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旅程

1862年4月5日，这是新组建的淮军正式开拔的日子。天刚放亮，曾国藩和李鸿章便早早来到了安庆码头。早春的江风迎面吹拂，带着阵阵寒意。第一批前往上海的淮军将士此时已列队完毕，正整装待发。经过几个月紧锣密鼓的筹划，东援上海的行动就要拉开序幕了。曾国藩身披黑色斗篷，在李鸿章的陪同下，来到队列前，向将士们挥手致意。薄雾笼罩着江面，四处飘散。熹微的晨光透过薄雾泛着淡淡的乳白色的光芒。

仅仅两个多月，这支后来被称作淮军的武装便迅速组建完成。其总兵力为十三营，六千五百余人。虽然组建时间有些匆忙，人数也十分有限，但毕竟从无到有，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相比于李鸿章的兴奋，曾国藩的表情始终十分严峻，紧锁的眉宇间似乎透着一丝忧虑。淮军建军后，首要的任务便是增援上海。可是如何把这批人安全地送往上海却是一个很大的难题。首先，安庆与上海相距千里，路途遥远；其次，从安庆至上海必须穿越江苏省境，而整个苏南基本上都是太平军的地盘。要想穿越太平军的占领区，安全开赴上海，并非易事。

有一条进军路线作为首选，即由和州、天长、六合穿行，至扬州、镇江，然后抵达上海。这条进军路线的基本要点即避开苏南，绕道苏北。因为苏北的一些地区当时仍在清军控制之下。曾国藩倾向于走这条路线，认为安全系数较大。年初，他向朝廷上奏的实施方案也是主张走这条路线。但这条路线的不足之处是路线较长，而且耗时费力。上海的官绅们显然等不及了。一晃三个月过去了，太平军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已经高高悬起，随时都可能砍下来。如果说，年初的大雪阻碍了太平军的行动，那么，现在冰雪开始消融，天气逐渐转暖，太平军的攻势随时都可能发起。

上海方面提出了一个新的方案。这个方案就是走水路，利用火轮船，沿长江而下，直趋上海，时间只需三日。可是，这个方案速度加快了，危险程度却增加了。当时长江沿岸几乎都是太平军的营垒，江中还有太平军的水师穿梭巡逻，这个办法能把部队安全地送往上海吗？上海官绅们的应对之策是，租用外国的火轮船。

太平军占领江苏大部分地区后，长江水道被严密封锁。有学者考证，当时长江上是“片帆难航”，但洋商却享有特权，他们的船只不仅可以自由往来，而且凡挂洋旗的船，亦可安全通过。因此，一面洋旗就等于是一张通行证，一把保护伞。上海官绅们据此认为，只要租用了洋人的船，再把军队藏入舱内，便可秘密前往上海。

可是曾国藩对于这一运兵方案却顾虑重重，湘军高层也都不看好。他们担心的是，洋人靠得住吗？这军队到了船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要是被发现了，那可只有等死了。不过，李鸿章倒是认为可以一试。因为太平军虽然控制长江沿岸，但立足未稳，不大可能冒险向外国人宣战。

当然，租船的费用相当惊人。当时上海至汉口的一张客票高达七百两，而货物每吨的运费相当于中国到英国同等价格，甚至比这还要高，何况是运送军队呢？但考虑到兵贵神速，曾国藩还是同意把这作为预备方案也列入计划之中。

随后，上海方面通过英国领事找到了一家英国洋行——麦李洋行，商讨租船事宜，没想到对方一张口就要十八万两，而且丝毫没有讲价的余地。事情报到江苏巡抚那里，薛焕吓了一跳。这么高的费用，让上海道台吴煦也觉得离谱。但最初提出这个建议的顾文彬等人却不肯放弃。顾文彬是湖北盐粮道，官职并不高，不过他在上海滩却是一个能人，尤擅与洋人打交道，是吴煦班底的重员成员之一。他坚持认为舍此别无良策。究竟是钱重要，还是上海的安全更重要呢？吴煦被说服，同意以向洋人贷款的方式筹措船租。薛焕也不能不同意了，因为除此之外，他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薛焕批准后，顾文彬等人很快便与麦李洋行达成了协议，即由该洋行提供火轮船，将所有安庆援兵、包括骡马和军用物资运至上海。运费总计为十八万两。作为附加条件，该洋行还提出，如果途中发生意外，火轮船也由上海方面包赔。

就在上海忙于租船之时，朝廷催促发兵的谕旨，也如同催命符似的，一道接一道，“五日之中，严谕四下”。曾国藩如坐针毡，倍感压力。他写信给吴煦，催问租船之事能否定下来，如果定不下来，他就要实施陆路进兵计划。然而，此时租船之事尚未最后定夺，吴煦无法立即回答。

时间紧迫，已经不能再等待了。曾国藩本来就对水路计划存有疑虑，现在干脆不考虑了，他向朝廷奏报，决定实施陆路进兵计划，并令李鸿章率部向镇江进发。可是，命令刚下达，3月28日，上海官绅雇用的第一批外国火轮船便抵达了安庆。跟船来的是钱鼎铭和潘馥。他们向曾国藩报告说，此次行动共租用洋船七艘，第一批到达的是三艘，每次可载三千人，分三次即可将全部援军送往上海。

计划赶不上变化。这一来，曾国藩倒有些犯难了。军令已下，如果改动，恐“有拂兵勇之心”，不改吧，船已到了安庆，又恐“大拂江苏绅民之心”。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写道，“踌躇久之，不能自决”。这天晚上，曾国藩睡得很不好，可能是焦虑的缘故。“二更五点睡，腹痛，不甚能寐”。

第二天早上，曾国藩与上海方面的代表钱鼎铭、潘馥、厉学潮等人共进早餐。直到这时，曾国藩仍然没有拿定主意。早饭后，李鸿章来了。曾国藩便与他商量，要不要改变计划。李鸿章说，江浙绅民身陷水火，急盼救援。这次雇洋船又花费十八万元巨款。如果老师不允，这笔钱可就白扔了。他还说，江苏官绅拳拳属望，万不可拂，只能因势利导。曾国藩听后觉得有理。在当天的日记中，曾国藩这样写道：“少荃来，与之言江苏官绅殷殷请援之意……决计由水路东下，径赴上海。”

第一批援军开拔的时间定在4月5日，人数为两千六百多人，分乘三船：亲兵营韩正国率八百人乘第一船，周良才率五百人乘第二船，程学启的开字营一千三百人乘第三船。值得注意的是，首批援军都是李鸿章借来的湘军。让湘军打头阵而把庐州子弟兵放在后边，意在保存实力，还是考虑到湘军经验丰富，作战能力强？这样的安排难免引起猜测。

不过，对曾国藩来说，无论是湘军，还是庐州淮勇，都是自己的家底，并无区别。轮船起锚前，他在李鸿章的陪同下亲自检阅部队，并为将士们壮行。上午九点多钟，汽笛拉响了，三艘火轮船缓缓驶离了码头。在料峭春寒中，刚刚创建的淮军踏上了进军上海的征途。

这是一段危险的旅程。长江沿岸到处都是太平军的营垒和炮台。经过南京时，情况更为险恶。展眼望去，太平军的屯兵遍布江岸，其战船就在洋轮周围来回行驶。李鸿章的亲信周馥后来回忆，他与六百多名将士一起挤在船舱中，胆战心惊，度日如年。舱中人满为患，空气污浊。整个航程，他们都躲在舱内，不敢露面。途经采石矶时，开字营乘坐的最大的一艘火轮船不慎搁浅，引起一片惊慌。南京北岸与和州正是太平军重兵驻扎之地。枪炮林立，虎视眈眈，楼橹相望，近在眼前。程学启和钱鼎铭相顾失色，紧张不已。

岸边的太平军显然注意到了这艘搁浅的洋轮。他们朝这边指指戳戳，聚拢而来。洋船的船长是一个金发碧眼的英国人。他一边要求船上所有的人必须待在舱内，谁也不许出来，一边用望远镜观察着岸上的动静。当他看见岸上的太平军越聚越多，不禁心跳加快。

但他的紧张是多余的。太平军只是出于好奇，张望了一阵之后便陆续散去了。后来又有几艘巡逻的太平军战船从江上开了过来，船上的人再次紧张起来，好在这又是虚惊一场。因为太平军的战船似乎对这艘搁浅的洋船毫无兴趣，离得老远就开了过去。傍晚时分，江水开始涨潮，火轮船终于脱离了险境。程学启笑称：“吾命大矣！”

从4月初至6月上旬，整整两个多月，淮军的全部人马就这样通过洋轮分批运输，陆续抵达了上海。据载除闷死一人外，整个行程有惊无险，这一切似乎来得太顺利了。如此大规模的运兵，而且就在太平军的眼皮子底下，居然没有引起对方的丝毫警觉和注意，简直有些不可思议。太平军怎么了？李秀成难道在睡大觉吗？ efabDxrmBnvDstorS2SFor/PeUyBPqXha8uJS//HD4CcHcq7opvkCpsGCpJg52+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