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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氏向有知人之誉。有史料称其通相术，看人极准，一见而知，一说便准，“真如龟卜数计”，无不灵验。他自己也很得意，自称对人“一见能卜其终身”。可曾国藩也有走眼的时候，早年他就曾错看了鲍超。
鲍超是湘军的一个传奇人物、超级猛将，他打过无数硬仗、胜仗，后来“积功至大帅”。这样一位优秀的将领，起先却不被曾国藩看好，有一次甚至差点被处斩。为此，曾国藩后来专门刻了一枚小章，上书“生平恨不识鲍超”，带在身边时时提醒自己。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然而，这次对程学启，他似乎又犯了对鲍超同样的错误。难道他的眼光不如李鸿章？
其实不然，曾国藩的眼光没问题，问题出在看人的标准上。曾国藩的看人标准，简言之，就是德才兼备。所谓德，就是要符合儒家标准，诸如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之类。曾国藩本人就是理学大师，崇尚程朱，尽管他也养妾买婢，包括接受下属“进贡”的侍姬，可总体上说还算比较严格要求自己。所谓才，那就是要有功名，有文化。这是他用人的基本理念。像鲍超，年轻时放荡不羁，一次赌博时把老婆都押上了。这样的“问题青年”必然难入他的法眼。至于程学启，也好不到哪里。他大字不识几个，而且还当过太平军。这样的人，在曾国藩的评价体系中同样很难得到认同。然而李鸿章不同，他看重的是能耐、是本事，只要有能力为我所用，就算有些缺点，什么贪财、好色，统统是小问题。
湘军创建时，曾国藩立过一条规矩，叫作“选士人，领山农”。何为选士人？就是湘军的军官必须有文化，有功名，要从读书人中选拔。何为领山农？就是湘军的士兵要从本分的农夫山民中招募。那些无业游民、团勇、降众，以及兵痞等等乌七八糟的人都要拒之门外，不用或慎用。但到了李鸿章组建淮军时却不讲这一套了，他是来者不拒。因而，淮军的成分十分复杂，有团练旧部，有“借”来的湘军，有招募的新勇，有改编的当地防军，还有收编的降众，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至于军官，离“选士人”的标准也差之甚远。湘军将领中科举出身的占主要部分，可淮军中全部加在一起也不过二十人（包括一名捐职的），占全部将领的百分之五。因此有人总结说，淮军是“兵将杂冗”，良莠不齐。尽管淮由湘出，同根同源，但彼时就整体素质而言，淮军还远比不上湘军。
淮军开赴上海后，一部分新募淮勇遵照曾国藩的命令，暂时布防于长江口岸，与湘军彭玉麟水师配合驻防。其中有一营，营头叫疏长庚，曾国藩在日记中称其为“桐城匪人”，彭玉麟对其更是极端厌恶，他对曾国藩说，“此人乃恶棍，无恶不作”，为人卑鄙，劣迹斑斑，如通贼、报假账等等，什么坏事都干，当地歌谣蜂起，传骂其人，“污耳不堪言述”。
这样的人居然也进了淮军，还成了营头，彭玉麟大为不解，在给曾国藩的信中气愤地写道：“疏长庚此人应杀，不特应参而已，何以少荃委当营官，实不解也。”其实，像疏长庚这样的人在淮军中并非少数。李鸿章何尝不想纯洁部队，问题是东援孔急，等米下锅，他已顾不了那么多了。为了尽快招兵买马，他只能饥不择食，拿到篮里都是菜，哪还谈得上挑肥拣瘦？只要有用，或能用的，他都来者不拒，敞开大门。如此一来，投奔者便趋之若鹜，络绎不绝。那些在湘军不得志，或者犯了错误的，也纷纷改换门庭，冲他而来。其中最著名的便要数郭松林了。
郭松林是湖南湘潭人，道光十四年（1834年）生人，字西堂，出身于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他爹是个儒生，有文化，为父者肯定是想把儿子培养成一个像自己一样有文化的人，可没想到的是，郭松林却当上了木匠。太平军起，他又加入湘军，成了一个吃兵饭的人。俗语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郭父虽然失望，但天意如此，也无可奈何。不过，郭松林打仗显然比做木匠要有天赋得多。他在湘军时就以“饶有胆略”“骁勇善战”著称。打下安庆后，他已官至参将。清代军职分为总兵、参将、守备、千总和把总，参将的品级为正三品，如果对应现代军职来看，这参将至少也算得上是个师级官员了。史书记载，郭松林相貌堂堂，作战勇猛，人称“清朝赵子龙”。赵子龙是个美男子，郭松林也不差，“双眉插鬓，雅擅风仪”。每次打仗，纵横无敌，坐下一匹白马，名曰“大白龙”，脚力了得，能跨越溪流，四人拽其尾，亦带之而过。
郭松林虽然会打仗，但身上毛病却不少，首先一点是好色。据说他先后娶妾十六人，在湖南老家建住宅十六进，每进住一妾。其中有一妾为扬州名妓，“国色也”。除了好色，郭松林还有一大毛病，就是放荡不羁，作风散漫，经常违反军纪。更气人的是，犯了错他还敢嘴硬，经常顶撞上司。曾国荃为此大为恼火，不知训过他多少回，也打过他的军棍。可训过了，打过了，他却不长记性，一转身又我行我素，继续再犯错误。有一次他又犯了错，曾国荃气坏了，扬言这一回绝不轻饶。郭松林吓坏了，干脆脚底抹油，一走了之。过了一段时间，曾国荃接到李鸿章的一封信，才知道原来郭松林跑上海去了，李鸿章来信就是为他求情的。信中说，郭松林来上海，正值战事紧张，用人之际，纵他千错万错，姑且暂缓处置，让他留在上海发挥作用。原话是“恭请明公赏脸相借，勿以苛责”。对郭的错误，李鸿章也表示他决不姑息，一定要加强批评教育，“时时针砭其过”。
曾国荃看了信很不高兴。什么“赏脸相借”，说得好听，分明是不想让郭松林回来了。但事情到了这一步，他也无计可施。生米已煮成熟饭，况且李鸿章也给了他面子，只好睁一眼闭一眼了。见曾国荃松了口，李鸿章喜不自禁，他从上海旧军中抽出五百多人，交由郭松林编成松字营。此后没多久，松字营就在四江口战役一战成名。战斗中，郭松林威风八面，不可阻挡，出尽风头。到同治四年（1865年），松字营已扩展至八个营，成为淮军绝对主力之一。
李鸿章胃口很大，在淮军建立之初，为了扩展实力壮大自己，他常常是不择手段，多方网罗人才，四处招兵买马。淮军开进上海后，回乡招募淮勇，路途较远，耗时费力，李鸿章就向曾国藩叫苦说，去安徽招兵往返太远，眼下部队急需补充，不如就近在苏北招募。清代招兵有严格要求，规定的地点、时间、人数，不得随意改变。曾国藩考虑到他的难处，也就同意了。于是，李鸿章立即派手下张家瑜等人到江北高邮一带进行征兵。高邮一带驻扎的是都兴阿的防军。这是江北、江南大营垮了之后残存下来的部队。淮军一来招兵后，当地的防军便纷纷脱下军装，化名前来应召。原来，防军的月薪只有三两，而且不能按月支放，但淮军进了上海，掌握了税赋，手上有了钱，发的饷银也高得多。这一下，整个防军全乱了。
都兴阿大为恼怒，接连提出抗议，可李鸿章却阳奉阴违，依旧我行我素。于是，都兴阿一状告到北京，朝廷也觉得这样不对，马上进行制止。谕旨云：
李鸿章招募扬勇，原因沪上兵力未厚，第江北各营月饷，仅止三两，且须五六十日始能一关，必致该处得力之勇改名应募，相率引去，于江北军务大有关系。著李鸿章饬知委员张家瑜等，即行停止……
谕旨最后说，李鸿章籍隶皖北，而且庐（州）、凤（阳）民风强悍，应去那里招兵募勇为宜。李鸿章接旨后，马上做出回应。首先他辩白说，他招的是里下河一带的皖北客民，不是都帅手下的散卒游勇；其次，他保证马上停止，不再招募。此后，他又向都兴阿发了一份公文，表示既已招了，不能退回，但请都帅放心，敝部只招一营，仅此而已。实际上，他招的却是五营。
淮军就这样不断扩大。
李府有一道名菜，叫“李鸿章大杂烩”。据说，李鸿章有一次请客，菜吃到后来不够了，他便让厨子把所有剩菜倒进一个锅里烩出来，没承想竟然味道鲜美，成了一道名菜。淮军创建之初也是如此，三教九流，各色人等，只要愿意来的，多多益善，李鸿章统统欢迎。虽说人是杂了点，可用人之际，也顾不了那么多。
实际上，光能招人还不算本事，李鸿章真正的能耐是能用人。凡是投奔他的，不论是招来的、借来的，还是跑来的、挖来的，他都能拢得住，留得下，用得好。淮军初起十三营，半数以上为湘军，因此向有“淮由湘出”“淮军初起半楚勇”的说法，但这些湘勇到了淮军后，很快便被李鸿章变成自己人，其中许多人甚至成了他的死党、嫡系，死心塌地跟定他。
黄翼升是曾国藩最初创办湘军的老将。曾国藩对他极为信任，把手中宝贝水师交他统带。水师属技术兵种，别的不说，光那些船炮等装备，就得花大把银子才能置办起来。李鸿章到上海后，就以助战为名，把黄翼升的水师借去了。可等到战事结束，曾国藩再想把黄翼升的水师要回来，已经做不到了。首先，李鸿章赖着不还；其次——最要命的是，黄翼升也“乐不思蜀”，不想回去了。曾国藩很恼火，再三催返，“前后函商，凡十三次”，均无结果。于是便上奏弹劾黄翼升，没想到李鸿章却上奏予以袒护。不仅如此，他还和老师打起了“痞子腔”，说什么他与黄是患难之交，“四载以来，欢洽无间”，实在不忍分离，如果老师一定要参办就把鸿章也一起参办吧。
其实，李鸿章用人、留人也没什么高明的手段，说白了，就是物质刺激，以利益为驱动。用他的话说，叫“志在利禄”。凡是跟我干的，就给钱，给权，给官，同时也给你充分施展才华的平台。像程学启、郭松林，也许只有到了淮军才能脱颖而出，绽放异彩。至于你的品行不好，有毛病、有缺点，他可以宽容，甚至包庇袒护。于是，无论你是湘人也好，其他地方人也罢，都对李甘心臣服，乐为所用。
翻翻淮军的档案，除了皖籍之外，还有湘籍、川籍、黔籍、闽籍、苏籍等等，真是来自五湖四海，什么地方的人都有。正因为如此，李鸿章在短短的时间里便创建起一支队伍，并东援上海，完成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