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波德莱尔生前怀才不遇，备遭厄运，身后却是说不尽的风光，被尊为现代诗歌的创始人。两位权威的波德莱尔专家，美国纳什维尔城万德比特大学的教授皮叔瓦和齐格勒合著的《波德莱尔传》最近出了增订版。据他们的统计，迄今为止，关于这位法国诗人的论文与专著已达五万种。萨特1947年发表的《波德莱尔》别具一格，当年曾轰动一时，今天在汗牛充栋的“波学”著作中仍占有特殊地位。

一般传记作者对传主都采取仰角，萨特这本书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传记或评传，但他却用了俯角。采取仰角，自然是因为传主是伟人或大名人，作者为学究或小作家，心理上先已处于劣势。萨特当时的声望已如日中天，不让波德莱尔的身后荣名，何况他只是把后者作为一个个案，借以实验他发明的存在精神分析法。他手里拿着手术刀，波德莱尔不过是他解剖的一具尸体。所谓存在精神分析法企图用存在主义调和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法，在更大程度上接受的似乎是弗洛伊德而不是马克思。弗洛伊德强调童年经验，特别是性经验对一个人的一生的影响，萨特强调的则是一个人早年的形而上选择，“原初选择”，对他成为他日后的那个样子的决定性影响。

普遍认为，波德莱尔的一生与他的这个人不相称。这个天才得不到社会的理解与尊重，终生穷困潦倒；他的母亲改嫁，继父与他如水火不相容；他挥霍成性，情妇偏生吝啬；他趣味高雅，却染上一身梅毒，等等。萨特要证明，他的一生正是他自己选择的。他的母亲曾是他崇拜的偶像，他在母亲身边如同在一个圣殿里一样得到庇护。这个为他如此热爱的妇人竟然再嫁给一名军人，把他寄养在别人家里，于是就产生他一生中那个有名的“裂痕”。他觉得自己被抛弃了，感到孤独，并且把这种孤立设想成一种宿命。“这意味着他不限于消极地承受这种孤立并且希望它是暂时的；相反，他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把自己关在里面；既然人们判处他孤立，至少他要求这个判决是不可更改的。”这就是他为自己做出的原初选择。他发现并且要求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像一个赌气的孩子索性夸大自己的错误，一切自暴自弃、惊世骇俗的行为，莫不起源于此。他的孤独赋予他若干义务和特权，他要求他的父母承认它，以便让他们认识到他们的错误有多大，从而达到惩罚他们的目的。他的反抗是形而上的，其实他认同、接受他反抗的伦理价值。《恶之花》有伤风化案审理期间，他没有一次曾企图为自己的书的内容辩护，没有一次曾尝试向法官解释他不接受警察和检察官的道德。他需要有人审判他，需要权威的引导，甚至在性领域。他寻花问柳，尤其是残花败柳，而他真正赞赏的却是冷淡的、无动于衷的女人。有诗为证：“在这卖春女的身旁，我不由想起／我求之不得的美貌多愁女郎……／因为我真会狂吻你高贵的肉体……／如果在某个夜晚，哦，冷酷的女王，／只要你能自然而然地流出泪珠，／使你那冷冰冰的眸子暗淡无光。”冷淡的女人是审判官在性领域的化身。他与堕落的女人厮混，正是为了能在她们身旁想念可望而不可即的冷若冰霜的女人。

总之，萨特认为，波德莱尔的一切是他精心设计的，连他的梅毒病，几乎都是他决心染上的。这也有诗为证，因为污秽、肉体的苦难、疾病、医院，这一切对他都是诱惑：“更严重的缺陷，是她戴着假发，／青丝已从她洁白的颈窝飘离；／可这不妨碍情人的热吻如雨点／落在她比麻风病人更剥蚀的额际……”

萨特自称与诗无缘。心折波德莱尔诗艺的读者读这本书或许会大失所望，甚至不能容忍哲学家焚琴煮鹤，大煞风景。如果萨特偶尔也引用波德莱尔的诗（他更多引用的是书信），那只是为了分析“诗的事实”，不作艺术赏析。而种种分析，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证实存在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他自己选择的，因此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一生负责。波德莱尔毕生追求“不负责”，唯其因为这个“不负责”是他追求的，所以他要对之负责。读萨特这部著作，我们固然可以从某个特定角度加深对波德莱尔的理解，更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一位大师如何应用他得心应手的理论和方法，做出极其漂亮的论证。

施康强
原载《中华读书报》1998年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