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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申响亮而坚定地弹了奏鸣曲的最初几组和音（他弹低音部），但是丽莎并没有开始她的音部。他停下来看了看她。丽莎的眼睛直直地望着他，流露出不满；她的嘴唇上不带笑意，一脸严厉的、几乎是伤心的神情。

“您怎么啦？”他问。

“您为什么不遵守自己的诺言？”她说，“我把赫里斯托福尔·费奥多雷奇的颂歌给您看，是讲好您不要向他提到它的。”

“对不起，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我是说漏了嘴。”

“您使他伤心——也叫我难受。现在他连我也不会相信了。”

“您叫我怎么办呢，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我从小看见德国人就来气，见了就忍不住要去逗逗他。”

“您说的是什么呀，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这个德国人是一个穷苦、孤独、完全绝望的人——您难道就不可怜他？您还要去逗他？”

潘申窘了。

“您说得对，丽莎维塔·米哈伊洛夫娜，”他说，“一切都怪我这永远改不掉的轻率。不，您不要反驳我；我对自己非常了解。我的轻率给我招来许多麻烦。因为这，我才被人看做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

潘申沉默了一会儿。他说话无论从什么开始，最后总要把话头转到自己身上，而且他说得似乎那么温柔亲切，诚恳，仿佛是不由自主地说出来的。

“就说在您府上吧，”他继续说，“您妈妈当然对我很好——她是那么善良；您呢……我不知道您对我的看法；可是您的那位姑奶奶对我简直讨厌透了。我大概也是说了什么冒失的蠢话得罪了她。她不喜欢我，是吧？”

“是的，”丽莎稍一踌躇，说，“她是不喜欢您。”

潘申很快地把手指滑过键盘，他的嘴唇上掠过一丝几乎难以觉察的冷笑。

“那么，您呢？”他说，“您也觉得我是个自私自利的人吗？”

“我对您的了解还很少，”丽莎说，“但我并不认为您是个自私自利的人。恰恰相反，我还应该感谢您……”

“我知道，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潘申打断她的话，又用手指在键盘上滑过，“您要谢我给您拿来的那些乐谱啦，书啦，谢谢我在您的画本上乱涂的那些画啦，等等。尽管我可以做这一切，但仍然可以是一个自私自利的人。我不揣冒昧地想：您跟我在一起并不感到乏味，您也并不把我当做坏人，不过您照样会觉得我这个人——这该怎么说呢？——为了说一句俏皮话，不惜把自己的亲爹和好友都挖苦两句。”

“您不过是遇事漫不经心，善忘，像所有交际场的人物一样，”丽莎说，“无非就是这些。”

潘申微微皱了皱眉头。

“好啦，”他说，“不要再谈论我了，我们来弹我们的奏鸣曲吧。我只求您一件事，”他用手抚平架子上的琴谱，又说，“您随便怎么看我都行，哪怕叫我自私自利的人也行——就算这样吧！可是千万不要叫我交际场的人物：这个称呼我可受不了…… 我也是个画家呀，我也是个艺术家呀，尽管并不高明，至于说我是个不高明的艺术家，——我马上就来给您证明。我们就开始吧。”

“好，我们开始吧。”丽莎说。

最初的慢板弹得很顺利，虽然潘申弹错了不止一处，他自己写的和他练熟了的他都弹得很好，可是要看着曲谱弹就不行了。因此弹到奏鸣曲的第二乐章——相当快的快板 ——就完全不行了：在第二十小节上潘申就落后了两小节，他弹不下去了，就笑着推开了椅子。

“不行！”他叫道，“今天我弹不了；幸亏莱姆没有听到，否则他会气昏的。”

丽莎站起来，盖上钢琴，转过身来对着潘申。

“那么我们做点儿什么呢？”她问。

“听您这句话就可以知道您的为人！您是怎么也闲不住的。好吧，要是您愿意，趁天色还没有全黑，我们来画画吧！也许另一个艺术女神——绘画的女神——她叫什么来着，我忘了……也许会对我比较眷顾。您的画本呢？我记得，那上面我画的风景画还没有画完呢。”

丽莎到隔壁房间去取画本，只留下潘申一个人，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条麻纱手帕擦了自己的指甲，然后微微斜过眼来看了看自己的手。他的手很白，很好看，左手的大拇指上戴一个螺旋形的金戒指。丽莎回来了；潘申坐到窗前，打开了画本。

“啊！”他叫了起来，“我看到您在临摹我的风景画——很好。好极啦！只是这儿——给我支铅笔——阴影还不够浓。您看。”

于是潘申就笔触豪放地画上长长的几道。他总是画同样的风景：前景是几株枝叶蓬乱的大树，远景是一片林中空地，天边是齿状起伏的山峦。丽莎从他的肩后望着他作画。

“画画，也像一般在生活中一样，”潘申说，把脑袋一会儿偏向左边，一会儿偏向右面，“灵活和气魄是首要的。”

在这一瞬间，莱姆走了进来，他冷冷地鞠了一躬，就想走；但是潘申把画本和铅笔扔在一边，拦住他的去路。

“您要到哪里去，亲爱的赫里斯托福尔·费奥多雷奇？您不留下喝茶吗？”

“我要回家，”莱姆不高兴地说，“我头疼。”

“嗨，头疼不算什么，——别走啦，咱们来谈谈莎士比亚。”

“我头疼。”老人又说了一遍。

“您不在的时候我们弹了贝多芬的奏鸣曲，”潘申亲切地搂住他的腰，高兴地微笑着说，“可是根本弹不好。您信不信，连两个连续的音符我都弹不准。”

“您还是去唱您的浪漫曲吧。”莱姆说，他推开潘申的手，转身走了。

丽莎跟在莱姆后面跑出去。她在台阶上赶上了他。

“赫里斯托福尔·费奥多雷奇，请听我说，”她用德语对他说，陪他在院子里的绿草坪上走到大门口，“我对不起您——请原谅我。”

莱姆一言不答。

“我让弗拉基米尔·尼古拉伊奇看了您的颂歌；因为我相信，他一定能欣赏它。他的确非常喜欢这个颂歌。”

莱姆站住了。

“这没关系，”他用俄语说，后来又用他的本国语言说，“可是他什么也不会懂，这您怎么看不出来呢？他不过是一知半解罢了！”

“您对他不公平，”丽莎说，“他样样都懂，他自己差不多样样都行。”

“是啊，都是二等品，次货，粗制滥造。人家喜欢什么，他也喜欢什么，他自己也以此扬扬得意——是啊，妙啊。我并没有生气，这首颂歌和我——我们俩是一对老傻瓜：我有点儿难为情，可是这没有什么。”

“请原谅我，赫里斯托福尔·费奥多雷奇。”丽莎又说。

“没关系，没关系，”他又用俄语重复说，“您是个好姑娘……您看有人到你们家来了。再见。您是个非常善良的好姑娘。”

说完，莱姆就急匆匆地向大门口走去，一位他不认识的身穿灰色大衣、头戴宽边草帽的先生走了进来。莱姆对来客彬彬有礼地鞠躬（在O市，凡是陌生的面孔他见了都鞠躬，在街上遇到熟人却掉头不理——这是他给自己订下的规矩），在他身边走了过去，消失在篱笆后面。陌生人惊奇地目送着他，然后仔细地看了看丽莎，就径直走到她跟前。