莱尔很远，可是作者为我们提供的不是圣徒传，也不是病例描述；他勾勒的是一个自由的历险记，不过因为这是基于另一个自由对这个自由的了解而作出的，其中必定有猜测的成分。这场历险像是追求不可能解决的化圆为方（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的融合，每个诗人都遵循他自己特有的途径拼命追逐这个目的）问题的答案。这场历险中没有流血的插曲，但是人们仍旧可以认为它具有悲剧性，因为它们明确地以两极的不可克服的二元性为动力，而对于我们，此二元性是不可能有间断的意绪纷乱和心灵分裂的源泉。在这场历险中，借用本书结尾的那句话来说，“人对他为自己所作的自由选择，与所谓的命运绝对等同”，而偶然性的作用似乎是不存在的。

即便忽略不计论点本身（它接受以作者关于他所谓的“原初选择”的想法为主要公设）可能遭受某些人的责难，作者以波德莱尔这个难以纳入某一模式的诗人为对象，努力做理性的重构，此一努力中难道不包含某种程度的滥用权力？更重要的是，以这种破门而入的方式闯入这样一个人的意识（倘若这是可能的），这难道不是潇洒过分，除非这干脆就是亵渎？

不过那就等于断言，所有大诗人都在凡人不能企及的另外一个天地中居住，他们奇迹般地逃离了人的状况，而不是相反，他们是被选中的镜子，人的状况在他们身上比在任何其他人身上能得到更清晰的反映。假如说伟大的诗是存在的，那么人们就永远有理由询问那些愿为伟大的诗做代言人的人，试图进入他们内心最秘密的角落，以便对他们作为人所梦想的事情，有个更清楚的了解。而当人们寻求这样做时，人们在接近他们时，就不能像感染了宗教狂热那样若有神灵附身，口中念念有词，而是应该用最严格的逻辑武装起来，同时对待他们（不管他们多么看重自己的特殊性）如同他们不过是平起平坐的邻人而已。舍此之外，没有他法。

然而萨特此举虽然大胆，却对波德莱尔的天才毫无不敬之心，也丝毫没有低估诗在他心目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保留一个禁区（唯理主义在诗本身的领域里无用武之地）之后，这个诗人的作品仍旧如同由一个人手中的笔制造的产品一样，一直来到我们面前。而这只手又是通过写作，由一个追逐某一目的的人驱动的。对于任何爱读书的人，对于把读到的文字当作思考动机的人，显然应该听凭他完全自由地运用自己的智慧去澄清此一目的。类似的企图——归根结底，此类企图旨在通过对某些天赋特别丰厚的人曾经追求的东西作更精确的理解，为自己解释清楚自己的追求所在——并非侮辱性的侵犯行为。有些人的眼睛只盯住一些禁不住更强烈的阳光照射的脆弱的神秘，除了对于这些人，此类企图激起的浪花都不会对真正的诗具有腐蚀性。人是真正的诗的依托，而真正的诗中包含的对人的任何新的看法，不管此一看法不可避免地仅是近似的，只会使真正的诗产生更深远的回响。

萨特如他自己承认的那样与诗无缘，而且至少可以说他对诗的一往情深的追随者们有时出奇的严酷（例如在他的论著《什么是文学？》中对超现实主义不经审判便立即处决，足资证明）。对于萨特，我们应该在这里承认，他的功绩不仅在于在波德莱尔的作品中找出几组未被突出的泛音，不在于他指明，在波德莱尔的一生中只看到“厄运”是不对的。归根结底，他的一生具有最崇高意义上的神话的性质，以致这个神话的主人公成为这样一个人，在他身上，宿命与他自身的意志齐心协力，而且他似乎还迫使命运为他制作雕像。

米歇尔·莱里斯

献给让·热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